作家浩然逝世引發文壇熱烈爭議

1975年浩然在京郊密雲縣下鄉

●浩然（1932-2008），原名梁金廣，1954年起任《河北日報》記者、北京《俄文友好報》記者、《紅旗》雜誌編輯。1964年到北京市文聯從事專業創作，任作協北京分會主席。1956年開始發表小說，1965年出版了代表作、長篇小說《艷陽天》，1972年出版了另一長篇《金光大道》。1974年發表了宣揚「文革」思想的中篇《西沙兒女》和《百花川》。粉碎「四人幫」後，出版了長篇小說《山情》（又名《男婚女嫁》）、《蒼生》，自傳體長篇小說《樂土》、《活泉》、《圓夢》三部等。

「他是矛盾的，有時候堅定，有時候懷疑；有時候認為自己是對的，有時候又認為錯了。」「但是外界批評的時候他就會堅持。他的精神很脆弱，有一點打擊就受不住。有時候他跟人說話，突然就會眼淚汪汪。」

李青是1981年認識浩然的。作為北京市作協常務副主席，李青與浩然共事二十多年。

最初在北京市文聯，浩然參加活動比較少。大多時候他住在北京郊區——通州、延慶、密雲以及河北省三河縣。第一次見到浩然時，李青感覺他很像小說《艷陽天》中的主人公蕭長春：短髮，國字臉，很愛笑。如果心結不被觸動，浩然的神情總是快樂的。1980年代初期他處於寂寞和抑鬱之中，那時候他遠離文壇，後來才慢慢地回到集體生活中。「他是江青看重的作家，但感覺他被動的時候多。『文革』之後，他還能把自己拉回來。」「他不像文藝界另外幾個跟定江青的人，比如錢浩亮、劉慶棠和張永枚，他們陷得很深，最後身敗名裂。浩然一直沒越過自己的底線，他還能回到一個作家的狀態。」

李青最後一次見到浩然，是在醫院的重症監護室里。「浩然在透析，在長達五年的植物狀態之後，他已經完全失去知覺。」

2月20日凌晨2時32分，病卧床榻多年的浩然辭世，享年76歲。

「喜鵲登枝」

《新農村的新面貌》是葉聖陶老先生寫給浩然的第一部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的評論，這本小說集出版於1958年，其時浩然26歲。時任人民教育出版社社長的葉聖陶用不無熱情的文字評論道：「光就收進集子里的十一篇短篇看，已經可以從多方面見到，在被革命喚醒的新農村裡，人的面貌是怎樣的煥然一新，人與人的關係是怎樣發生亘古未有的變化。」

浩然在《人民日報》的廣告欄中看到了這篇文章的預告，隨後急忙騎上自行車趕往東四郵局，買到登載那篇文章的刊物後，急不可待地坐在營業大廳的長椅上閱讀起來。

跟短篇小說集《喜鵲登枝》一起來到這個世界的還有浩然的女兒春水。

此時，因為沉迷於作家夢，浩然在單位背著「資產階級個人主義」的罪名，當女兒在東四一家婦產科醫院瓜熟蒂落之時，印刷工人們正在裝訂那本天藍色封面的書。幾天後的正晌午，女兒正在母親懷裡吃奶，郵遞員把散發著油墨香味的新書送到浩然供職的《俄文友好報》南門口的收發室中。

這是浩然步入文壇的開始，此後他在文學界嶄露頭角。

《人民文學》雜誌社前副主編崔道怡是浩然短篇小說的責任編輯。從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除去《人民文學》被迫停刊的時間，浩然發表在《人民文學》的短篇小說都是經崔道怡編輯發表的。

在浩然辭世之際，頭髮雪白的崔道怡在他的寓所回憶起往昔的時光：「他的小說文字順暢，意境優美，結構也很巧妙，拿來就可以發表。他寫的鄉村都是光明的，美好的。在我接觸的作家中，他是一個非常樸實的，真正有鄉土氣質的作家，待人接物非常誠懇，實際上他已經不是農民了，而是農村幹部，但他對土地，對家鄉，對農村，對農民是充滿感情的，這種感情是真的，不是做出來的。」

