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胡適到李敖：台灣自由主義之起落

李敖的大陸之行，給我們一個了解台灣歷史嬗變的契機。台灣之所以有紛繁複雜之格局，李敖之所以有眾說紛紜的表演，都可從歷史中找出一些伏筆。五十年來對於台灣的政治意識起過較大定調作用的論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黃錇堅/綜述 李敖的大陸之行，給我們一個了解台灣歷史嬗變的契機。台灣之所以有紛繁複雜之格局，李敖之所以有眾說紛紜的表演，都可從歷史中找出一些伏筆。 一般來說，一個社會在特定的發展階段，相應於它所面對的內外環境，會形成某種特定的政治論述，一則藉以澄清它所必須處理的政治問題，二則藉以凝聚關於政治價值的共識。這種論述的發展與演變、積累，構成了一個社會的政治集體意識的歷史，對於其成員的自我認知與邁步方向有相當的影響。台灣「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副研究員錢永祥認為，五十年來對於台灣的政治意識起過較大定調作用的論述，大概主要是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 從胡適到雷震、殷海光及李敖，這條思想脈絡也許可以折射自由主義在台灣的起承轉合。 《自由中國》時代 「從一九四九年國民黨來台灣，一直到國民黨政權落到李登輝手上，這是一個由國民黨統治的漫長時期。如果說台灣有過一股自由主義力量的話，這個力量的身份是非常明確的，就是因為國民黨而生存、也因為國民黨的失勢而消失。」錢永祥說。「如果說台灣有所謂自由主義的論述、自由主義的思潮、自由主義的言論的話，那麼，那是從《自由中國》半月刊開始的。」 1949年1月，國民黨軍隊在戰場上節節敗退。雷震與胡適、王世傑、杭立武等開始籌備《自由中國》的雜誌。11月20日，《自由中國》半月刊在台北創刊，胡適掛名發行人，雷震為實際負責人。 從創刊始，《自由中國》半月刊一直受到胡適的很大影響。胡適是20世紀中國學術思想史上的一位中心人物。從哲學、史學、文學到政治、宗教、道德、教育，無論是譽是謗，沒有人可以完全忽視他的存在。 關於自由主義，他的闡述非常精到：「總結起來，自由主義的第一個意義是自由，第二個意義是民主，第三個意義是容忍——容忍反對黨,第四個意義是和平的漸進改革。」這些理念無不體現在他的行為選擇中。這裡簡要提及他和國民黨、和《自由中國》的瓜葛。 總的來說，胡適與蔣介石之間一直保持著良好的關係，但又不失期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的立場，幾乎不接受政府的官職。惟一的例外失抗戰爆發後，胡適為赴國難，出任中國駐美大使。抗戰勝利後，胡適出任北京大學校長。1948年底，國共內戰進入戰略性的轉折階段，解放軍即將進入北平，蔣介石派專機接胡適等北平學人南下。爾後胡適赴美講學。 1949年國民黨遷台後，隨著局勢逐漸穩定，胡適於1952年11月及1954年2月，兩次應邀來台講演。而此時中國大陸正發起對胡適思想的全面批判，以清除胡適思想的影響。 1958年4月，經蔣介石力邀，胡適同意來台定居並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以推動學術研究。在台北的最後五年，胡適主張自由、理性的思想在台灣發揮影響，並鼓舞出新的實踐力量。他支持民主派人士雷震辦《自由中國》半月刊，並肯定雷震聯合李萬居、高玉樹等本省人士組織新政黨的計劃。 雷震等人自由派知識分子創辦《自由中國》的初衷，是宣揚自由和民主，對抗共產主義。一開始，蔣介石、陳誠均同意這種做法，甚至提供實質支持。但雷震對共產黨的態度更多是出於思想和理論層次，而非權力之爭。