帶孫觸發焦慮症 04

　　本報記者　王瀟　實習生　李哲　　家庭結構的小型化、空巢化以及家庭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帶來價值觀念的更新。「祖輩帶孫」的焦慮現狀，非親歷者難以體會　　　　老蔣的狀態很不好。　　他已經半個月不想進食，僅每日在家人逼迫下勉強吃幾口維生。　　他臉色蒼白，嘴唇乾癟，一副「生無可戀」的表情坐在診室里，一言不發。直到李霞向家屬問診完畢，老蔣才終於沒好氣地發聲：「這醫生怎麼這麼說教？」　　李霞直到第三次問診，才從老蔣吐出的隻言片語中找到他患上焦慮症的誘因——「外孫吃飯看電視，我說不行，但沒人聽我的意見。我發火也沒用，完全不改。我的意見已經沒有價值……」　　醫學上固然沒有「帶孫焦慮症」這樣通俗的名詞，但對上海市精神衛生中心老年精神科主任李霞來說，這個名詞興起的背後是「誰都知道卻誰都不認為是大問題」的祖輩帶孫焦慮現狀。　　上海市中醫醫院主任醫師許紅在老年睡眠障礙門診中做過統計，因帶孩子而產生心理壓力的老年人佔到門診病患的1/3。上海市科學育兒基地2013年對全市的抽樣調查顯示，73.4%的祖輩是主要帶養者，99%的家庭是由祖輩參與帶養孫輩。而放眼全國，全國婦聯兒童工作部2016年底發布的報告顯示，61.6%的家庭在孩子上幼兒園前由祖輩幫助帶養，同時，78.8%的父母表示與祖輩教育觀念不一致。　　家庭結構的小型化、空巢化以及家庭功能的分化，不可避免地帶來價值觀念的重塑和更新。「大多數人把焦慮裹挾在一堆錯綜複雜的狀況之中，不知不覺走入了這個境地，卻缺乏出口。」李霞說。　　帶孫焦慮症？真有這種說法嗎？　　老蔣承認自己鑽了牛角尖。　　他今年68歲，當了幾十年的企業幹部，性格倔強。6年前女兒懷孕生產，他徹底從工作崗位退休，打算和老伴一起「含飴弄孫」。　　卻遭遇種種不如意，細究起來，都是些雞毛蒜皮的小事。　　比如他不允許外孫吃飯看電視，必須隨手關燈，不許沾垃圾食品……他要求外孫嚴格執行，但女兒和女婿卻覺得這類細節無傷大雅。　　他心裡明白自己不該承擔父母之責，但又怕長期下去孩子被毀。「我什麼都做不了。」老蔣說。他開始不再說話，不再發表任何意見，不再參與任何和外孫相關的活動。矛盾積在心裡，漸漸成了死結。　　李霞說，老蔣是個內心敏感的人。　　「這樣的人本身有一定焦慮基礎。敏感，多思多慮，追求完美。」往往一點點小事都可以觸發焦慮——比如有位老太太，小孫子快下課了，她讓兒子去接，兒子只要晚出發一小會兒，她就會坐立不安。　　李霞解釋，焦慮症人群有些會出現軀體化癥狀，坐立不安、胃痛、頭疼、胸悶……更多的人則是一過性（指某一臨床癥狀或體征在短時間內一次或數次出現）的焦慮情緒，並未達到醫學上「焦慮症」的診斷標準。上海市中醫醫院睡眠障礙科主任張雯靜聽到最多的描述是，「大腦好像被念了緊箍咒」；「像被一塊大石頭壓著」；「活在一個黑洞里」；「腦子一點也動不起來，像刷了漿糊」……　　焦慮說到底就是問題無法解決，期望無法實現。「最明顯的就是，他說出各種各樣的煩惱，但你無論和他說什麼解決辦法，他都有理由告訴你不行。」張雯靜說。　　焦慮的老人們，煩惱是多樣的。　　有的是愧疚感。