酈波評史:張居正的官場用人藝術(圖)
節選自《千古名相:酈波評說張居正》,中國工人出版社
我們前面說到,張居正苦心經營,在他和李太后、馮保之間構建了一個權力的「鐵三角」。而這個「鐵三角」的核心,或者說重心,就是那個十歲的萬曆小皇帝。把握住了這個重心,也就算是把握住了這個最為穩固的三角形。張居正作為小萬曆的老師,與小萬曆情同父子,已經算是牢牢地把握住了這個權力的「鐵三角」。
你若只是想做個嚴嵩那樣的權臣或者奸相,把握住最高權力那基本上就可以一勞永逸、高枕無憂了;但你要想做一個諸葛亮那樣的治國賢相,把握住最高權力只是萬事開頭的第一步而已。要治國的話,你就不能是個光桿兒司令;要做出治國的成就來,你也不能是個全能司令,也就是不能事無巨細全靠自己操心。
你得會用人!
人事問題大概是中國傳統官僚制度中一個最根本也是最關鍵的問題。
我總結了一下,發現張居正的用人藝術主要體現為三個方面。
既讓新人笑,又不讓舊人哭
我們常說「一朝天子一朝臣」,通俗點兒說,也就是一個領導總有自己的一撥跟班兒,一撥親信。尤其是這個領導如果還掌握著人事權的話,他的跟班兒、他的親信也就會很快充斥各個重要崗位。
事實上,這也確實無可厚非,因為不論是國家機器,還是一個小小的單位,要運作,尤其是要流暢、高效的運作,就必須上下一條心。上令下達,那得非常通暢,就像中醫里說的,「通則不痛,痛則不通」,一個機構的運行和我們的身體一樣,得如臂使指,那才能得心應手。我們通常把得力的親信叫什麼?叫「左膀右臂」,要成事你要沒幾個「左膀右臂」怎麼行呢?所以,一個領導者難免會培養自己的親信,重用自己的親信。從客觀的層面說,這也是工作的需要。
但問題是,這「左膀右臂」畢竟不像我們自己的胳膊和手這樣簡單。這些「左膀右臂」再往下,他們還有自己的「左膀右臂」,這樣延續下去,從中央到地方就會形成龐大的各種各樣的利益集團。這些利益集團之間鉤心鬥角,於是就構成了官場上典型的拉幫結派的現象。於是,官場就成了角斗場,一個國家的資源、士大夫階層的政治智慧往往就消耗在了這種無窮無盡的無聊爭鬥中。
我個人認為,當初北宋時期的「王安石變法」之所以會失敗,根子就在這兒。
王安石銳意變革,具有「雖千萬人,吾往矣」的勇氣。也就是說,哪怕天下人都反對,哪怕反對的聲浪可以把我前進的身體淹沒,也不可以把我前進的精神淹沒。所以,在取得了宋神宗的支持之後,王安石根本就不屑於調和各方面的矛盾,尤其在用人上。司馬光、蘇軾這些人不是反對我變法嗎?我就另起爐灶,用我自己的人。於是他在人事上,大量起用新人,在官場上形成了一派,當時叫「新黨」,和司馬光領導的「舊黨」,程頤、程顥兄弟領導的「洛黨」,蘇東坡領導的「蜀黨」相抗衡。
應該說,王安石的這個選擇是極不明智的。這不僅造成了北宋歷史上著名的文人黨爭,也讓官場上的很多投機分子看到了機會。後來,比如說像呂惠卿、章惇、蔡京這些原來並不突出的人,因為投王安石所好都成了新黨的重要成員。在王安石的一手提拔下,他們平步青雲,後來都做到了宰相的位置。這些人雖然平心而論也很有才,但往往人品都不咋地——因為喜歡政治投機嘛,當然也好不到哪兒去。
我們說有德又有才的人才那是「上品」,有德無才那可以算「合格品」,無德無才也還是「次品」,但有才卻無德那就是「毒品」了。所以,像章惇、蔡京,後來都成為宋代歷史上有名的奸臣,禍國殃民,尤以為甚!
