廖保平 ： 被黑社會埋葬的王朝

我在《「梁山路線」只為暴力分食——偷窺江湖（5）》一文講到，大唐滅亡時，「不知道大唐末代皇帝唐哀宗有沒有抱怨，唐僖宗當初為什麼捨不得給黃巢一個小官，以致將整個大唐葬送。」

要是再往前推論一下，唐哀宗還可以抱怨：當初為什麼要搞國家壟斷經營，捨不得給王仙芝、黃巢合法販鹽的機會，以致大唐王朝被兩個鹽販子挖空牆角，被人稍稍用力一推，就轟然倒塌。

為什麼這樣講？不防看看王仙芝、黃巢為什麼要造反。王亞南先生說王仙芝、黃巢起義是因為屢試不第，對政治心生怨恨。（《中國官僚政治研究》中國社會科學出版社1981版）這只是其中一個原因，而且也未必成立。因為即便同一時代，也有大量像黃巢一樣科舉名落孫山的人，也會懷恨政治，為什麼是黃巢而不是別人造反？依我之見，王仙芝、黃巢造反，與朝廷實行國家壟斷專賣制度有極大關係。

史載，「（黃）巢少與（王）仙芝皆以販私鹽為事。」（《資治通鑒》卷252）這是搶朝廷生意的節奏。古代政府實行「鹽鐵專賣」（禁榷制度），唐代國家專賣發展到又一個高峰。拿唐代的鹽專賣而言，基本程序是，政府在鹽產地設立鹽官，鹽官低價收購鹽戶所產之鹽，再把這些鹽高價賣給有資質的鹽商，鹽商最後把這些鹽賣給普通消費者。政府實行鹽專賣，未經政府批准私自生產、運輸、銷售的鹽，就是私鹽。

王欽若等人編修的史學書籍《冊府元龜·邦計部》里記載了唐貞元時的一份官方統計：「八年四月，鹽鐵使刑部侍郞王播奏，應管江淮兗鄆等鹽院，元和七年計收鹽錢六百七十八萬四千四百貫，比未改法已前舊鹽利總絕時價四倍加抬，計成虛錢一千二百一十七萬九十貫，其二百一十八萬六千三百貫充糴鹽本，其一千四百九十九萬二千六百貫充榷利，請以利付度支收管從之。」

從這組數據可計算得出，政府的收購價是出售價的八分之一，利潤率為百分之七百！馬克思說：「一旦有適當的利潤，資本就膽大起來。……有百分之五十的利潤，它就鋌而走險；為了百分之一百的利潤，它就敢踐踏一切人間法律；有百分之三百的利潤，它就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的危險。」有百分之七百的利潤，它就敢敢犯任何罪行，甚至冒絞首數次的危險去販賣私鹽。

國家專賣導致行業暴利，只要有暴利，就必定引起社會各個勢力和階層的競爭。王仙芝、黃巢就是在暴利誘惑下，走向了冒著被殺頭的危險販賣私鹽的道路。唐大中元年（847年）鹽鐵使曾說：「私鹽厚利，煎竊者多。巡院弓矢力微，州縣人煙遼夐。若非本界縣令同立堤防，煎販之徒無繇止絕。」（《冊府元龜》卷494《山澤二》）

不僅如此，合法的鹽戶（亭戶），即分布在產、儲、運各條線上的鹽業勞動者，也在巨大的經濟利益驅動下生產、販賣私鹽，或者與私鹽販子勾結共同私販。史載，唐貞元時，「亭戶冒法，私鬻不絕，……私糴犯法，未嘗少息。」（歐陽修《新唐書》）

為了確保「食鹽財政」、「國家支柱產業」不受損害，唐朝廷規定「盜鬻者論以法」。貞元時規定，盜鬻兩池鹽一石者死；憲宗時又規定除刑罰盜鹽者外，「鬻兩池鹽者，坊市、居邸主人、市儈皆論坐」；宣宗時更加嚴酷：「盜鹽特弓矢者皆死刑」，「有盜壞（兩池）壕籬與鬻鹼皆死」，「亭戶盜糶石與百姓市二石皆死」。（見《新唐書·食貨志》、《唐會要》）

