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篇)從南非看中國：何去何從 前景的比較（3）

　　「自然發生的或政治性」超經濟強制：　　中國與南非問題的同質性　　這就涉及到中國與南非的不同了。筆者去年在一些會議上提出中國與南非比較的話題後，引起了不小反響，同意的就不說了，反駁的意見中有一種很有意思：開始激烈地斥責我這樣比較大逆不道，強調中國與南非如何不同，但說著說著就不由自主地對號入座，以白人的姿態同情起種族隔離制度來，並激烈抨擊我的「黑人立場」：「秦暉此文太爛！明顯選擇性失明。南非黑人當政後，治理得一塌糊塗。無論是經濟還是治安。」「南非黑人處在蒙昧的部落社會，根本缺乏管理現代國家的能力。對他們給予普選權，事實上是在製造社會災難。正確的辦法是讓南非黑人精英與白人一起共治，而非普選。」甚至還有人像1994年南非大選時的白人極右翼那樣，主張白人「自我隔離」，建立擺脫黑人的「白人家園」！正如另一些網友所說：這些反駁恰恰反過來證明了中國與過去的南非很相似。　　我不想簡單地譴責這種公然支持種族隔離的說法「不正確」。因為民主化以後的南非確實面臨嚴重的治理困難。儘管並非像這位網友說的那麼「一塌糊塗」，在這方面我還是很同意楊立華先生的意見：1994年後民主南非總的趨勢是向好的，而且有許多經驗可以啟示我們。但是無疑，1994年後的南非的確也有黑人民粹主義蔓延的問題，尤其最近祖馬總統當選後更是如此，對此不光白人，前總統和非國大領袖姆貝基等許多黑人有識之士也表示憂慮，非國大事實上已經為此分裂。從目前情況看，南非變成「第二個辛巴威」的可能性並不大，但時勢難料，誰也無法完全排除這種可能。　　把這些問題都歸咎於「種族隔離後遺症」未免太簡單化。而且就算是後遺症，有時一種壞東西一旦形成經濟學上所謂的「路徑依賴」，強行擺脫反而會導致更大的問題。我前面也提到南非民主化以後，約翰內斯堡出現了從種族隔離時代「前拉美化」的「美麗城市」到「類拉美化」治理危機的演變。很多華商對此深有所感。南非民主化以後與中國建交，大批國人到那裡經商創業，他們看到的是一個民主化以後像拉美、更確切地說比拉美還嚴重的「治安不良」城市，而過去的「前拉美化」城市在他們眼裡就像北京，因此產生上述這位網友的說法毫不奇怪。他們並沒有在「前拉美化」時代當黑人的體驗，如同沒有在《城管操作實務》下的北京當外地小販的體驗一樣。　　但研究者不能只講「立場正確」。如果確實以前的體制已經形成了牢不可破的「路徑依賴」，強要擺脫反會陷入更大困境，那麼我們是不是只能接受現實，不要再發表「無用的」甚至「反而壞事的」批判了？　　當然不是這樣。　　南非的情況並不那麼悲觀。但這涉及到對1994年後民主南非改革經驗教訓的全面考察，這隻能以後再談。　　至於說到中國，上面這位網友事實上是提出了兩個問題：第一，南非與中國的問題有沒有同質性？可不可比？第二，如果可比，那麼假如未來中國民主化了，會不會也陷入如同南非1994年後的那種困境？如果不會，那麼中國與南非有什麼不同？　　這裡先回答第一個問題：南非與中國的問題有同質性嗎？當然是有的。一個最直觀的證據是：這兩個國家都在法律上明確規定了「下等人」的低賤地位。種族隔離時期的南非法律規定只有白人有選舉權，黑人是沒有選舉權的。而中國2004年通過的《中華人民共和國選舉法》第十六條也白紙黑字地規定：人大代表名額「按照農村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四倍於城市每一代表所代表的人口數的原則分配」，這就是所謂的「四分之一選舉權原則」。換句話說，每個農村人等於四分之一人！有人提到這一點時曾經指出：美國法律在南北戰爭前規定黑奴有「五分之三選舉權」。當然，不能簡單地由此說美國黑奴地位就比南非黑人和我國農民更高，但後兩者地位很低是顯而易見的。　　儘管南非黑人與白人生理特徵區別明顯，而中國的城市「戶籍居民」與「進城農民」就難以從生理特徵上區別，因此南非壓迫黑人是一種赤裸裸的種族歧視，容易為世人注視，現代文明對這種歧視也比較敏感。而中國歧視「農民」則往往被認為只是一般意義上的「不平等」，即所謂「階級」的問題，「貧富」的問題，或者就像本文前面提到的那種誤解：劉易斯模型中「二元結構」的問題。許多人認為這種問題到處都有，甚至一些左派朋友認為這本身就是「市場化改革造成兩極分化」的結果。然而，對於南非的「黑白」問題無論國際社會有什麼樣的「左右」分歧，卻不會有人說南非黑人的境遇是市場經濟中黑人與白人「自由競爭」造成的，更不會把南非的問題歸結為「新自由主義」或「福利國家病」。　　但這兩種歧視當然是有同質性的。我們可以從梅因所謂「從身份到契約」理論的角度看，這兩種歧視顯然都是典型的「身份」歧視。