王安石用了這些人作為變法的骨幹,既惹惱了舊黨等政治力量,又為自己新黨內部的紛爭埋下了禍端,所以他的變法最後走向了失敗也就可想而知了。
張居正飽讀史書,我想他一定認真鑽研過王安石變法的得失成敗,所以他在人事問題尤其吸取了王安石的教訓。
有趣的是,歷史總是有些驚人的巧合。王安石變法得到的是宋神宗的支持,而張居正變法得到的則是明神宗的支持——萬曆帝死後的廟號就叫神宗皇帝;宋神宗的背後有個強勢的高太后,而明神宗的背後則有個強勢的李太后。王安石只知道搞好與神宗皇帝的關係,卻不知道要搞好與高太后的關係,最後,正是因為高太后的強力反對,才導致了王安石被貶職,也最終導致了他變法的失敗。
張居正不像王安石那麼腦子一根筋。他既知道向上,首先要處理好與李太后的關係;向下,也得要處理好與官僚隊伍中各集團的關係。這些,就集中表現在他的用人上。
因為高拱失勢了,而高拱原來在官場上的勢力龐大,很多官員可以算是高黨成員。現在張居正上台了,而且民間還盛傳是張居正連手馮保搞倒了高拱,這下,很多高派成員就開始惴惴不安了。「一朝天子一朝臣」嘛,大家都在想:張居正面對這些高派官員,會不會來個人事上的大清洗呢?這裡有個非常能說明問題的典型個案,個案的主人公是應天巡撫,也就是現在南京的地方長官張佳胤。
張佳胤也是明代有名的大才子,他是高拱的門生。因為高拱的關係,再加上張佳胤確實有才,很快,張佳胤就被提拔到了應天巡撫的位置。可才幹了沒多久,高拱就倒台了。
本來,張佳胤雖然算是高拱的門生,但自己行得正,也不怕影子歪。現在張居正上台了,自己也沒什麼好擔心的。可剛巧就在這個新宰相剛上台沒多久的節骨眼兒,出了件讓張佳胤揪心的事兒。
什麼事呢?一件有關田產的民事訴訟案。
案子的主人公姓徐,叫徐什麼倒無所謂,問題是他爹的名頭比較響。他爹姓徐名階字子升,正是高拱的仇人、張居正的恩師、退了休的前任內閣首輔徐階。
徐階自退休後,因為無權無勢了,備受高拱的欺凌。當初自己還掌權的時候,徐階教子不嚴,導致三個兒子仗著老子的權勢在地方上胡作非為慣了。按道理說,徐階倒台了,他的兒子們也該收斂些。但胡作非為這種習慣它是有慣性的——你看,習慣的「慣」就是慣性的「慣」,這惡習一旦成習慣,想一下子改掉還真難。
高拱抓住了徐階兒子們的把柄,把徐家往死里整。先是把徐家大片的良田沒收充公,又把徐階三個兒子中的兩個先後定罪發配到邊疆去了。最後,還是因為張居正實在看不下去,站出來「從容為拱言」,也就是為徐階辯護,再加上天下人的非議,高拱才收手,沒折騰徐家老三,給徐階留了個兒子在身邊兒。
可這個老三也不消停。他看高拱一倒台,他爹的得意門生張居正掌權了,立馬就又耀武揚威起來,又霸佔了別人家的田地,這主家就到應天知府衙門把徐家老三告了。
張佳胤本來是要秉公辦案的,但一看被告是徐階的兒子,心裡就犯嘀咕了。心裡說,誰都知道徐階是張居正的恩師,都傳張居正跟高拱鬧矛盾,根子就是因為徐階,所以現在這個徐家的案子可不好斷啊!況且,官場上都在傳,張居正馬上就要對高派成員開刀了,自己是高拱的學生,恐怕本來就難脫干係,現在又碰到這樣一個案子,那不是自尋死路嗎?有心想袒護徐家老三,可又違反自己做人、做官的原則;但說要秉公而斷吧,又肯定會遭到徐家的報復。罷了,罷了,與其這樣為難,還不如潔身自好,回家寫自己的春秋文章去吧!