他衷心相信，多黨制、代議制度、反對黨監督等民主政治的基本因素是社會長治久安的基石。而蔣介石與國民黨右派人士卻認為，這套體制不僅無法應對共產黨的挑戰，反而提供他們進行分化滲透、遂行顛覆陰謀的空間。 隨著客觀環境的變遷，雙方思想和見解差距巨大，彼此衝突在所難免。 從1957年7月起，《自由中國》以「今日問題」為總標題，連續發表十五篇社論，提出反攻無望論，指出國民黨借反攻大陸神話而一黨獨大，為所欲為，殘害人權，浪費民族時光精力。1959年3月，胡適撰寫《自由與容忍》一文，表達「容忍比自由更重要」，他甚至鼓勵台灣能夠出現一個反對黨。1959年6月起，《自由中國》亦連續發表多篇文章，反對蔣介石尋求總統三連任動作。蔣介石當過兩任總統了，按照當時的「中華民國憲法」，不能再當第三任。 而蔣經國則發動多次言論的批評，包括用軍方刊物批評《自由中國》。50年代末，雷震開始跟本土的政治精英接觸，組建新政黨。1960年他終於遭到逮捕，國民黨為其所陷構的罪名是「包庇匪諜」，《自由中國》亦遭到停刊的命運。（見輔文：不容青史盡成灰） 在1950年代，《自由中國》奠定了台灣日後談論自由主義的基礎，其主要訴求是憲政民主。錢永祥指出，當時的《自由中國》已經涉及到日後台灣政治上所有的問題，而且都討論得很徹底。比如，有了一部憲法，要不要按照這部憲法去實行？有了一套司法體制，要不要容許這套司法體制獨立？還有憲政法統、反對黨、黨與國家的關係、黨與軍隊的關係、黨與教育、司法的關係等等問題。這些都是台灣到了1980年代還沒有解決的問題，而《自由中國》從1950年代就開始談論。 從1949年創辦到1960年停刊，《自由中國》前後11年，開啟了台灣的自由主義思潮。 雷震與殷海光 在《自由中國》時代，雷震和殷海光是奠基者和啟蒙者。 雷震青年時赴日本留學，並於1917年加入中華革命黨。1923年畢業於京都帝國大學法學院政治學系，研究憲法學與政治學，接受現代民主理論的訓練。在政治方面，他經驗老到。1940年代，雷震深受蔣介石信任，從抗戰末期到行憲之初，歷任參政會、政協及制憲國大的正副秘書長職務，負責各黨派的溝通協調，並參與制憲工作。即使到了台灣以後，他也幾次去香港，與香港的「第三勢力」進行溝通和斡旋。 殷海光沒有雷震那樣的複雜背景，他是一個學者、一個鬥士，有很強烈的信念，很狷介的人格，在《自由中國》里扮演理論家的角色。 殷海光畢業於西南聯大，師從金岳霖學習邏輯學。其後曾任《中央日報》主筆、金陵大學主筆。1949年赴台，8月離開報界，被台灣大學校長傅斯年聘為講師（1958年升為正教授），11月擔任《自由中國》編委。 除了為《自由中國》撰寫過多篇邏輯嚴密、觀點犀利的社論和書評、論文，他還翻譯了海耶克（大陸譯為哈耶克）的著作《到奴役之路》（即《通往奴役之路》），1953年開始在《自由中國》連載。 殷海光以科學方法、個人主義、民主啟蒙精神為準繩，批判黨化教育、反攻大陸問題等時政，為台灣第一代自由主義代表。在1960年中國民主黨組黨運動中曾提供理論分析，認為組黨乃時勢所趨。當時殷海光與經濟學家夏道平同為《自由中國》半月刊的兩支健筆，也因為常激越的批評時政而且執政當局發生衝突。其中社論《大江東流擋不住》是最為有名的。但是在雷震入獄與自由中國被查禁後，殷海光的大部分作品也成為禁書。 此後，殷海光進入書齋，潛心進行學術研究。1966年1月，其學術著作《中國文化的展望》由文星書店出版，7月被當局以「反對傳統文化精神」等罪名查禁。台灣大學也由於受到當局壓力，不再續聘殷海光。1967年，哈佛大學邀其前往研究中國近代思想，當局也不允許其出境。不久，哈耶克教授來台灣訪問，當局也禁止殷海光與之晤談。而且殷海光的生活起居也受到監視。殷海光不堪如此身心雙重摺磨，1967年不幸罹患胃癌，兩年後病逝。 　　殷海光的思想影響了一大批台灣知識分子。其中不少成為20世紀七八十年代台灣反抗國民黨暴政的風雲人物，有的成為知名哲學家、作家、史學家，如李敖、林毓生、陳鼓應等。