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楷模的背後勾當：畢沅的另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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倪玉平

說到清代的著名人物，不管是講經學、史學、考古，還是科舉、政治、文學，畢沅都是一個跨不過去的人物。而提起畢沅，人們在腦海中大多會出現一個這樣的形象：狀元。

畢沅（1730-1797年），清代著名學者，江蘇鎮洋（今太倉）人，字蘅，一字秋帆，自號靈岩山人。據《清史稿》記載，畢沅幼年失父，全靠母親張藻培育成人。張藻是當時頗有名氣的才女，不僅能詩，而且學問淵博，著有《培遠堂集》。畢沅少時即聰慧異常，又有母親的調教，6歲能讀《詩經》、《離騷》，10歲便通曉聲韻，善作詩文。隨後，又到蘇州靈岩山，拜著名學者、詩人沈德潛和經學大師惠棟為師，學業精進。

成年後，畢沅遊歷京師，中順天府鄉試後，任內閣中書，得到大學士傅恆的器重，將其調入軍機處。乾隆二十五年（1760）五月，畢沅中庚辰會試，本來考官將其定在第二等四名，但乾隆帝特旨將其提升至第一名。而由原本的第一名的「狀元」轉為第二名「榜眼」的，則是倒霉蛋諸重光。

據說畢沅中狀元頗有戲劇性。畢沅本來書法不佳，而乾隆時期科舉極重書法，故畢沅中狀元的機率幾乎為零。不料考前之夜，本該同僚諸重光在軍機處值夜班，但諸重光稱：「余輩尚善書，儻獲雋，可望前列，須回寓偃息，並候榜發。湘衡書法中下，即中試，詎有一甲望耶？」大意是說，我們參加殿試還可以鬧個狀元探花噹噹，你那一手臭字如何有指望問鼎？說罷揚長而去，畢只好灰溜溜地留下來替他值夜班。當晚收到陝甘總督楊應琚以伊犁平定，宜興屯田，奏請留兵五千的奏摺，規畫屯墾，頗為詳盡。畢秋帆夜來無事，將這個奏摺細細讀完。誰知，第二天「金殿射策」，便有兩道關於屯田的策問，畢秋帆答得頭頭是道。乾隆帝龍心大悅，欽筆點了他作狀元。而因為這一次轉變，諸重光以後在政壇上反而變得默默無聞。

乾隆帝點了畢沅作狀元後，又精心加以培護，認為「才大可用，非詞臣能盡其所蘊」（《弇山畢公年譜》，乾隆三十二年丁亥三十八歲條）。在乾隆帝的寵信下，此後畢沅的仕路青雲直上，歷任陝西按察使、布政使、陝西巡撫、山東巡撫、湖廣總督等要職。

畢沅治學甚廣，由經史旁及小學、金石、地理。能詩文，有《靈岩山人文集》。其他撰述收入《經訓堂叢書》中。平素又喜延請學者名士編書，故主編的著作頗多。其中最有名者即《續資治通鑒》。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問世，創立了編年史體的規範。畢沅青年時讀了司馬光的《資治通鑒》，就立志續修，乾隆三十七年（1772）開始了續修工作。他先從四庫館及其他地方錄出前人未見的珍貴資料100餘種，並利用自己是督撫大員的地位，先後將當時史學家章學誠、王昶、孫星衍、矍中溶、李銳、洪亮吉等人招致幕中，參與其事。其間，畢沅與這些幕府名士博覽群書，反覆探討，歷時20載，終於在乾隆五十七年（1792）完成了這部記載宋、遼、金、元四朝400餘年歷史的煌煌巨作。初稿完成後，畢沅又延請著名史學家邵晉涵修改審訂，並與大學問家錢大昕、王鳴盛往返商榷，請他們參訂校閱，前後四易其稿，一直到畢沅去世前不久才最後完成。《續資治通鑒》以宋、遼、金、元四史為正本、不僅宋事詳盡完備，而且遼、金大事也一無遺漏。一矯前此舊作中詳宋而忽略遼、金、元的弊病，並以取材完備，體例整齊，編篡水平較高而後來居上，成為迄今為止《續鑒》中最為流行的本子。《續鑒》問世以後，受到廣大學者的普遍讚揚。張之洞甚至在《書目答問》中說：「宋、元、明人續《通鑒》甚多，有此皆可廢。」

正因為畢沅在學術方面做出了傑出的貢獻，梁啟超對其的評價頗高：「公識量閎遠，喜慍不形於色。遇僚屬以禮，不執己見，人人皆得盡言。苟遇大疑難，眾莫識所措者，則又沈機立斷，雖萬口莫能奪。久蒞方面，職事修舉。不以察察為明，亦不以煦煦要譽。……生平篤於故舊，尤好汲弓後進。人有一藝長，必馳幣馳請，惟恐其不來，來則厚資給之。一時名儒才士，悉為羅致幕下。每值公餘，詩酒酬唱無虛日。」簡直稱得上是傳統士大夫中的完美代表了。