正所謂「當官不為民做主,不如回家賣紅薯」!張佳胤心一橫,寫了一篇辭職報告遞交內閣,自己這邊打好了包袱,就等著走人了。張佳胤這邊兒為難得很,他哪知道,張居正那邊兒比他還為難。張居正同時收到了張佳胤的報告和徐階的信。張佳胤的報告里倒沒提徐家的案子,只說是自己能力不夠,所以想辭職。可徐階的信里把這事說得清清楚楚的,張居正那是多聰明的人啊!一看就明白張佳胤是因為徐家的案子才要辭職的。而且明裡是因為徐家的案子,深層的原因還不是這些官員心中有黨派或者說是幫派之爭的觀念嗎?
所以,張居正沒把這事兒當小事兒看,他要從張佳胤的身上給整個官場一個信號。
什麼信號呢?他張居正雖然要用新人,但也不舍舊人!
徐階的信里是以師生之情要求張居正為他在高拱執政時期所受的冤屈撥亂反正,順帶著說了一下這個徐家老三的官司。那意思是恢複名譽這麼大的事兒你張居正都不能耽擱,就更別提幫老三官司這件小事兒了。
張居正這下就很為難了。一方面不能對不起一手培養自己的恩師、冷了徐階的心;另一方面也不能冷了張佳胤這批「高派」中層官員的心。張居正確實為難,但張居正面對為難事兒的時候向來都有一個很好的辦法。
什麼辦法呢?四個字:開誠布公。
你看他想救楊繼盛的時候,就直接去找徐階,明知徐階不會答應,還要做道義上的努力;他要搭救徐階的時候,就直接去找高拱,明知高拱氣量小,還要「從容為拱言」。後來,很多人說張居正城府深,會耍手段,事實上我看張居正最會用的手段就是面對問題不迴避,不繞圈,直接面對,單刀直入——這樣直截了當的效果有時反而會出奇的好。
張居正同時寫了兩封信,一封給徐階,一封給張佳胤。
給徐階的信里先敘師生恩情,承諾為徐家平反昭雪那是一定的事兒;把大事答應下來之後,筆鋒一轉說到徐家老三的案子,擺明當前的政治局勢,說明這樁民事訴訟案現在已經不再是一起簡單的案子,那可是「牽一髮而動全身」——牽了「張佳胤」這「一發」,可就動了「官場人心」這個「全身」!老師您也是當過首輔的,也教過我要以國事為重,所以這個時候居正我絕不能因事廢人。換了老師您,我想也會這麼做的。
這話說得在情在理,據說徐階看了之後慚愧不已。但張居正幫徐家平反昭雪的承諾下了,徐階最大的心病也就了了。
給張佳胤的信寫得就更有水平了。張居正一句點破,說張佳胤的顧慮還是在黨派之間的成見,然後話鋒一轉,透露了個小秘密說:自公在郎署時,仆已知公,頻年引薦,實出鄙意。不知者,乃謂仆因前宰之推用為介,誤矣。
這小秘密就是:你以為你職務的提升是因為你的老師高拱呀?事實上我現在可告訴你了,那是我張居正很多年前就發現你是個人才!雖然沒和你結交,但是我反覆在組織部門面前推薦,你才得以被重用的,要較真兒起來說,你張佳胤不知道——你應該算我張居正的人!
當然,張居正這話也不是為了貪功、套近乎,他緊接著說:天下之賢,與天下用之,何必出於己?……區區用舍之間,又何足為嫌哉?
