釋道安與長安——吳成國

發布時間：2010年07月09日來源：不詳 作者：佚名87 人關注列印轉發投稿

東晉高僧釋道安（312年—385年），生於亂世，長於亂世，卒於亂世，享年74歲。[①]與他關聯的這一亂世，道安自己在《道地經序》中寫道：「予生不辰，值皇綱紐絕，玁狁猾夏，山左盪沒。」[②]道安一生卻致力於弘揚佛法，終成一代佛學大師，是中國早期佛教奠基者之一，被後世譽為「印手菩薩」。[③]

業師朱雷教授在《釋道安與襄陽》一文中，把釋道安一生的宗教活動分為三個時期：「一是自他出家，到前燕南侵，投奔襄陽。這時期主要活動在河北、河南地區；二是自至襄陽，到苻堅南侵，身入長安。這時期活動於襄陽，旁及江陵、南郡；三是自入關中，到前秦建元二十一年，終於該處。在此三個時期中，就居住安定、經歷時日、以及傳授徒眾、溝通南北佛典流播、注釋經籍、編纂目錄諸方面而言，皆以在襄陽時期為最」。[④]承先生餘緒，作《釋道安與長安》，就釋道安與長安的關係略作探討，以就教於方家。

一、「儀軌西北」——居住襄陽期間的釋道安與長安

釋道安與長安發生聯繫並非只是他身入長安後的事，而是早在他於東晉穆帝永和八年（352年）或稍後率眾南投襄陽即已開始。道安率眾南行途中，行至新野，謂其徒眾云：「今遭凶年，不依國主，則法事難立。又教化之體，宜令廣布」[⑤]；遂「分張徒眾」[⑥]：

乃令法汰詣揚州，……法和入蜀，……（道）安與弟子慧遠等四百餘人渡河，……既達襄陽。[⑦]

法汰臨別謂安曰：「法師儀軌西北，下座弘教東南。江湖道術，此焉相望矣」[⑧]。這可以視作是法汰的臨別贈言，法汰說道安「儀軌西北」的話，「透露了釋道安南下之前即已有意與西北地區建立聯繫。」[⑨]

釋道安駐錫襄陽，不僅便於與揚州的法汰和益州的法和「相望」而互通聲氣，而且也便於與西北地區建立聯繫，實現其「儀軌西北」之初衷。「道安一行於東晉穆帝永和八年入襄陽，至孝武帝太元四年（379），苻丕陷襄陽，取其入長安，其住襄陽時達二十七年之久。」[⑩]而襄陽時為東晉重鎮，當是時，人物昌盛，經濟發達，局面安定；又毗鄰前秦，屬交通咽喉，東連吳會，西通巴蜀，且通過「互市」之道，與西北之涼州、關中之長安保持聯繫。[11]地處西北的長安直通西域，是西域佛教傳入中原的必經之地，居住襄陽的釋道安是如何「儀軌西北」的呢？

首先，道安是東晉時期學識淵博、弟子眾多、影響甚大的著名僧人，贏得了前秦統治者苻堅的尊崇，而苻堅對佛教高僧之尊崇又莫過於釋道安。釋道安在襄陽建成檀溪寺之際，苻堅聞訊後：「遣使送外國金箔倚像，高七尺，又金坐像、結珠彌勒像、金縷繡像、織成像各一張」。釋道安也很重視苻堅的禮物，「每講會法聚，輒羅列尊像，布置幢幡，珠珮迭暉，煙華亂髮。」[12]苻堅還想用道安輔助自己的統治，他常說：「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13]苻堅建元十三年（377年），秦太史云：「有星見於外國分野，當有大德智人入輔中國」。苻堅便說：「朕聞西域有鳩摩羅什，襄陽有沙門釋道安，將非此耶。」並「即遣使求之。」[14]

釋道安甚至對前涼佛教界亦有了解。《出三藏記集》釋道安《漸備經序》稱：「昔

涼州諸道士釋教道、竺法彥，斯二道士，並皆博學，以經法為意。」[15]這裡，釋道安仍以「道士」稱道涼州僧人，這是因為「兩晉時期，經序中常稱道士、道人，經文中仍廣用沙門。經序是時人所撰，行文順便，或用習稱；經文重在體現佛之本旨，譯文尚信，故多用音翻之沙門」。[16]

