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章太守

文章太守

?夏堅勇

一

每座城市都自詡為文化古城，都有幾處古董、准古董或偽古董。翻開地方志，言之鑿鑿的文明史都可以追溯得相當久遠。我徜徉在城市的陋巷和郊外的石級小道上，身邊是荒寺古木，塔影斜陽，石碑已漫漶難辨，粉牆洇蝕，有如老婦臉上的壽斑。我知道，在這些殘碑、古塔和地方志之間，應該隱潛著幾個青衫飄然的身影，尋找他們，是為了尋找一種遠古的浪漫，一個關於飄泊、詩情和文化個性的話題。

終於來到了揚州，聽到了歐陽修吟誦《朝中措》的聲音，那聲音凝固在平山堂前的石碑上。平山堂是歐陽修任揚州太守時所建，但這首詞卻是他離任多年後在開封寫的，當時他已經升任翰林學士，又勾當三班院。「勾當」是宋代的流行用語，並沒有貶意，用現在的話說叫「主管」。勾當三班院大致相當於中央辦公廳主任，實權是很大的。這位歐陽公在京師的殿闕里「勾當」之餘，憶及當年在揚州的外放生涯，卻相當留戀，特別是詞中的「文章太守，揮毫萬字，一飲千鍾」幾句，很有點洋洋自得的意味。這自得不僅因為他的詩酒風流，而且因為他是一方的最高長官，因此，他那「揮毫萬字，一飲千鍾」的放達就不光是一種個體性的生命呈示，而且定格為流韻千古的文化風景。在和自然山水的秋波對接中，他超越了時空，也超越了自我，成了一座城市的代表性詩人。在這裡，歐陽修筆尖輕輕一點，觸及了中國歷史上一個很有意思的文化現象：文章太守。

「文章太守」無疑是一頂相當風雅的桂冠，可是當我們在浩浩人海中進行資格認定時，目光卻漸至迷茫。因為在大部分的昇平時代，官吏總是由文人承擔的，而選拔官吏的途徑是科舉，也就是考詩賦文章，那麼可以想見，能當到一方太守的大概文章都寫得不錯，就像現在提拔一個市長，起碼是「大專以上」，至少也是「相當於」。這樣一推論，所謂「文章太守」就沒有多大意思了，因為大家都可以堂而皇之地列入其中。但事實上，絕大多數的官吏雖然也有文化，但他們的人生價值主要不是因為文章寫得好，而是因為官場行為。能稱得上「文章太守」的，起碼應該是一些在中國文化史上有相當影響的人物，他們生命的輝煌在於文化呈示和文化定位，當官則帶有「反串」的性質。例如，同樣是高級官僚，而且也有過相當不錯的政績，人們總習慣於把屈原、自居易、蘇東坡、辛棄疾、郭沫若歸入文化人一類，而同樣是文壇高手、風騷教主，人們又習慣於把曹孟德、李隆基、明代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以及毛澤東歸入政治家的行列。至於像李後主那樣的角色，雖貴為國主，恐怕還是算他一個「開山詞宗"較為合適。

問題還不僅僅於此。有些官員的詩文確實也不錯，照理也可以稱為「文章太守」的，但是再看看他們的文化人格，我們只能不無遺憾地讓目光跳過他們的身影。例如唐代有一個叫李遠的人，據說「為詩多逸氣」，似乎有點名士風流的派頭。唐宣宗時，宰相令狐綯要任命他當杭州太守，宣宗說，「此人做詩，有『青山不厭一杯酒，白日惟銷一局棋』的話，能做地方官嗎?」皇帝怕他文人氣太重，管不好政務，但還是答應讓他試試。從皇帝都知道他的詩這一點來看，他在當時的文名是不小的。李遠上任後，倒也清廉能幹，很得人心。卻又不改名士派頭，做詩喝酒是不用說的了，而且喜歡收藏文物，特別注意天寶遺物。他曾在關中一個和尚處訪得一雙揚貴妃的襪子，從此奉為至寶，常常取出來給朋友玩賞，並說：「我自從得到這雙又軟又輕、既香且窄的妙物以後，每見一次，就好像身在馬嵬坡下，與貴妃相會。」他有不少詩都是以此為題材的，宣洩了一種色情狂的心理。這種人，雖然「文章」和「太守」兩方面都說得過去，卻不能稱為「文章大守」，——他們的文化人格過於委瑣。

我們還是走進歷史的長廊去作一番巡禮。起初我以為西漢的賈誼當之無愧，因為他有「賈長沙」的別稱，想必是當過長沙太守的了。但一查，不對，他的頭銜是長沙王太傅，也就是家庭教師。「可憐夜半虛前席，不問蒼生問鬼神」。他一生不得志，很可惜。接下來輪到被曹操殺頭的孔融，他是「建安七子」之一，也確實當過北海令。但北海彈丸小郡，是個不起眼的縣級市，孔融在那裡的身影亦縹緲難覓。南朝的謝朓是宣城太守，人稱「謝宣城」，「蓬萊文章建安骨，中間小謝又清發，」李白對他的詩是很欣賞的，且算他一個。再往下就是風華絕代的唐宋了，這兩朝都崇尚文治，文章太守出得最多，也最為典型。從京師到各州郡的官道上，外放的翰林學士絡繹不絕，衣帶當風，卷帙琳琅，這是一幅令後人多麼期羨的風景!山川和美人，歷史和詩情，英雄夢和寂寞感，生命意志和浪漫情韻，這一切都在車輪和馬蹄聲中梳理得那樣燙貼，——我們畢竟有過一個雲蒸霞蔚的盛唐，也有過一個雖不算強盛，卻風情萬種的兩宋。