就是說,不論是誰推薦的你,那都是為了國家而起用人才,這是公理。我張居正在這個位置,和你張佳胤在那個位置,我們都是為了國家才不辭辛勞、勇擔重任的。君子立身為國,當坦坦蕩蕩,又何必心存芥蒂,分誰是誰的人呢?如果只執迷於此,又如何對得起自己心中那滿腹的才學呢?
這番話說得是出人意料,又直指要害。
說是張佳胤看到之後,心中也不由得一陣慚愧。俗話說「宰相肚裡能撐船」,人家張居正說的是句句在理啊!而且自己以為自己不得了,在人家張居正的肚子里,那還不過只是一條小船。
尤其張居正在信的最後又用了一大段美文把張佳胤的特點、才學推崇了一番,話說得既準確又漂亮,讓張佳胤感覺自己對自己的認識也沒那麼準確,所以,張居正在信最後對張佳胤提出的「願努力勛名,以副素望」的殷切期望算是真正打動了張佳胤。從此,他安下心來,秉公斷了徐家的案子,也努力工作,一心為民,後來終於在萬曆年間做到了兵部尚書,成為萬曆朝的一代名臣。(以上引文俱出自《張太岳集·卷二十五·答張崌崍》)
收服了張佳胤的心,可以說也就收服了中層官僚中那些搖擺不定的「高派」官員的心,這一下張居正要在人事上進行大清洗的謠言也就不攻自破了。
可當大家都以為沒事兒了的時候,張居正又突然下刀了,人事上的大清洗還是如期而至了。
用幹事的人,不用說話的人
這就要說到張居正的第二個用人藝術了,這就是——用幹事的人,不用說話的人。
張居正留住張佳胤這批高派官員的人心,那是因為這些人基本上都是行政系統內幹事兒的人,但對於監察系統內原來高拱的那幫手下,張居正可就不客氣了。
明代的監察系統和我們現在的監察系統不太一樣,六科給事中和都察院的御史們雖然工作職能也是監督與考察行政系統各部門的工作,但他們的工作方式卻只有一種,那就是——議論和彈劾!
議論朝政、彈劾官員就是他們最常乾的、最重要的也是最無聊的事兒。
你想啊,中國的知識分子就好議論個是非,徒逞口舌之利,現在給他們專門設了這個平台,那還得了?所以,明代文人最大習氣就是爭辯,最大的本事就是彈劾。為了一點小事兒,你彈劾我,我彈劾你,爭吵個不休。
我們以前說過,高拱之所以跟徐階結怨,就是因為一個叫胡應嘉的給事中彈劾他上班時間回家忙著「植樹造林」去了。人家高拱快六十了還沒兒子,偷空回家「植樹造林」關你什麼事兒啊?這胡應嘉道聽途說,就上本彈劾,弄得高拱以為是徐階指使的,這才導致了兩派政治力量的大決鬥,幾乎把隆慶朝的政治全敗壞掉了。
這就叫「文人政治」,因為好為議論的習氣,文官們把所有的精力和智慧都用到爭吵上去了,國家也就在這種烏煙瘴氣的爭吵中蕭條下去了。張居正也是一個封建文人,他不可能取消這種沿襲了上千年的代表文人政治的言官制度,但他深切認識到這種言官制度所導致的惡劣後果——朝廷養著一大幫只說不練的官員,這些人只說不練也就罷了,他們的「說」還要干擾幹事人的「練」。所以,張居正決定痛下狠手,一上台就破例提前舉行「京察」——也就是提前舉行本來每三年才舉行一次的幹部例行考察。利用這個機會,他對監察系統的官員搞了一次大清洗,一下開掉了很多人。當然,這些人主要也是高拱原來的手下。
有人據此說,張居正還是不能容人,還是要對高拱原來的親信挾私怨進行報復。
事實上,張居正的考慮有兩點:
首先,出於政治局勢上的需要,確實要對原來高拱手下的那批言官進行一個清洗。
在明代,言官的品級一般不高,像六科的給事中,一般也就是七品,那在京官兒里也就是最低的。但由於他們的身份比較特殊,所以高層官員一般都注意拉攏他們。反過來,有高層的拉攏,這些言官為了將來的仕途考慮,也願意背靠大樹好乘涼。這樣,言官跟人也就是官場上一個最典型的幫派現象。
高拱手下原來的那幫言官跟張佳胤這些人不一樣,他們是鐵了心跟高拱的,身上的政治幫派標籤最為鮮明。現在高拱倒台了,他們暫時老實了,但留著他們就是潛在的禍患。就算有人是「牆頭草」,看風使舵兩邊倒,那也說明這種人不可靠,更不能留。所以,出於政治穩定的需要,張居正決不肯留這些潛在的威脅在朝廷里。
其次,更重要的是,張居正不只開除了屬於高派成員的這些言官,他把一些好鬥分子、好爭吵分子趁機也都給清洗掉了。
張居正說過:二三子以言亂政,實朝廷紀綱所系,所謂「芝蘭當路,不得不鋤」者,知我罪我,其在斯乎!(同卷《答汪司馬南溟》)這個「芝蘭當路,不得不鋤」是什麼意思呢?
「芝蘭」那還是指優秀人才的。可雖然你是「芝蘭」,只要你擋在我前進的路上,我還是要不客氣地把你給清除掉的。
為什麼呢?因為你擋路了。
那麼,既然是人才,怎麼又擋路了呢?
其實這是個比喻,這裡的人才指的是那些好議論、好爭論的人才,就算他們本身是有本事的,但這些人因為好議論、好爭論,所以對於國家大事來說,其實不是什麼好事,這就叫「二三子以言亂政」。這說明張居正看得很遠。他是為了推行即將進行的改革的需要,才不得已做出這樣的選擇。我們知道一項新的變革開始之初,最難做到的就是意見的統一,所以回想改革開放近四十年的成就,當初不討論「姓社、姓資」的問題,也就是埋頭做事不爭論,那真是極其偉大的見地。
張居正也正是出於這種考慮,才決定對言官制度的代表監察系統開刀的。
不僅如此,為了讓幹事的人好好乾事,不受說話人的干擾,他甚至走得很極端——他在任上曾經大力裁併書院。當時的書院就相當於現在的大學,是知識分子聚集的地方。知識分子聚在一起難免會議論是非,張居正就把他們的平台連鍋端,這也使他在歷史上留下了文化專制的惡名。張居正對此倒並不在乎,只要能達成改革的目的,該下手時他絕對狠得下心來。
當時有個大儒叫何心隱,是明代著名的思想家,說起來還算是張居正的同學。但由於張居正認為他宣揚異端邪說,干擾了推行萬曆新政過程中的思想統一,張居正就主使地方官員秘密把何心隱給害死了。
如果說這就叫「成大事者,不擇手段」,這確實也讓我們看到了張居正作為一個政客的冷酷與專制的一面。
用穩重的人,不用極端的人
說起來,張居正之所以不用說話的人,甚至對好議論的人如此深惡痛絕,是因為他想為能幹事兒的人營造一個良好的幹事環境。但對於能幹事的人,他也有一個區分,這就要說到他的第三個用人藝術了,我個人認為,這也是他用人藝術中最重要的一條,那就是——用穩重的人,不用極端的人。
張居正上台了,有人開心,有人擔心,有人因此充滿了信心,有人因此一直賠著小心。像張佳胤就是庸人自擾白擔心的人,但像海瑞就是因此而充滿信心的一個代表。
海瑞是歷史上有名的大清官,怎麼排,從古到今看,他在「歷代清官龍虎榜」上總能排在前三名吧!