其次，釋道安通過互市貿易溝通了姑臧（今甘肅武威）經過長安到襄陽的佛教聯繫，有利於西北乃至西域佛經的傳播。《漸備經十住梵名並書敘》就記有通過「互市人」傳遞佛經的事：涼州僧人釋慧常將「敦煌菩薩」竺法護所譯於西晉末年、但在數十年中未能「流宣」、因而「遂逸」在涼州的《漸備經》以及涼州新譯之《首楞嚴》、《須賴》、《光讃》諸經，一併通過涼州「互市人」送至長安僧人安法華，再通過安法華復交「互市人」送襄陽釋道安。[17]

再次，釋道安在襄陽的譯經活動及潛心研討佛典，因史料闕如和亡佚，雖難於準確判斷哪些作於襄陽，但其形成的原則與方法對長安及整個西北的佛典註譯工作貢獻良多。傳雲釋道安在襄陽時：

安窮覽經典，鉤深致遠，其所注《般若道行》、《密跡》、《安般》諸經，並尋文比句，為起盡之義，乃析疑甄解，凡二十二卷。序致淵富，妙盡深旨，條貫既敘，文理會通，經義克明，自安始也。自漢魏迄晉，經來稍多，而傳經之人，名字弗說，後人追尋，莫測年代。安乃總集名目，表其時人。詮品新舊，撰為《經錄》，眾經有據，實由其功。四方學士，競往師之。[18]

故習鑿齒在《與謝安書》中稱讚道安「其人理懷簡衷，多所博涉；內外群書，略加遍睹；陰陽算數，亦皆能通；佛經妙義，故所游刃。」[19]釋道安自襄陽始，「一生遍注群經，開創註解條例，探討注釋原則和理論，使佛典注釋真正走上了成熟之路，對後世佛家『經學』的發展產生了深遠的影響。」[20]湯用彤先生說：「東晉之初，能使佛教有獨立之建設，堅苦卓絕，真能發揮佛陀之精神，而不全藉清談之浮華者，實在彌天釋道安法師。道安之在僧史，蓋幾可與於特出高僧之數矣。」[21]故而朱雷師論曰：「道安之成就，主要產生在其居住襄陽的廿余年中。其後，雖入長安，仍有著述，但論其根源，依然還是滋生於襄陽。」[22]是為確論。

二、身入長安——釋道安居住長安年數考

多年來，學術界對於釋道安居住長安時間問題聚訟紛紜，爭論不休。

有12年說。王守春認為：「釋道安在60歲時（373年）到了長安，直到生命結束。他在長安住了12年」。[23]該說所本史料為《高僧傳》卷六《晉廬山釋慧遠》：「偽秦建元九年（373年），秦將苻丕寇斥襄陽，道安為朱序所拘。」[24]對此史料，湯用彤先生在校注《高僧傳》時指出：「苻丕寇襄陽，應在晉太元四年（公元379年）。」[25]可見，釋道安「在長安住了12年」是不可能的。

有10年說。劉威說：「道安中年以前生存在石勒、石虎建立的後趙羯族政權之下，生命的最後10年是在苻氏前秦氐族政權控制的長安度過」。[26]此說不知史料所本為何？或可視作12年說的約稱。

有8年說。方廣錩在《道安評傳》中說：「從378年（前秦建元十四年）到長安，到385年（前秦建元二十一年）逝世，道安在長安生活了八年。在這八年中，他把很大的精力放在佛教典籍的翻譯上」。但是後文卻在道安「歷史地位」一節中他卻寫道，道安「在長江中游的襄陽地區活動了約14年，在關中活動了約七年。」[27]按此說，釋道安在長安居住的時間似乎尚不足七年。同一作者的同一書關於釋道安居住長安的年數自相矛盾，讓人難以適從。

