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外長緬甸會晤 「第二外交渠道」功不可沒

任何關注中日關係的人都不會否認，最近一段時間雙方關係出現了回暖趨勢。最明顯的標誌就是安倍內閣成立近2年來，中國外長王毅首次與日本外相岸田文雄晤面。這與一年前兩人的「狹路相逢」簡直是天壤之別。

去年7月，東盟外長與中美日韓外長的擴大會議在汶萊首都召開。由於中日關係頗為緊張，參會之餘的王毅沒有任何主動接近岸田文雄的意思。儘管媒體報道，岸田文雄專門帶來中文翻譯，在走廊里製造了與王毅偶遇的場景，但王毅只是與之握手，隨後「擦身而過」。

一年後，依然是東盟外長與中美日韓外長擴大會議上，王毅與岸田文雄見面寒暄後，主動用英語說「再見」，這被認為是兩人將會晤的暗示。此後雙方一直會談到晚上11點，岸田文雄被日本媒體發現從酒店後門離開。這才有了中日外長「緬甸會晤」的報道。

在筆者看來，一年後中日外長會談之所以能夠成行，主要是具備了一定的歷史關係鋪墊，同時還有即將召開的APEC，為官方接觸帶來的現實促動力。這兩點是中日高級別官員能夠實現「緬甸會晤」的最重要原因。此外習近平集體上任1年多來，對周邊外交特別是中日關係的研判已經逐漸走出觀望期，開始更加積極主動的爭取利益，這種外交政策的細微變化，也是促成中日外長會的一個潛在因素。

仔細梳理安倍上台後的中日關係演變可以發現，日本一直是要求中日舉行官方接觸的主動方，而中國則一直操守釣魚島問題和靖國神社問題為兩大條件，始終「牽制」著日本的意願。

日本方面的需求實際上是兩個層面，一是舉行首腦會晤，即習近平和安倍晉三之間的會面。這種會面帶有極大的象徵意義，決定和影響著中日關係的性質和走向。另一個層面是舉行高級官員之間的會晤，比如外長級。這種會面的價值主要在於事務性的磋商，更多體現的是現實意義。

通過分析日本官方的外交語言不難發現，其本意是兩個層面的中日接觸都想重啟，中國的態度則是「聽其言、觀其行」。但2012年底安倍上台後，針對釣魚島和歷史問題的一系列舉動，讓剛組建的中國新一屆領導層對周邊外交更加憂慮，不僅對日方兩個層面的接觸意願都予以拒絕，並且以劃定東海防空識別區等為手段，來打擊日本的「進取心」。而安倍則變本加厲地參拜靖國神社，使得中日關係在2013年全年幾乎都處於一種冷淡且劍拔弩張的局面。在此背景下，不僅中日首腦會談的大門被堵死，就算高級別官員之間的正式晤面也不具備條件。

筆者注意到，就在中日關係惡化到數十年來低谷之際，兩國都沒有放棄改善關係的可能性。中日交往始終存在著官方和非官方「兩條線」。它們互相依存和襯托，才使得兩國關係不至於發展到擦槍走火的邊緣。

在中國官方宣布不與日本進行高層會晤後，官方渠道的溝通通常帶有隱秘色彩。對中國而言，這或許是為了照顧國內對日本不滿的民眾情緒。

比如，儘管沒有高級別往來，但是中日正常的外交渠道並沒有中斷。去年10月日本媒體就報道中國外交部亞洲司官員秘密訪日，儘管中方沒有公開確認此事，但外交部發言人華春瑩的表態確認中日兩國外交部門之間「保持著溝通」。今年7月日本媒體又爆到出日本負責亞洲太平洋事務的官員秘密訪問北京，又為雙方的外交協調提供了新的證據。

在中日之間出現問題的時候，非官方渠道相對於官方渠道更受矚目。非官方交往成了關係改善的重要推動力。

今年4月，和習近平私交頗深的胡耀邦長子胡德平公開訪日其實向日方傳達了一個重要信號，那就是習近平對發展中日關係的重視。被日媒視作習近平「特使」的胡德平秘密會晤了安倍晉三，中日雙方都沒有對此與此否認，這本身就說明中日關係除了官方之外「第二渠道」的特殊意義。

胡德平訪日前，與習近平關係不錯的中國對外友協李小林會長也曾到訪日本；胡德平訪日後，曾作為中國對日外交核心人物的唐家璇也出現在東京。他們與日方探討的話題，都是兩國關係如何走出低谷。