海瑞的清官之名不僅得益於他的清廉和反貪污,更得益於他大膽耿直的性格和特立獨行的做事風格。讓他在官場上嶄露頭角的並不是他的工作業績,而是他作為一個六品低級官吏,居然敢抬著棺材上朝去罵嘉靖皇帝。歷史上有關棺材的著名事件,往前數只有三國時龐德龐令明抬棺戰關羽,然後就要算海瑞海剛峰抬棺罵嘉靖了。
嘉靖當時氣得要發瘋,把海瑞的奏書才讀到一半就氣得大喊道:「快派人把這個混蛋抓住,千萬別讓他跑了!」結果旁邊的太監說:「皇上,這人是抬著棺材來的,根本沒打算跑。」嘉靖聽了這話才冷靜了些。
嘉靖雖然氣極了,可他反倒沒殺海瑞,只是把他給下在了大獄裡。刑部認為海瑞大逆不道,應該論斬。可嘉靖這個素來睚眥必報的人居然把海瑞的案子壓下來不批。
後來,有一種說法是說嘉靖漸漸把海瑞給忘了,所以海瑞躲過了生死劫。其實,嘉靖腦子再健忘,也不可能把罵得他最狠的海瑞給忘掉啊!我覺得是因為海瑞罵得太狠、太透徹了,讓嘉靖反而起了惜才之心。
這就像他的老祖宗朱元璋,誰罵他他就殺誰,可當時的大才子解縉寫了篇《萬言書》罵他,罵得狠了,朱元璋反而升了他的官兒。這也告訴我們一個生活的道理:別動不動從早到晚給人挑刺兒,你要罵,就來個痛徹肺腑的,就來個經典難忘的,人家反而會感激你。海瑞這下出名了,再加上他以前反貪污的業績,一下就成了天下聞名的大清官。等嘉靖一死,到了隆慶朝,海瑞就得到了重用。
可他的工作風格和他的人一樣太極端,整天只關注一些雞毛蒜皮的小事,要麼如何節約辦公用紙,要麼清查手下有沒有人拿回扣,要麼就整天在田間地頭幫農民跟地主要地。只要是他審的案子,一定是窮人勝,富人輸。這當然說明他有不懼權貴的公正之心,但也說明他骨子裡有一種強烈的仇富心理。
作為地方官,你想的應該是如何讓轄內百姓共同致富,可海瑞就像一個江湖俠客,只干殺富濟貧的事兒。所以,他到哪兒上任,當地的富戶就緊閉大門,連富裕的商戶也不敢開市交易。
工作上這樣極端,生活上他也這樣。
據說海瑞在那個時代是唯一一個從不接受賄賂的人,這樣他的工資就不夠用了。據說他一年只買一次肉,就是在他母親過生日的時候。他是個大孝子,非常孝順母親,而他母親也是一個很極端的人,說她從小對海瑞的教育就很嚴格,「有戲謔,必嚴詞正色誨之」(《海瑞集》)。「戲謔」就是玩耍——小朋友連玩耍都不讓,所以搞得海瑞據說一輩子都難見個笑臉,小時候就一副小老頭的模樣。
海瑞到了三四十歲,還跟母親睡在一個屋裡。這樣,一旦他的老婆跟母親有矛盾,他就無條件地休妻。前面有兩個老婆因此被休掉了,到了第三個老婆,她和海瑞當時的一個小妾——兩個女人在一個月內接連暴亡。
有官員曾經就此事上本彈劾海瑞,說兩個人是被海瑞逼死的。雖然海瑞申辯說小妾是上吊自殺,而老婆是暴病身亡的,但當時人都認為這和海瑞的戀母情結有關。
不僅對老婆這樣,對孩子海瑞也這樣極端。
因為他不貪污,所以家裡很窮,平常沒什麼多餘的零食。明代沈德符的《萬曆野獲編》、清代沈振輯的《野獲編外補遺》和周亮工的《書影》都記載過這樣一件事。有一次,海瑞發現他五歲的小女兒在啃一個燒餅,就很奇怪,問哪裡來的。女兒回答說是家裡的僕人張三給的。原來張三看這小女孩兒餓得厲害,實在於心不忍,就上街要了塊兒燒餅給她吃。
海瑞一聽,勃然大怒,說:「女子豈容漫受僮餌,非吾女也,能即餓死,方稱吾女。」
那意思就是說,張三是個男僕,你一個女孩子怎麼能從男人手裡拿東西吃呢?男女授受不親,你要是我海瑞的女兒,就應該去餓死,這樣才能洗刷你作為一個女人的恥辱!