有7年說。湯用彤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說：「晉孝武帝太元四年（公元379年），道安西至長安……太元十年二月八日，年七十四，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計在長安七年，日以譯經為務。」 [28]李蓉在其文中說：「釋道安，中國第一位國籍義學高僧，一生顛沛流離於大河南北，最後歸宿長安，在此度過了他一生的最後七年。」[29]周志芸說：「379年前秦苻堅丕攻克襄陽，獲得道安，道安在長安生活7年。」[30]

縱觀各家所言，有一點共識就是釋道安卒於385年。由上可知，釋道安長安居住12年或10年之說基本可以認定為是不存在的，則只需考查到底是8年還是7年？兩說的分歧在於釋道安西至長安的時間問題。

釋道安進入長安的時間問題，據釋慧皎撰《高僧傳》記載，釋道安進入長安是因為苻堅派遣苻丕攻打襄陽，城破之日，釋道安與習鑿齒共同被擄到長安。《高僧傳》云：「時苻堅素聞安名，每云：『襄陽有釋道安，是神器，方欲致之，以輔朕躬。』後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于堅。堅謂僕射權翼曰：『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翼曰：『誰耶？』堅曰：『安公一人，習鑿齒半人也。』既至，住長安五重寺」。「至其年二月八日忽告眾曰：『吾當去矣。』是日齋畢，無疾而卒，葬城內五級寺中。是歲晉太元元年（385年）也，年七十二」。[31]《高僧傳》所載釋道安西至長安時間為379年，卒於385年，據此，釋道安在長安居住時間應為七年。

苻堅得到釋道安，異常興奮。《晉書·習鑿齒傳》記載他「與諸鎮書：『昔晉氏平吳，利在二陸。今破漢南，獲士裁一人有半耳』」。[32]喜悅之情，溢於言表。《高僧傳》與《出三藏記集》記載，苻堅言：「朕以十萬之師取襄陽，唯得一人半」。所謂一人指釋道安，半人指習鑿齒，因為習鑿齒跛腳，故此戲言半人。主7年說的學者也以此事為標誌，認為釋道安是因為此事而西至長安。主8年說的方廣錩也以此事為緣由，只不過他認為襄陽戰事一起，釋道安即被俘到長安。他與主7年說學者的不同點在於，主7年說的學者認為釋道安是在襄陽戰爭第二年也即379年西至長安。

考證釋道安在長安居住的時間問題，應以襄陽之戰時間為依據。釋道安逝世於385年已經得到學者廣泛認同；如果釋道安離開襄陽的時間得到確認，則兩者之間的時間就是釋道安居住長安的時間。

釋道安於何時離開襄陽？湯用彤先生在《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中說：「及朱序西鎮，復請還襄陽（公元377年）。後二年（公元379年），苻丕陷襄陽，安乃西入關。」[33]方廣錩在《道安評傳》中說：「378年（前秦建元十四年）派苻丕攻打襄陽，得到道安。」[34]李蓉、周志芸等主張七年說的學者也都認為釋道安西入長安是因為苻丕攻下襄陽而到達長安。《晉書·習鑿齒傳》記載：「及襄陽陷於苻堅，堅素聞其名，與道安俱輿而致焉」。[35]這也可證明釋道安是因為襄陽戰爭而西入長安。無論是8年說還是7年說的學者都以苻丕攻陷襄陽為釋道安西入長安的標誌性事件，在這一點上應可達致共識。

苻丕攻陷襄陽的時間是太元四年即379年。《晉書·苻堅載記》記載：「太元四年……苻丕陷襄陽。執南中郎將朱序，送於長安。」[36]太元四年正是379年。《高僧傳》記載，苻堅「遣苻丕南攻襄陽，安與朱序，俱獲于堅」。《晉書·朱序傳》記載：「苻堅遣其將苻丕等率眾圍序……督護李伯護密與賊相應，襄陽遂沒，序陷於苻堅」。[37]《晉書·習鑿齒傳》記載釋道安與習鑿齒因為苻丕攻陷襄陽而西入長安。襄陽之戰，最讓苻堅滿意的戰利品是釋道安、習鑿齒、朱序三人。此三人是襄陽之戰的見證人和親歷者。城破之日，朱序、習鑿齒與釋道安共同被俘送到長安，說明釋道安是379年到達長安。

