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 | 從敖世、順世到游世的周作人

07-04

簡介

游世的境界高則高矣，美則美矣，然而一旦在現實中遭際那種非此即彼的境遇，就會依照其自身的邏輯毫不容情地跌落，徑直跌進那潭最為骯髒、最為恐怖的大泥坑。

文丨許紀霖

在現代中國知識分子群體中，周作人算得上一個最為複雜的人物。他的悲劇，作為現代知識群中一種典型的精神現象，時下已引起眾多研究者的注目。僅研究周作人的專著，近年間即有三種面世：張菊香的《周作人年譜》、李景彬的《周作人評析》、舒蕪的《周作人概觀》(以下簡稱《年譜》、《評析》、《概觀》)。湖南的出版工作者更有編印周作人文集的巨大計劃和實踐。

當我細讀著這些頗具功力的專著時，困擾著我的是一個難以驅散的疑惑：周作人的悲劇，究竟意味著什麼？

人格新生的兩重屏障

綱常倫理與和諧意境

令當今研究者慶幸的是，周作人在世時常常喜歡談自己：自己的情致、意緒和心境。我覺得，其中有一段話十分值得注意。他說，在自己的心頭住著兩個鬼：「紳士鬼」和「流氓鬼」，它們「在那裡指揮我的一切的言行」。

「有時候流氓佔了優勢，我便跟了他去仿徨，什麼大街小巷的一切隱密無不知悉，酗酒，鬥毆，辱罵，都不是做不來的，我簡直可以成為一個精神上的『破腳骨』。但是在我將真正撒野，如流氓之『開天堂』等的時候，紳士大抵就出來高叫『帶住，著即帶住』！說也奇怪，流氓平時不怕紳士，到得他將要撒野，一聽紳士的吆喝，不知怎的立刻一溜煙地了」。

▲周作人晚年

大致說來，在一九二七年之前，儘管這兩個鬼在周作人身上衝突爭鬥，但畢竟是「流氓鬼」稍佔上風，呵斥禮教，嘲罵軍閥，頗有放蕩不羈的凜然之氣。一九二八年之後，迫於環境之險惡，那「紳士鬼」便逐漸將「撒野」的「流氓鬼」「帶住」，一改五四時期的「浮躁凌厲」，日益顯得「平和沖淡」、「敦厚穩重」，成為不問時世的現代隱士。

對於周作人這樣一段從「流氓」到「紳士」的演變，舒蕪作了一段很有見地的總結。他指出，在當時的中國，知識分子「或是不能克服文化傳統中的消極核心而失敗，一切文章學問、功績成就同歸於盡，這就是周作人的悲劇；或是畢生同這個消極核心戰鬥，魯迅就是這樣譜出了勝利的樂章。」

在那樣一個「不是死，便是生」(魯迅語)的大時代里，中國知識分子面臨著艱難苦痛的自我嬗變。他們身上承受著雙份的重負：不僅有社會環境的外部險惡，也有文化傳統的內在黑暗。

▲周作人年輕時

對於前者，有時候或許能憑一股血性之氣戰而勝之；而對於後者，即令在勇士看來也是防不勝防，因為傳統與自己往往難以分離，傳統屬於我們，我們也屬於傳統。正如魯迅所感喟的：「我自己總覺得我的靈魂里有毒氣和鬼氣，我極憎惡他，想除去他，而不能。」

中國文化傳統中這種窒息著知識分子人格新生的「毒氣和鬼氣」究竟是什麼呢？這裡至少存在著兩重屏障。一重是綱常倫理，「這就是所謂『君君臣臣父父子子』，就是所謂『人倫日用』之學。」

另一重是和諧意境。它體現於文化心理的知、情、意諸子結構中，其認知方法為實用理性，情感態度為樂感文化，行為模式為中庸主義，而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概而言之，乃是一種和諧的文化，如果說綱常倫理僅是外在的人際規範的話，那麼和諧意境則已內化為自覺的價值規範，它幾乎為儒道玄佛諸家所共有，代表著中國文化的基本精神。

▲看書的周作人

自清末梁啟超發表《新民說》而始，中國知識分子就為衝破傳統的文化心理屏障、爭取人格新生進行了不懈的奮爭，到五四形成一個要求個性解放的啟蒙高潮。然而中西啟蒙運動畢竟迥然有別：近代西方的歷史母題是反專制、爭人權，而近代中國當務所急乃在於民族救亡，因而個性解放必須服從於民族解放，爭國權的呼聲也始終壓倒了爭人權的吶喊。