一位帶孫的老太太，與親家輪周帶孫。但彷彿一個魔咒，孩子只要送到自己這裡就發燒。原因遍尋不得，但愧疚感卻是無以復加。以至於小孫女在一個小矮坡上下奔跑時，她都要為孫女反覆穿脫外套，以防坡頂有風，造成感冒。　　另一位老人，在老家帶孫，因疏忽造成小孫女溺水而亡。老人被診斷為創傷後應激障礙並發焦慮，5年了，依然沒有走出。　　還有的是自我加壓、把責任擴大化。上海人老李帶著孫子看病，沒掛上專家號，卻發現別的父母都是手機預約了專家號再來就診。想著是自己不會網上挂號而耽誤孫子看病，急得眼淚直流。　　也有套牢的感覺。一位68歲的外婆照看一對雙胞胎，反覆向醫生傾訴「搞不定」「心力交瘁」「晚年生活沒有了」，每晚睡覺要靠安眠藥。　　還有的是提前焦慮。一位老患者向張雯靜傾訴，一聽女兒說要生二胎，「前幾年的辛酸場景一下子浮現眼前，重新走一遍？嚇都要嚇死了！」　　「很多問題你知道好像不對，但走著走著就變成理所當然」　　「真有帶孫焦慮症？」老龍聽了老蔣的病情，急切表達認同，「你這麼一說，我是深有感觸。我當年估計也有」。　　2006年在世紀公園，老龍差點丟了當時2歲半的外孫女。「我正仔細看一株梅花的介紹，突然意識到外孫女不見了。」他喊出了此生最大的嗓門，在整個公園奔跑叫喚孩子的名字。整整半小時，他想的竟不是外孫女的安全，而是回家怎麼跟女兒交代。　　好在半小時後，他在一棵樹下找到了外孫女。　　回家後嗓子啞了幾天。更嚴重的是，他當晚失眠，在之後半個月里反覆後怕，「如果沒有找到……」　　隨著外孫女長大，祖孫間爭執時有發生。一次爭吵後，外孫女直接用剪刀戳進自己的手心，鮮血汩汩流出。老龍和老伴將她送進醫院，數日驚魂未定。　　最生氣時，他電話里跟女兒撂挑子：「我不帶了！我沒這個義務！」　　女兒回應：「你們不帶，我只好辭職。」　　「她這話，等於把辭職原因歸到我頭上了。」老龍忿忿說。和老伴商量了，「只能再捱幾年」。　　「很多問題你知道好像不對，但走著走著就變成理所當然。」老龍搖搖頭。　　老龍最終在外孫女12歲時得以解脫。他和老伴的住房是學區房，而子女的房買在郊區。外孫女上初中前，他們和子女交換了住所，正式「從帶孫班畢業」。　　老龍形容交接那一天的心情，滿腹搜羅能想到的詞是「樂開花」。「真的！難以想像吧？我愛人大概還有點失落。我是徹底沒有的。我只想老年生活終於開始了，哪怕住得這麼遠，要坐24站地鐵去找老夥伴我也願意！」　　各家有各家難念的經。老龍說，你很難說誰家的帶孫安排就一定好，也很難把一家的做法套到另一家。　　他身邊好友，帶孫模式各不相同。有的是全天候被套牢；有的是年輕父母在兩家老人之間接來送往，一家一周；還有的是從外地來滬，因房子小，只夠一人來住，無奈和老伴分居……有人實在受不了，放下狠話「我出錢，請保姆來帶！」沒過半個月，自己又回來，因為想孫子想得失眠，「隔空擔心」。帶孫時間最長的老朋友，把孫子一直帶到工作，經歷了二度空巢。　　朋友聚會時，老龍念了首打油詩——「是主人吧，說了不算；是客人吧，啥活都干；是保姆吧，一分錢不賺，外搭錢還不算；是志願者吧，還沒人稱讚。」　　有人笑了，有人卻哭了。　　現實很難。張雯靜說，老人無奈，子女也無奈。她自己同樣是由母親幫帶小孩。醫院缺人，她產假3個月就上班。