釋道安在《比丘大戒序》說：「至歲在鶉火，自襄陽至關右。見外國道人曇摩侍諷《阿毗曇》，於律特善。遂令涼州沙門竺佛念寫其梵文，道賢為譯，慧常筆受。經夏漸冬，其文乃訖」。[38]

「鶉火」是我國古代歲星紀年所用的術語。中國古代很早就認識到木星約十二年運行一周天。人們把黃道附近一周天分為十二分，稱為十二次，木星每年行經一次，就用木星所在星次來紀年。因此，木星被稱為歲星，這種紀年法被稱為歲星紀年法。由於木星圍繞太陽的公轉周期為11.8622年，所以每隔八十多年，木星實際位置與曆法中木星位置就會出現誤差，與實際天象不符，所以這種曆法在漢代已被廢止。若按歲星紀年法，鶉火年當為378年，但是，根據汪日楨超辰表計算，釋道安上述歲星紀年出現錯誤，實際應為379年。[39]

《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中說：「昔在漢陰十有五載，講《放光經》歲常再遍。及至京師，漸四年矣，亦恆歲二，未敢墮息」。[40]釋道安所寫《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序》時間為382年，按此上推，釋道安到達長安的時間應為379年。

綜上所述，無論史書或經序記載，東晉太元四年（379年），釋道安因苻丕攻陷襄陽被俘至長安，到東晉太元十年（385年）二月無疾而終，道安法師總共在長安居住時間為七年。

三、「精神常在」——釋道安居住長安七年中的施為與歷史地位

釋道安西入長安後，得到了苻堅非常的禮遇。苻堅不僅為釋道安創造了良好的譯經傳教的條件，而且每有軍國大事，皆諮詢於釋道安，幾乎言聽計從。釋道安在前秦的地位，非一般王公權貴和儒學名流能比，他甚至能和苻堅同輦出遊。《高僧傳》載：「會堅出東苑，命安升輦同載，僕射權翼諫曰：『臣聞天子法駕，侍中陪乘，道安毀形，寧可參廁。』堅勃然作色曰：『安公道德可尊，朕以天下不易，輿輦之榮，未稱其德。』即敕僕射扶安登輦」。[41]釋道安的此種禮遇，是其他王公權貴和儒學名流可望而不可及的。

釋道安則利用此機會，在生命的最後七年中，在長安積極作為，於多個方面都留下了極高的成就。分而述之：

（一） 道安成為前秦的學術顧問，並撰成《西域志》

《高僧傳》云：「安外涉群書，善為文章。長安中，衣冠子弟為詩賦者，皆依附

致譽。時藍田縣得一大鼎，容二十七斛。邊有篆銘，人莫能識，乃以示安，安云：『此古篆書，雲魯襄公所鑄。』乃寫為隸文。又有人持一銅斛於市賣之，其形正圓，下向為斗，橫樑昂者為斗，低者為合，梁一頭為籥，籥同鍾，容半合，邊有篆銘。堅以問安，安云：『此王莽自言出自舜，皇龍集戊辰，改正即真，以同律量，布之四方，欲小大器鈞，令天下取平焉。』」由於道安之博識，苻堅遂「敕學士內外有疑，皆師於安。故京兆為之語曰：『學不師安，義不中難』」。[42]意思是，如果不拜道安為師，論義時就不可能切中要害。

受苻堅力圖向西域擴張雄心的影響，釋道安撰寫了反映西域歷史與地理情況的《西域志》。《西域志》一卷，梁釋僧祐《出三藏記集》卷五將其與《答法汰難》、《答法將難》一起錄於《新集安公注經及雜經志錄》里，僧祐作錄後語說：「凡二十七卷。其《諸天錄》、《經錄》及《答法汰難》至《西域志》，雖非注經，今依安舊錄附之於末。」[43]《西域志》一書雖然早已失傳，但從北魏酈道元《水經注》引用釋道安《西域志》多達20餘處，遠遠超過引用《漢書·西域傳》、《後漢書·西域傳》和《法顯傳》等書的條數，《太平御覽》卷797引釋道安《西域志》6條來看，表明《西域志》在歷史上曾受到的重視。[44]