偷盜、私販鹽一石（約120斤，約一麻袋）處死，甚至左鄰右舍都受誅連，如此嚴厲的法令意味著，只要涉足私鹽，就是犯法，只要犯法，基本上處死。這就像現在販賣毒品，超過50克就可以判死刑，犯罪標的物非常低。在如此嚴刑峻法之下做私鹽生意，雖獲利豐厚（《新唐書》上說黃巢「世鬻鹽，富於貲」），卻無疑是將腦袋系在褲腰帶上，隨時都有丟掉的可能。要想幹這種事，首先要抱著亡命之心；其次，要想不死，只有逃離政治權力掌控，亡命江湖；其三還要有防備官府抓捕的辦法。

為防範、抗拒官府緝查抓捕，王仙芝、黃巢不僅自己練就一身好武藝，還拉幫結夥，形成鹽幫，進行有組織的武裝販賣。這些鹽幫已經是江湖黑社會：成組織建制、主要以暴力為手段、有組織地從事犯罪活動，在一定區域或行業內形成非法控制或一定影響。王、黃還沒有造反之前，就與官府有過正面交鋒，這為他們造反積累了戰鬥經驗。

這種黑社會生涯使他們極有可能形成三種心理：一是敢於冒險，「不怕死」，喜歡做高風險高收益的投資，如造反；二是長期與欺壓、抓捕他們的官府、官吏，作對，具有反政治人格，如仇官；三是長期被政治權力打壓，被主流社會所敬而遠之、甚至歧視，他們渴望回歸主注社會，過上安穩可靠、受人尊重的生活，如做官。

（圖註：連環畫中的王仙芝、黃巢起義。圖片來自網路）

自打販鹽始，王仙芝、黃巢就已經走向了一條不歸路。退而言之，就算主動自首，萬一可免一死，做「浪子回頭金不換」，但只要政治權力對江湖社會打壓抹黑，就無法抹掉主流社會對回頭浪子的前身份歧視。這就好比現在人們對某些刑滿釋放人員懷有某種疏離，甚至在擇業上的暗歧視，使他們很難重新融入主流社會，黑社會身份幾乎成了他們一生的污點，他們很難通過正常的途徑獲得政治權力和主流社會的認可。這使他們往更深的江湖裡走去，那是一條你死我活的造反之路。

反正已經回不去了，如果機會來了，造反又有什麼呢？王仙芝、黃巢已經走入了「陳勝吳廣困境」，造反是死，不造反也是死，那還不如造反。如果造反成功，鹹魚翻身，由黑社會頭子變皇帝，如果造反不成功，也可以通過招安謀得一官半職。如果皇帝對造反者如此寬宏大量，捨得通過招安來平息造反，這對造反者來說，真是一個非常不錯的選擇，進可為帝，退可為官，犧牲的是他人，得利的是自己，世間還有這等好事么？顯然，一般情況下，帝王是不會招安的，這等於激勵江湖造反。除非江湖造反勢力強大，撲滅不了，反而禍及龍椅，那就趕緊招安；要是並無大的威脅，一定是剿滅為上策，以絕後患。

那又怎麼樣？按朝廷法律，以王仙芝、黃巢長期販鹽數量，死十回八回估計都不夠，造個反也不過死一回罷了。國家壟斷惡法硬生生地將人逼為犯罪，逼進江湖，逼成反動分子。這樣的事例絕非孤例，我們再看來一個鮮活的歷史例子，即宋朝的國家壟斷，又是如何把茶農出身(一說茶販出身)的王小波、李順逼上造反之路的。