她記得母親有次喂孩子吃飯喂到一半，碗哐當打碎——母親累得睡著了。她心疼，卻沒法做出任何改變。母親反過來安慰她，「帶孩子不容易得老年痴呆」。　　2014年，上海市科學育兒基地發布《虹口區0—3歲嬰幼兒家庭早教狀況調查》。對虹口800戶家庭的抽樣調查結果顯示：75.4%的母親認為早教最佳帶養人是父母自身，同時，兩代人對「父母一方用1—2年時間在家養孩子」的支持或期望態度高達95.4%。　　「現在，公辦的託兒所幾乎沒有。工作和孩子，難以兩全。」張雯靜說。　　「他擔心安定的副作用，卻不能理解焦慮狀態其實更嚴重」　　老蔣是拖了兩年才來就診的。　　家人直到他不肯吃飯，才意識到他得病。「當一家人的重心落在孩子身上，老人的失落、焦慮、孤獨，很容易被忽視。」李霞說。　　而張雯靜在失眠門診時發現，很多老人對焦慮的狀態也不以為意。有位58歲來看失眠的女患者，正在幫帶2周歲的孫子。女患者聽力不好，總擔心孫子有何聲響自己難以發覺，於是常常驚醒，長此以往，再難入睡。她就診，是詢問能否增加安眠藥用量。　　患者兒子問：「醫生，我媽媽這樣吃安定會不會有副作用？」　　「最好的辦法是脫離焦慮環境。不帶孩子一段時間，看看睡眠狀態會不會好轉。」張雯靜答。　　氣氛瞬間尷尬。兒子沒再說話。　　「他擔心安定的副作用，卻不能理解這種焦慮狀態其實更嚴重。」張雯靜對記者說。　　疏解焦慮情緒，需要走進內心的、真正有效的溝通。但當家庭無法提供溝通平台，需要向外界尋求出口。　　2007年，東華老年大學首次開辦「孫輩教育班」，一度成為滬上媒體熱點。但僅1年，孫輩教育班宣告暫停。　　「因為報名的學員太少了。」樂善耀說。他曾是上海教育科學研究院家庭教育研究與指導中心主任，被邀請去做講課老師。如今他也是帶孫老人中的一員。　　間斷一年後，長風新村街道婦聯主席張依群因機緣了解到需求，支持教育班在長風社區學校再度開設。　　如今學員維持在10人，8年來，每月一次沙龍，雷打不動。「這是我們精神的港灣。」樂善耀說。　　很多時候，這裡成為傾訴的平台。　　一位奶奶抱怨帶孫勞累，兒子兒媳除了周末來看看，幾乎全交給她。最近她在為開家長會而煩心。孩子成績不佳，誰都不願去開家長會，最後推給奶奶。老太太去了學校就聽老師說「該來的不來，不該來的卻來」，壓力陡增。　　「你給你兒子開了一家責任無限公司！我們的責任是有限的，不是無限的。」樂善耀說。　　另一位外婆說，發現外孫變成了「兩面人」，在外婆家講禮貌，可到了奶奶家就打回原形。「這樣不行，最好你們家辛苦一點。教養對孩子最重要。」「那也不行，親家不開心……」　　「每個人的價值觀不同，我們覺得並不需要誰去說服誰。有時哭出來、傾訴出來就是療愈的方式。」張依群說。　　雖然帶孫問題依然層出不窮，但培訓班主題已經改變——由「孫輩教育班」更名為「祖輩同步成長工作室」，後又更名為「青少年心理滋養坊」。張依群說，8年來，「如何隔代帶孫」的概念被老人自發淡化，而「聚焦自己」成了主題。　　比如最近一期的主題是「身心合一」。「就是當你嘴上說不再焦慮、關注自己的時候，你是不是能身心合一地做到？」樂善耀說。　　張依群希望有更多老年人參與心理滋養坊。不過人數始終沒有突破過20人。「很多人的觀念依然陳舊，還沒有意識到反思的必要。」　　