但正是這位受傳統儒家文化薰陶長大、日後又大力宣講這一套仁義道德、謙恭禮讓的畢沅，卻有著極不光彩的另一方面。

嘉慶元年（1796年），湖北省荊州、襄陽爆發了白蓮教農民起義，規模浩大，得快蔓延到南方各省，前後歷經九年，才被清朝廷鎮壓下去。為此清朝廷耗用軍費二億兩白銀，相當於四年財政收入的總和。嘉慶元年，清朝廷派兵對湖北的白蓮教農民起義進行鎮壓，軍隊的軍需錢糧委派湖北省安襄鄖荊道道員胡齊侖負責管理。胡齊侖自負責管理軍需錢糧以後，任意侵貪、剋扣，致使領取軍響的清軍官兵多有怨言。於是兩湖總督景府對胡齊侖經管的軍費收支進行了審計清查。經過審訊得實：胡齊侖在嘉慶元年至二年間，掌管湖北省軍需錢糧，在發放湖北襄陽軍隊的軍餉時，每發一百兩軍餉，扣除戶部在撥款時已少撥的四兩「短平」銀外，又報請當時的湖廣總督畢沅批准再扣除四兩，以備支付按規定不準報銷的款項，此外胡齊侖還利用職權私自加扣二兩。如此三扣兩扣，每發一百兩軍餉，官兵們實得九十兩。胡齊侖經手發放的襄陽軍隊的軍餉一百四十餘萬兩，他私自扣留二萬九千兩，饋送給各營將軍、督撫們花用，其中僅送給一名叫永保的領兵大員就達六千兩。

接到審案官關干胡齊侖一案的審訊結論報告，嘉慶帝為此特發上諭，嚴厲痛斥貪污軍餉的行為，他說：自鎮壓白蓮教以來，至今已有四年了，所耗用的款項達七千萬兩之多。白蓮教起自湖北，而清軍的行賄饋送之風也起自於湖北。前任兩湖總督畢沅，公然將軍需錢糧，任由胡齊侖一人經理，恣意侵扣，實為罪魁禍首，畢沅現已去世，倘若他還活著，我將立即把他處死，以正國法。即便如此，畢沅死後，家產還是遭到藉沒，全部充公。也就是《清史稿·畢沅傳》所寫的那樣：「（嘉慶）四年，追論沅教匪初起失察貽誤，濫用軍需幣項，奪世職，籍其家。」

相較《清史稿》，《清史列傳》的內容的記載則更為詳細。嘉慶四年九月，嘉慶帝發布上諭稱：「迄今匪徒蔓延，皆由畢沅於教匪起事之初，辦理不善，其罪甚重。昨又據倭什布查奏胡齊侖經手動用軍需底帳，畢沅提用銀兩及饋送領兵各大員銀數最多。畢沅既經貽誤地方，復將軍需帑項任意濫支，結交饋送，執法營私，莫此為甚。倘畢沅尚在，必當重治其罪。今雖已身故，豈可復令其子孫仍在官職？」故將其作官的兒子就地免職。至十月，「追產入官」。

關於這一點，梁啟超曾以同情的口吻寫道：「獨軍旅非所長，且馭下太寬，未免蒙蔽，卒坐是被累，身後遭籍沒，論者惜之。」其實，畢沅遠非一個潔身自好者。乾隆末年，當時他為湖廣總督，福寧為湖北巡撫，陳淮為湖北布政使，這三人即官官相護，千方百計婪索民財。當地百姓形容他們三人說：「畢如蝙蝠，身不動搖，惟吸所過蟲蟻；福如狼虎，雖人不免；陳如鼠蠹，鑽穴蝕物，人不知之。」（昭槤：《嘯亭雜錄》卷一O《湖北謠》）

還有一個記載可以對畢沅的人品做一個補充。錢泳《履園叢話》載，和珅當權時，「欲令天下督撫皆欲奔走其門以為快，而（畢沅）先生淡然置之」。但到和珅四十歲生日時，「自宰相而下皆有幣帛賀之」，畢沅也坐不住了，賦詩十首，「並檢書畫銅瓷數物為公相壽」。錢泳問他：「公將此詩入《冰山錄》中耶？」畢沅「默然，乃大悟，終其身不交和相」。錢泳所說的《冰山錄》當是《天水冰山錄》，明朝權相嚴嵩被革職，他的被查抄沒收的全部財產，登在《天水冰山錄》中，換言之，那是一份贓物的詳細清單。錢泳的意思很明白，他已經預見了日後和珅的倒台，於是給畢氏一個忠告；畢氏接受了，遂保持了氣節。

可惜，這只是錢氏的一家之言。清人陳康祺早就指出：「秋帆（畢沅）制府愛古憐才，人所共仰，其交和珅，懾於權勢，未能泥而不滓，亦人所共知。」畢秋帆死後被抄家，也和捲入和珅貪污案有莫大關係。在陳康祺看來，作為「畢氏客」的錢泳，對這件事不要提就算了，「惟欲以拒絕權門，歸功於一言之諫沮，其然，豈其然乎？」欲蓋彌彰，倒是弄巧成拙了。

畢沅一生以儒家自任，慷慨激昂，卻最終留下如此多的把柄，任由後人譏諷。至此，我想大約不妨可以說，即便是整天宣揚某種高尚的、純粹的理論，自己也並不一定就是能身體力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