「後來我從朋友那兒知道，當時浩然對農村的社會現實也不是沒有看法，他說某些農村幹部像地痞流氓。他怎麼辦呢？他越是見到不好的，就越在心裡創造一個美好的理想出來。」

浩然出道時，一批作家已先後受到衝擊，被劃成右派，比如王蒙，劉賓雁，劉紹棠，叢維熙，李國文，鄧友梅……文學界從百花齊放變得百花凋殘。

浩然的出現恰逢其時，他寫新農村、新農民，寫農業合作化、農民走集體道路。他的小說都是歌頌性的，充滿陽光的，當那些寫社會矛盾的作家都成了右派以後，他的小說成了最適合政治潮流的作品。從他登上文壇的1950年代末到1970年代中期，他成了惟一沒有問題的作家。

浩然後來出版的三卷本、126萬字的《艷陽天》，是崔道怡建議他擴展補充的，最初這部小說只有20萬字。崔道怡詳細看了手稿，提了具體意見，1962年至1965年，浩然把《艷陽天》改成了三卷本。這部反映1950年代農業合作化運動的小說使浩然獲得了極高的聲譽，也成了那個時代的一面旗幟。

「為什麼浩然可以被接受，老舍不可以被接受？因為浩然出身好，所謂根正苗紅。我覺得老舍也是矛盾的，他一面要配合現實，另一面要堅持寫自己的東西，領導就沒把他當自己人看。老舍最後還是被逼死，自沉太平湖」。崔道怡說。

「打騾子馬也驚」

1932年，浩然出生於河北省開灤趙各庄煤礦。他的家就在礦區的大糞場子，出門就是攤曬著的或堆積著的大糞乾兒，到處瀰漫著熏人的臭氣。曾經一度舉家回歸祖籍寶坻縣單家莊居住，再後來，浩然舉家搬到薊縣王吉素村落戶，父母雙亡，淪為舉目無親的孤兒。

浩然13歲前念過3年小學、半年私塾。他不安心當農民，不情願在小山村度過窩囊的一生，愛寫寫畫畫，愛看書，致使地里的莊稼種不好，棚里的牲口喂得不壯。因此而遭到鄉親們的輕蔑，背後詆毀他是「王吉素最沒出息的人」。那時候的浩然想到唐山瓷器廠學手藝，想成為一名身懷絕技、能掙到大錢的畫匠師傅。結果因為那個工廠里沒有熟人引薦而無門可入，終成泡影。

正當浩然收回野馬一樣的心，打定主意要苦學農活，不惜出大汗受大累，當一名「合格的庄稼人」的時候，「共產黨跟國民黨奪取政權的仗打起來。共產黨的民主政府曾經出面做主，沒有讓企圖霸佔獨吞我家財產的舅舅得逞，保住了我的房屋土地，我對共產黨感恩，因此在兩軍生死拼搏的關頭，我很自然地站在了共產黨的一邊。」

浩然打定主意，等到天下太平了，就回到家，種那八畝平川地。意外的是浩然被薊縣縣委送到地委黨校學習，學習了《社會發展簡史》，看了蘇聯集體農莊的紀錄片，聽了一位到過蘇聯、親眼看到那裡的人過上社會主義幸福生活的同志的報告，年輕的心被點燃起火苗子。

1948年11月，16歲的浩然加入中國共產黨，先後任村、區、縣青年和黨政幹部8年。

然而，單純做農村的基層工作並不能滿足浩然的精神需求。自17歲做起文學夢開始，浩然下決心，補充先天不足的文化知識，磨練好筆杆子，效仿古典小說《水滸傳》和當代名篇《新兒女英雄傳》的樣子寫農村，寫農民。

「我的根子扎在農村的黃土地上，我的血管里流動的是農民的血……農民父老們對我是有恩的，而且恩重如山，終生難報。」

文學上嶄露頭角，浩然也迎來了工作的變動。1956年他被調到《俄文友好報》。從省報調到中央，從保定調到北京，浩然在自述中這樣寫道：「這個時候，我們國家歷史上有名的『總路線、大躍進、人民公社』這三面紅旗嘩啦啦地展開了，震天動地的口號是『超英趕美』、『向共產主義天堂進軍』。那氣勢真是洶湧澎湃，排山倒海一般。」

