芷江受降親歷記
在迎接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日子裡,我腦海里頻繁出現兩個永遠忘不了的歷史畫面:一是「八一五」日本宣布無條件投降那一天我的直覺感受;二是緊接著我親歷芷江受降的那一幕。
那時,我是23歲的小夥子;如今,我已經是83歲的老頭子了。我們這一代人,都是在抗日戰爭中成長起來的。1931年,「九一八」日本鐵蹄踏上我東北三省時,我才9歲。但是,我永遠也忘不了:停在南京江邊的日本軍艦的炮聲隆隆震得我們家的玻璃窗直發響。1937年,「七七」盧溝橋事變時,我15歲,初中剛畢業,就跟著父母開始過逃難的日子。一家大小十來口人,從南京逃到武漢、長沙而重慶,被日本飛機的轟炸趕著走,八年啦,沒有一天安寧的日子。甚至,我到了大後方的雲南昆明上大學時,也免不了正上著課也要跑警報,在樹林里眼睜睜看見日本飛機往下扔炸彈。日本侵華戰爭給中國人民帶來的災難,真是罄竹難書啊。像我們這樣的人所受到的傷害,已經是微不足道的了。但是,國家興亡,匹夫有責,抗日戰爭在所有中國人身上塑造的這種救亡圖存的民族憂患意識,卻是中國歷史上的一筆無可估量的巨額財富。
1945年大學畢業的時候,我雖然沒有投筆從戎,但總想為抗日戰爭直接做點什麼。當時,盟軍設在昆明的美國新聞處(Office of War Information)有個「心理作戰部」(OSS),專門負責製作各式各樣的傳單,用飛機在日偽軍所在地區分撒,以瓦解他們的軍心。那年暑假,他們特別到我上學的西南聯大來招考大學畢業生參加他們的工作,我和同學周錦蓀主動應試,結果很幸運被錄取了。於是,我們倆穿上美軍咔嘰布服裝,戴上鴨舌帽,在美國軍官羅克武德(Charles Rockwood)領導下與一名準備做日俘工作的日裔美國士兵阿勒克斯(Alex)組成了一個四人小組,開著一輛裝有發報設備的大型軍用吉普,由昆明出發,直奔湘西敵占區的邊緣地帶。任務是以「美國新聞處記者」名義,採訪從敵占區出來的人們,了解關於日偽軍情況,以英文迅速給總部發回素材,供昆明製作各式各樣文字或漫畫的傳單,藉以進行心理作戰。我們感到,能夠直接為爭取抗戰的勝利出點力,哪怕很微薄,也是莫大的榮幸。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宣布無條件投降的那一天下午,我正在鄰近日軍佔領區的湘西沅陵縣一家旅館裡敲打著英文打字機,急著要完成一篇關於日軍最新動態的報道。突然,從大街上傳來了一種異乎尋常的嘈雜聲音。我連忙丟下打字機,就往外跑。跨出大門,我傻眼了!滿街的人都好像發了瘋似的,嘴裡高聲喊著「日本投降了!」,腳底下又是跳、又是跑,簡直不知道是什麼在指揮他們的大腦。奇怪的是,我自己也隨之失去了控制,跟著人的潮流跑去,也不知道該幹什麼。突然間,我發現,這時候,人與人之間的距離一下子無形中都消失了,誰跟誰都好像親如一家人。雖然沒有像外國人聽到勝利到來時那樣瘋狂地擁抱親吻,但從來都很拘謹的中國人這時候一點也不拘謹了。誰也不認識誰的男女老少,就這麼手拉著手,跳呀,唱呀,走呀。路旁,擺雜貨攤的,賣水果的,都舉起雙手在那裡吆喝:「歡迎大家來隨便拿!隨便吃!」八年了,億萬中國人吃了多少苦、受了多少罪啊!誰都有一本要侵略者償還的血債。今天,終於盼來了這一天,人們會是一種什麼樣的感情呢?這是事先誰也無法預料的,只有自己親身經歷了才會知道。我一生中也就經歷過這麼一次,我永遠忘不了那一天!