柏楊、顏元叔、龍應台、司馬文武等蜚聲台灣的言論家無不受到殷海光思想的指引。 誰都不放在眼裡的李敖，對殷海光卻非常尊敬。他說，「先一代的蛟龍人物，陷在這個島上的，我看來看去，只有兩個人夠格：一個是胡適，一個就是殷海光。我大學時代，胡適已經老憊，蛟龍氣質，已經像丁尼生筆下的《荷馬史詩》英雄，無復五四時代的風光；殷海光則如日中天，《自由中國》是1949年冬天創刊的，到1960年冬天停刊，前後11年，殷海光在這11年間，真是蛟龍得水……」 李敖寫道，「國民黨自從在大陸失敗逃到台灣後，他們檢討失敗的原因，可分兩派：一派認為專製得不夠，今後要多專制才行；一派認為自由民主得不夠，今後要拋棄老套，要做深刻的進步的反省才行。做這種反省的人數極少，但最成功的就是殷海光。因為這種反省的成功，有兩個條件：第一要有知識，第二要無政治野心。有知識，才知道大江東流擋不住，非得自由民主不可；無政治野心，才能維護理想主義的標準，不把自由民主當做爭取政治地位的手段，而當做一種目的。我認為殷海光最有這兩個條件，所以反省得最成功，在《自由中國》的表現上最出色……」 《文星》與李敖 1957年創刊的《文星》雜誌開始並沒有引起人們注意，直到1962年前後，李敖在上面發表《播種者胡適》等文章後，才在台灣各界引起了轟動。胡適去世時，《文星》雜誌紀念胡適的專號賣了三版。從此以後，《文星》成為了台灣最重要的文化刊物。李敖發揮了很大的作用。1965年《文星》遭查禁，次年李敖本人的作品《孫逸仙與中國西化醫學》、《傳統下的獨白》等書也開始被封殺。 錢永祥回憶說，「當時我正好剛開始念書，李敖的《傳統下的獨白》等，在學生圈裡震動很大，好象眼睛一下子睜開了，那時的李敖是文化英雄，沒話說的！對我們這一代人，包括比我大一些的那一代人，形成很大的衝擊。」 錢永祥也是殷海光思想的追隨者。當年他在台大哲學系讀大四時，與陳鼓應、王曉波等老師一起，抗議白色恐怖，被校方以「大過處分」嚴懲，又被帶往「警總」關押六天。這是震驚中外的「台大哲學系事件」前奏的一個小小插曲。而今日，他的研究專業是西方政治思想史和政治哲學，另外也研究黑格爾與馬克思，對西方自由主義思潮尤有獨到的觀察。 錢永祥說，那時的李敖站在現代化的角度，批評中國傳統的文化與社會。作為一個文化批評者，他不太談論當時的政治、經濟與社會議題。他對中國文化的批判，基本上是站在現代化、西化的角度，其中有不少自由主義成份。 「是頑童、是戰士、是善霸、是文化基督山、是社會羅賓漢、是俠骨柔情的大作家兼大坐牢家；另一方面，他是坦白的思想家、挖黑的歷史家，同時是黑白分明的文章大家。」這是外界對李敖的總體評價。 而中國大陸的李敖研究者陳才生認為，李敖是中國台灣當代一個比較典型的自由主義文人，是一位特立獨行的思想家。從梁啟超、嚴復、胡適、蔡元培、傅斯年以來，自由主義在中國開始得到發展。李敖是在《自由中國》影響下成長起來的知識分子，而且他有自己的思想，這些思想有繼承胡適、殷海光的部分，也有超越前賢的地方，而且他的思想是一以貫之的。 李敖也曾拿自己和胡適、殷海光比較。他說，「我在台大時，所佩服的在台灣的前輩人物，只是胡適、殷海光而已。我後來的發展，和他們比較起來，可這樣說：胡適得其皮，殷海光得其肉，真正皮肉相連的，是碩果僅存的李敖。李敖的際遇比胡適、殷海光壞得多：第一，胡適、殷海光出道時，整個原野是大陸，李敖只剩下台灣；第二，胡適、殷海光有正當職業，並且是大學教授，李敖卻一直被封殺；第三，胡適、殷海光趕上知識分子被尊敬的最後一代，李敖則碰到經濟挂帥、武士刀挂帥、知識分子不帥的時代；第四，胡適、殷海光都沒因思想和先知坐牢，李敖卻飽受皮肉之苦。所以，李敖雖然皮肉相連，卻生不逢時，也不逢地……」 　　1965年12月，《文星》雜誌停刊。1968年1月出現的《大學雜誌》頂上了空缺。其中的胡佛、楊國樞等都是剛留學回來的社會科學家，在學生中間有一定的影響。