二

既然「文章太守」的稱號首先出自歐陽修之口，我們就先從他談起。

歐陽修是北宋人，北宋是一個高薪養廉的時代，當時的文人都想在中央做官，那裡有更多的晉陞機遇，生活也更加風流旖旎，外放到州郡去的都是因為官場失意。慶曆六年九月，歐陽修出任滁州知州，他自然也是很失意的。官船沿汴水入淮河迤邐而行，兩岸柳黃霜白，滿眼秋色，長空中傳來幾聲雁鳴，凄清而悠長，一種莫名的惆悵感襲上他的心頭。遷徙之路本來就是孤獨而荒涼的，偏又逢上這蕭索的秋景。

失意的原因就不去說他了，政治這東西很複雜，三言兩語很難說清楚，反正就這麼回事，一個正直而書生氣的文人在官場中被同僚踹了一腳，落荒而走，到下面來當太守。官場失意，情緒自然不會好，才40出頭的人，便自號「醉翁」。醉眼矇矓看世界，天地一片渾沌。但他漸漸發覺當一個地方官也挺不錯，首先是自由，特別是心靈的自由。這裡遠離政治鬥爭的中心，官場的吵鬧聲被千里荒原和長風豪雨阻斷，微弱得幾乎可以忽略不計，於是便用不著整天揣摩上司和同僚的眼色，也省去了許多站班叩頭和繁文縟節。這裡雖沒有京師那樣高檔次的勾欄紅樓，卻有一派充滿了生機和野趣的自然山水。文人本來就對自然有一種天性的嚮往，那麼，就撲進大自然的懷抱，展示出一個更純真更健全的自我吧。

他走進了滁州西南的琅琊山，山光水色中流出了中國散文史上的燦爛名篇《醉翁亭記》。這是一篇賞心悅目的遊記，更是一曲心靈的詠嘆和吟唱。500多字的散文以10個「樂」字一以貫之，那令現代人讀來頗有點拗口的「之樂」、「而樂」、「其樂」和「之樂其樂」中，似乎透出作者壓抑不住的朗笑。其實作者的內心深潛著巨大的悲愁，究竟是山壑林泉之美暫時掩蓋了他心靈深處的痛苦，還是原生態的自然山水升華了他的人生境界，使他以一種更為高遠曠達的眼光來審視生命呢?似乎很難說清楚。反正《醉翁亭記》誕生了，誕生在一個失意官僚的踉蹌醉步之下，誕生在夕陽和山影的多情顧盼之中，誕生在心靈的困頓和再生之後。

它那搖曳多姿的情韻，不僅讓無數後人為之心折，而且當時就產生了轟動效應。且看《滁州志》中的這一段記載：

歐陽公記成，遠近爭傳，疲於摹打。山僧云：寺庫有氈，打碑用盡，至取僧室卧氈給用。凡商賈來，亦多求所本，所遇關征，以贈監官，可以免稅。

讀了這一段記載，我真是感慨萬千。在那個崇尚文化的宋代，為了拓取石碑上的一篇文章(而且是當代人寫的，並非古董)，競把寺廟庫房裡的氈子用盡了。從拓碑者那絡繹不絕的身影和朝聖般的虔誠中，我們看到了一種文化精神的閃光。可惜今天我們已無緣遭逢這樣的景觀了。今天各地的名勝古迹中，名人碑刻自然並不鮮見，遊人中有識趣的，站在面前吟讀幾句，讚歎一番，悠哉游哉地轉向別處。而大多數的俊男倩女恐怕看也未必看的，這有什麼好看的呢?既沒有炫目撩人的色彩，也沒有爭奇鬥豔的形制，更不宜於相依相偎著談情說愛。他們從前面走過時，目光中透出遊離和浮躁；或偶爾趨近，只不過是為了磕去鞋跟上的泥污，然後哼著流行歌曲翩然而去。

當然，我們或許可以批評當初那些拓碑者中某些人的動機，例如那幾個做生意的款爺，他們尋求拓片的目的，只不過是為了行賄沿途的稅官，以求得對方高抬貴手。但透過這種相當功利性的舉動，我們仍然感到了一種浸潤著文化色調的溫煦。稅官以他職業性的貪婪審視著一件當代碑刻的拓片，他的眼睛或許一亮，然後相當滿足但又不動聲色地笑納——他掂出了這卷宣紙的分量。稅官自然是可惡的，但我卻固執地認為，這個收受拓片的稅官卻少許有幾分親切。也許，他只是想用這件小玩意裝點一下自己的客廳，但比之於鑲金嵌銀富麗堂皇，用拓片裝點似乎更令人順眼。或者，他只是想用這卷宣紙轉手行賄自己的上司，以謀取更好的前程，但我們卻寧願看到權貴們笑納一件拓片而不是紅包彩電金項鏈和「三陪女郎」。在這裡，稅官及其上司可能並不具備一個鑒賞者的文化品位，他們的動機可能純粹是為了附庸風雅。但我仍然固執地認為，附庸總比不附庸好，因為附庸本身就是一種認定——對附庸對象的價值認定。試問，誰曾聽說有人附庸粗俗、附庸淺薄的?附庸風雅，至少說明他們還把風雅當回事，還認為是值得仰慕可以炫耀的，甚至還有一點小小的崇拜。如果大家都來附庸，蔚成風習，對提高全社會的文化品位大概沒有壞處。真正可悲的倒是沒有人來附庸，人家眼中的文化只是那種快餐式的歌廳舞廳卡拉0K或美容桑拿之類，而家中本來可以放幾本書的地方卻顯擺著人頭馬和路易十四。因此，我由衷地感慨我們曾有過一個宋代，那時一件小小的拓片竟那樣風靡，讓貪得無厭的稅官也為之開顏。