浩然得到《北京文藝》的入場券，就是1957年在正義路青年團中央禮堂旁聽了一次批判劉紹棠的大會。

他的感覺是「受到了教育」，「靈魂被震撼了」。

萬花凋謝，一枝獨秀

在1965年出版的《艷陽天》的後記中，浩然寫道：「我要永遠往高攀登，堅決做一名用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又紅又專的文藝戰士」。

小說《艷陽天》及他的寫作才能受到江青多次肯定，並在文藝極度蕭條時被改編為同名電影(長春電影製片廠1973年出品，導演林農，主演張連文、郭振清、張明子、馬精武)。在天橋劇場、釣魚台、大寨、人民大會堂等地多次得到江青的接見。

學者陳思和在論及浩然作品時寫道：「浩然是『文革』時期有幸可以在新華書店裡陳列自己作品的作家……在一片肅殺的文學空間，除了樣板戲和一些拙劣圖解政治的文字以外，唯一可以當作文學作品看看的合法創作大概就數浩然的小說了。」

「浩然的創作開始於50年代，民間性的自發成份還相當濃厚，他的作品清新活潑，內容多寫新人新事，雖然膚淺，但淺得可愛。但從1960年代毛澤東強調『階級鬥爭要年年講，月月講，天天講』以來，他的創作發生了根本性的變化，其標誌是長篇小說《艷陽天》的出版。這部作品在『萬花紛謝一時稀』的年代裡能夠一枝獨秀決不是偶然的幸運，而是它能夠直接圖解出一幅農村階級鬥爭的圖像：作者用『兩軍對陣』的二元對立的模式，寫出了一個合作社在麥收以前的15天里發生的一場驚心動魄的『戰爭』。『敵人』的一方，不但黨內外相勾結，而且與城市裡的右派掛起鉤來；不但思想路線上有分歧，而且還殺人鬧事，蕭長春之流就在這樣虛構的」戰爭「中成了風口浪尖的英雄人物。這樣的生活圖像，戲劇性當然很強，但究竟是真實地反映了農村在社會主義建設時期農民的精神面貌，還是為了圖解錯誤的政治口號而歪曲了生活真實，在經過了慘痛教訓以後的今天，應該是不言而喻的。」

1966年，「文革」風暴席捲，浩然被軍宣隊為主的工作組推舉為北京市文聯革委會副主任，他參加了中共第十屆全國代表大會和第四屆全國人大，1976年9月成為文學界唯一參加毛澤東治喪委員會的代表，常以「文學工作者」、「文化界人士」名義參加外事接待、見諸報端，曾出訪日本。

1978年，浩然受到清查，被解除全國人大常委、委員職務。結論是「不是幫派分子，在『文革』中摔了跤，但沒有完全陷進去」。

1979年被流放後重回北京的王蒙成為北京市文聯的專業作家，後來在《王蒙自傳：大塊文章》里憶及當時文聯諸公對浩然的態度：「管樺、楊沫都對浩然印象很好，大多一般工作人員與司機也都喜歡浩然，道理之一是浩然對自己的年齡大4歲沒有上過什麼學的髮妻態度極好，這在中國是好人和壞人分野的一個標誌。浩然對農民業餘寫作者的態度也一直比較好，而對作家同行卻多了些提防。愛體力勞動者而防腦力勞動者，這大概也算一種階級感情，也是多年宣傳教育引導的結果。另外有幾位老作家，對別人在『文革』中挨整而浩然一花獨秀，尤其是浩然當『文革』頭目時的一次紅衛兵批鬥大會耿耿於懷。此次會後老舍自殺了，那還是在批判『資產階級反動路線』之前，浩然說他極力保護那些作家，怕鬧出人命關天的大事。而另一位老作家堅持說是浩然說過打死也沒關係。」