1973年元月，該雜誌因內部成員複雜，意見、立場不統一而停刊。1975年創辦的《中國論壇》則以《大學雜誌》舊人為班底，集結了1970年代與1980年代學成回國的自由派的中年、青年學者，產生過很大的影響力。後來，在1987年台灣解嚴的前後，發揮了很大的輿論、學理功能，對青年學生也有一定的啟蒙式影響。 但錢永祥認為，「從《文星》到《大學雜誌》，基本上屬於強弩之末，這個強弩之末的意思不是說他們對社會的影響不大，而是說他們自由主義觀點的陳述，都是從《自由中國》繼承而來的。他們添加了現代化、現代主義、社會科學之類的新主題與新的語彙，但是就政治論述的基調而言，仍然承繼的是《自由中國》。」而《中國論壇》「和《大學雜誌》一樣，就論述的基調、開啟的議題、運用的思想資源和概念、設定的價值幾方面而言，我覺得《中國論壇》仍然沒有超出《自由中國》的論述範圍。」 《台灣政論》標誌台灣自由主義開始轉型 錢永祥指出，1975年是台灣很重要的一個轉折點。當時出版了一份刊物《台灣政論》，由康寧祥、黃信介主辦。在這之前，《自由中國》、《文星》、《大學雜誌》，都是外省籍的知識分子辦的，而《台灣政論》是近代台灣歷史上第一次由本土籍的政治人物來主持一份刊物，對政府進行批評。它是台灣整個「黨外運動」的第一聲。雖然它很快被禁掉了，可是此後發生了許多事情，比如1977年的「中壢事件」、1979年的「《美麗島》事件」。 錢永祥將1975年至1985年稱為「轉型期」。1975年是一個轉折點，代表本土籍的政治人物出來，帶出了一大批在國民黨統治下成長的年輕人，這批人在政治上有強烈、堅定的信仰和興趣。 而從1985年以後，台灣的自由主義開始受到國族主義的強大壓力，台灣自由主義也失落了批判的方向。 他說，中國自由主義一向簡單樸素，道德性格高過政治性格、思想性格，一直到殷海光都是如此。這樣的自由主義，只有在面對著一個沒有民主正當性又實施高壓政策的政權，才能最發揮它的作用，激發它去對這個政權做出批評。一旦政權擁有民主正當性，比你更具有道德光環，這種自由主義就找不到批評的立足處了。 他引用哈耶克的話說，「民主所能回答的問題，只是政治的權威或政治的權力從哪裡來？從選舉來，人民投票給你。民主解決的問題是這個問題：政治的權威，或政治的權力，來自人民。哈耶克接著說，自由主義的問題，問的不是政治的權威或權力從哪裡來，而是這種政治的權威或權力要受到什麼樣的限制。今天假定台灣百分之九十九的民意用投票通過一個法律，要求將愛滋病的患者統統消滅掉。雖然你有百分九十九的民主正當性，但是因為你已經超出政治權力所能夠做的範圍，你侵犯到了個人的基本權利，這個法律註定是無效的。當然，這個是個極端假設性的例子。」 看到自由主義在台灣的困境，我們不得不回到胡適。他在1948年所寫的短文《自由主義是什麼？》中說：「基本權利是自由，多數人的統治是民主，而多數人的政權能夠尊少數人的基本權利才是真正自由主義的精髓。」 參考文獻 我是誰？：台灣自由主義的身份危機－－錢永祥訪談 自由主義與國族主義——兩種政治價值的反思 錢永祥 台灣思想：自由傳統起落興衰 張弘 新京報 2005年7月29日 《歲月台灣》 秦風 編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重尋胡適歷程》余英時著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胡適評說八十年》 子通 主編 中國華僑出版社 李敖檔案 竇應泰 編著 九州出版社 維基百科相關條目 延伸閱讀 范泓 《風雨前行———雷震的一生》 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殷海光 《思想與方法》 上海三聯書店 汪幸福 《胡適與〈自由中國〉》湖北人民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