《醉翁亭記》之所以能流韻千古，與當初的那些拓片大概不無關係。滁州是淮北小城，歐陽修那期間的情緒也不好，寂寥煩悶之中，可以散散心的地方大抵也只有那座醉翁亭。與之相比，蘇東坡在杭州的太守生涯，色彩就豐富多了。

蘇東坡一生中顛顛簸簸地作過好幾任太守，他那光華奪目的詩文有相當一部分產生於州府的庭院里。「我獨不願萬戶侯，惟願一識蘇徐州」，這是秦觀早年寫給蘇東坡的詩。當時蘇東坡在徐州當太守，政績和文名都令人傾慕。他從翰林學士調任杭州太守是元祐四年的春天，對於這位大詩人來說，杭州曾是一段充滿了審美體驗的浪漫人生，15年前他在那裡當過通判，他吟誦的那些詩句至今仍在杭州的樓館和街巷裡傳唱，他當然很樂意到那裡去。離開京師前，83歲的老臣文彥博特地來送他，勸他不要亂寫詩，蘇東坡已經跨在馬上，他很理解老前輩一番好心，也知道有一幫小人用陰險的目光盯著他，時刻準備為他的詩下注解(這種註解可不是什麼好事)。他仰天一笑，向文彥博拱拱手，策馬往杭州去了。這次他走的是旱路，旱路比水路多了幾番顛沛，卻比水路快疾。杭州有山水，有詩歌，也有美人，那裡是一個新鮮活潑的生命世界，他渴望著儘快走進那個世界。

文彥博的忠告他是記在心裡的。到杭州後，蘇東坡確實有一段時間沒有寫詩。但不寫詩不等於沒有詩化的生活，杭州本身就是一首詩，在這裡，他盡情地享受生活的美，用自己的靈性去擁抱和體驗生活中的詩情。這是一種人生的大放達，一種與自然和諧共處坦誠對話的大自在。人在詩中，詩在胸中，是不是見諸筆墨傳唱閭巷並不重要。他住不慣市中心的太守官署，那裡不僅遠離了西子湖風姿綽約的情韻，而且森嚴的照壁也隔斷了柔婉的市聲和鮮活靈動的江南煙水。因此，他常常「走出彼得堡」，住在葛嶺壽星院的一棟小房子里辦公。那裡有一處雨奇軒，一聽這名字便會想到當年他寫的那首讚美詩：

水光瀲艷睛方好，

山色空濛雨亦奇，

若把西湖比西子，

淡妝濃抹總相宜。

這首絕句後來成了抒寫杭州和西湖的代表性詩篇。

有時，他會獨自一人走進某座寺院，脫下紗帽和官服，四仰八叉地躺在竹林里。清風徐來，竹影婆娑，這是真正銷魂的時刻。廟裡的小和尚用敬畏的目光偷看這位大文豪，他們看到蘇東坡背上有七顆黑痣——這無疑是一項相當了不起的發現，足夠他們日後津津樂道的了。中國古代的詩人似乎與和尚和妓女有某種不解之緣，蘇東坡在杭州也少不了和這兩種人打交道。和尚往往是哲人兼俗人，妓女中則不乏靈氣和悟性很好的奇女子。對於詩人來說，和他們的交往是靈性生活與感觀生活的統一，詩情與哲理的升華。據說，有一次他泛舟西湖，曾和一個叫琴操的妓女互斗禪機，這實際上是一次關於人生哲學的對話。蘇東坡自扮佛門長老，請琴操裝成參禪弟子。按照佛規，自然是徒弟問，師父答。圍繞著眼前景、心中事，這場師徒聞的對話很有意思：

琴操問：「何謂湖中景?」

東坡答：「落霞與孤鶩齊飛，秋水共長天一色。」

琴操又問：「何謂景中人?」

東坡答：「裙拖六幅湘江水，髻挽巫山一段雲。」

琴操再同：「何謂心中意?」

東坡答：「隨他楊學士，憋殺鮑參軍。」

琴操是個極聰穎的女孩子，她顯然聽出了蘇東坡的答辯弦外有音，又徑直問道：「長老所言，究竟意當如何?」

蘇東坡又贈一句：「門前冷落車馬稀，老大嫁作商人婦。」

琴操當即恍然大悟，知道太守是規勸自己及早脫卻風塵。想起往昔供人戲弄和蹂躪的辛酸生涯，念及日後凄涼的晚景，琴操萬念俱灰，當天就削髮為尼了。

我一直懷疑這段傳說的可靠性。蘇東坡是個天性溫厚的人道主義者，按理說他不會用這樣的方法把一個弱女子導入生活的誤區。因為從青樓而遁入佛門，並不能說是真正的解脫。但這樣的傳說卻道出了蘇東坡的另一種無奈，無論是綺麗的山光水色，還是詩情與哲理，都迴避不了冷酷的人生現實。當琴操最後走向青燈黃卷的佛堂時，詩人的目光中當會流瀉出相當真誠的憂傷，而且也肯定會想到一些更深遠的命題的。