「文革」結束後不久，邵燕祥在林斤瀾家見過浩然一面，後又一同參與過一次會見蘇聯某加盟共和國作家。1979年，林斤瀾在家擺了兩次「團結宴」。兩次都有浩然、王蒙、邵燕祥、鄧友梅、叢維熙、劉紹棠。

邵燕祥說：「我聽說，即使在『文革』中，他正所謂當紅之時，懾於江青的歇斯底里，浩然也是戰戰兢兢，如履薄冰。有一次，他去拜望一位高級軍官，說起他的煩惱或恐懼，那位軍官在室內踱步良久，問：『你就沒有一點什麼病嗎？』在這樣的暗示下，浩然休過病假。這件傳聞可以部分地說明當時的政治氣氛和浩然在特殊處境下的態度，他在那個非正常時期，不是一個惡人。」

1998年秋，在經歷長久的沉默之後復出的浩然在回答記者提問時，談到準備寫自傳，要「說清楚」自己「不是蟊賊，不是爬蟲，而是一個普通的文藝戰士，一個有所貢獻、受了傷的文藝戰士」。

然而，他已經無法說清楚，說清楚的努力使他獲得了更強烈的批評。

「失去的感覺能力」

北京市作協副主席劉慶邦是讀中學時候知道浩然的，1965年剛讀初一時，他就讀了《艷陽天》。

參加工作以後到了煤礦，劉慶邦又讀了浩然的《金光大道》，讀他的小說集《春雨集》，其中收了他的很多短篇，包括《喜鵲登枝》。「他的小說裡邊愛情挺美好的。他寫的農村生活，對一個農村的孩子來說還是很親切的。」

1989年以後，浩然復出，先是擔任《北京文學》主編，後又當選北京市作協主席，北京市文聯副主席。

劉慶邦是到了北京以後跟浩然見面認識的。「在認識他之前我已經在《北京文學》發表不少小說，我有一篇小說已經被審定，是寫老地主還鄉的短篇小說，叫《漢爺》，浩然當了《北京文學》主編以後有人告訴我可能那篇小說發不出來了。大家認為他比較『左』，而且我的小說正是對階級鬥爭觀念的反駁，是寫一個老地主回鄉去找他的情人所遭遇的一系列打擊。但那篇小說還是發了，發得位置還不錯。這是浩然當了主編以後發表的我的第一篇小說。」

後來劉慶邦跟浩然交往的機會就多了。那時候浩然雖然也在寫東西，但跟當時的文學潮流不大融合，說是不大跟得上潮流也好，說是排斥也好，總之，浩然那時給人的印象就是一個過氣的作家。

和諸多對浩然小說的批評不同，劉慶邦以他職業作家的鑒賞力表達了對浩然小說的看法：「他寫《艷陽天》，截取的那段生活正是新中國開始的時候，那時候正是新中國生機勃勃的時候，有種欣欣向榮的感覺。合作化的初期，大家都有對共同富裕的嚮往，對集體生活的嚮往，我看他寫得確實是熱氣騰騰，應該說有真實的地方。」

「等我們長大了，有自己的眼睛之後，我們看到的生活跟他寫的完全不一樣。大躍進，中國農村出現的大面積的飢餓，大面積的浮腫，餓死，自己也餓得吃不飽，那時候再看他的小說就不能認同，很排斥。《艷陽天》還可以接受，《金光大道》就完全不能接受。」

「然而，浩然在晚年也沒有反省自己。他表示不後悔，強調他寫的都是真實的生活。也許他看生活就是那麼看的。很可能他就是那樣思考的。我覺得這樣一個作家，確實值得深入研究。」

劉慶邦最後一次見浩然是在2002年，參加中國作協全委會議的時候。患腦血栓之後，浩然反應不那麼敏捷了。

「他穿件大紅毛衣，滿頭銀髮。跟他說話，他光笑，笑得很慈祥，但言語表達能力已經跟不上了。後來浩然就因為腦血栓成植物狀態，他完全失去了跟人交流的能力。」 (本文來源：南方周末 作者：夏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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