安倍晉三方面也派出了諸多非政府官員來華「探風」。最近的例子是前首相福田康夫。習近平與攜帶安倍信函福田深談良久。這也是一次沒有對外公開的交流，但象徵意義已很明顯。

以上這些交往，其實是王毅和岸田文雄「緬甸會晤「的歷史鋪墊。換句話說，沒有半年多來中日外交層級的密切溝通、沒有民間人士的你來我往，中日外長級會晤也不會出現。正因為雙方通過各種渠道探知了彼此的底線，認識到了存在進一步提升交往的空間和必要性，王毅與岸田文雄會晤才水到渠成，外界也才不會感到不解和突兀。

此外，從國際大環境來看，中國也需要在操作層面上處理好中日關係。中日外長會兼具這種考慮。

2014年對中國最重要的外交活動是在北京舉行的APEC，屆時美國總統奧巴馬、俄羅斯總統普京等眾多政要都會來華。作為一次國際會議的舉辦地，北京是否歡迎日本首相安倍晉三，實際上成了一個難題。

從中日嚴峻的外交現實來看，顯然不具備安倍踏上中國土地的條件。但是從外交禮儀來看，中國似乎沒有拒絕安倍來華參加APEC的理由。畢竟APEC是國際活動，而不是中日雙方的外交會晤。這類似每年在紐約舉行的聯合國大會，雖然美國和伊朗沒有外交關係，甚至立場敵對，但美國依然要給伊朗總統發放入境簽證。

因而就中國外交部門而言，需要協調安倍來華的一些外交禮儀，以及外事安排。根據種種跡象表明，安倍來華參加APEC會議，似乎已經不成為一個中日間討論的問題，雙方把接觸的焦點，已經放到安倍來華會不會與習近平舉行會晤的問題上。

按照王毅的說法，如果沒有誠意，來不來都是形式。中方似乎也不願意看到APEC被中日關係所左右，甚至中國的主場外交動能和形象被削弱和拉低，因而有必要認真探討安倍來華，對中國利益影響的各種可能性。王毅與岸田文雄的會晤，其實就是中國主動且直接應對日本的一種手段。

其實從近2年來的中日博弈可以看出，習近平的領導集體經過1年多的外交實踐和思考，由當初對日本「國有化」釣魚島的憤怒、對安倍晉三上台的疑惑，對日本外交政策日益右傾化的擔憂，慢慢轉變了外交思路。對中日關係的長遠定位有了更清晰的認識，對日本的未來之路也有比較清楚的認知，因而在中日關係上出牌越來越主動，也越來越自信。

比如針對不久前日本試圖解禁集體自衛權，中國只是聲明要求日本不能損害中國的安全利益和關切。這說明中國內部其實已經研判，日本解禁集體自衛權不可避免，因而內部很可能已經有因應這種趨勢的手段和能力，所以言語間也顯得頗為淡定。

這種外交思路的部分調整，也是促成王毅與岸田文雄「緬甸會晤」的重要潛在原因。另外需要注意的是，中方提到的兩個條件——承認釣魚島主權爭議以及停止參拜靖國神社，其實在某種程度上，是對應日本呼籲中日最高層級面對面會談的要求；在外長級官員會晤中，這個「約束」相對弱化。更何況不久前安倍的「左膀右臂」高村正彥來華，表達了如果中日首腦會，安倍任內不會參拜靖國神社的意願，實際上認可了中方的需求。王毅與岸田文雄的會晤，也是中日雙方「靈活外交」的體現。

之所以選擇中日之外的第三地會晤，相信也是中日雙方溝通的結果，具有降低會談規格，避免任何一方承受壓力的意味。

在筆者看來，這次會晤，部分滿足了日本一直希望的重啟中日高層對話的願望。但是距離日本希望習近平和安倍直接會談，距離依然比較大，釣魚島問題恐怕很難讓安倍輕易「讓步」。

雖然可以從中日外長會上看出中日關係有回暖的趨勢，但卻並不意味著關係已經回暖。中日結構性矛盾並沒有根本改變，其關鍵依然是領土問題和歷史問題，由此延伸開來，是中日選擇什麼樣的國際發展道路的問題。外長會的意義就在於讓雙方更加冷靜的思考，中日關係的下一步應該怎麼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