（二） 道安在政治方面也曾為苻堅謀劃，顯現自己一定的影響力

淝水之戰前，受一些大臣之請求，道安出面諫阻苻堅說：「陛下應天御世，居中

土而制四維，逍遙順時，以適聖躬，動則鳴鑾清道，止則神棲無為，端拱而化，與堯舜比隆，何為勞身於馳騎，口倦於經略，櫛風沐雨，蒙塵野次乎？且東南區區，地下氣癘，虞舜游而不返，大禹適而弗歸，何足以上勞神駕，下困蒼生。《詩》云：『惠此中國，以綏四方。』苟文德足以懷遠，可不煩寸兵而坐賓百越。」[45]道安議論政事仍以儒道為據，儘管他的阻止是正確的，但苻堅堅持南下用兵，於建元十九年（383年）揮兵向南，結果在淝水大敗而歸。

淝水戰敗，苻堅更加信重道安。苻堅遣郝稚前往倒虎山請出隴西處士王嘉[46]，《晉書·苻堅載記下》說，王嘉「既至，堅每日召嘉與道安於外殿，動靜咨問之。」[47]但不久道安即去世，而苻秦也解體覆亡。

（三） 全力推動佛教事業發展，終成南北共宗的一代佛學大師

釋道安作為一名高僧，一名宗教領袖，他的最大成就仍然在佛教事業方面，其

生命的最後7年居住在長安也不例外。

1.長安大弘法化。住長安五重寺期間，道安依照在襄陽時的慣例，每年兩次開講《放光般若經》，大弘法化，長安的許多人，也因此有機會聽道安傳經說法，不少人因此出家，加入道安的教團，如釋僧富、曇邕便是。[48]湯用彤先生曾指出：「自漢以來，佛學有二大系：一為禪法，一為般若。安公實集二系之大成。」他又說，魏晉以來佛學有三變：先是般若學因攀緣玄學而興起，接著是有部毗曇學的大發展，最後是鳩摩羅什傳入龍樹中觀思想。上述三變，前兩變，道安親自參與；後一變，道安創造了條件。[49]湯先生所提到的「兩系」與「三變」很有見地，卻也有釋道安長安弘化之功在內。

2.統一佛家姓氏。釋道安之前，佛教弟子出家，姓氏從法師姓，釋道安到長安後認為，釋迦牟尼為佛教始祖，故此佛教弟子應以釋為姓。《高僧傳》記載：「初魏晉沙門依師為姓，故姓各不同，安以為大師之本，莫尊釋迦，乃以釋命氏。後獲《增一阿含》，果稱四河入海，無復河名，四姓為沙門，皆稱釋種，既懸與經符，遂為永式」。[50]自此以後，佛教弟子以「釋」為姓。釋道安統一佛家弟子姓氏，促進了佛教的發展。梁啟超曾說：「破除俗姓，以釋為氏，發揮四海兄弟之真精神者，安也」。[51]

3.制定僧枷寺規。釋道安從東晉到前秦後，他制定的僧枷寺規為南北共同遵守。《高僧傳》卷五《晉荊州長沙寺釋法遇》稱：「後襄陽被寇，遇乃避地東下，止江陵長沙寺。講說眾經，受業者四百餘人。時一僧飲酒，廢夕燒香，遇止罰而不遣。安公遙聞之，以竹筒盛一荊子，手自緘封，以寄遇。遇開封見杖，即曰：『此由飲酒僧也，我訓領不勤，遠貽憂賜。』即命維那鳴槌集眾，以杖筒置香橙上，行香畢，遇乃起，出眾前向筒致敬。於是伏地，命維那行杖三下，內杖筒中，垂淚自責。時境內道俗，莫不嘆息，因之勵業者甚眾。既而與慧遠書曰：『吾人微闇短，不能率眾，和尚雖隔在異域，猶遠垂憂念，吾罪深矣。』」[52]「隔在異域」，指前秦攻破襄陽後，釋道安到達長安。同卷《釋曇徽傳》還載，道安入秦後，曇徽「常顧解有所從，乃圖寫安形，存念禮拜。於是江陵士女，咸西向致敬印手菩薩。」[53]印手菩薩，即指安公。這說明「這時期存在南北佛教共宗一師的一體化狀態。」[54]

