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文學走出低迷境地出路之我見

中國文學走出低迷境地出路之我見　——評創作談<<對話>>與作家程維商榷 劍膽琴心（何連寶）/ 文　　　　 在文壇有著一定地位的省作家協會副主席、作家程維先生, 日前在他的博客發貼<<對話：慢，放慢寫作，大師暫緩——答記者、詩人牧斯問>>, 洋洋七千餘言。那篇創作談, 名曰「對話」, 實則是程維文學觀念的自白, 他羽扇綸巾談笑間的英姿, 拔劍四顧, 誰能與我匹敵的氣慨, 令人囑目。　　　　 據說今年《百花洲》雜誌要做他的一個作品專集，需要附他的一篇創作談, 令人欣喜, 這個「對話」式的創作談在博客一貼出, 就使當地沒有生氣的文學圈, 有了一絲春意。　　　　 又據悉<<對話>>是在酒店幾個文朋詩友聚會時進行的,我現已無雅興參加酒樓茶肆文人墨客的談詩論文 、「品酒論英雄」, 我早已退出「江湖」, 隱居陋巷, 在家修身養性。無奈塵心未斷, 被《對話》扣響心扉, 獨在「燈火闌珊處」的我只得藉此平台發點拙見, 與程維先生商榷 。　　　　 程維在《對話》中詳述了他對文學——尤其是對小說的認識和創作主張，他的文學觀念是新穎別緻的,最為當下的，甚至是超前的；他的創作實踐也別開生面，獨樹一識，令人嘆為觀止。　　　　他在《對話》中坦述：「我的小說的敘事永遠在探求一種存在的可能性，而不是確定性……，過去與現在時間中發生的一切事物的不確定性與可能性，打開了我的思考和想像空間，小說的故事和技術永遠在這裡。」「藝術家寧可把現實變形或化妝成夢的形式表現出來。我的感覺註定了我的寫作是在夢與現實中穿行」等等。弗洛伊德認為,藝術是使人擺脫本能慾望的一種方式 ,藝術家通過幻想、夢臆進行的創作活動,就是要使壓郁的本能得以宣洩, 從而使藝術家和讀者得到一種補賞, 達到變相的滿足。如此看來,程維的文學觀念不是空穴來風,也並在實踐中得到了驗證，他的長篇小說《戈亂》一出版，便在文化比較發達的大、中城市暢銷,引起高知層——作家和學者們的關注，網上反響強烈，好評如潮。他的文學觀點及創作實踐是值得我們思考、研究和學習的。　　　　德國漢學家顧彬認為，中國當代的文學存在很大的問題。作家殘雪也認為，中國文學的寫作都是膚淺的，中國作家過多描述世俗生活結構，而忽略了人類精神層面、特別是人性的探討。上世紀八十年代，西方文藝思潮湧進國內，當時在文壇上頗有銳氣的作家蘇童、格非、孫甘露等賞試創作了一批新觀念作品,有的還另搞了些創作新花樣.如所謂的「意識流」、什麼「三無」（無人物、無主題、無情節）創作，冠名為「先鋒派」。結果畫虎類狗，還丟失了本土氣息,不被人們青睞。其實他們都現實得可以,不做吃力不討好的事，又匆匆回到自己原來的定位。之前還出現過「傷痕文學」，代表作家是兩員為文學歷盡苦難, 痴心不改的文壇老將張賢亮與叢維煦。曾火了一把,後來因「該文學」所描述的都是身處逆境人的飢餓與性饑渴，千篇一律，思想淺薄，又太多太濫，他們的作品自我重複，互相雷同，不久便被讀者冷落。你方唱罷我登場。後又興起了「新寫實主義」，由兩位文壇女傑方方、池莉擔綱主演,紅極一時。該「主義」其實就是現實主義,不知新在哪裡? 而又如殘雪所抱怨的，過多描述世俗而忽略人類的精神層面和人性的探討,最終經不起時間的蕩滌,後來也沒了聲息。還有多種流派,五花八門,都因作品沒有真正的藝術價值而難確立門戶。當下的文學創作也是很令人失望的,正如顧彬所說，中國當代作家放棄了「美的理想」，他們以功利心,「把文學當成過好日子的手段和遊戲，而不是去表達自己真正的內心和生活」。顧彬日前在某衛視談話類節目里一一評點批評了莫言、王安憶、阿城、安妮寶貝等國內知名作家。我不完全認同他的觀點,他認為著名作家莫言是個落後的小說家,這點未免有點偏激,莫言至少在中國不算落後,殊不知莫言的長篇小說《生死疲勞》在形式、內容與結構方面都進行了創新的探索。但莫言過於浮躁,這部長篇43天完成,自然缺乏推敲精神,豈能達到他預想的創作效果? 