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的心理治療體系

調查中國目前的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現狀,我們從以下幾個方面對中國目前心理諮詢及心理治療的體系進行了調查,但因要求完成時間短(2003,2-8月),難免掛一漏萬,希望能夠起到拋磚引玉的作用。 參加調查的機構包括北京理工大學學生心理諮詢中心、上海復旦大學學生心理諮詢中心、上海華東政法大學、西安市人民醫院心理科、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研究中心[1]、南京東南大學心理諮詢中心、武漢大學人民醫院精神科、武漢中德心理醫院、北京青年**學院學生工作中心、深圳康寧醫院、武漢精神衛生中心、北京精神衛生研究所,北京大學心理系、北京首都醫院醫學心理教研室, 調查的內容、涉及心理服務人員及其所在的機構、來訪的咨客的情況列於下:

心理服務人員 人員來源:目前,從事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工作的人員主要包括有醫學背景的醫務人員、有心理學或教育學等文科背景的學校人員、心理學的愛好者(此部分人員含許多企業人才資源中心人士、監獄幹部、行政企管人員及許多從事鬆散諮詢工作的人員)。醫療人員多為精神科醫生、神經科醫生及其他通科醫生,他們或兼職作心理諮詢工作,或轉型做心理諮詢的專職工作。在一些綜合性大學或師範院校設有心理學系或其他系中開設心理課程。一些社會人士(企業或從事培訓的人員或監獄工作人員等)也對心理治療有濃厚的興趣,他們對於心理知識的傳播普及有著不可忽視的影響。隨著心理治療體系的規範,從業人員將主要限於精神科醫生(psychiatrists),臨床心理學家(clinicalì psychologists),諮詢心理學家(counselingpsychologists)、心理治療師( psychotherapist)和其他輔導工作者(other helping professionals),列表如下:

根據各類國家繼續再教育項目的各種培訓的學員資料,包括中德高級心理治療師連續培訓項目中第一期與第二期精神分析、家庭治療、行為治療培訓班、國際心身醫學連續培訓家庭治療項目(武漢)、國際創傷心理治療項目(北京)、南京首屆精神分析培訓項目。共計481人,男性203人,女性278人,根據機構不同將職稱分為兩類:教育系統學校中教授12人,副教授28人,講師32人,助教及其他共101人;醫療機構中主任醫師23人,副主任醫師100人,主治醫師66人,住院醫師56人(見表3,4)。在可收集到的學歷記錄有258人,博士有30人,碩士84人,本科109人,專科30人,其他學歷有5人(見表2)。ì

從統計中看出,教育系統從事心理諮詢者以初級、中級職稱為眾(助教58.5%),醫療系統則以高級職稱者占多數(副主任醫師56.7% ),可能為兩方面原因,一為高校系統接待來訪者為研究生和實習生為多,來訪者以諮詢問題為主;二為醫院系統從去年才開始實施心理治療師職稱系列,只有高級職稱者才有時間被允許從事心理治療工作,接待的多為有嚴重心理病理的病人。 統計還顯示參加培訓的人員的學歷,本科42.2% ,碩士32.6% ,博士11.7%。需要說明的是這些培訓均為國家繼續再教育項目,為一些大學(如北京大學心理系)經過篩選確定的人員,多數具有相對高的學歷和從事該領域工作的經歷。一些地區舉辦的心理諮詢師培訓班的情形則與此有所不同,其人員結構中的學歷比例與前比大相徑庭,通過率北京地區30%,一年來全部參加人員超過200人,約60人通過員級考核,「師」級考核將在11月9日舉行;湖北地區心理諮詢師培訓班已經舉辦了四期,共有超過1000人報名參加,考核通過情況為高級小於5%,中級小於50%,初級小於70%。衛生部心理治療師一年來考試通過情況共12名通過,尚未完全鋪開。上海則由衛生局組織從業人員的上崗培訓,另外考核,目前已經培訓的人數為139人,尚未考試。 筆者設計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者及所在的機構情況調查表,該表就從業者的職稱、受培訓的時間、學習的系統性、從業時間、採用的理論及技術、用藥情況、是否從事過精神科或者神經科工作、治療聯盟建立的情況等。由於SARS的影響,收集的信息有限;其中參加的單位有上海華東政法大學,上海復旦大學,上海精神衛生中心,上海普陀區醫院,北京理工大學,北京青年**學院學生工作中心,北京精神衛生研究所,北京大學心理系,北京首都醫院醫學心理教研室,南京大學心理健康教育與研究中心,南京東南大學心理諮詢中心,深圳市康寧醫院,武漢同濟醫院,武漢精神衛生中心,武漢中德醫院,西安市人民醫院等。接受調查的共有49人,其中男性有22人佔44.9%,女性27人佔55.1%,平均年齡為32.6歲,職稱分布,接受培訓的級別,接受培訓的時間,所受培訓的內容,從事精神科工作的情況,從事心理服務的時間,用藥習慣,對諮詢或治療的時程長短的看法,自我評估的諮詢或治療的有效率,能建立治療同盟的比例,分別見下圖及表格:ì