宋代，專賣範圍較唐代大大擴展，「稱榷貨者，謂鹽、礬、茶、乳香、酒麴、銅、鉛、錫、銅礦、石」等。（《慶元條法事類》卷28《榷貨總類》）將原為地方財政主要收入的專賣利益控制起來，在中央設三司使，加強財政管理，國家專賣成為財政的重要來源。宋高宗曾毫不諱言地說：「國家養兵，全在茶鹽以助經費。」（《宋會要輯稿·食貨》）以宋太宗至道年間(995-997年)為例，朝廷全部財政收入為2224萬貫，專賣收入就佔了34.62%，其中鹽利300萬貫，酒利185萬貫，茶利285萬貫（李曉博士論文《從無償征斂向有償購買的演進》2006年），茶利佔到專賣收入的37%，確如歐陽修所說：「今為國之利多者茶與鹽耳」。（《歐陽修全集·居士集》）

王小波、李順造反主要是因為國家專賣的聚斂。北宋蘇轍對此說得很清楚：「臣聞五代之際，孟氏竊據蜀土，國用褊狹，始有榷茶之法。及藝祖平蜀，放罷一切橫斂，茶遂無禁，民皆便之。其後。淳化年間，牟利之臣始議掊取。大盜王小波、李順等因販茶失職（指職業、生計。筆者注），窮為剽劫。」（《欒城集》卷36《論蜀茶五事狀》）

據胡昭曦先生考證，宋政府於茶葉集散地設置六處榷貨務，壟斷茶葉的收售。其具體辦法有兩種：一是由官府設置茶場(山場)，統領所有茶農(園戶)，這些茶農的兩稅全部折為茶葉交納，除此而外多餘的茶葉也須「售於官」，由「官悉市之」；一是未設官茶場，但茶農也要「歲如山場輸租折稅」，「悉送六榷貨務鬻之」，在民間茶葉也是不能自由買賣的。（胡昭曦《宋初川峽地區的茶法與「販茶失職」》，載《四川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1980年第3期）

川陝地區的茶葉專賣（榷茶法）在五代十國的孟蜀時曾實行過，宋太祖明令廢除：「川陝諸川偽蜀政令有煩苛刻削害及民者，累詔禁止蠲除之。」（李燾《續資治通鑒》）其他主要產茶地都實行榷茶法，「惟川、峽、廣南聽民自買賣，禁其出境」（同上）直到宋神宗熙寧七年（1074年）才開始征榷蜀茶，實行「茶馬法」。

「聽民自買賣」是指茶農可自行處理所種之茶，即呂陶所說，「伏緣此茶本非官地所產，乃百姓己物」。（呂陶《凈德集》）而實行榷茶法的地方，茶農由官府「置吏總之，採茶之民皆隸焉」（《宋史》），茶農很有點像國營茶場的職工，即便自己種植，也須「赴所屬州縣投狀立茶戶，官籍記」（徐松《宋會要輯稿》），身份隸屬官府。但蜀地茶農自產以後，似乎並不能「自銷」，仍是「趁時采造茶貨，遂日收來堋口，投場地（山場）貨賣」（呂陶《凈德集》）。

就算可以「自銷」，如果「禁其出境」，在產茶區內買賣利潤就少了很多，因為茶葉供需平衡，價格上不去。只有在政府那裡拿得「茶引」（特許經營資格）的茶商才有資格「興販」茶葉，還要按規定路線，「逐處上簿」，按時把茶葉運到指定的茶場「中賣入官」，然後再運輸出川。這實際上仍然是官方對收購與出售的壟斷。

學界對王小波、李順身份有爭議，有的說他們是茶農，有的說他們是茶販子。無論哪一種，在茶葉壟斷專賣或變相壟斷專賣之下，都不好過。如果是私茶販子，將受到法令嚴懲。法律規定，「茶折稅外，匿不送官及私販鬻者沒入之，計其直論罪」；「私有茶一兩笞四十，四十斤徒一年」（謝深甫等《慶元條法事類》卷28）；銷售製造偽茶者，「一兩杖一百，二十斤以上棄市」。（《宋史》）他們只能走向犯罪道路，其處境與王仙芝、黃巢類同。

如果是茶農，也好不到哪去。因為茶農想把茶賣蜀地，只能將茶葉買給指定的茶商，茶商只能賣給官府，因為渠道單，官商可以壓價收購。因為地方財政留存較少，不敷開支，必然在茶葉等專賣品上額外追收一些非法稅費。因為中間多出了一個茶商環節，也就多了一個食利的環節，羊毛還是出在羊身上。總之，茶農將茶葉賤賣給政府，政府又高價賣出蜀地，獲取暴利，形成「茶葉財政」，用以支撐龐大的財政開支。