五四啟蒙運動也不免染上了那樣的時代色彩，其個性解放的要求從出發點到最後歸宿都溯源自民族的整體需求。這樣，儘管魯迅等個別人已經覺察到中國文化的深層核心——和諧意境對國民心靈的戕害，但多數五四知識分子仍然將他們的鋒芒指向綱常名教，陳獨秀所稱的「吾人最後之覺悟」還只是「倫理的覺悟」。五四啟蒙運動從反傳統的角度而言不過是反對綱常倫理的統一戰線，更深層的東西很少有人能夠超越時代的局限加以洞察反省。

對傳統文化心理的反思深度直接影響了五四知識精英們自身與傳統人格心態的分離程度。顯然，這一分離在他們之間是差距甚殊的。在五四時期，周作人與魯迅一樣都是思想界出名的反禮教鬥士，魯迅掙脫了儒家群體至上的觀念框限，畢生都在呼喚著中國國民的人的自覺。周作人在這方面則從人道主義的立場鼓盪自我中心和個人至上。

▲周作人五十誕辰與其家人合影

然而，恰恰在中國文化深層核心這一層次上，周氏兄弟明顯地分道揚鑣了。魯迅勇敢地衝破了傳統士大夫的和諧心態，表現了徹底的特立獨行精神。而周作人卻同胡適一般，陷入了和諧意境而終生不能自拔。不過，如果說胡適是以一種入世的儒者形象出現的話，那麼周作人則更多地顯露出某種出世的莊子風度。

他曾說過：「我從小讀《論語》，現在得到的結果除中庸思想外，乃是一點對隱者的同情。」甚至他之所以鍾愛釋家，多半也因為道釋在隱逸這點上有一脈相承之故。周作人與莊子的精神聯繫是如此的密切，以至於可以說，正是從這裡開始，釀成了他後來的悲劇。

現代隱士的正、反、合

傲世、順世與游世

從某種意義上說，莊子的人生哲學可以稱為是一種游世哲學，周作人奉行的正是這種哲學。

游世之於周作人具有雙重的意蘊，它既是一種處世之道，又是一種人生意境。

作為處世之道，游世包含兩個相互矛盾而又彼此依存的對立層面。首先是傲世。周作人在內心深處有著極玄高的理想企求，他憤世嫉俗，對人世的昏暗、周圍的平庸極為鄙視，他的情緒里充滿著牢騷、不平和叛逆。但這一切僅僅蟄伏於內心世界中。

▲周作人與長孫

一旦置身於現實塵世，他既然不能象魯迅那樣立志反抗，就只能走向傲世的反面——順世。現實如此黑暗，而人又是那樣渺小，在他看來，最佳的選擇莫若在亂世中避災遠禍。他很讚賞「忍」，並對釋、儒、道三家的忍耐觀作了比較，覺得釋家主張的「被刑殘而不恨」過於玄深莫測，儒家的「小不忍則亂大謀」不過是「鑽狗洞以求富貴」之類的末技，唯有道家的「安莫安於忍辱」最切合他的「苟全性命於亂世」選擇。

一重是睥睨一切的傲世，一重是知天樂命的順世，這二者在周作人那裡便統一為互補的游世。游世的底蘊在於「外化內不化」、「順人不失己」、「內直而外曲」。換而言之，在精神層次上保持人格的獨立、個性的自由，而在現實層次中又明哲保身，隨遇而安，依違於無可無不可之間。這種游世之道猶如魯迅所刻劃的那樣：「對於世事要『浮光掠影』，隨時忘卻，不甚瞭然，彷彿有些關心，卻又並不懇切。」

顯然，這是中國文化以一種非儒的形態體現出來的中庸理性，即莊子式的中庸理性。它也是以理抑情，不過是將生命的情感擠壓到內心世界或幻想世界中，在現實生活中作主宰的依然是那個實用理性。如此這般，既不同於魯迅的奮然抗爭，又不似胡適那樣的毫無感性生命，周作人十分細膩地將兩個自我加以藝術的整合，並在這雙重生活中透現出中庸的完美。

▲中年時的周作人

游世之於周作人，不僅意味著處世之道，更象徵著某種人生意境。周作人多次聲稱自己作文全為遊戲，「我於這玩之外，別無工作，玩就是我的工作。」這種表白雖有自嘲之意，卻又多少含著某種確認。他深知現世之苦，未必能游得痛快，玩個淋漓，但他卻願意苦中求樂，玩賞這苦味本身。

他很喜歡杜牧之「忍過事堪喜」這句詩，說「我不是尊奉它作格言，我是賞識它的境界，這有如吃苦茶。苦茶並不是好吃的，平常的茶孩子也要到十幾歲才肯喝，咽一口釅茶覺得爽快，這是大人的可憐處。人生的『苦甜』，如古希臘女詩人之稱戀愛，詩云，誰謂茶苦，其甘如薺。」這就是當年名噪一時的苦茶主義。