三

蘇東坡所想到的命題，也是中國的文人士大夫們終身為之魂牽夢縈的，這個命題叫做濟蒼生。中國的文人士大夫有一個很不錯的傳統，即把儒家的用世之志與道家的曠達精神結合得較好。事實上，蘇東坡在杭州不僅僅是優遊山水，他是個有相當建樹的行政官員，他留下的那些業績，有幾樁甚至稱得上是開天闢地的創舉。例如，他建立了中國歷史上最早的孤兒院和公立醫院，這中間影響最大的無疑是他為杭州城建立了良好的供水系統，此舉因為與治理西湖有關，歷來被傳揚得十分風雅，似乎那只是為了人們日後泛舟賞荷的便利。一個大文豪，他的一舉一動——哪怕是最普通最實際的舉措——也會被渲染成一種詩意化的浪漫，反而忽視了為百姓排憂解難的耿耿初衷。

蘇東坡在杭州當太守是北宋元祐年間。他當時沒有想到，幾十年以後，杭州會成為宋王朝新的都城，而他殫精竭慮所興建的那些工程，恰恰是為那一班倉皇南渡的君臣準備的。西湖整治好了，可以夕陽簫鼓，也可以麴院風荷。城市基本設施一應俱全，市民們既具有南方人熱情的天性，又極富於文化素養，「暖風熏得遊人醉，直把杭州作汴州」，一切都美崙美奐。難怪宋孝宗趙睿坐在杭州的宮城裡閱讀蘇東坡的作品，尤其是他的那些奏議表狀時，竟欽佩得感激涕零。於是謚給他「文忠公"的榮銜，又追贈太師的官位。在皇帝親自起草的聖旨中，有「王佐之才可大用，恨不同時」的句子，可見他對蘇東坡的推崇了。在人們的記憶中，趙睿上台後，被重新評價且給予極高榮譽的只有兩個人，除去蘇東坡外，另一個就是因大破金兵而屈死在風波亭的岳飛。

孝宗皇帝在新宮城裡翻閱的那些奏章中，大概就有蘇東坡為整治西湖而寫給太后的報告。這份報告很有意思，從中我們可以看出蘇東坡政治上的機敏，並不是通常想像的那種書獃子。他列舉了整治西湖刻不容緩的五條理由，其中第一條竟是佛家的說法，怕西湖淤塞，魚兒遭殃。因為太后是女人，女人的心一般都是水做的。而且太后又信佛，佛家以慈悲為懷，視殺生為大忌。這一條理由恐怕蘇東坡本人也未必相信，他雖然經常與和尚討論佛法，但那是把佛法作為一種哲學來研究的。他的詩中充滿了那麼大膽的「天問」，每一次「把酒問青天」都是對科學殿堂的叩擊，都閃爍著樸素唯物主義的思辨之光。例如，他曾設想月亮上的黑點是山脈的影子，這種大膽的設想直到近代才被科學發現所證實。因此，對佛家那些因果報應六道輪迴的鬼話，他未必相信。但這不要緊，只要太后相信，就應該堂而皇之地排在第一位。接下來的理由是西湖關係到造酒的水源，這一條也很重要，因為酒稅是國家財政收入的大宗，而財政問題歷來都是很敏感的，不能不引起中央的高度重視。有了這兩條，就從意識形態到經濟基礎兩方面把太后征服了，再接下去才是城市供水、農田灌溉、運河流水。這樣的報告送到京師，太后馬上就批複同意，並且給了一萬七千貫錢。蘇東坡算算這筆錢還不夠，便在用足政策上做文章，賣了100道僧人「度牒」——這頗類似於現在有些地方賣戶口的做法——又得到一萬七千貫錢。他用這兩筆錢把事情辦得很圓滿，最後還用修湖廢棄的葑泥築了一條長堤，這就是與白居易的「白堤」齊名的「蘇堤」。

蘇東坡是幸運的，他一生曾先後得到三位太后的賞識。但對於絕大多數的文人士大夫來說，這樣的幸運畢竟可遇而不可求，在他們身上，兼濟天下的使命感常常消磨在壯志難酬的扼腕之中。他們的一生總是在「憂」字上作文章，一個夢魘般的「憂」字，成了中國文人千古不絕的浩嘆。從屈原到後來一代又一代的文人士大夫，幾乎概莫能外。看看汨羅江畔那幽怨的足跡吧，徘徊復徘徊，凝聚著的正是「政治失戀」的巨大痛苦。這就難怪另一位「文章太守」范仲淹站在岳陽樓上，發出「進亦優，退亦憂」的感慨，並把這歸結為一種「古仁人之心」。生死以之的憂患意識，構成了中國文人普遍而獨特的精神圖譜，從某種意義上說，他們從來就不曾真正瀟洒過。