四川青城山一帶是山地，人們以種茶為生。據馬端臨《文獻通考》所載：「民賣茶資衣食，與農夫業田無異」，茶農靠賣茶葉維持日常基本開銷和繳納各種稅賦。一旦官商「掊取」太狠，盤剝太重，則「園戶（茶農）有逃而免者，有投死以免者，而其害猶及鄰伍。欲伐茶則有禁，欲增植則加市，故其俗論謂地非生茶也，實生禍也。」（李燾《續資治通鑒》）種的不是茶葉，種的是禍害，茶農只好棄園而逃，其棲身之地恐怕唯有江湖了。

除茶葉專賣，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特在蜀地置「博買務」，壟斷收購絲帛等物（一說包括茶葉），將蜀地財富大力吸食到中央政府，造成央、地財富不均。這也在事實上造成了蜀人對宋朝廷的不滿，王小波的「均貧富」口號，也有均中央與地方財富不平的意思。

與王仙芝、黃巢起義幾乎相似的是，宋太宗淳化四年(993年)，四川一帶大旱，造成大饑荒。王小波、李順看到發跡變泰的機會來了，起而造反，一呼百應，戰火燒遍四川，可憐沒過上幾天安穩日子的人民，又飽受戰火的煎熬。

事實上，因為國家壟斷經營而導致的江湖造反，又何止上面講到的兩例。陳高華先生說：在元末農民戰爭中，大量鹽徒（私鹽販子）參加了起義軍。由於他們一般均具有較豐富的鬥爭經驗和社會閱歷，因而往往很自然地成為起義軍中的一部分重要骨幹力量。浙東的方國珍出身「魚鹽負販」，淮東張士誠出身亭戶，但也「兼業私販」。江陰起義軍領袖朱定的出身也是「販鹽無賴」。福建鹽徒在起義鬥爭中起了重要作用：「眾盛稱十二支，……攻破閩侯官、懷安、閩清、永福、長樂諸縣及福清州。」就是南系紅巾軍徐壽輝集團中，鹽徒也不在少數；在這一支起義軍向長江下游發展過程中，鹽徒起了重要的作用：「江州在江南，舒州在江北。……私鹽船上插紅旂，下江攻城如翦急。前年江州李侯死，余侯今歲舒州沒」。（轉引自陳高華博士論文《元代鹽政及其社會影響》2007年）

這些私鹽販子走向造反之路，與王仙芝、黃巢大同小異，與王小波、李順也無大區別，都是國家壟斷惹的禍。甚至大清朝被推翻，也是因為朝廷搞國家壟斷經營，要把川漢鐵路收歸國有，此舉導致了大規模的四川保路運動，進而引爆了辛亥革命，將大清推翻。而保路運動中，四江的黑社會袍哥大量參與其中，辛亥革命陣營里，「上自都督，下至微職，以及軍隊大小職官」，無不有會黨或黑社會中人。

就這麼粗粗扳著指頭數數，就有數個王朝直接亡於國家壟斷經營造成的江湖造反。由此亦可見，一部斑斑血淚的皇權專制歷史，無非是朝廷與民爭利，且貪婪無厭，最後自毀前程的歷史。不由得讓人感嘆：國家專製成也在「國家專利」（利益獨專），失也在「國家專利」。

揆諸現實，古代的鹽、茶等國家壟斷專賣制度非常像現在諸多行業的國家壟斷經營。而從側面來看：哪裡有壟斷（特指行政造成的壟斷），哪裡就有黑社會。反過來，黑社會一經形成，又會以壟斷某一行業為生。譬如《新唐書》載，「餘姚民徐澤專魚鹽之利，慈溪民陳瑊冒名仕至縣令，皆豪縱，州不能制。」黑社會強勢壟斷一地魚鹽，竟然連州府都無法將他們制服。壟斷與黑社會如同孿生，相伴相隨。

責編：賈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