從表6中可看出,國內目前與國際合作和國家級的培訓項目對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師的專業學習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但仍需將培訓機構指定在相關高校、大學醫院和研究所,在學科建設的水平加以發展;表7則進一步顯示出學科發展水平的學歷培訓的重要性:通常的培訓以3-6個月以下的為多(20.4% , 22.4%), 6-12個月的最少(8.1%), 但12個月以上的比例最大(32.7% ),其原因為心理系本科和碩士包含在內,以及那些有醫學背景(精神病學)的人們,均會將自己的培訓時間定在一年以上,但實際上在心理治療培訓的系統性上(比如實習)仍嫌不足。如系統學習一種理論的約1/3,系統學習多種理論者也有1/3,在國外(德國為例),精神分析和行為治療理論是需要系統學習的兩個基礎,時間在3-5年(已經有本科基礎者),在某個專業的培訓(如精神分析)則還需另外5年的時間,包括實習、自我體驗、督導等。在國內的較好的培訓項目(包括連續培訓項目),多以傳授理論、提供臨床觀察(如角色表演)及病例督導為主,個人體驗者不多見,這仍是個學歷教育的問題。目前,從事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的醫學背景人員以精神科醫生為多,但心身醫學要求更多的通科醫生的加入。目前衛生部系統舉辦的心理治療師資格培訓在上海的經驗值得借鑒,首先是通過上海人大立法,提出,只要是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的從業人員,必須到指定的機構(上海精神衛生中心)進行培訓,該中心採取靈活的方式,即連續培訓與周末間斷培訓結合,請來國內外多方面的專家對學員進行督導,結業考試後發給上崗證。真正地做到了面向通科醫生(也包括很多高校的教師和心理諮詢師),提供大量臨床案例督導的機會。對從業人員的上崗起到了很好的規範作用。從表10看出,雖然從事心理服務超過五年者超過40%,但在系統培訓方面仍然存在著理論學習不系統,督導時間不夠的問題,在湖北省心理諮詢師的職稱評定工作中,筆者發現大批報高級心理諮詢師的人員背景為高級政工管理人員或在其他領域的高學歷人員(如德國博士)或MBA人員,但這並不能說明他們也具備高級心理諮詢師的資格,類似情況在全國其他地區也不少見。

對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的爭論一直存在,筆者認為,如果培訓得當,則從業人員能夠很好地區別來訪者的就診性質,一般說來,諮詢的來訪者人數應該多於心理治療的病人(46.9% -32.7%),這與從業人員的工作機構有關(如高校諮詢多些,醫院則病人多些),但諮詢中還應該包括大量健康教育的性質(如青少年青春期問題的諮詢、孕婦懷孕與生產前後-圍產期的心理問題等),另外,不應該將心理治療泛化,認為每個人均有心理障礙,應該治療,而應該將許多「異常」歸納到發展過程中的問題加以對待,並激發其自身的修復和發展功能的完善。