白居易也在杭州當過太守。一般認為，這位香 山居士是很會享受的，所謂「櫻桃樊素口，楊柳小蠻腰」是他生活的一大樂趣。在杭州這種地方，他自然不會冷落了自己，不信，有詩為證：「玲瓏箜篌謝好箏，陳寵蟹篥沈平笙，清弦脆管纖縴手，教得霓裳一曲成。」商玲瓏、謝好、陳寵、沈平，是他在杭州物色到的四位擅長吹彈管弦的姑娘，白居易都為她們寫了詩，還把她們組織起來教練演奏霓裳羽衣曲。練成之後，就在西湖邊的虛白堂前演出，那排場是可以想見的。白居易後來在洛陽寫的那幾首《憶江南》，同樣成為抒寫杭州的代表性詩篇。江南好，江南憶，一唱三嘆，寫盡了杭州的風華旖旎和聲色姣媚。但這只是太守生活的一個側面。十一月的大寒天，太守在官邸里圍爐擁裘時，想到的卻是老百姓連粗布襖褲都穿不上身的困窘，兩種生活境遇的反差，使他陷於深深的愧疚之中。只要看看白居易寫過的另外一些詩篇(例如《觀刈麥》《杜陵叟》《賣炭翁》等)，就可以知道這並非詩人無病呻吟的矯情，而是發自心靈深處的人道主義呼喚，不然他不會有如此奇特的想像：

我有大裘君未見，

寬廣和暖乃陽春。

此裘非繒亦非帛，

載以法度絮以仁。

若令在郡及五考，

與君展覆杭州人。

在成都草堂那個秋風肆虐的早晨，我們曾見過詩人杜甫設計的一座廣廈，其寬敞與溫煦曾令無數讀者仰之彌高、心情激蕩。現在，我們又在杭州冬日的漫天風雪中，見到了另一位大詩人設計的一件足可展覆全城的大裘。以我的孤陋寡聞，這大概是古今中外文學作品中出現的最磅礴的衣衫。白居易的詩好多寫得相當通俗，有些幾乎墮入打油的格調，這一點蘇東坡頗不以為然，鄙之為「元輕白俗」，認為白詩過於淺俗，沒有多大意思。平心而論，就藝術張力而言，上面所引的這首詩與杜甫的《茅屋為秋風所破歌》確實不在一個檔次上，但從中我們卻看到了什麼叫源遠流長的人道主義，什麼叫中國知識分子的人格、情懷和永恆的焦慮，什麼叫「為時而著」與「為事而作」的現實主義文學傳統。白居易在杭州不到三年，卻為人民辦了不少好事、實事。當他離任的時候，杭州的老百姓紛紛餞送，甚至有遮攔歸路，號哭相阻的。我想，作為一個地方官，這滂沱淚雨和牽衣頓足的送別即使不是一種最高榮譽，也是比晉陞的調令以及上司的賞識之類更權威，也更值得珍惜的了。

現在我們該回到揚州，去看看歐陽修建造的平山堂了。關於平山堂，至今仍有一副寫景摹勝的楹聯，聯語云：

銜遠山，吞長江，其西南諸峰林壑尤美，

送夕陽，迎素月，當春夏之際草木際天。

不難看出，這是集《岳陽樓記》、《醉翁亭記》、《黃崗竹樓記》、《放鶴亭記》中的名句而成的。中國的文人歷來喜歡玩這種掉書袋的文字遊戲，但這一次卻玩得相當精當。

史料中有不少關於歐陽修在平山堂觀光宴樂的記載，有些場面是很出格的，像「坐花載月」那樣的玩法就相當排場。後人在評論宋代詞壇時，有「同叔溫馨永叔狂"的說法，同叔是婉約派詞人晏殊，永叔即歐陽修。在這裡，歐陽修的「狂」恐怕不僅僅是指詩酒風流，還應包括人的品性及政治抱負之類。歐陽修是在中央做過大官的，人稱有宰相之才，他到揚州來，自然要干一番利國惠民的事業。這樣，他就陷入了一種深深的困惑之中。揚州太出名了，現在又有了一處平山堂，過往的官吏文士，不管相干的還是不相干的，都要來攏一攏。來人了，太守都得陪，平山堂自然是要去的，酒也非喝不可，於是「革命的小酒天天喝」，時間長了，他感到很累，也感到實在沒有意思，便自己要求調到穎州去。穎州是個偏僻的小城，大概不會有這麼多的送往迎來吧。

歐陽修是慶曆八年二月到揚州的，第二年正月遷知穎州，時間不到一年。史料中沒有留下多少他在揚州的政績，只有一座平山堂。他走得很匆忙，不是因為政務的辛勞，而是因為詩酒太繁盛，山水太迷人，賓客太多情。也許有些人認為這是一樁挺不錯的美差，自己既很風雅愜意，送往迎來又是公關的絕好機會，宴客旅遊，錢是公家的，卻可以用來鞏固和發展自己的人際關係，這對於日後仕途上的騰達無疑相當重要。但是歐陽修卻對這樣的美差不領情，一種健全的文化人格驅使著他儘快離開這裡。歐陽修走了，從煙柳繁華的揚州走向穎州小城，回望古城的二分明月和平山堂的煙雨樓台，一直糾纏著中國文人的那個「憂」字當會又浮上心頭的。

