樊綱：中國的改革大有潛力，遠沒結束

樊綱：中國的改革大有潛力，遠沒結束 摘要：現在我們面臨很多腐敗問題，這與經濟轉軌有密切聯繫，是因為沒有把公權力私有化，而不是因為搞了市場經濟。現在有人想再回到政府大包大攬的計劃體制，這實際上是在走老路，最終的結果一定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中國還沒有建成市場經濟，現體制中還有許多由於舊體制沒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損失。中國的改革遠沒有結束，通過縮減政府支出、深化產權改革、推進金融國際化，我們能夠獲得更多的增長源泉。 如果前30年就搞市場經濟，成就可能更大 新中國成立60年以來，我們取得了舉世矚目的成就，從一個貧窮落後的國家發展為今天世界上舉足輕重的經濟大國。2009年，中國超過德國成為世界最大的出口國。儘管人均GDP只有3000多美元，但按照匯率計算，我們不久就將超過日本，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 分析中國的經濟奇蹟，就不得不回顧新中國成立的這兩個30年。第一個30年，是1949年到1979年，這個時期中國經濟的基本特徵是計劃經濟。文化大革命結束不久，從1979年開始，中國經濟開始改革開放，逐步走出崩潰邊緣，而後是一路騰飛，在1979年到2009年這第二個30年中，GDP年均增長率9%以上；人均GDP按匯率時價計算，從原來的100美元上升到現在的3000多美元。雖然第二個30年的經濟體制還不是完全的市場經濟，但我們實行了面向市場的改革，在很大範圍內實行了市場經濟的制度。 現在一個關鍵的問題是如何看待前30年？即計劃經濟的30年。現在有人說，我們在前30年取得了很大成就——大量的基礎設施建設，完善的工業體系，「兩彈一星」，同時人民教育、醫療衛生水平大大提高，人們的壽命也有很大提高——這些成就足以證明過去的體制也是一個不錯的體制。 但是經濟學怎麼分析這個問題呢？經濟學的分析方法不是回答過去有成就或者沒有成就，不是去論證過去30年是不是一無是處。你想，當時八九億人進行了大量辛苦的勞動，做出了巨大的努力，當然會取得很多成就，這些勞動不是完全白費的。因此誰也不能否認前30年取得的成就。但是經濟學要問的問題是什麼呢？假如我們換一種體制，能不能取得更大的成就？是不是能讓人們的創造力得到更大的發揮？是不是能讓人們少做一些無用功？把更多的時間用在發展經濟上，是不是可以少浪費一些資源？是不是可以更合理地配置資源，是不是我們的經濟效率得以提高？總之是不是可以取得更大的成就？ 經濟學不承認有十全十美或一無是處的東西，經濟學的分析方法是在各種可替代的方案中，在各種經濟體制或者各種政策方案中，選擇一個成本相對較小而收益相對較大的方案或者體制。因此對於前30年，要問的問題不是取得了什麼成就，而是換一種體制能否獲得更大成就？是否有可能少走彎路、少付不該付的成本？從這個角度說，計劃經濟不是更好的方案。如果當時不是實行計劃經濟，而是搞了市場經濟，我們這60年可能會取得更大的成就。這裡不是在脫離歷史講問題，那幾十年的歷史有政治、社會、國際方面的各種因素，導致我們走計劃經濟的道路。我們現在再回顧這段歷史，儘管當時實行的體制和政策有一定的歷史原因，但是我們並不能因此就得出歷史上發生的就是正確的。否則我們無法解釋後30年我們要走的市場經濟道路。我們改革和開放，擺脫過去計劃經濟的束縛，也就是說我們得不出計劃經濟比市場經濟更好的結論。相反我們得出的結論是，假如前30年也實行了後30年執行的制度和政策的話，我們現在可能取得更大的成就。 回到計劃經濟，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 前面講了前30年存在的問題，那後30年是不是就沒有問題呢？市場經濟不是一個十全十美的體制，我們選擇走市場經濟的道路，只不過是因為在與計劃經濟體制比較中，它的問題更少一點，可能的成就更大一點，而不是因為它是一個十全十美的制度。與早年有些學者的幻想或者錯覺不同，即以為市場經濟是十全十美的制度，以為市場經濟可以解決我們所有的問題，實際上市場經濟也有它的問題。