關於心理治療與用藥的關係2002年在《中國心理衛生雜誌》上曾專有討論的文章,一般來說,需要用藥者仍應該早期用藥,其原因為:抑鬱症的病人大腦的某些物質的代謝(如五羥色胺)的確出現了異常的波動(通常是下降),這會影響到病人求診和恢復的動機,其次,一部分嚴重人格障礙的病人(也包括神經症病人)在治療進入到一定階段後會出現癥狀的加重。無處方權的治療師應該將這類病人轉借到其他醫生那兒去作藥物治療,作為有處方權的醫生也不宜直接給心理治療的病人開藥,以避免繼發性獲益或阻抗。 關於治療時程的問題,並非是治療時間越長,越有效或越說明治療師水平高,目前提倡短程治療,除了考慮到經濟上的原因外,最重要的還是在於提倡激發病人的自愈能力,以心理創傷為例,在半年內能夠自己恢復者超過70%,餘下的才可能發展為創傷後應激障礙(PTSD)。動力性的理由為,我們應該盡量先從「此時此地」的衝突開始處理,而不是一下子就「殺入病人的靈魂深處」。「殺入」這一詞一點都不危言聳聽,如處理目前病人的強迫癥狀時很快揭發出此來自過去的亂倫(實際上為兒童性遊戲),自我功能差的病人會因此而崩潰(比如自殺)。 另外需要強調的是不是每個人都需要治療,都需要長程治療,所以也沒有必要把所有隻來一次的情形看成治療失敗,看成「脫落」(參見後對錶19的分析)。但即便是初始訪談,也需要歸納在督導的範圍內。 心理服務機構 1:性質目前的機構有綜合醫院的心理科,精神科,神經科,康復科;專科醫院如一些精神衛生中心;私人心理診所,教育系統包括高等院校,高初中的心理輔導中心。將調查表的調查對象的機構性質列表如下:

2:服務類型:計有心理門診(out-patient),住院病房(in-patient),白天醫院(day hospitals)。其中住院病房又可以分為開放式與封閉式,如森田療法和神經性厭食症的第一階段通常採用封閉式。 總的來說,醫院系統仍以心理門診為多見,在三級甲等醫院,設置心理門診是基本條件,但心理病房的情況仍以生物導向為主。筆者在國外所見的心理病房病人與國內相比,大致類似,但治療手段卻大相徑庭。國外計有個人治療、集體治療,音樂治療、完型治療、繪畫治療、神話治療、運動治療等。理論取向主要為行為治療和精神分析性治療,在此基礎之上有家庭治療和夫妻治療等。在國內方法上以行為治療為多見,具有東方色彩的森田治療及氣功也廣為應用,由於用藥的生物取向,住院病人缺乏連續和高密度的心理治療,因而失去了住院心理治療的真正意義,通常,住院治療的病人多為嚴重的抑鬱症病人、嚴重的人格障礙、嚴重的攝食障礙及兒童、青少年行為異常等,在臨床上容易與重症精神病發生混淆或就當作重症精神病治療,短期內可能在癥狀上有所緩解,通常長期治療預後不良,長期的心理治療則顯示對這類病人具有比其他治療更好的結果。 白天醫院為值得提倡的心理治療新的住院模式,比如針對神經性厭食症的病人,在封閉治療結束後第二階段,就允許他們部分外出,如白天參加完整的治療(或部分治療),晚上回家,參加家庭和社會活動,畢竟,心理治療的最終目的是讓病人回歸社會,對於一些中學生,適當地參加學習,也可以促進治療的轉歸(在這類病人中,自我價值的評判往往為其癥狀加重和減輕的重要標誌),當然,從經濟角度來看,白天醫院省時省地是勿庸置疑的。 3:綜合醫院的心身醫學/心理治療門診:心身醫學是一門交叉學科,在這個新體系中,包含縱向(即疾病發生、發展、診斷、治療、預防)和橫向(即內、外、婦、兒、神經精神各科)兩個方面醫學結構中的心理行為科學知識、理論和方法,從臨床醫學的角度,發病、診斷、治療至康復等各個疾病環節都有心身醫學學應用的機會。在國內,很多醫院也用「醫學心理學」作為代表,一般說來(在國外),醫學心理學的對象為大學生,服務對象為健康人,而心身醫學及心理治療則為臨床,服務對象為病人,不過,這種區別在我國並不明顯,在國外也有重疊(見姜乾金,《醫學心理學學科性質之我見》)。例如,在綜合醫院開展腫瘤病人的心理關懷工作,有關醫學調查表明,腫瘤病人中約有66%患抑鬱症,10%患精神衰弱症,8%患強迫症。80%的病人不是死於治療期,而是死於康復期。腫瘤病人常出現抑鬱、焦慮、精神錯亂、厭食症、疼痛、噁心、嘔吐等心理問題,其中抑鬱症和焦慮症的發病率較高。精神崩潰導致四分之一的癌症患者治療後存在的複發轉移。應對癌症病人及家庭這個特殊群體應給予更多的社會心理關懷。(《心理治療特重要》健康網主頁--公眾區--求醫寶典--求醫寶典首頁)。從而做到去者善終、留者善別,生死各相安。 WHO曾組織5大洲14個國15個中心完成了綜合醫療機構就診者中的心理障礙的調查得出以下結論: l綜合醫院的就診者中心理障礙的患病率相當高,15個中心的平均患病率是24.2%中國為9.7%,以上數字僅指符合嚴格意義ICD-10診斷的心理障礙,尚不包括亞臨床的障礙; 在所有的心理障礙中,最多見的是抑鬱症(10.4%),廣泛性焦慮(7.9%),神經衰弱(5.4%),藥物濫用(3.3%),軀體障礙(2.7%);l l綜合醫療機構的臨床醫師對心理障礙的識別能力不高,15個中心的識別率中位數為51.2%,中國上海在個中心中最低僅15.9%,即每6個符合診斷標準的心理障礙患者中僅1個給出診斷,5個漏診或誤; l綜合醫院對已識別的心理障礙的處理也有問題僅約半數(中位數為47.7%)的患者給予藥物處理約半數(中位數53.9%)給予非藥物處理。以上數據表明綜合醫院就診者的精神衛生問題未能得到正確的診斷和合適的治療。 4、學校心理輔導中心: 1)學校諮詢的基本範疇:學業,職業,個人/社會性諮詢即取得理想的學業成就,獲得職業發展,培養合理的社會性/情緒。心理輔導是一個助人自助的過程,具有改變,發展,成長的含義。 2)服務對象:全體學生,教職工,有關家庭及社會成員。應該根據個別差異與發展階段差異提供不同水平的諮詢。 3)輔導重點:從補救性向發展性目標轉變。 4)機構設置三級化:心理輔導站(年級)心理諮詢中心(學校),心理治療中心(醫院)將學生,班主任,任課教師心理輔導員納入整個網路之中並由專門設立的學校心理輔導委員會管理。 5)學校心理輔導操作模式: 心理衛生教育諮詢, 團體輔導,個別輔導,顧問。他們的作用列表如下