4.傳譯佛教經典。釋道安西入長安，苻堅為其修建道場，派遣助手，供其翻譯佛經。7年中，道安的主要精力也放在傳譯佛教經典，即使後秦兵臨城下，仍然克服重重困難堅持譯經，直至往生。釋道安坐下「僧眾數千」，僧睿、慧睿、曇邕等名僧層出不窮。他們不僅參與釋道安譯經事業，而且釋道安逝世後，仍然參與鳩摩羅什的譯經事業。據方廣錩《道安評傳》的考察，由道安在長安組織或主持翻譯的典籍先後有：《十誦比丘戒本》一卷，《比丘尼受大戒法》一卷，《教授比丘尼二歲壇文》一卷，《比丘尼大戒》一卷，《鼻奈耶》十卷，《阿毗曇抄》四卷，《四阿含暮抄解》二卷，《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抄》五卷，《鞞婆沙論》十四卷，《阿毗曇八犍度論》三十卷，《尊婆須蜜菩薩所集論》十卷，《僧伽羅剎所集經》三卷，《增一阿含經》四十一卷等。[55]

5.總結翻譯理論。翻譯之初，存在直譯與意譯兩種觀點。釋道安主張直譯，他認為意譯改動了佛經的本意。釋道安曾經與慧常在直譯與意譯的問題上有過多次爭論。釋道安說：「諸出為秦言，便約不煩者，皆葡萄酒之被水者也」。[56]釋道安把梵文佛教比喻為葡萄酒，如果按照漢語意譯，則譯出的佛經就不是原汁原味的佛經。

由於梵文與漢文存在差別，全部直譯確實困難重重。故此釋道安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針對出現的問題，逐步探索總結經驗，提出了「五失本、三不易」的翻譯原則。「譯胡為秦，有五失本也：一者，胡語盡倒，而使從秦，一失本也。二者，胡經尚質，秦人好文，傳可眾心，非文不合，斯二失本也。三者，胡經委悉，至於嘆詠，叮嚀反覆，或三或四，不嫌其繁。而今裁斥，三失本也。四者，胡有義說，正似亂辭，尋說向語，文無以異。或千五百，刈而不存，四失本也。五者，事已全成，將更傍及，反騰前辭，已乃後說。而悉除此，五失本也。然《般若經》三達之心，覆面所演，聖必因時，時俗有易，而刪雅古以適今時，一不易也。愚智天隔，聖人叵階，乃欲以千歲之上微言，傳使合百王之下末俗，二不易也。阿難出經，去佛未久，尊者大迦葉令五百六通迭察迭書。今離千年，而以近意量截，彼阿羅漢乃兢兢若此，此生死人而平平若此，豈將不知法者勇乎？斯三不易也。涉茲五失，經三不易，譯胡為秦，詎可不慎乎。」[57]所謂「五失本」，指翻譯經書時，應注意梵文的語法、語序、修辭、行文方式等與漢文之間的差別，不可以漢文死套梵文。所謂「三不易」，指在翻譯的過程中應注意古今習俗、翻譯人的智力和對佛典的理解。

雖然如此，但是佛經仍在直譯的道路上前進。公元383年，釋道安組織翻譯《鞞婆沙論》之時，參與譯經工作的趙政說：「《爾雅》有《釋古》、《釋言》者，明古今不同也。昔來出經者，多嫌胡言方質，而改適今俗，此政所不取也。何者？傳胡為秦，以不閑方言，求知辭趣耳，何嫌文質？文質是時，幸勿易之。經之巧質，有自來矣。唯傳事不盡，乃譯人之咎耳」。趙政的主張，得到釋道安的讚許，他說：「眾咸稱善，斯真實言也。遂案本而傳，不令有損言游字，時改倒句，余盡實錄也」。[58]這句話從側面反映了釋道安仍然堅持直譯，在翻譯的過程中只需改動句式即可，如此則不損於佛經原文意思。