模糊的界限感　　老蔣自己也明白，他的帶孫焦慮其實混雜了退休的失落感。在這個家庭，他不再擁有指揮者的權力，而轉變為協助者。　　李霞在多年診療中觀察到，出現問題的家庭，往往是一家人或者其中有人的角色定位出了問題。　　「很多老人覺得自己委屈，多半是因為一早沒有劃清界限。三代人在一個家庭中，各有各的角色。打著任何旗號的越界，都是不可取的。要明確哪些事是自己的事，哪些事是另一個角色的事，守住自己的界限，也不要侵犯他人的界限。但現在，很多家庭角色之間糊裡糊塗，也沒好意思弄清楚。而角色一旦錯位，要麼是壓抑，要麼就是衝突。」　　比如有不少祖輩把已成年的兒女依然當孩子，認為「他們照看不好自己，又怎麼可能帶好孫子」，於是越界，承擔子輩應付的責任。　　年輕母親小楊對婆婆的舉動有苦說不出。「婆婆不放心我們帶孩子，晚上一定要由她帶孩子睡。孩子還沒斷奶就幾次三番把孩子抱回自己屋。晚上只能孩子哭了我跑過去。後來因為孩子總餓哭，才算搬回來。」　　小楊一位朋友也抱怨，丈夫希望夜間帶孩子睡覺，卻總被婆婆以「你們上班太辛苦」的理由抱走。「老人其實沒有問我們真正需要什麼幫助，而把意志強加給我們。但他們那麼辛苦，我們又怎能強硬表態？」　　「如果祖輩付出了很多，而有一天發現子輩並不是一定需要，這種衝擊是很大的。」李霞說。　　張依群的觀察是，廣泛焦慮的現狀也與社會背景有關。她說，中國傳統重親情和聯結，上一輩則更講「奉獻」，但這一代更講「自我實現」。在這樣的轉型中，難免面臨觀念分歧和價值衝突。「理解了這一點，或許可以對應對衝突有一定幫助。」　　「你很重要」　　真正支持老蔣好轉的，不是藥物，而是李霞幾次三番的「說教」——「你很重要」。　　老蔣現在成了李霞的粉絲，每兩周便主動來就診。　　李霞給了他3個建議：　　先確認自己是不是想做。「很多人的第一反應是我是不是應該承擔這個責任？要首先把『應該』去掉。不要迷失自己。從頭到尾都不應該以別人為中心，無論是兒女還是孫輩。」　　如果確定想帶孫，要充分預估承受能力和可能走入的境地，接受自己只是協從的角色，而不負主導的責任。「要和兒女商量好，自己能幫的邊界在哪裡？最好全家達成一致。」　　第三是要允許犯錯。「沒有誰天生會帶孩子，親子關係正是在不斷試錯中正確起來的。」　　李霞還告訴他，「作為外祖父，你的角色是重要的」。　　「我們過得這麼匆忙，需要有人提醒我們是不是錯過了什麼。比如孩子今天臉色不好，父母下班回家晚，可能根本來不及發現，但祖輩的觀察可以給父母一個提醒。孩子或許並沒有什麼特殊的事情，但這樣的觀察和提醒，對一個家庭是很有價值的。」　　「事實上，正因為家庭成員之間有牽掛，才有這些焦慮，而我們往往也忽視了這一面。」李霞說。　　老蔣說自己的心正在回歸平靜。　　他開始進食。今年3月，他參加了全家的出國旅行，儘管他仍不適應和外孫的交往，更習慣一個人安靜地看書看報。「我們好像帶著一個旁觀的老頭。」家人打趣他。他笑。　　而最讓老蔣女兒驚喜的細節是，小孩放學回家把書包隨手一放，老蔣怪道：「你這書包怎麼又亂放了！」　　老蔣終於可以再一次對外孫「發號施令」了。
推薦閱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