景德鎮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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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德鎮出土蟋蟀罐的分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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公元1426年，28歲的朱瞻基繼父位登皇位，世號宣宗，遂改年號為宣德，九年零七個月後，宣宗病逝，宣德一朝隨之結束。宣宗文治武功，延續了明王朝的興盛，《明史》稱其「蒸然有治平之象」，明史家盛讚仁、宣二朝為「仁宣之治」，比之於西漢的文景之治。的確，宣德一朝確實為有明一代最為輝煌的時期，其官窯瓷器的燒制也代表了明代官窯燒制的極盛。直到今天，宣德官窯還代表明清官窯燒制的高品位。宣宗才幹卓越，且有許多雅好，如「尤工繪事」，「留神詞翰」，其中尤為人道的是「好促織之戲」。明《萬曆野獲編》載：「今宣德蟋蟀罐甚珍重，其價不減宣和盆也」。這裡，沈德符說明宣德官窯蟋蟀罐在明代就已成為時人追捧的名品。

促織又名秋蟲，古代俗稱蟋蟀或蛐蛐。宣德蟋蟀罐是專為宣宗鬥蟋蟀燒制的官窯蟲具。明代養蟋蟀成風，袁宏道《促織志》有「京師至七八月，家家皆養促織」的記錄，當屬這一真情的寫照。斗養蟋蟀既為時俗又為民俗，沈德符尤以善記萬曆以前的朝章典故而聞名，但他關於宣德蟋蟀罐的記錄畢竟不屬正史，其所記是否可靠，必須具備真實的證據。然而，北京故宮收藏宣德官窯瓷器八百七十餘件，台北故宮收藏宣德官窯瓷器一千七百七十四件，如果連同國內外各博物館的同類藏品包括在內，也還有相當可觀的數量，卻無一件宣德蟲具。因此，不過就是在十幾年前，人們關於宣德官窯蟲具的情況還處於疑惑當中。1982年和1993年，景德鎮明御器廠先後出土經復原的宣德蟋蟀罐計二十餘件圖一　，這不僅證實沈德符的記錄真實可靠，且為一向少見的宣德官窯蟲具提供了實物資料。所以，劉新園先生經潛心研究，從蟲具的溯源入手，結合相關史學、器物學、類層學、繪畫工藝等多種學科，對這一問題作出多方面的探索總結，並出版了《明宣德官窯蟋蟀罐》這一專著。在這部書中，劉新園先生提出了古代關於「斗盆」與「養盆」之辨的問題，認為景德鎮出土的這批蟋蟀罐是所謂「斗盆」而非「養盆」。

筆者多年從事史學及考古的學習研究，近十餘年又熱心於中國古陶瓷的學習研究，尤以元及明早期景德鎮燒製為重點，且於明清時期的蟲具情況饒有興趣。1999年以來，筆者專往北京、景德鎮觀看展出的部分宣德蟲具，並有機會向北京故宮、上海博物館的專家討教相關問題。這些年又有機會接觸廣東、浙江、江蘇、山東、河北、山西等地的民間收藏，居然訪見一件永樂斗盆圖二　。尤其是多年以來，《中國文物報》重視古陶瓷科學，關注館藏並充分運用其科學的物證以饗讀者，同時又關照民間收藏並加以正確引導，推進專家同民間互動，筆者備受感召，故願借貴報一角，就景德鎮出土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定名問題提出個人看法，並就這批蟋蟀罐的分期問題提出商討意見。不當之處，希望批評指正。

筆者訪見的這件永樂盆，口徑23厘米，底徑21厘米，微呈底窄上寬式。該器連蓋高19.5厘米，不連蓋高11厘米，器壁與器蓋皆繪二條銜花夔龍，器蓋堆塑二龍戲珠，口與蓋為子母式，底為平砂底，中心為一直徑7厘米的微呈凹陷的釉圈，釉圈內陰刻花瓣式篆書「永樂年制」四字官款。該器內壁只少量掛釉，內底中心部分不掛釉，可以認為是為防止蟋蟀斗咬時打滑而有意為之。而且，該器去蓋後，其口徑較闊大，形狀似盆，便於觀看蟋蟀斗咬，其年代可靠，又同前人的記錄若合符契，故依據文獻稱其為「永樂盆。」景德鎮出土的宣德鼓式蟋蟀罐，口徑皆為13厘米，高9厘米，形狀不類於盆而類於罐圖三　，而且與文獻所說的「蟋蟀罐」相符。這兩件蟲具形制不同，一為盆名，一為罐名，孰為斗盆，理當為先決問題。

