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個高利貸從業者的自白書：從親戚、戰友開始下手-頭條網

07-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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老劉，曾經是銀行從業人員，現在的高利貸放貸者。

像大多數放貸者會刻意保持低調一樣，老劉也不會隨意向別人介紹他的第二個身份。即便是這樣，作為一位「浸淫」在民間借貸圈子十餘年的「資深」放貸人士，知道他以及他在做什麼的人依然有很多。

如今，哪怕是在北方的二三線城市，想要接觸民間借貸、尤其是高利貸的途徑也很簡單：通過道路兩旁鱗次櫛比的房地產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或是一份刊載了大量小額貸款廣告的當地報紙，人們便能快速「碰觸」到這一略帶神秘色彩的活動。8分到1角不等的月息報價，更會讓人們在短時間內感受到眼下民間借貸高利息傾向的趨勢。

不過，由於放貸活動的隱蔽性以及放貸者與借貸者的低調，想要真正了解民間借貸的內部運作，或放貸者具體的放貸活動並不容易。而老劉的出現，為我們揭開了這神秘面紗的一角。

放貸初期：不是「放貸者」的放貸者

今年已近60歲的老劉，最早的放貸活動可以追溯到1993年，但他並不認為當時是在放貸。

1993年，部隊轉業的老劉被分配到北方一座二三線城市的銀行工作。一天，一位戰友找到他，希望在他的幫助下，申請一筆銀行貸款用來做生意。由於未能滿足銀行貸款條件，請求最終被拒。重情意的老劉便主動提議借錢給他，戰友隨即表示，可以以略高於銀行年貸款利息的利率作為回報。隨著戰友的生意漸有起色，老劉不僅順利拿回了本錢，還初次嘗到借錢的甜頭。

其實，民間借貸在很多資金並不充裕的小企業成長之初，都起到了關鍵性作用。哈爾濱市某民辦幼兒園高園長就對記者表示，作為一名下崗職工，在幼兒園創辦初期，遇到的最大困難就是缺少資金。當時籌措資金的唯一途徑就是親戚、朋友之間的借款，高園長說：「2005年，按照年息一分的標準，從朋友處借來30餘萬元，這筆錢就成為幼兒園建立的啟動資金。」如今，該幼兒園已初具規模，入園兒童人數最多時可達200多名，該園的固定資產已達300多萬元。

無論在南方還是在北方，無論是個人與小企業還是小企業與小企業之間的民間借貸行為極為普遍。溫州市銀監局2007年曾對民間融資占溫州企業運營資金構成做過調查，調查數據表明：當年中小企業民間融資總額約為2200億元，占運營資金的28%，調查還發現溫州民間融資多以民間借貸方式進行。民間借貸的正面作用也被國家監管部門所認同，日前，人民銀行金融市場司副司長吳顯亭稱，今年上半年，民間借貸比較活躍，在一定程度上緩解了部分中小企業的融資困難，對中小企業的發展有積極作用。

老劉並不認為當初借錢的舉動是一种放貸行為，他稱「這完全是幫助朋友。」而記者所採訪的很多小企業主也表示，早期的民間借貸多發生在親戚、朋友之間，所以往往在還完借貸的資金後，還要還一筆「感情債」，如逢年過節的禮品答謝、對方遇到資金緊缺時也要出手幫助等。

民間借貸夾雜「感情債」也助推了借貸成本。楊先生是某著名電腦品牌在東北地區的省級代理商，至今提到幾年前的一次借貸行為，還會讓他感到忿忿不平：「在我們資金最緊張的時候，曾經通過民間借貸的方式借過100萬元，對方是我的一位朋友。當時這位朋友要求以企業年純利潤的20%作為利息，按照企業之前的盈利水平來看，借貸利率與當下持平。不過後來企業發展的速度完全出乎我們的預料，利潤是年年翻番，因此兩年的借款時限到期時，我們支付的利息已達100萬元，與眼下的高利貸相比也不『遜色』。」

放貸中期：從擔保人向放貸組織者轉變

純粹幫朋友、無意識的借貸行為，意外地將老劉拉上了一條「生財路」。隨著戰友生意的越做越大，需求的資金也越來越多，這時，老劉的自有資金已經無法滿足戰友的需要。怎麼辦？他想到了自己的親戚和同事。

一位曾參與老劉放貸活動的銀行員工告訴記者，上個世紀九十年代，大家手頭都不富裕，通常個人只能放款一兩萬元。而該工作人員也證實，老劉在其中只充當了擔保人角色，真正的借款人是他的戰友，這一點從借條內容便可看出。當記者詢問其有沒有考慮過風險，她回答：「一方面利息比銀行高一些，年息可達到1分；另一方面有同事擔保，風險相對小些。」