作為翻譯人員，在翻譯的過程中應實事求是，不應加入個人觀念。所以釋道安極力主張直譯，其目的就是為了防止翻譯人員加入個人觀念。釋道安作為一代佛學大師，以其對佛教之虔誠，必定把翻譯看作是一件非常神聖的事情，惟恐出現一絲紕漏，必然是對佛經最大的褻瀆，所以釋道安堅決主張直譯。但是在翻譯的過程中，他也注意到梵文與漢文之間的差別，所以能夠急時總結問題，吸取教訓，提出翻譯理論。但是這些理論，沒有得到推廣，而且，翻譯理論不能完全消滅語言之間的差別，這種局面直到鳩摩羅什譯經時期得到改觀。

釋道安在翻譯佛經的過程中能夠急時針對出現的問題，總結經驗，提出有利於佛經翻譯的原則。但是語言的差別並非翻譯原則所能全部彌補，所以直譯的佛經即使做出了調整仍不能保證梵文的原汁原味。隨著翻譯水平提高，文化交流的加深，後世逐漸認識到直譯佛經與原文存在巨大差別。釋道安逝世後，釋法和與罽賓沙門僧伽提和東遊洛陽，「四、五年中，研講遂精。其人漸曉漢語，然後乃知先之失也，於是和乃追恨先失，即從提和更出《阿毗曇》及《廣說》也。自是之後，此諸經律漸皆譯正，唯《中阿含》、《僧伽羅叉》、《婆須蜜》、《從解脫緣》未更出耳。」[59]

6.撰成第五部《經錄》。經錄，即經書目錄。道安所作經錄，尤為佛教目錄史家所重視。據論者研究，道安一生，先後在不同時間、地點分別撰成五部經錄，第一部撰於今河北一帶，第二、三、四部撰於襄陽。道安第五部經錄所收有關中、涼土等所出經籍，應是他進入長安後才能見到，可證此錄應在前秦建元十六年至二十一年間（380—385年）編撰於長安。在僧祐《出三藏記集》里，僧祐稱其一為《安公涼土異經錄》、其二為《安公關中異經錄》、其三為《安公古異經錄》。原名可能無安公二字，總名可能為《異經錄》。該經錄收特殊的失譯經三種，計涼土異經59部、關中異經24部、古異經92部。[60]

此外，釋道安還積極發展佛教對外交流。《摩訶缽羅若波羅蜜經》、《增一阿含經》等經書都是在對外交流的過程中由國外高僧傳入。他還延請外方名僧幫助翻譯佛經，《高僧傳》記載：「安既篤好經典，志在宣法。所請外國沙門僧伽提婆、曇摩難提及僧伽跋澄等，譯出眾經百餘萬言。」[61]鳩摩羅什即是在釋道安的邀請之下到達長安，主持譯經工作。

釋道安作為一代佛學大師，不僅促進了長安佛教事業的發展，而且為我國佛教事業的發展做出了巨大貢獻。《高僧傳》載，晉名士孫綽在所撰《名德沙門論》中稱讚道安「物有廣贍，人固多宰，淵淵釋安，專能兼倍，飛聲汧隴，馳名淮海。形雖草化，猶若常在」。[62]梁啟超曾言：「使我佛教而失一道安，能否蔚然為大國，吾蓋不敢言……佛教之有安，殆如歷朝創業期，得一名相然後開國規模具也」。[63]湯用彤說：「釋道安之德望功績，及其在佛教上之建樹，比之同時之竺法深、支道林，固精神猶若常在也」。[64]論道安的歷史地位，用《道安評傳》作者的話來概括是恰當的：

道安的一生，為中國佛教初傳期划了一個句號；為佛教的迅猛發展期的到來，創造了良好的前提條件。所以，道安是中國佛教史上一個劃時代的人物，也是中國佛教史上的第一座高峰。[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