四

我翻閱過幾座城市的地方志，發現其中似乎有一種規律性的遇合：凡是文化昌明的歷史名城，其山水街衢間總飄動著幾位文章太守的身影。在這裡，詩人的抱負、情懷以及「與物有情」的纏綿銳感和城市的性格聯結在一起；城市的風情、美姿以及社會生活的各個側面和詩人的魅力互相得到了最好的展示。「我見青山多嫵媚，料青山見我應如是」，辛棄疾的體驗雖然很真切，但畢竟說得過於斯文。我覺得若用「兩情繾綣」、「以身相許」、「風塵知己」或「情人眼裡出西施」之類形容男女情愛的說法，可能會更有意思。於是，詩人塑造了城市，以他深婉或高邁的文化品格蔚成了一座城市的文化風習；城市成就了詩人，讓他的才情揮灑得淋漓盡致，並且成為一座城市的代表性詩人。面對城市的詩人和面對詩人的城市，是一種靈性的雙向對接，他們互相依存，有如一座豐碑兩面的浮雕。就像一提起奧茨特里斯或滑鐵盧，人們就會想到拿破崙一樣；一提起杭州，人們自然會想到白居易憂時的苦吟和蘇東坡豪邁的長歌；而一提起詩人杜牧，人們也會想到揚州的青樓艷歌和二十四橋的麗人倩影。

揚州歷史上出過多名文章太守，這中間，杜牧的祖父杜佑大概是著述最豐的一個，他的代表作是史書巨著《通典》。值得一提的是，《通典》中本著「教化之本，在乎足衣食」的宗旨，把《食貨》列為八門之首，在中國古代的史學著作中第一個高揚起「以經濟建設為中心」的旗幟，這是很有見地的。杜佑的官街是淮南節度使，駐節揚州，唐代的節度使兼管地方政務，因此，實際上也就是揚州的最高行政長官。他對青年才子劉禹錫很欣賞，但劉禹錫當時擔任太子校書，是東宮屬官，他無緣延攬。貞元十六年，徐州軍亂，朝廷令淮南節度使領兵討伐，杜佑乘機表請劉禹鋦為掌書記。戎馬倥傯中，劉禹錫「恆磨墨於盾鼻，或寢止群書中」，幹得很出色。這次軍事行動只有幾個月，而且以失敗告終。此後杜佑回到揚州，他當然不會放劉禹錫再回去了。劉禹錫因此有機會進入了揚州的文化圈子，經常和文友們一起拈花賦詩、對酒聯句，逐漸形成了他那廢巧尚直而情致不遺的詩風。杜佑從揚州調到中央後，劉禹錫亦隨同入京，擔任監察御史，開始在政界和文壇嶄露頭角。因此可以說，揚州是他人生旅程中至關重要的一站，而正是文章大守杜佑給了他同樣至關重要的機遇。

杜佑離開揚卅大約30年以後，到了唐大和年問，當時的淮南節度使是牛僧孺。對於中唐政治史上的「牛李黨爭」，我不去評說是非，但牛僧孺肯定是一個文人，而且有一定的文化品格。當時他帳下有一個叫杜牧的年輕人。當年杜佑在揚州時，曾提掖過不少文學後進，現在他的孫子在揚州，又得到另一位文章太守的關顧。這決不僅僅是一種巧合，而是唐代那種文化氛圍下相當必然的際遇。對於一個文人來說，不管他後來的成就多高，名氣多大，在其人生的某個關鍵時刻，大抵都曾得到過別人的慧眼賞識和提攜，對於這種賞識和提攜，他們會銘記終身的。因此，當他們以文壇高手的身份到一個地方當太守時，對當地的文人總會流瀉出更多的熱情，而一方的文風，也就在這種熱情的流瀉中興盛起來。杜牧是個天才型的詩人，卻放浪形骸，並且喜歡發牢騷，有時候還喜歡說大話，動不動就議論國家大事。一般來說，當官的不大喜歡這樣的文人，往往敬而遠之，等到你出了什麼問題再一併收拾。揚州是個風月繁華的溫柔之鄉，這裡有的是女人和歌舞。杜牧在牛僧孺手下當掌書記，白天辦公，夜間便溜出去狎妓飲宴，過他的風流生活。牛僧孺卸任時，取出一個大盒子交給杜牧。杜牧打開一看，裡面都是牛僧孺手下秘密警察的報告，一條一條寫著：「某月某日，杜書記在某處宴飲」；「某月某日，杜書記在某妓院歇宿"；「某月某日，杜書記與某人在某處遊覽，有某某妓女陪同」……這樣的小報告，看了真叫人心裡寒顫顫的。不過別擔心，牛僧孺動用秘密警察，其目的並不是為了打探部下的隱私，好日後算帳，而是讓他們暗中保護杜牧，怕他風流太過，惹出事端來。杜牧看了這些，大為慚愧，同時也深深地感到太守對他的寬容。牛僧孺稍稍教訓了他一頓，勸他檢點品德，不要太浪漫了，也只是點到為止，對方臉紅了便打住，並不上綱上線。對於牛僧孺這樣的做法，用現在的眼光看似乎過分姑息了，但正是在這種姑息之下，杜牧寫出了一批風華掩映的好詩，為纖巧疲軟的晚唐詩壇吹進了一股清新峭健之風。如果讓我們面對一場選擇，那麼，我們寧願選擇一個在姑息寬容下風流放蕩、詞采勃發的青年才俊，而不要一個在嚴格管束下道貌岸然、四平八穩的傳統士大夫。

這樣的議論僅僅是淺層次的。其實，牛僧孺的姑息，是建立在深切了解基礎上的信任。他知道醇酒婦人只是杜牧生活的一個側面，甚至只是一種表象。除此而外，還有一個更真實的杜牧，即說劍談兵，有經綸天下之志的杜牧。受祖父杜佑的影響，杜牧從小就不樂於攻讀群經，而好言兵甲財賦之事。有誰相信，這位風流浪子曾注釋過《孫子兵法》，並針對危機四伏的晚唐政局，寫出了《戰論》《守論》《原十六衛》等充滿血光之氣的文章呢?他是很想在經國大業中有一番作為的，只是由於壯志難酬，才苦中作樂，在脂香粉艷之中尋求解脫。舞低楊柳樓心月，歌盡桃花扇底風，可詩人的心在流血，這種意欲解脫而不能的深愁巨痛誰能理解呢?牛僧孺能理解，這是杜牧的幸運，也是中國文化的幸運。