緊接著,我們的任務也就發生了急劇的變化。總部命令:我們這個攜有發報裝備的小組立即開往芷江,去為美國新聞處向全世界發布日本軍方代表前來接洽投降事宜的重要新聞。
位於湖南南部的芷江,地方不大,當時大約只有幾萬人口,但卻是抗日戰爭時期的一個重要的空軍基地,建有較大的機場。早在1938年,援華抗日的蘇聯志願航空隊就駐紮在這裡。後來,美國第14航空隊,也就是陳納德將軍率領的「飛虎隊」,也以此為其基地。但是,這樣一個本來名不見經傳的小城鎮,一夜之間就變成了世界聞名的受降之城。我們到達那裡的時候,舉行受降典禮的準備工作已經大致就緒。會場設在一棟由營房改裝的黑色西式平房,會場前方馬路兩旁扎有木板牌樓,中間嵌有一個象徵勝利的巨型V字,上端扎有「和平之神」四個大字。會場前面廣場上,四根旗杆高豎中、美、英、蘇四國國旗。會場內,正中牆上懸掛孫中山像,上面和左右掛的是「天下為公」、「革命尚未成功,同志仍須努力」的橫聯和條幅。上面一排主座是中美受降大員的座位,下面面對主座的是為前來面呈降書的日軍代表準備的一排座位。兩旁的座位是為有關官員和記者準備的。整個會場並不寬敞,但是十分莊嚴肅穆。
8月21日,風和日麗,天高氣爽,機場內外,戒備森嚴。上午11時許,侵華日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全權代表、副總參謀長今井武夫少將一行乘坐的專機,在我方三架戰鬥機自常德以來的導航下,到達芷江七里橋機場上空。該機繞機場低飛以示敬意,然後徐徐降落。飛機兩翼按要求作為標誌所掛的紅色長布帶,已經被風吹得所剩無幾了。在飛機旁等待他們的是四輛軍用吉普,除第一和第四輛負責引路和監視外,中間二輛供日方使者乘坐的都插有象徵投降的白旗。此時此刻,機場上雖然早已聚集著來目擊這一重要歷史時刻的上千的人群,但是喧嘩聲早已平息,除了新聞記者擺動相機的聲響外,鴉雀無聲,一片肅穆。經我方憲兵登機檢查有無武器和違禁物品後,今井武夫出現在機艙門口,頭戴硬殼帽,腳蹬馬靴,身著草綠色嗶嘰軍服,佩帶軍刀,戴黑邊玳瑁眼鏡,面帶戚容。只有在得到我方負責監督的一位少校軍官口令允許後,他才和他的參謀、譯員以及飛行員等8人徐徐走下飛機,排成一行,等候檢查身份證明。這時候,一個個狼狽不堪的窘態,可想而知。昔日「皇軍」不可一世的那種威風,蕩然無存。一大群新聞記者的相機,將這具有重大歷史意義的場面,及時地收入鏡頭,直到他們乘坐的吉普被引導朝著接待降使的招待所開去。專門為日本降使準備的招待所是兩棟木板平房,板壁上塗有很大的白十字標誌。房間內陳設簡單,但很乾凈、整潔。被褥、席子以及日用器具,都是新的。
下午三時,在受降典禮開始之前,會場正中已坐著受降的中國陸軍總參謀長蕭毅肅中將,右方是副參謀長冷欣中將,左方為中國戰區美軍參謀長柏德諾准將和翻譯官。兩旁是嘉賓和新聞界的席位,一邊入座的是當時國民黨軍隊的赫赫名將湯恩伯、張發奎、盧漢、王耀武、杜聿明、吳奇偉、廖耀湘、鄭洞國等人,另一邊則早已擠滿了等候多時的中外記者,一部分沒有獲得坐位的只好站在門外了。在日方投降代表到來之前,蕭毅肅事先交代各項應注意事宜,並宣布三點:1)今天在場記者不得發問;2)日方代表進來時,大家應安坐不動;3)中方發言都先譯成日文再譯英文,日方發言都先譯成中文再譯英文。