總的來說,高校的心理服務基礎較好,表現在理論課程較全、選修心理課程的學生較多、師資雄厚、學校正在加強這方面的投入程度(如教育部哲學社會科學研究重大課題攻關項目2003年度招標中就有「當代中國人精神生活調查研究」、「青少年心理健康素質調查研究」的課題)。心理諮詢在各高校比較普及,但仍缺乏督導還醫學專業方面的培訓。衛生部在2001年開始開設全國兒童、青少年心理保健的培訓班,培訓對象為高校和中學教師,應該是很好的一種補充。另外一個傾向為,高校醫院成立了全國高校醫院心理諮詢委員會,其服務應該更加專業化,對象更多涵蓋病理心理者(心理治療)。 高校心理服務資料以江蘇省為例:共調查了全省53所高等院校其中包括南京大學,南京農業大學,南京的中國藥科大學,南京東南大學,南京體育學院,南京理工大學,揚州大學等,提供心理服務的空間累計面積為2649平方米,平均每個單位心理診室為55.9361平方米。專職人員有63人,兼職人員有333人,平均每個單位有專職人員1.7027個,兼職人員6.7952個。被調查人員共計269人,男性122人,女性147人,平均年齡37.9歲。有教授(包括等級別的職稱)25人,副教授(包括等級別的職稱)88人,講師83人,助教35人,其他31人。他們中本科203人,碩士(包括在讀)6人,博士(包括在讀)7人,專科及中專有4人。他們主持開展了155門關於心理的必修課或者選修課例如:大學生心理,社會心理,消費心理,管理心理,心理健康,網路與心理健康,人際交往技巧等課程。參加聽講的學生累計達77000人,發表文章178篇,主編教材18本,參編教材73本,參加心理輔導的所有人員的學歷涉及的範圍相當廣泛其中有心理學學位,哲學學位,教育學學位,醫學學位,法律學學位等等多達幾十種,體現了多元專業合作模式(Multi-disciplinary Team Model)(桑志芹等,2003)。 對比之下,中小學的心理服務仍須引起重視,尤其是近來反覆出現中學生自殺、網路成癮、逃學、離家出走或服食藥物以及一些越來越明顯的而未被認識或足夠引起注意的心身疾病(神經性厭食症、神經性貪食症)等。武漢的一些中學已經開始固定邀請心理專家給學生和老師講學(如武漢外國語學校、武漢鋼都中學),同時也派出輔導員接受系統的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的培訓。目前,中國仍然受WHO指定的兒童精神中心為南京腦科醫院兒童精神衛生研究所,另外,在此方面開展工作較多的為上海精神衛生中心的兒童心理諮詢部。總的說來,國內相應的精神醫療工作中, 兒童和青少年心理治療工作結構闕如(在全國,兒童、青少年精神病單獨的病房也不多見)。 醫療單位,特別是綜合醫院的心理科或心身學科仍顯不足,雖然精神科或精神專科中從事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的人員不在少數,他們共同的問題在於:接受系統心理學的培訓不夠,而在處理心身醫學的專業問題時(如心臟神經症、支氣管哮喘等)精神科醫生的專業知識又顯不夠。因此,在綜合醫院成立專門的心身醫學和心理治療學科就顯得十分必要。 在機構中還缺乏社會工作的結構,一些支持性的心理工作實際上大量地存在於各地的民政系統,如下崗特困人員、殘障人員及嚴重、慢性疾病(腫瘤、精神病)的家庭、老年人,目前還應該加上各種流動人群的心理服務(婚姻及教育狀況)以及一些創傷人群(拐買後的兒童和婦女、災難後人群、犯罪人員及家庭)。在這些機構中工作的人員中應該有接受過心理培訓的專業人員(社會工作者,心理諮詢員),或應該專設相應機構處理這些問題。其中,有些服務有著很高的專業性,甚至應該送至專門的心理治療中心,如心理創傷,舉一典型例子,一名11歲的女孩因下藥毒死自己的父親和小其5歲的弟弟而被送至少管所(如果達到法定年齡,則可能判刑)。對其原因進行調查時發現,該女孩從出生起就不受喜歡,被送至農村外婆那兒,直至其弟弟出生,方被領回, 負責照顧弟弟。父母經常打罵和責怪她,父親在打人時尤其沒有輕重,他也常常這樣打他的妻子。家裡條件雖然不好,但弟弟卻獨佔各項好處,吃剩的菜飯最後才能輪到這女孩,弟弟並不認同照顧他的姐姐,而是和父母一樣,蔑視和欺侮姐姐。終於,在11歲的一天,在一次被父親暴打之後,女孩在為他們做的飯菜中放下超量的毒鼠強,致使兩人死亡。從創傷心理的角度來講,這女孩只不過是在「分離」的狀態下重複了其父母對她的做法,她更應該接受創傷性心理治療和社會的關愛。 在機構上另外值得注意的是醫療保險的社會化必將導致綜合醫院中康復醫學的結構變化,這些變化包括: 1)、康復醫學內部分或全部醫師將接受心身醫學和心理治療的培訓,在康復科內將出現心理學背景的治療師(不僅僅作為作業評估之用,也用於心理治療); 2)、將出現以醫患關係為中心、多學科聯合會診的病人治療小組(如康復科醫師、內科醫師、腫瘤科醫師、麻醉醫師、心理學家、社會工作者),作為固定的工作模式,它旨在解決病人的不同問題; 3)、將出現以醫患關係為工作中心、以不同學科醫師參加的巴林特工作小組,旨在解決治療師本身所出現的困惑; 4)、康復醫學與心身醫學專業的緊密聯繫程度在中國可達到融合的程度。[10] 5、在各種機構中應配有專門的專業人員(如心理科護士):負責預約,以及向咨客介紹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常識。 預約系統對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相當重要,它屬於「設置」,即指與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有關的時間、地點、收費等情況,設置最重要之處是能夠保證一種安全而有界限的環境,使來訪者與專業人員在專業的環境中能夠開展工作,它肯定不是約會、朋友見面閑聊,而是專業性支持與幫助。弗洛依德曾經描述過專業人員放棄專業態度,對來訪者過於熱情時的危險:「引導病人走在溫情脈脈的小路上,不可能沒有危險存在。我們的自我控制不會那麼完美,我們有一天可能突然不能朝著我們預定的方向走下去。」 必須制訂預約制度,讓來訪者在約定俗成的框架內工作,應該設置專門的候診室,多數來訪者(病人)會按約而來,一些首診或短程(長程)治療的來訪者(病人)則可能提前到來,除了應該提供他們候診的場所以外,需要盡量避免對進行中的治療的打擾,上一個結束治療的咨客可能會引起下一個咨客的豐富的聯想,預約者必須留意這些情況。 6:收費情況:在上文提到的調查中,在不同機構,不同人員收費不同,結果列如下:

註:諮詢的「次」一般時間為10-15分鐘,治療的時間一般為每「次」半小時,50-60分鐘一般收費80-100元。在學校諮詢中對本校學生一般不收費。 對於收費的情況,有幾點說明: 1)以往,國家、地方規定的收費普遍比較低,這是歷史遺留的問題,如很多地方按衛生局、物價局的規定,每次收費15-30元,這當然是很早以前的概念,即不將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工作視為單獨的學科,現在情形雖然不同,但這種觀念仍然在一些行政人員頭腦中存在; 2)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的「每次」不再是以前那樣隨意,通常為30-50分鐘,以前的演算法為每次約10-15分鐘,因此有的單位按每小時收費60元,實際為30元的累加,仍未逃出以往規定的窠臼; 3)成本核演算法:除物價局以往的規定和單位的提成外,應該將諮詢師和治療師的培訓經歷、職稱等折算進去。在深圳,每次家庭治療(一個半小時)費用已經達到300元。在國內,資格家庭治療師並不多,因而這種收費顯然體現了治療師的個人價值,但也與當地的需求和經濟發展狀況有關,在北京,音樂治療每次費用也可達到300元。在國外,保險公司還付給私人保險的心理治療更高的費用,在我國,私人治療尚不為大學和醫院所鼓勵。 7、來訪的咨客情況 咨客情況調查來自於二方面的資料:收集武漢同濟醫院心身醫學與心理治療門診1999-2002年病人的信息,包括兩方面情況,一般情況包括:姓名、年齡、出生年月、教育情況、職業、配偶及家庭狀況、父母親職業情況、居住狀況、21歲以前由誰撫養大、21歲前父母婚姻及疾病狀況、兄弟姐妹情況;ì二為軀體狀況評分,包括九大系統軀體及精神癥狀,將每系統又分別具體化為常見的2到11個癥狀計算,最後求每個咨客平均每系統每癥狀得分。有效的195份調查表中,男性88人,女性107人,根據ICD-10,焦慮症36人,抑鬱症59人,精神分裂(包括早期精神分裂)25人,疑病症4人,人格障礙4人,情感障礙4人,強迫症23人,認同障礙4人,多相神經症2人,恐怖症6人,其他包括PTSD,顱腦損傷後人格障礙、性行為障礙、急性心因性精神障礙等共28人;所有咨客中治療次數僅為一次的有131人,治療次數2次有17人,治療次數為3次有6人,4次有3人,大於等於5次有10人。具體資料列表如下:

對於心理諮詢門診而言,通常在諮詢以及必要的藥物治療後,大多可以取得較好的療效,所以來訪次數多集中在1至2次,另外的原因在於,諮詢的原因與現實的衝突有關(就業、升遷、婚姻問題等),藥物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提高對現實衝突的忍受程度,諮詢也起著短時的支持作用。更嚴重的病人則需要會轉向住院治療和長程治療。總的來說,有兩種印象:神經症病人有著多相的軀體形式障礙,其中(由圖橫軸可以看出),以「一般狀況」(虛弱,乏力,睡眠障礙,體重異常)、「循環系統」及「精神系統」(思維遲緩、易哭、恐懼)障礙為主,現在我們知道這與去甲腎上腺及5-HT在腦內的代謝低下有關。由圖縱軸可以看出:不同的精神系統方面的疾病的診斷幾乎均伴有不同程度的軀體障礙,這就需要通科醫生能夠更全面地理解軀體癥狀的含義(比如轉換癥狀的意義、軀體化和軀體形式障礙的區別等)。通過對軀體癥狀得分的粗略了解可以判斷治療的療效。通常,得分越高,治療的難度越大,持續時間較長,療效相對而言較差。通過軀體評分,可以動態評價治療的效果。另外,神經症病人的求診動機雖然比較強烈,可以維持較長的治療關係,但不是治療時間越長就越代表治療師有水平,首先應該考慮可以馬上緩解病情的方法(如諮詢解決的問題就不一定需要治療解決,舉例:一名考生在考試前與同學發生了一般衝突,他很苦惱,只想到治療師那兒講述一些,獲得一些支持,誰知治療師講這是考前焦慮綜合症,需要至少10次治療)。而人格障礙的治療往往需要作好長期的準備,一項對隨即諮詢、短程治療和長程治療的隨訪研究表明(見示意圖),一般諮詢或隨機治療效果維持很短,很快病情複發或加重,短程治療可以使癥狀好轉相當一段時間,對於嚴重的人格障礙者仍在一段時間後出現複發或加重,而長程系統的心理治療則能夠起到長期持續好轉的作用。

2001年起,衛生部已經和WHO合作,開展了綜合醫院精神衛生問題的培訓工作,至2003年已經以北京第六醫院,上海精神衛生中心、武漢同濟醫院為基地,在全國十五家綜合醫院開展了培訓班,獲得良好收效。以武漢為例,其結果如下:

該項目在2004年還將繼續舉辦。

對於心理諮詢門診而言,通常在諮詢以及必要的藥物治療後,大多可以取得較好的療效,所以來訪次數多集中在1至2次,另外的原因在於,諮詢的原因與現實的衝突有關(就業、升遷、婚姻問題等),藥物在很大程度上能夠提高對現實衝突的忍受程度,諮詢也起著短時的支持作用。更嚴重的病人則需要會轉向住院治療和長程治療。

綜上所述:從理論、機構、從業人員、以及來訪者四個方面較詳細的闡述了目前中國的心理學界的大致情況,可以概括為政府鼓勵、學術重視、政策規範、需求激增。中國的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事業在今後的發展將更加規範。. 參考文獻 1、傅恆,美國學校諮詢標準及其特點,。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3,17(1):67 2、趙靜波,季建林,美國治療和諮詢的倫理學規範極其管理,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3,17(4):236。 3、俞少華,張亞林,我國大學生心理輔導現狀,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2,16(2):131 4、李林英,祝卓宏,程文紅,治療協議在心理諮詢和心理治療中的作用,。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2,16(8):578。 5、鄭日昌,張杉杉, 王琳:焦點解決短期心理諮詢發的評價。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2,16(10):675。 6、肖澤萍、施琪嘉:誰適合作心理治療師?—對心理諮詢與心理治療專業人員資格的討論。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1,15(2);142-144。 7、張雯、心理諮詢與治療在中國的發展現狀,中國心理衛生雜誌,2000,14(1)。 8、張明園,應重視綜合性醫院就診者心理障礙的診斷與治療。中華醫學雜誌1999,79(5):325-326。 9、桑志芹,心理輔導與心理治療人員的培訓與專業成長,大學生心理健康教育與心理諮詢研究,2001,363-366 10、施琪嘉:康復醫學新型服務模式的建立。中國康復醫學雜誌,2003,18(10)6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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