說這個女兒聽了這話之後,絕食七日而死。
這些書上都說是女孩兒自己絕食死的,但我想這根本就是扯淡,一個五歲的小女孩兒,面臨飢餓,怎麼會有這樣的意志力呢?八成是海瑞自己發瘋,把女兒關起來餓死的。
說老實話,這就有點兒太不人道了。孟子說:「嫂溺不援,是豺狼也。男女授受不親,禮也。嫂溺援之以手者,權也。」(《孟子·離婁上》)也就是說,連孟子都認為,嫂子掉到河裡,小叔子伸手救她上來,雖然兩人拉手了,但也不算違反「男女授受不親」。更不用說這個五歲的小女孩從男僕手裡拿個餅了。所以,你說海瑞這人有多極端吧!
因此,就在隆慶朝,海瑞因為與高拱不和,也因為跟同事的關係比較惡劣,最後被停職閑用了。
等到張居正一上台,很多人都開始推薦海瑞,說他是大明朝難得的清官。海瑞自己也頗有復出官場、一展宏圖之志。甚至連萬曆皇帝都說海瑞這樣的人怎麼能不用呢?可當權的張居正就是不用海瑞。
張居正在給海瑞的親筆信里說:三尺之法不行於吳久矣。公驟而矯以繩墨,宜其不堪也。訛言沸騰,聽者惶惑。仆謬忝鈞軸,得參與廟堂之末議,而不能為朝廷獎奉法之臣,摧浮淫之議,有深愧焉。(《張太岳集·卷二十二·答應天巡撫海剛峰》)
這話說得很委婉,說我作為宰相不能用你這樣的人才,那真是讓我慚愧的事兒。但暗地裡的意思卻是再慚愧我也不能用你。為什麼呢?你到哪兒做官,當地的人受不了,當地的官員受不了,當地的行政系統也受不了。
張居正這話什麼意思呢?這就要說到張居正對文人政治的一種深刻認識了。
中國的政治家一般都首先是文人,是文人就有文人習氣。文人習氣一般有兩個發展方向:一個是低調,這種人遠離是非,明哲保身;一個是高調,這種人生造是非,甚至是頗會作秀。比如說,我以前有個老師,他有時氣起來會當面罵我們,說:「你們這些糟白!」開始我們還偷偷地笑他讀白字,後來才知道,他不是不知道這個詞兒讀「糟粕」,他是故意讀成「糟白」的。你看,連讀白字都成了文人個性的表現。後來,我們一直都記得這位把「糟粕」讀成「糟白」的老師,甚至覺得他很可愛。
但這種個性,這種表現方式,到了官場,到了高效運轉的國家機構里,那就是另外一回事兒了。他會因此顯得很不和諧。對於講究運轉效率的國家機器而言,他會是一顆磨損機器甚至使整個機器停止運轉的「不規格零件」。
而海瑞,就是這樣一個「不規格零件」。要知道官場官場,既然稱之為「場」,那就是講究共振的,那就是一個講究團隊精神與團隊意識的地方。你只知道單槍匹馬,卻不知道團隊合作,那怎麼成呢?