杜牧對牛僧孺是非常感恩的。牛僧孺死後，墓志銘就是杜牧寫的，這可以作為一個明證。杜牧後來也當過幾任州郡太守，留下了不少風流佳話，且提掖過不少青年士子，這些都是情理之中的了。

一般來說，那些被稱為文章人守的人物在調任州郡之前，都在中央做過官，而且已經有了相當大的文名。京城的文化圈子很熱鬧，天子腳下，人文薈萃，摩肩接踵，星光燦爛，大家總認為那裡是步入文壇，再由此進入政界的捷徑。一首詩寫得好，說不定就可以直達天聽，名揚天下。於是各路高手爭奇鬥異，都想打出自己的旗號，人們通常所說的「長安居，大不易」大慨就是這個原因。但總的說來，那裡是一個貴族化的文化圈子。現在，有幾位高手從那個圈子裡走出來，走進了遠離京城的山野鄉風之中。他們聽到了民眾的歌聲，歌聲抑揚而俚俗，直往人的心裡去。這裡沒有僻字險韻、奇崛幽深，也沒有精警詭譎、穠麗凄清，有的只是纏綿深宛的情致、行雲流水般的清新和那股野性的穿透力。劉禹錫在夔州當太守時，就深深地被這種「四方之歌」陶醉過，且看這位大詩人是何等欣喜：

聆其音，中黃鐘之羽，卒章激訐如吳聲。雖傖佇不可分，而含思宛轉，有淇濮之艷。

聽得多了，自己的詩風也自覺不自覺地發生了變化，文人詩和民歌在這裡找到了流溢著生活質感的契合點，一股不同於京城貴族文化圈內的新的詩風悄然崛起。劉禹錫在夔州創作的《竹枝詞》，就是向民歌學習的結果。在《竹枝詞九首引》中，他以不經意的語調，道出了一個極富於文學史價值的創作宏旨：「後世聆巴歈，知變風之自焉。」很顯然，《竹枝詞》不是詩人一時的遊戲之作，而是有意識地追求一種新的詩風，並以此來影響文壇。劉禹錫是有文化使命感的詩人。《竹枝詞》很快便從巴山蜀水流傳到長安、洛陽，成為相當風靡的新歌詞，以至京城裡的高雅詩人發出了「能詩不如歌，悵望三百篇」和「自悲風雅老，恐被巴竹嗔」的嘆息。泱泱京都，偌大一個貴族文化圈子，竟然在幾首《竹枝詞》的衝擊下顛盪不安，這實在是很令人深思的。

白居易在蘇州當太守時，他的好友元稹正好在越州當太守，兩地相隔不遠。白居易是不甘寂寞的人，他曾想仿效在杭州的豪舉，再現《霓裳羽衣曲》的輝煌。可是蘇州不比杭州，宮廷文化的影響在這裡很淡薄，根本沒有這方面的人才。他又寫信給元稹，問那邊有沒有會表演《霓裳》的妓人。越州自然更沒有，元稹只給他寄來了《霓裳》的曲譜，此事只好作罷。《霓裳》已經式微，當地的吳歌卻隨處可聞。白居易極喜愛音樂，每到一處，必有記錄當地歌兒舞女的詩，這些詩他都寄給了好友元稹。在蘇州的那幾年裡，他和元稹經常用五言和七言排律互相唱和酬答，像寫信一樣。白居易有一首《代書詩一百韻寄微之》，題目就說明是代替書信的詩，這首詩竟然長達百韻，有1000多字。代書詩敘事抒情，通俗平易，顯然是受了吳歌的影響。在蘇州和越州之間的官道上，驛馬揚蹄疾馳，負載著兩位大詩人的生命呈示和絕代才華，負載著摯友之間生死以之的情誼和魂牽夢縈的思念，也負載著華夏歷史上一幅流韻千古的文化景觀。在驛馬的前方，青山隱隱，綠水迢迢，回蕩著悠遠清麗的吳歌……

五

文人士大夫的晚年一般總是在懷舊中度過的，也因此寫出了不少好詩。這時候，他們的思考往往格外理性化，甚至可以上升到哲理的高度，感情也格外敏銳細密，浸潤於詩中的那種感傷和惆悵就格外顯示出生命的無奈和沉重。是的，他們曾經輝煌過，科場及第的風光，文壇大腕的榮名，建功立業的自負，當然，還有情場上的種種風流韻事。但對不少人來說，最能牽動情懷的還是在州郡當太守的那段生涯，一首首懷舊詩也往往圍繞著那個遙遠而溫馨的舊夢而生髮。「十五年前似夢遊，曾將詩句結風流」，在這裡，詩人把過往的歲月稱之為恍如隔世的「夢遊」，舊日的風流當然與艷情有關，但也不僅僅是艷情，還有與此聯結在一起的青春、事業和仕途上的榮辱沉浮。正因為如此，「太守情結」才那樣生生死死地糾纏著他們的晚年。