在實行市場經濟以後，我們發現市場經濟也存在很多問題，這次金融危機暴露出來市場經濟也可能失去理性，也可能導致經濟波動和經濟周期等。我們發現市場經濟如果沒有保障制度的話，很可能導致巨大的收入差距。這些問題我們能看到了，那這些問題是不是剛剛發生呢？在上一個世紀，上上個世紀，上上上個世紀，人們就發現了這些問題。例如馬克思、恩格斯也發現了我們現在所發現的這些問題。市場經濟的問題概括起來有兩大問題：第一，市場的無政府狀態；第二，社會差距拉大。問題不在於市場經濟是不是十全十美的，而在於我們怎麼解決市場經濟可能產生的問題。當年的政策主張就是搞計劃經濟，不僅中國，其他一些國家也實行了相當一段時間的計劃體制。結果各個國家都證明了，用計劃經濟的辦法來解決市場經濟產生的問題不是出路，最後人們又回到市場經濟的軌道上來，把市場經濟作為配置資源的基礎性體制——這已經被各國的實踐證明。現在有些人的想法是再回到計劃經濟體制，回到政府大包大攬，這實際上是在走老路而已，而走老路最終的結果一定解決不了真正的問題。 那麼怎麼辦呢？不斷探索尋找新的辦法，不斷改進、調整市場經濟體制，這才是應該做的事情，也是最近100多年來世界各國不斷努力所在。迄今為止，基本的改進方法是增加一些公共服務，來對市場經濟的某些趨勢進行校正或者抑制。比如在市場經濟基本配置資源的體制上，加上更多的社會保障機制和宏觀調控的機制，來防止收入差距拉得過大以及防止經濟出現大的波動，即解決市場經濟產生的兩大問題——收入差距拉大與市場無政府狀態。所謂的第三條道路的設想，就是我們去想更多的辦法對市場經濟進行校正和補充，使人類的制度變得更加完善更加完美。 人類需要探索、需要繼續努力尋找新的更好的體制，儘管我們也不相信有十全十美的體制，但總是會有更好的體制。迄今為止，無論是理論分析還是各國實踐都證明，回到計劃經濟不是解決市場經濟產生的各種問題的辦法。新中國成立60年來，在兩個30年的對比中，我們應該明確，我們不能再用計劃經濟的辦法，用政府大包大攬、用計劃管制來解決我們在發展市場經濟中所面臨的各種問題。只有明確了這一點，我們才能明確必須朝著市場化方向繼續改革，使市場經濟有更多補充體制建立起來，我們的經濟才能有更快發展。 轉軌時期，公權力私有化方能遏制腐敗 現在人們經常會把中國目前所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和發達國家所實行的市場經濟體制進行比較，從中指出我們有這樣那樣的問題。很多人把我們現在出現的很多問題歸為市場經濟體制的問題，其實這裡有重大的誤差需要重新認識。中國仍處在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轉軌的過程當中，而不是已經建成了市場經濟。現在我們所面臨的很多問題，出現若干醜惡現象，例如腐敗等等，這和我們所處的轉軌時期有密切的聯繫。 所謂經濟轉軌特指的是從計劃經濟向市場經濟，從完全由政府管制的經濟向自由市場經濟過渡的時期。現在的西方發達市場經濟國家，在歷史上從來沒有這樣的時期。它們都是從中世紀自然經濟過渡到市場經濟，在私有經濟的基礎上逐步建成了所謂的市場體制。而我們的前提是前30年的計劃經濟，在1979年後我們才從計劃經濟的基礎上，開始搞市場經濟。這個過程還遠遠沒有結束，我們還有大量的國有企業，還有大量政府管制的體制存在，我們仍然需要進行進一步改革。在這個過程中我們要認識到過去發展和改革的前提是政府掌控著大量的公權力，有大量的資源掌控在政府和國有企業的手中，從這樣的起點進行過渡，我們就面臨一個重要的制約，公權力在市場經濟當中可能會產生一些腐敗現象。 人們一說起腐敗，很多人認為腐敗是因為搞市場經濟才產生的，市場經濟使得人們貪婪，用權力謀私利。但是要說貪婪和道德，在現在的市場經濟國家裡面，人們也貪婪，有機會也會腐敗，但是為什麼我們的腐敗現象特別嚴重？我們可以想一想，腐敗的定義是什麼，腐敗的基本定義是用公權謀私利。在這個定義下，我們就可以推理，假如沒有公權力的話，假如都是私有產權，也就無所謂有沒有腐敗，用自己的錢謀自己的私利是合情合理的。當然結果是有的人更富有，有的人更貧窮，這是市場經濟需要解決和防止的一個問題，但它不是腐敗。腐敗的根源在哪兒呢？不是因為人們貪婪，追求利潤最大化。