古人從蟋蟀的捕捉、飼養直至斗咬，所用蟲具種類繁多，且十分講究。究其用途而言，大約可分為兩類。一類為飼養用具，有關其名類情況文獻記錄頗詳，卻無「養盆」這一說法，故不屬於本文討論的範圍。另一類為斗咬用具；這當中最為重要的器具就是斗盆。斗盆顧名思義，是古代專門用於觀看蟋蟀斗咬的瓷質蟲具，因其形狀類於盆而名，亦名「盆柵」，俗稱斗盆。一般認為，斗盆的出現是始於宋代，宋賈秋壑所輯《鼎新圖像蟲經》刊出「宣和盆」、「平章盆」式樣圖四　，明確其為斗盆，並且為宋代皇室斗蟲所用名品。明劉侗《促織志》云：「初斗，蟲主各內乎比籠，身等、色相合，而內乎斗盆」。這裡，劉侗不僅就斗盆的用途作出具體說明，而且還是較早的關於斗盆的說法。自宋代至於明清時期，斗盆的形制既相傳承，又有所變化，而以皇室專用斗盆最具代表性。清朱從延輯《王孫監·盆柵各式》云：「初用絕大蛩盆，名曰斗盆。繼用圓柵，以紙為之，如帽籠式。……後改為長柵，亦曰方柵」。這是關於民間所用斗盆的演變情況。可見，斗盆無論方形或圓形，都是體積較大便於觀看蟋蟀斗咬的器具，因其形狀似盆，故有是名。自宋代訖於明代，皇室所用斗盆一直為瓷質圓柵式，民國李大羽中輯《蟋蟀譜》除刊出宋內府盆、宣和盆、平章盆與《鼎新圖像蟲經》所刊宋代皇室斗盆式樣相似之外，還順序刊出「元至德盆」、「王府盆」以及明「永樂盆」、「宣德盆」式樣，這是關於宋元明三朝皇室所用的斗盆的珍貴史料。圖二　永樂盆就是一件這方面的實物資料。目前雖然尚不見宣德斗盆實物資料，但可以證明「宣德盆」在歷史上實有其物，而宣德蟋蟀罐並非宣德斗盆。

尤其難得的是，《蟋蟀譜》還對明「永樂盆」、「宣德盆」的具體尺寸作了記錄，說明「永樂盆」、「宣德盆」高三寸，羅元九寸。羅元就是今所說的直徑。古代尺寸小於今所說的尺寸，如以文獻同圖二　實例相互考證，這件永樂盆的尺寸同文獻記錄相合，年代可靠，可以認為是文獻所說的永樂斗盆，而景德鎮出土的蟋蟀罐則與文獻相去甚遠，其為斗盆的說法顯然不能成立。

劉新園先生所著《明宣德官窯蟋蟀罐》一書刊出一幅日本出光美術館收藏的明嘉靖青花大罐圖片，顯示該罐外壁三童圍一方桌，桌上放置一體積較大的圓盆，其中的一小兒正在以芡斗咬蟋蟀圖五　。從其中的人物同器物的比例關係來看，這一圓盆明顯大於宣德鼓式罐，因此劉新園先生稱其為「大大的罐子」，即文獻所說的明代圓柵式斗盆。這與景德鎮出土的直徑僅為１３厘米的宣德鼓式罐不合，而與圖二　永樂盆相符，又證宣德鼓式罐不屬斗盆。

1886年上海出版的《點石齋畫報》刊出一幅清晚期時人鬥蟋蟀的線圖圖六　，圖中許多人在圍觀一方形盆，其中一人正用長芡挑逗方盆內的蟋蟀。這個方盆應是文獻所說的「方柵」式斗盆。值得注意的是，在這群觀看蟋蟀斗咬的人群身後的多寶格以及案几上，堆放著多個筒式罐，這些筒式罐與宣德鼓式罐如出一轍這一情況應當注意：方柵既然已被確定為斗盆無疑，多寶格及案几上堆放的那些筒式罐顯然不可能是斗盆。同樣，與筒式罐相似的宣德罐也不可能是斗盆。另外，從這幅圖還可以看出，斗盆的使用只有一個，而蟋蟀罐的使用卻需要多個。這說明，斗盆的使用數量極少，因此難見實物。這也正是景德鎮雖然出土多個宣德蟋蟀罐，但不見一件宣德斗盆出土的原因所在。宣德蟋蟀罐成堆出土，這本身就說明其不會是斗盆。退一步說，無論這件永樂盆的真實情況如何，宣德鼓式罐也不可能是斗盆。