歐陽修一生的太守生涯大體分為兩個階段。第一階段是慶曆五年到皇祐元年，先後知滁州、揚州、穎州，當時他正值壯年，文學上也處於鼎盛時期，詩、酒、美人和積極入世的成就感集於「文章太守」一身。第二階段是治平四年到熙寧四年，先後知毫州、青州、蔡州，這是他政治生涯的終結時期，60多歲的老人，身體又多病、仕途的險惡更使他心灰意懶，在任上大抵沒有幹什麼事情。歐陽修晚年寫了不少「思穎詩"，就是對第一階段太守生涯的回憶。詩中體現出一種歷盡滄桑後的悲慨和解悟，「富貴浮雲，俯仰流年二十春"；不論是繁華宴賞還是治平功業都已成為過去，在晚年的孤寂中以靜觀平和的心態去反思，當會悟出好多人生意味的，這是「太守情結"中相當典型的心態。但不管怎麼說，生活給了他一次機遇，讓他從喧鬧的京城走向了山村水郭和尋常巷陌，從逼仄的文學圈子走向了更廣闊的社會空間，接納了鄉野的呼喚和民眾的歌哭，他們的視野更高遠，胸襟更舒朗，情感底蘊也更博大深摯，文學和人生的境界都呈示出更大的格局。那是他一生中最為華彩豐富的樂章。當初離開京城的時候，不是苦凄凄的很委屈嗎?現在看來，那實在是一次幸運的放逐和人生的大造化。

有人認為，歐陽修之所以對穎州那麼多情，是因為在穎州有過一段風流債，說歐陽公早年到過穎州，「眷二妓甚穎，筵上戲約，他年當來作守。」幾年後，他果然由揚州徙穎，可是那兩位麗人已杳無蹤影，於是在擷芳亭悵然題詩，有句云：「柳絮已將春去遠，海棠應恨我來遲。」我懷疑這是後人附會出來的故事。雖然在蓄妓成風的宋代上流社會裡，這類艷聞司空見慣，但作為一個抱負宏遠的政治家和文學家，決不會把兩個萍水相逢的妓女看得那麼重。說他當年因此而要求從揚州調任穎州，到了晚年仍一再以情思脈脈的眼波打量穎州，似乎不大合理。在這類風流事上，他們會玩得很洒脫。其實歐陽修題在擷芳亭上的那幾句只是一首很普通的傷春詩，士大夫們總喜歡把一首詩的解釋艷情化，給其中塞進庸俗而淺薄的奇談趣聞，中國文學史上的許多所謂「本事」，就是這樣編排出來的。所幸像白居易的《憶江南》那樣的好詩沒有與這類「本事」接軌。白居易大概預先知道有許多這樣的好事者，因而在與友人的唱和詩中特別談及《憶江南》的寫作動機。有位姓殷的友人只是當年在江南走馬看花地遊玩過，後來便寫了不少憶舊詩，於是白居易說：「君是旅人猶可憶，我為刺史更難忘。"「難忘」什麼?下文還有，當然不是欠下了什麼風流債。自居易晚年也寫過不少懷舊的香艷詩，那是回憶早年在長安平康里的冶遊生活，有些詩寫得很昵俗，但《憶江南》卻沒有一點香艷氣息，那裡清麗的山水人情和自己那一段莊嚴的人生不允許生出那樣的趣味。在《憶江南》中，詩人的懷舊充盈著崇高的審美情致。

和文人士大夫的「太守情結」互為對應的是，那些遙遠的州郡也一往情深地懷念著當年的太守。蘇州有一座「三賢堂」，供奉的是曾在這裡做過太守的大詩人韋應物、白居易和劉禹錫。可以想見，歷任的蘇州太守加起來肯定是個不小的數字，如果單就政績而言，這三位大概算不上很顯赫，就我所知，幹得比他們出色的大有人在，但悠悠千載，袞袞諸公，蘇州人為什麼獨獨鍾情於他們三位呢?答案在於，他們同時又是各領風騷的大文豪，他們具有一流的文化品格，因此他們的所作所為便成為一種溢彩流光的文化現象，他們的名字叫——文章太守。

在這篇文章中，關於歐陽修的話題已經說得夠多的了，但臨近結束時還得談到他。歐陽公當年離開揚州後，在平山堂留下了一株自己手植的柳樹，也就是那首《朝中措》詞中「手植堂前垂柳，別來幾度春風」的由來。歐陽修走了，人們懷念他，便稱那棵柳樹為「歐公柳」，過往的文人墨客也為之寫了不少詩。「歐公柳"無疑是太守的一座紀功碑，但更是他人格的象徵。若干年以後，有一個叫薛嗣昌的人也到揚州來當太守，此公倒也頗有才幹，而且仕途又很不得意，前後六七次遭到貶謫，他認為自己與歐陽修的心是相通的，屬於同一個檔次的人物，便在「歐公柳」對面也栽了一棵柳樹，自稱為「薛公柳"。他在任的時候，自然沒有人說什麼，但待他調任剛走，人們就把「薛公柳」砍倒了，而且成為千古笑柄。

「薛公柳」砍倒了，「歐公柳」千秋長在，這中間的意思，恐怕不僅值得姓薛的太守去深思。

①太守大體上是漢代的稱呼，自唐宋以後已非正式官名，但習慣上仍用作刺史或知府的別稱。為行文方便，本文不拘泥於具體朝代和稱謂，將州郡的最高行政長官一律稱作太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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