產生腐敗的根源是公共權力的存在，是公權存在的同時人們又貪婪才產生了腐敗。 那麼公共權力是怎麼來的呢？過去計劃經濟體制下，一切企業都是公共企業，一切資本都是國有資本，因此一切權力也就都成了公共權力。例如一個售貨員賣給你肥肉、瘦肉，都是一種公權力的使用。在這個例子就可能產生腐敗現象，他可能給自己的親戚朋友切一塊更好的肉，本質上這就屬於利用公權謀私利的問題，這就是腐敗問題。因此我們在這裡看到，不是因為搞市場經濟才有腐敗，而是因為我們沒有把各種權力私有化才產生了腐敗，是因為大量公權力仍然存在，沒有完全改革才產生大量的腐敗。在轉軌時期，由於腐敗能夠貨幣化，使得用公權謀私利的行為能夠在更大範圍內得以實現，腐敗變得更加醒目。因此，我們真正要解決的問題，在於進一步市場化改革，把國有企業民營化，進一步減少政府管制，減少政府部門的各種權力，使市場機制發揮更大的作用，只有我們的公權力減少了，腐敗才能減少。 有人說其他國家腐敗少，是監督體制好，有各種有效的監督機制防範人們腐敗，當然這個沒有錯，但問題是監督防範腐敗，在經濟學看來是有成本的。如果大量公權力存在，你需要建立多大的監管監督懲罰部門？要有多少的社會成本來進行監督和監管，我們才能防止腐敗？這一系列社會成本也使得在公權力大量存在的情況下腐敗難以抑制。因此根本在於要削減公權，而不是如何建立防範機制。只要公權力少了，少量的社會成本就能建立監督機制抑制腐敗。 小政府+產權改革+金融國際化，中國改革大有潛力 經過60年的建設，經過30年的改革開放，有些人認為經濟改革開放已經走到頭了，下一步就是經濟發展了。當初在1980～1990年代時，體制改革釋放了大量生產力，使經濟增長有了巨大動力，並以此產生了巨大的經濟效益。現在改得差不多了，沒什麼好改了。這一點只要我們看看現在體制當中，還有多少由於舊體制沒有改革造成的效率損失，就可以理解改革還有多大潛力可以釋放。 根據我們的研究，近年政府部門過大造成支出成本高昂，是對經濟增長的一個重大扣除。首先，我們這些年政府的行政支出，在整個GDP增長中所佔份額有非常明顯的加大，也就是說政府成本有明顯加大。如果這個成本能夠減少的話，那就能釋放出一大塊經濟效率和經濟發展的潛力。第二，我們的產權體制。儘管許多中小國有企業已經民營化，但仍然有大量大型的國有企業存在很多效率低下的問題。儘管現在大型國企的利潤率還是比較可觀，但考慮到這些企業多數是在資源性壟斷性行業，大量資源性、壟斷性收入應該歸為國家所有而不是表現為企業利潤，但現在這些都表現為企業利潤。如果把這些因素考慮在內，這些大型國企的實際效率是非常有限的。如果進行產權改革的話，這些企業的效率會更加提高，我們就能從中挖掘出增長的潛力。第三，我們的金融體制落後。儘管這次在金融危機中，由於我們此前比較穩健沒有急於推進金融國際化，因此受到衝擊較小，但我們金融市場、資本市場配置資源的效率應該說是比較低的。如果進一步改革，使得我們資本配置效率提高，我們的增長潛力還會得到進一步發揮，特別是如果大量中小企業能夠在發展當中獲得更多的金融支持，中國經濟將會有更大的增長。第四，大量農業人口向城市轉移過程中有很多制度性的問題需要解決，特別是過去一些限制和阻礙勞動力轉移、人口流動的制度，例如公共產品的供給制度、土地制度等，如果能夠取消的話，資源的轉移與配置將更加符合經濟規律，我們的增長潛力將更大。 從各個方面看，中國的改革遠遠沒有結束，中國改革大有潛力，我們能從改革當中獲得更大的增長的源泉。就是在這個意義上，我們現在不僅需要應對經濟危機這種短期問題，同時在應對危機的過程中更應該著眼長遠，加大經濟體制改革力度，這樣才能使我們的經濟結構得以調整，促進經濟增長。中國經濟在今後的10年、20年，甚至下一個30年，才能繼續高速、穩定、平衡地增長，中國人的福利才能提高得更大。 ●樊綱，中國經濟體制改革研究會副會長、中國社會科學院研究生院經濟學教授。 *本文初刊於清華大學中國與世界經濟研究中心(CCWE)內刊，本刊發表時做了新編。感謝CCWE李稻葵、陳隨的支持；感謝作者允許本刊發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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