當然歷史上的身份制有很多類型，如印度及不少民族傳統上都有的種姓（caste）制。與印度的caste制不同的是：中國的身份制在很大程度上是1950年代以來國家政策規定的結果。時至今日戶籍歧視仍然明目張胆地明載於各種官方文件中。而且一經官府「特赦」，其原有身份特徵就會消失。如農民出身的人一旦成為高官，普通人包括市民對其的敬畏與對市民出身的高官並無不同。而印度的種姓制是一種幾千年來的傳統習慣，儘管今天印度官方立法與政策一直是反種姓的（印度法律不會規定「賤民」只有「婆羅門」四分之一選舉權），但民間的種姓歧視仍然「不合法」地存在。在這一點上，中國的身份制也更相似於南非的制度，因為後者也是國家正式立法的產物。　　而理解這種同質性的最明晰的說法恰恰來自被國人奉為理論祖師的馬克思。眾所周知，馬克思非常強調市場經濟中「形式平等掩蓋下實質的不平等」與非資本主義條件下「超經濟強制」導致的不平等的區別。在馬克思看來，超經濟強制意味著身份性的「統治與服從關係（自然發生的或政治性的）」。所謂「自然發生的統治與服從」指各種與身俱來的等級，包括種族壓迫，而「政治性的統治與服從」則是一種後天的、體制的安排，對「農民」的歧視顯然就是這樣。馬克思認為這兩者是同質的--它們都既異質於「私人交換」的社會（即今人所謂資本主義），也異質於「自由人聯合體」社會（馬克思理想中的未來社會）。　　南非的阿非利卡白人思想界為種族隔離與歧視黑人的制度辯護時自有一套理論，從白人歸正教會關於他們是「上帝選民」的神學解釋，「白人比班圖人更早來到南非」的史學觀點，直到從文化多元論出發得出「白人的人權標準不適用於黑人」、白人與黑人只能「各自發展有各自特點的民主」的理論，可以說是振振有詞。而中國那種把農民當成賤民的體制當初在蘇聯也曾得到列寧所謂農民是「半反動階級」、「60個農民必須無條件服從10個工人的決定」的階級優劣論的促成，受到普列奧布拉任斯基關於以農村為「殖民地」、靠「剝削」農民進行「社會主義原始積累」的理論支持。當然在靠「農民革命」建立的新中國，表面上毛澤東對農民的看法與蘇聯人相比要積極得多。但他心目中的「好農民」從一開始就指所謂「絕了發財之望」的那些人，他們很多其實是遊民；而所謂「對趙公元帥禮拜最勤」的那些上進農民，他是非常厭惡的。由此產生所謂「嚴重的問題是教育農民」、所謂小農「落後」、「自私」、「保守」的階級歧視理論和敵視農民「自發勢力」的觀點。即使文革時理論上最「左」、「貧下中農」形象最高大的時候，那些不服服帖帖「為革命種田」而要進城打工掙錢的人也不被當作「貧下中農」，而被謂之「盲流」，那時就備受歧視，改革後對「農民工」的歧視其實就是來源於此。　　現實中中國的農民歧視與過去南非的黑人歧視的確同樣是「非競爭」的、制度性的、強制性或身份性的，兩者都截然不同於自由競爭條件下的「階級分化」，而屬於更為落後的基本人權不平等。而且筆者前文已經列舉的大量事例都證明：這種歧視的力度在中國往往比南非更大。如：中國民工辦暫住證要交很多錢，南非黑人辦通行證不要；黑人出示了通行證就不會被抓，而民工在特殊時期出示了暫住證仍然會被抓；中國民工的「無證被抓率」總體上也比南非高；中國的「流入控制」比南非更嚴格；中國「農民工」的家居率比南非黑人勞工低，而「兩棲」率比南非黑人勞工高；中國「梳理」打工者的陋居比南非更鐵腕，而且南非畢竟還有「安置」，中國則往往是純粹驅逐；而為了把「暫住者」留在鄉下，兩國搞的鄉村建設中，中國的財政投入也遠不及南非；等等。同時，也有一些方面南非對待黑人比中國對待農民更惡劣，如上文所述的土地方面，300年來南非白人圈黑人的地，就規模（而非速度）來講比我國目前的圈地運動要更嚴重。　　當然，在世界潮流中這兩個國家都在進步，中國改革中的進步是明顯的，南非即使在1994年民主化之前也已經有不小的變化。在弱化歧視、提高人權的過程中，中國總的趨勢與南非是相似的，但進度則比南非晚許多年。例如，中國由徵發勞工制轉向「流動勞工」是在1980年代，而南非是在1910年代；現在南非已經由「流動工人」變成了自由就業與定居，中國還遠未做到這一步；在對「流動者」的盤查中從「無證抓人」為主改為以「無證罰款」為主的「軟歧視」，南非發生在1980年代，而我國發生在2003年後；南非的「通行證」於1986年廢除，我國至今尚未，只是一些城市最近出台了改「暫住證」為「居住證」的試點，儘管只限於特定的「人才」，畢竟也可能是「暫住證」制度衰亡的開始；……當然也應該指出，中國這些變化雖然發生得晚，但在一些方面進展還是不慢的。　　總之，中國與過去的南非都存在著嚴重的體制性的身份歧視即「低人權」現象，因此需要基本人權平等（即馬克思講的「形式平等」）的改革，而且中國甚至更需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