周氏的苦茶主義不是儒家那種隨時準備應召出山的獨善其身，也不僅是遊戲人生的處世態度，它已經升華為一種至善至美的理想境界。已經超脫了人間的苦難的周作人在「草木蟲魚」中重新發見了生活的樂趣。他洋洋洒洒，信筆漫談，要「在『過去與未來相遇之處』為自己找一個安身立命之點」，而且果然找到了。

▲周作人隨筆

他借英國性心理學家、《性心理學》的作者藹理斯之語，自稱心裡「有一個叛徒與一個隱士」。這就是說，「既要做隱士，又要使別人相信並且特別是要自己相信仍然是舊世界的叛逆者，或者說，把向舊世界作戰的全副武裝從戰場上帶回來，裝點在隱士的幽居之中，這就是周作人找到的安身立命之處」。

周作人欣賞自己這種集叛徒與隱士於一身的游世風度。他「大傲若謙」，宣稱自己無所信仰，對一切均取懷疑態度，「自知無所知」。實際上，「他是自信已經洞察一切，先前相信過的這個那個主義固然已經不值再提，靄理斯等等也只是為我所用，他只相信自己，他以對自己的信仰代替了其他一切信仰。」

他自以為已經超越了一切世俗的功利、人間的善惡之上。所有的衝突和對立到他這裡都得到了完美的均衡，一切強烈的東西在他的精神結構里都失去了地位。

▲周作人與苦雨齋常客合影

既然自己的精神是如此的脫俗，那麼任何庸俗的舉動也就無傷大雅，甚至可以化俗為雅。即使日後幹了為國人所不齒之事，周作人也要拚命維護自我的良好感覺。他對自己的墮落不辯一詞，幾次援引「倪元鎮為張士信所窘辱，絕口不言，或問之，元鎮曰，一說便俗」。

這則故事，好象「他們處世與附敵的一切『無所謂』而又一切都『深有理由』似的」(馮雪峰語)。實際上，周作人表面故作鎮靜，擺出莫測高深的架式，但在其深層意識里，卻不得不求救於一定的心理防衛機制，以恢復自感傾斜的內心平衡。

我以為，周作人出任偽職之後之所以一反常態，鼓吹起儒家的入世，文學主張亦從「言志」轉向「載道」，其原因與其說是出於「謀官」的動機，倒無寧說是乞求於「理性機制」以消解內心的焦慮。「入世」並非其本意，乃是一種自欺，一種精緻得多的阿Q心理。

▲魯迅、周作人、周建人三兄弟

這種「化俗為雅」的態勢，正如馮雪峰當年所沉痛指出的那般：當人們「正要象對一個被強辱的婦人一樣替他叫屈的時候，他又說這是出於他自主，由他自己的高興，這真夠說明那墮落與頹喪的不可收拾了」。

這，就是周作人的人格悲劇。

「生」、「樂」、「和」

美得可怕的傳統魅力

周作人悲劇的意義不僅在於他個人，而是他代表了現代中國相當一部分知識分子。他們有的蟄居於書齋，有的隱逸在實驗室。這些知識分子成為隱士有各種各樣的個人原因，但令人驚訝的是其中不少人早年也象周作人那樣曾經有過一段「狂」的經歷。換一個角度亦可發現，中國的狂人們除卻魯迅等個別人之外，大部後來也都演變為隱士。從狂人到隱士，這裡有一種什麼樣的魔法在驅使著他們呢？

在從狂人向隱士的轉型中，總是間隔著一場人生的大困頓。困頓所帶來的往往是迷惘和幻滅，在這樣的時刻人們會不由自主地去尋求某種歸宿。於是，古老的傳統就挾著無可抗拒的魅力向他們招手了。

▲周作人

中國文化向來重生。無論儒、道、玄、佛，均以肯定現實生命的存在為前提。這與西方文化迥然異趣。西方人對個體存在的合理性問題看得格外認真。哈姆雷特在人生大困頓時會深沉地自語：「是生，還是死，這是個問題」，而對中國人來說這恐怕永遠不是個問題。

莊子貌似無情，他任何功利都超脫得了，唯獨在「生」這個最功利的東西面前不能免俗。生的魅力與死的恐懼象一對影子緊緊地纏住他們，周作人的從「狂」到「隱」，不正與一九二七年以後的白色恐怖有著直接的關聯么？他判定這是一個「多磕頭少說話」的時代，於是命令自己「學個乖，真的象瓶子那樣地閉起嘴來罷！」

當然，他的內心深處依舊是不服的，他欽佩李贄的殉道精神，但又自嘆「此種境地吾輩凡夫何能企及」，為了「苟全性命於亂世」，最終還是扮演了一個「外化內不化」的隱士角色。在那樣一個時代里，他與魯迅都意識到了自我，但魯迅立志反抗，將自我之亮光投射到黑暗的人間；而周作人卻立足於保身，將意識到的自我縮回個人的精神世界。這種視生命比自由更為至上的自我意識說到底不過是鴕鳥式的虛幻自我。