下午四時,典禮正式開始。日本軍方代表今井武夫、橋島芳雄、前川國雄及譯員木村辰男四人,身著軍常服,足登長統馬靴。除翻譯外,另三個都配有參謀軍官綬帶。當他們走到會場門前時,立即自動停步,等候命令。直到蕭毅肅示意允許,他們才進入會場,然後脫帽、立正、鞠躬後在指定的位子上坐下。
蕭毅肅首先宣布,自己今天是代表中國陸軍總司令何應欽上將接見日本降使,並要求對方出示說明身份的證件。今井立即立正答道:「本人是日本派遣軍總司令岡村寧次的參謀次長今井武夫少將,奉命來晉謁中國統帥接洽投降的全權代表。」並隨即呈上他的正式委任狀。蕭審閱證件後,今井即遵照命令交出日本陸海空軍在中國戰區的戰鬥序列、兵力位置以及各種指揮系統等表冊和文件,並呈上日軍兵力分布的彩色概要圖。當日軍參謀和翻譯站到桌前說明彩色概要圖內容時,記者們蜂擁而上企圖拍照攝像,但是立即被冷欣給制止了,因為這是軍用地圖不許拍攝。
接著,蕭毅肅隨即將發給駐華日軍最高指揮長岡村寧次的中國陸軍總司令部中字第一號備忘錄,當面交給今井武夫帶回去轉交岡村。根據三種語言的朗讀,備忘錄主要內容就是列出日本海陸空軍在執行投降命令時,應注意的各項任務以及中國戰區各個分區受降地點的詳細規定和圖表等等。然後,日方降使即在《受取證》上用毛筆簽字蓋章並呈上。大約下午4時50分,受降儀式結束。日本降使隨即起立、鞠躬,退出會場。
至此,蕭毅肅宣布投降儀式結束後,何應欽從旁聽房間走出,聽取蕭的報告,驗看一切有關日軍投降的地圖文件,同時接受眾人趨前表示的祝賀。當晚,美軍柏德諾准將設宴慶祝勝利。何應欽即興發表講話,宣布自投降之日起,中日雙方即停止敵對戰爭狀態。
正式的受降儀式雖然如此簡短,日本軍方代表卻在芷江停留了52個小時才原機飛返南京。在此期間,彼此雙方都沒有閑著。中國各方的將領們都在頻繁開會研究全國各地日偽軍投降的處置問題,同時就隨時讓下級軍官與日軍投降代表進行具體細節的磋商。此中,還包括一個重要節目:作為中國陸軍最高長官的何應欽單獨接見今井武夫,所談內容就不得而知了。雖然根據請示在重慶的蔣介石,受降的簽字儀式改在南京舉行,所有受降的具體安排部署均已在芷江準備就緒。23日晚上,何應欽為慶祝勝利舉行了一個雞尾酒會,包括傳媒記者也在被邀之列。有記者問:「為什麼接收人員中沒有一個共產黨員?為什麼沒有給共產黨一個接收地區?」尷尬的何應欽只能支支吾吾以「你認為中國應該有兩個政府?」搪塞過去。不過,明眼人都能看出,這裡已經潛伏著內戰的危機了。
彈指一揮間,60年過去了。曾經充當日本侵華大特務土肥原的得力助手、雙手沾滿中國人民鮮血的今井武夫,在芷江受降中所表現的狼狽不堪,至今仍歷歷在目。然而,當今的日本首相小泉純一郎卻不顧中國和亞洲人民的感情,頑固地堅持去參拜供有東條英機等18名甲級戰犯的靖國神社。他的一位大臣,甚至公開地否認屠殺了幾千萬中國和亞洲生命的戰爭,不是一場侵略戰爭,激起了世界公憤。今天,我們在紀念抗日戰爭勝利60周年的時候,不能不特別警惕日本右翼軍國主義勢力的抬頭,一定要堅決予以遏制和制止。歷史是不允許重演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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