像海瑞這人,不僅是單槍匹馬,他還要把所有團隊夥伴當仇人。因為張居正不用他,他就氣憤地說了句:「舉朝之士,皆婦人也。」(《海瑞集》)你只要想想女人在他們家的待遇,就知道他這話罵得有多毒了!這就是把官場上所有的人都罵了!這也反映了在他心裡,他把整個國家機器都當成了自己的對立面。這就像堂吉訶德了,最後所有的東西都是敵人,於是他會去跟風車大戰一場。海瑞恐怕最後也得這樣。
所以,對於這種理想主義者,雖然他們是清官,張居正也不用。他要用的人是:循吏。
「循吏」這個詞兒出自司馬遷的《史記·循吏列傳》,它是跟酷吏、污吏相對應的,就是指官場上的好官。當然,清官也算是循吏,但由於清官更重名聲,所以後來循吏就專指那些穩重而有實用主義精神的官吏。事實上,如果一個官僚隊伍里大多是循吏的話,那麼,這個官僚團隊就可以說是最理想的了。
張居正起用循吏的人事觀念可以說是極有遠見的,尤其是在中國這樣一個傳統文官主政的政治環境里,那就更顯得難能可貴了。所以,在張居正主政期間,官僚雖然還是官僚,但絕少官僚主義。各級官員踏踏實實地辦事,這才導致了萬曆新政天翻地覆式的變革出現。這也可以從一個小個案看出些端倪來。
張居正為了尋求治理黃河水患的方法,沒少動過腦筋。朝廷里與此有關的河道大臣與漕運大臣之間爭吵不斷,而張居正又非專業人士,也拿不定主意。
他雖然在水利上不專業,但他在人事上很專業,所以他不管河漕大臣之間的爭執,私下裡去尋找能治理黃河水患的專門人才。他相信不管是什麼專業的問題,一定會有專門的人才,只是看你做宰相的能不能找得到。他打聽到工部原來有一個叫潘季馴的低級官吏,多年參加黃河與漕運的治理,相當有經驗,但他的方法往往不為上層所重視,所以一直屈居下僚。張居正為此親自登門向潘季馴請教。潘季馴哪想到堂堂內閣首輔會跑到自己家裡來登門請教,所以當時就被搞得暈暈乎乎的。
張居正一進門就看到潘季馴模擬黃河水道做的一些研究模型,一看就知道這是一個實踐型的人才。再聽了潘季馴有關治理黃河的見解與觀點,從談吐中更加確定了這是一個能幹事的循吏。所以他下定決心,越級提拔潘季馴來主持黃河治理的工作。
同時,為了保證不讓官場上的扯皮和紛爭給潘季馴造成不必要的麻煩,他又上奏萬曆皇帝,把兩個相關的職能部門河道與漕運合併成一個,讓潘季馴來總理河漕。
所謂「疑人不用,用人不疑」,張居正賦予潘季馴治理河漕的最高權力,並親自為其開展工作肅清了一切障礙。
潘季馴誓死以報張居正的知遇之恩,果然殫精竭慮,以大智慧解決了黃河水患,並因此在萬曆朝受到百姓的愛戴與朝廷的嘉獎。後來,張居正死後,長大了的萬曆皇帝對張居正進行清算,潘季馴不避嫌疑,站出來堅決為張居正辯護。萬曆礙於潘季馴的盛名,才沒有對張家趕盡殺絕。
可以說,張居正的知人善用,不僅為萬曆新政的推行奠定了堅實的人才基礎,也為自己的身後事預留了一份意想不到的人情財富。
所以說,人事問題說簡單也簡單,說複雜也複雜,就看你主政者的心中存的是私心還是公心。張居正一片忠心為國,再加上他目光如炬,精擅這三條用人藝術,所以「萬曆新政」能夠順利推行,那也就是意料中的事兒了。
但我們說,官僚隊伍如此龐大,你一個宰相再目光如炬,也不能事無巨細全都照顧到。官僚機構拖沓、敷衍的工作作風,也就是官僚主義的工作作風,那不是換幾個人就可以根本解決的。如果解決不了這一點,國家機器的高效運轉還是一句空話。
面對這個可以說是千古以來的難題,張居正這位聰明的宰相又會怎麼做呢?
轉自文裁縫
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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