▲周作人在法庭上

正如李澤厚所指出的那樣，中國文化是一種樂感文化，它的境界是審美的境界。這使得中國文化全然匱乏西方文化那種深刻的悲劇精神。在充滿樂感的中國文化中，一方面對世界的秩序和自身的命運從來沒有徹底的理性懷疑，總是習慣於接受現實，順從天命；另一方面，除了墨家有著「摩頂放踵」的宗教精神之外，其餘諸學都缺乏一種高揚意志、勇往直前的殉道氣概。

孔子講究「有道則見，無道則隱」的屈伸之道，莊子更是視遁世為一勞永逸的求樂良途。這就使得中國士大夫往往耐不住那種韌性的求索或絕望的抗爭，而將知命樂天、順時應勢作為自己的人生哲學。

對於中國的狂人來說，最為痛苦難熬的往往不是外部的壓迫、摧殘，倒是內心的孤獨、絕望。周作人早年曾寄望於「思想革命」，不久即發現啟蒙之無望：「在荒野上叫喊，不是白叫，便是驚動了熟睡的人們，吃了一頓臭打。」

▲周作人與夫人羽太信子

這種悲觀主義情緒應該說魯迅比他更深郁，但兩人的反應卻截然不同。魯迅懷著知其不可而為之的悲壯精神，對世界和命運作著「絕望的抗戰」。而周作人則認為，與其苦海掙扎，徒勞費神，不如苦中作樂，悲中求歡。他坦率地表白說：

我實在可嘆，是一個很缺少「熱狂」的人，我的言論多少都有點遊戲態度。我也喜歡弄一點過激的思想，撥草尋蛇地去向道學家尋事，但是如法國拉布雷那樣只是到「要被火烤了為止」，未必有殉道的決心。好象是小孩踢球，覺得是頗愉快的事，但本不期望踢出什麼東西來，踢到倦了也就停止，並不預備一直踢到把腿部踢折，——踢折之後豈不還只是一個球嗎？

他既然本意是「想說幾句話舒服舒服」，那麼一旦發現「禍從口出」反使自己「更不舒服」時，自然就去尋找「做啞巴」的樂趣了。

最後是「和」。

▲周作人信札

中國文化的最高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這使它成為一種和諧的文化，或者用魯迅的話叫「不攖人心之治」。正如舒蕪所分析的：「所謂攖人心，就是震撼人的心靈，打破內心的和諧，打破內心與外界的和諧，這是大不利於暴君的統治和順民的苟安的，於是成為中國之治的大禁，而這種不攖之治之所以能在中國建立起來，正因為中國民族文化是自我調節型的，它總是能通過矛盾的弱化而不是矛盾的強化來維持存在，實現發展。」這同樣與西方文化構成了鮮明的反差。

如果說西方文化「動」得令人眩目的話，那麼中國文化可謂「靜」得使人安睡。魯迅說過，讀中國的書，常常使人安靜下來。無論《論語》抑或《莊子》，無論是功利的抑或審美的，無論是「遊方於內」抑或「遊方於外」，它們的最後歸宿都無一不似一幅安謐淡和的中國國畫，不過是儒融合於人際世俗，庄融合於自然山水而已。這又構成了中國士大夫的互補心態，或進或退都脫越不了「天人合一」的最高境界。

一旦迷戀了這美的意境，它勢必會消蝕你身上的狂氣，吮吸你僅有的感性生命，不知不覺地使你變成一個中庸的、理性的、彬彬有禮的、富於傳統美德的紳士。三十年代以後的周作人「就缺少熱，缺少力，也缺少真正徹骨的冰冷，多的是微溫的理智，正是中庸型的精神結構」。

▲周作人、周建人夫婦與母親魯瑞等在紹興合影

當作為戰士的魯迅「常常是打得衣冠不整，塵土滿身，甚至鼻青眼腫」的時候，周作人則不屑於在「戰場的荊棘泥濘中滾打摔爬」，他高高地站在一邊冷眼旁觀，「時時梳理羽毛，永遠保持著紳士的風度」。倘若以中國文化的標準來衡量他們兩人，自然周作人的形象更美一些，但聯想到他以後的失足、墮落，這種美卻猶如遍地罌粟，美得令人可怕！

有人說：中國文化的惰性就在於它有魅力。當我讀完這幾冊周作人研究的著作時，格外感到這話的份量。願每一個知識分子都來讀一讀周作人罷，因為誠如舒蕪所說：「不了解周作人，就不可能了解什麼是真正的中國文化，什麼是中國知識分子的命運和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