通過文獻與實物圖二　相互參證，可以認為這件永樂盆就是文獻所說的圓柵式斗盆，目前雖然尚未見宣德斗盆實物，但景德鎮出土的宣德蟋蟀罐並非斗盆。

斗盆的情況已經明確，景德鎮出土的宣德蟋蟀罐是不是就可以歸之於「養盆」﹖問題並非如此簡單。古器物要想獲得科學的定名，不能脫離相關史學的合理解釋。從文獻來看，古人飼養蟋蟀用具皆為陶製品，不用泥制或瓷製器具，並且絕無「養盆」這一說法。所謂養盆之名是民國以來近世京城一帶人關於飼養蟋蟀用具的稱謂，同古代所用器具的稱謂毫不相干。那麼，古人關於宣德蟋蟀罐的用途及其定名情況如何﹖筆者以為，這正是劉侗所說的「比籠」，亦即文獻所說的蟋蟀罐。

比，《說文》曰：「密也。二人為從，凡從為比」。意為比較、排選併兼珍藏之義。古代凡稱籠之名，皆為竹編之屬，隨著歷史的演進，其所用材質雖已為金絲銀絲或瓷器取代，並非竹類，卻仍沿舊名稱籠。景德鎮出土有著名的官窯蟲具「宣德串」，亦名「過籠」，原因正在於此。比籠源於比匣，北宋時，人們以石匣貯藏參加斗咬的蟋蟀，凡斗咬之蟋蟀，須按身材大小，身體輕重是否相符，顏色是否相合等條件進行嚴格排選，合於上述條件才能被裝入比匣，以備斗咬之用，故有「寶彼石匣，行伍武庫」的說法。入明以來，比匣為瓷質蟋蟀罐所取代，俗稱比籠或蟋蟀罐。劉侗關於這一情況作出具體說明，故曰：「初斗，蟲主各內乎比籠，身等、色等合，而內乎斗盆。」這一做法直到清代還相傳承，清陳昊《花鏡》云：「初至斗所，凡有持促織而往者，各納之於比籠。」其意是說，凡到蟋蟀斗場參加斗咬者，皆以比籠貯藏促織入場。可見，景德鎮出土的宣德蟋蟀罐就是文獻所說的比籠，是貯存斗蟲的專用器具，為斗具之一，也稱蟋蟀罐。

還有一個相關問題。無論是從文獻還是以實物圖二　來看，皆暗含著一個歷史的隱秘，即成祖朱棣與其孫朱瞻基都有促織之好，並且都留有專為其所用的官窯蟲具。如果這一歷史情況屬實，景德鎮御窯廠極有可能留下證據。事實也正是如此。景德鎮出土的蟋蟀罐共分三式，其中式一為圓腹坐蓋式，圈足邊沿較窄，足內無款；式二為圓腹坐蓋式，蓋底與器底皆書「大明宣德年制」單行楷書款。簡言之，式一為無款罐，式二為有款罐。上述兩式蟋蟀罐皆於1993年出土於景德鎮中華路，並且有明確可靠的類層關係可考，證明式一蟋蟀罐年代較早，而且同1982年永樂後期地層出土的瓷器品種接近，而式二蟋蟀罐的年代晚於式一蟋蟀罐。特別巧合的是，式一同式二蟋蟀罐各出土青花櫻桃小鳥罐與青花瓜瓞紋罐，即每對罐分別由式一無款罐同式二有款罐組成。二者相互比較，式一無款罐青花發色濃重，有明顯的暈散，這與永樂青花器少款、發色濃重等情況相符，而且有明確的類層關係為證據，應為永樂器無疑。式二蟋蟀罐發色淺淡，少有暈散，並且有明確的紀年款，為宣德器物無疑。文獻有關於永樂盆、宣德盆的記載，景德鎮則有明確的類層關係以及出土的實物為證，因此我們有理由說，式一無款罐應為永樂器，有款罐則為宣德器，而且證明朱棣與朱瞻基祖孫二人皆有促織之好的記錄屬歷史的真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