我閱讀了近年來榮獲全國大獎的大部份作品，我真不願相信這是事實:物質文明顯著提高的當下,文學創作水平竟是如此低下: 榮獲人民文學獎的盛可以的《化裝》,實在不敢恭維,連語言都表達不準確。榮獲矛盾文學獎的《湖光山色》,語言枯燥,平鋪直敘並不時新的乏味故事,令人不解,作者竟會是寫過優秀中篇《銀飾》的著名作家周大薪。唯一篇獲魯迅文學短篇獎的范小青,以平庸語言（據說是其語言特色）寫的《城鄉簡史》,給我留下了一點好的印象。但也不無遺憾，這篇本來是可以大做文章的，不想突然來了個「急剎車」，成了「斷尾巴蜻蜓」。獲全國大獎的作品尚且如此，無怪乎當下文學期刊和書店充塞著大量的平庸作品。當下的小說沒有承襲《紅樓夢》、《西遊記》等古典小說的優秀，也與新文學運動時期(1919---1949)的小說相形見拙.有幾部能與魯迅的《狂人日記》、矛盾的《子夜》、錢鍾書的《圍城》及沈從文的《邊城》相提並論?如此,只得說「諾獎」是酸葡萄來聊以自慰。　　　　文學的使命是什麼？簡而言之,就是表現真、善、美。而中國當下的作品，大都都是迎合小市民庸俗的胃口、迎合市場的需要，一味追求故事性——急切地以平庸的語言敘述平庸的故事。原為嘩眾粗製濫造婚外情和多角戀情,現又一窩蜂地寫所謂的「官場小說」或曰「反腐小說」,互相重複雷同,粗陋淺薄,毫無藝術而言。隨著新聞透明度的增強，現在報刊、電視大都開闢了故事性的專欄，不少現實中發生的真實故事很精彩，遠遠超過了一般作家的想像。一個有才華的作家，應該審時度事，文風嚴謹,以自己真正的藝術作品，來彌補人們從電視和報紙上看不到的藝術和得不到的愉悅。這是個很複雜、深奧的問題,路漫漫兮其修道遠,吾將上下而求索。　　　　縱覽當下的文學作品，再來看程維的小說《戈亂》，就能明顯地看出他作品的藝術出類拔萃，就會為他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實踐鼓與呼。　　　　程維肯定、青睞中國優秀的古典文學，但也很推崇西方的現代派和後現代派作品，他的文學觀念與創作受西方大師們的影響較大。在《對話》里他大量旁徵博引西方大師們的文藝理論言論，以證實自己研究出來的新的文學觀念的正確。隨著時代的發展，文明程度與人們素質的提升，小說傳統單純的形式與平易近人，通俗易懂的結構,不能滿足讀者的需要,應該改變,並要隨著時代的發展不斷更新。現代派主要流派之一法國新小說派的帶頭人,羅伯-格里耶曾說: 二十世紀「是不穩定的、浮動多變、難以捉摸的時代,它有許多含義難以掌握,要描繪這一現實,不能再用巴爾扎克時代的創作方法,而要從各種角度,用辯證的方法去寫,把當今那種飄動多變、捉摸不定的境況表現出來」。二十世紀初，歐美等國家的作家們都在努力將小說的形式與結構向高深方面推進，努力加大小說的閱讀難度，「複雜與嚴謹的藝術結構」已成為「強令性的必要。」小說的結構已被提升到形而上的層面而被讀解。杜拉斯的《情人》、普魯斯特的《追憶似水年華》、卡爾維諾的《命運交叉的城堡》、略薩的《酒吧長談》、克萊齊奧的《訴訟筆錄》等作品，對於習慣了小說傳統形式與單純結構的讀者，閱讀這類作品是須要很大耐心與分辨能力的。這種「複雜與嚴謹的藝術結構」在國外還很盛行，西方的作家們一直樂此不疲，在中國小說還是以平庸的語言講述故事的當下，應該是新穎別緻的。程維是很聰明的，他能審時度事，與時俱進，甚至意識超前,機動靈活地運用中國一個偉人提倡的「古為今用，洋為中用」，在承襲中國古典優秀小說創作技法的基礎上，大力借鑒西方現代派和後現代派「複雜與嚴謹的結構」，創作屬於自己創新的作品。他的第一部長篇小說《戈亂》，初試鋒芒，便旗開得勝——在「高知層」引起了強烈反響。　　　　但是，程維在《對話》中闡述的對小說的認識與創作的新觀點，在某些方面有些偏頗，容易引起文學修養欠缺的讀者的誤解，有可能產生「誤導」的負面影響。　　　　譬如《對話》中說：「好的小說應該是迷宮式的，是遊戲式的，是魔方，這才是藝術提供給人的娛悅性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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