在放貸高峰期，以老劉作為擔保人借出的資金就達到百萬餘元，涉及三四十人。

該銀行員工告訴記者，近幾年她投入這塊的資金已達20萬元，其中包括自己、妹妹以及父母的錢。她說：「繼續加大借款規模的原因是借貸人比較講信用，如需要提前支取借款，不僅馬上支付，而且也會照常支付部分利息。」

老劉此時的身份也悄然發生著轉變：由小放貸者到擔保人再到放貸組織者。身份轉變的關鍵因素便是「錢」。充當擔保人時，老劉每年都會收到戰友2萬~3萬元的感謝費以及散戶幾百到幾千元不等的紅包，不過這與通過「低收高放」所賺取的利差收入相比，顯然微不足道。身份轉變後，老劉曾在一年時間內賺到十幾萬元。

放貸形勢的大好也把老劉沖昏了頭，他選擇了辭職，到戰友的公司上班，主要工作就是拉借款。意外的是，隨著老劉的離職，部分同事的資金開始撤出，小企業的經營狀況也隨企業主決策的失誤而急轉直下。所幸，企業主縮小了經營規模，及時償還了借款。

上文提到的楊先生除了心有不平外，就是後怕。當記者詢問他，當初的100萬元如果沒能還上該怎麼辦？他說，現在回頭再想想都會害怕，覺得自己的膽子太大了，只考慮到生意一定會做成功。而這恰恰是目前借高利貸的小企業主們的共同心理。

不過，並不是所有與高利貸沾邊的小企業都能從高利貸漩渦中全身而退。內蒙古金利斌自焚事件就是典型一例，據悉，其自焚的導火索便是背負的高達12.37億元的巨額民間債務。

而即便是那些受益於民間借貸，或者高利貸的小企業家也不願意與其再有瓜葛，楊先生和高園長同時告訴記者，如今自己的企業都已初具規模，但不會再與高利貸沾邊。當問其原因時，他們都表示，已經無法承擔目前的高利率。

不是尾聲的尾聲：民間借貸鏈條尚未成形

眼下，老劉依然在從事民間借貸，不過規模遠不如前：「只有四五十萬元，大部分是自己和親戚的錢。」對老劉「買賣」衝擊最大的便是湧現在街頭的小額貸款公司、擔保公司、典當行等。

在很多人眼中，老劉與這些有門臉、有牌照的「正規」公司相比，只是「雜牌軍」，一位小放貸者當著老劉的面表示：「貸款公司可以給我們3分月息，而你只能給2分，我為什麼要放給你？」

老劉說，他也想過把錢放給這些「正規」公司，不過正是有了十多年的民間放貸經驗，才讓他覺得其實這些「正規」公司的風險更大：「我們的錢被放給誰，用來做什麼，就連這些公司的內部人都說不清楚，我怎麼敢把錢給他們。」

老劉自己的民間借貸鏈條很簡單：由他將散戶，即資金規模較小的放貸者資金匯聚，然後直接放給需要資金的個人或企業。不過眼下，大部分民間借貸鏈條已變得極為複雜，中間環節很多，個別放貸者更是存在欺詐行為，使部分資金在民間借貸鏈條內循環，如人民銀行溫州中心支行在近期對當地民間借貸情況所做的調研中就曾對其流向作出如下分析：當地1100億元民間借貸資金中，40%的資金依然留在民間借貸市場。

因此，民間借貸除高息化傾向外，最值得人們注意的就是中間過多環節的出現，這些環節不僅進一步推高了企業的融資成本，而且也使民間借貸進一步出現「異化」。

曾經銀行從業者的身份，讓老劉的放貸行為備受質疑，老劉是否利用職務之便，利用銀行的貸款從事民間借貸行為？對於這一問題老劉也很坦然，想都沒有想過。不過在民間借貸活躍的地區，如陝西的榆林、內蒙古的鄂爾多斯已經出現個別銀行從業人員參加民間借貸活動，甚至冒名貸款，違法、違規將銀行資金用於民間借貸。據記者了解，針對上述情況，當地銀行已經採取了相應的措施，如加大培訓、宣傳力度，對出現上述問題的員工也採取了停職、辭退等懲處辦法。

此外，對銀行信貸資金可能流入民間借貸市場的情況，銀監會在去年出台了《流動資金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個人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固定資產貸款管理暫行辦法》和《項目融資業務指引》，其中就要求，對於大額貸款採用委託支付的方式，強化貸款用途管理，防範借款人資金被挪用。也就是說，當銀行發放貸款時，並非將資金轉入借款人賬戶，而是根據借款人的提款申請和支付委託，將貸款資金直接支付給符合合同約定用途的借款人交易對象。

雖然近期民間借貸案件頻發，在某些地區造成一定的影響，但是我們也看到，這種影響只是局限在當地，或者是某個借貸群體，並沒有引發連鎖反應。針對這一情況，老劉也談了他自己的看法，現在民間借貸的鏈條尚未完全打通，即並未形成完整鏈條，也未將諸如金融機構或實體經濟的企業裹挾進來，而部分民眾對民間借貸也提高了警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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