康有為《新學偽經考》或有借鑒 卻無抄襲

康有為自《新學偽經考》（1891）與《孔子改制考》（1898）問世，在奠定其學界領袖地位的同時，也捲入了與另一位經學大師廖平的學術糾紛中。百年來，斥責康有為剽竊廖平學術成果的批評層出不窮，使得這一百年前的學術公案仍然有進一步整理清楚晰的必要，本文擬在前人研究成果的基礎上，力辟康有為「剽竊廖平說」，力求還此學術公案予歷史真面目。

（一）公案的緣起

1890年，康有為晤廖平於廣州廣雅書局，此前康有為曾閱讀過廖平的著作《今古學考》，十分讚賞，引為知己，在這次會晤中，廖平的新作《知聖篇》贈予康有為閱讀。數日後，康有為閱完此書，對該書的觀點不能很認同，所以寫了萬言信駁斥廖平「好名鶩外，輕變前說」，並勸廖平應「急當焚毀」。廖平到康有為住處安徽會館回訪康有為，事後廖平稱這次回訪「兩心相協，談論移晷」，以此看來，這次廖平的回訪，使得康有為基本上接受了廖平書中的觀點。[注1]

廖平的另一本著作《辟劉篇》，康有為可能也有機會讀到，即使康有為沒有看過，通過與廖平的會談，也應當能了解其主旨。《辟劉篇》與《知聖篇》是姐妹篇，二者相互交融，《辟劉篇》是打擊古文經學，認為古文經是東漢末年劉歆偽造的，而《知聖篇》是推崇今文經學，認為今文經是孔子的真傳。

所謂今文經與古文經之爭，更是中國跨兩千年的一樁公案。西漢時所傳的五經（詩、書、禮、易、春秋），都是根據師傳，用當時的隸書寫的，所以稱為「今文經」；到了西漢末，劉歆在秘閣校書時，發現了一批用古文寫的書，包括《周禮》、《尚書》、《左氏春秋》等，稱為「古文經」。從此古文經學與今文經學並列，在中國歷史上兩者互有興衰。

可以肯定的是，康有為在會晤廖平之前，仍然尊崇古文經，猶其是非常推崇《周禮》，對於今文經，康有為一度還進行過攻擊，康有為自編年譜寫其23歲時（1880年）:「是歲，治經及公羊學，著《何氏糾繆》，專攻何劭公，既而自悟其非，焚去。」當時康有為攻擊東漢經學家何休的公羊學，但是後來自焚其稿，也說明康有為逐步接受以公羊學為代表的今文經學。

對廖平的會晤，對康有為究竟產生多大的影響，此問題稍留後議。但是康有為此為完全拋棄古文經學，並且僅用了一年的時間，在其弟子梁啟超、陳千秋的協助下，就完成了三十萬言的《新學偽經考》，並在六年後，又出版《孔子改制考》。這兩部書，從表面上看，與廖平的《辟劉篇》、《知聖篇》的不少觀點有相似之處，而廖平的著作在出版時間上，卻要晚於康有為的二書，《辟劉篇》出版於1897年，而《知聖篇》則到了1904年才出版。所以當時知道康、廖交往內幕的人，認為康有為的著作，實為剽竊廖平的成果，或者說，康有為新學的來源是廖平的學說。

康有為不僅在書中隻字不提廖平的名字，對於剽竊說的指責，也很少有正面的反擊，這的確讓人倍感狐疑，反倒授人「做賊心虛」的口實。或者康有為是覺得沒有進行辯護的必要，濁者自濁，清者自清。總之，康有為出於何種心態，這是不好說明白的，而我們的目的也不在於研究康有為的心理，而是關注公案本身的事實。

（二）康廖異同:外表相似，內核不同

梁啟超在提到康有為學術與廖平的差異時，寫道:「康先生之治《公羊》，治今文也，其淵頗出自井研（廖平），不可誣也。然所治同，而所以治之者不同。疇昔治《公羊》者皆言例，南海則言義。惟牽於例，故還珠而買櫝；惟究於義，故藏往而知來。以改制言《春秋》，以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注2]

這是康有為與廖平的學術分歧所在。廖平是純粹的學問家、經學家，自稱一生為學「六變」，即學術思想經歷六次重大的改變，在近代史上，以長於標新立異而著稱，廖平在1888年或更早的時候，就完成了《辟劉篇》和《知聖篇》，但是卻沒有急於將自己成果出版成冊，此中原因，主要是廖平缺乏政治抱負，同時也缺乏學術勇氣。1897年，廖平的《辟劉篇》出版，而僅一年後，即1898年，廖平一改《辟劉篇》與《知聖篇》中的觀點，不僅不打擊古文經學和劉歆偽造古文經之論，反而提出「大統」、「小統」之學，認為以《王制》為代表的今文經學主治中國，是為小統；以《周禮》為代表的古文經學主治世界，是為大統。不僅推翻前論，而且將古文經學的位置凌駕於今文經學之上。梁啟超將廖平思想的改變認為是「受張之洞賄逼，復著書自駁」，因為1898年正是康有為變法失敗之時，所以不排除廖平此時經學思想的變更，與急轉直下的政治因素有關，這從一個側面表明廖平的經學思想，其實並沒有多少真正「經世致用」的思想。

而康有為的學術內核，是著眼於時局政治，其深度與廣度，是廖平所無法比擬的，也是完全不相同的一套方法。首先是知識結構的不同，康有為除傳統經學研究外，「上自婆羅門，旁收四教，兼為算學，涉獵西學書。」這點是廖平所無法比擬的。康有為在1885年寫成《人類公理》一書，是以歐幾里德式的幾何學證明法寫的，1888年寫成《實理公法全書》，是以亞里士多德的方法來闡述實理。由是可見，康有為的知識視野是相當廣的，其核心是將資本主義的人權、平等學說與中國傳統的儒學思想的混和體，而且從根本上說，是將自由平等學說戴上儒學的外衣。成書於1886年與1887年間的《康子內外篇》鼓吹西方政治學說:「地中海水瀉而東來，泰西之政教盛行於亞洲必矣。」又對未來做了一番頗有信心的預測:「吾謂百年之後必變三者:君不專、臣不卑，男女輕重同，良賤齊一。」最頑固的保守派學者葉德輝曾批評康有為:「康有為隱以改復原教之路得自命，欲刪定六經而先作《偽經考》。……其貌似則孔也，其心則夷也。」[注3]在晚清保守派眼裡，華夷之辨是非常的重要，西方國家在他們眼中，也只是「夷」，葉德輝倒是清楚地看到康有為學術的內核部分，是混和著西方思想學說，僅從這點看，葉德輝倒比指責康有剽竊廖平的人看法要高明一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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