洪武趕散與泰州市民文化

（蘇州閶門：明朝初年，這裡是集中驅趕移民的地方，很多後代也只聽說過這個地方，再往前已從考究，便都把這裡當成祖先的故鄉，其實這只是一座城門。）

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著力於考證洪武初年江南移民遷徙到蘇北的文章不少①，但系統的研究移民給蘇北當地造成的影響的文章並不多，尤其是市民文化方面。特別是對蘇北泰州地區②的研究，更是鳳毛麟角。只有一些通泰籍的語言學家在論證泰州方言的改變中具體談到洪武趕散對泰州地區方言的影響③。由此萌發以洪武移民的遷入來討論洪武移民與泰州的關係以及對泰州市民文化的影響，而方言、戲劇、飲食、市民文學都是市民文化不可分割的一部分，故從這四點分點討論。鑒於水平有限，只能提出一些管窺之見。

元末明初，由於長年戰亂，部分地區田地荒蕪，人煙稀少，生產凋敝。戰事平定之後，各地的人口相當不平均，明朝政府為了平衡地方發展，解決部分地區的過剩人口，醫治戰爭創傷，穩定社會秩序，發起大規模的移民運動。除此之外還有因政治因素引起的移民，例如因建都及獲罪流放所造成的移民；另外還有自發性的移民：如因為社會、經濟的改變，和因為天災所造成的移民等亦是。政府為了剝離大宗大族的勢力，對人口眾多、勢力強大的宗族分而治之，不許移民之兄弟居住在一起，採取集中移民的辦法，民間稱之為「趕散」，因事情發生在洪武年間，故又稱「洪武趕散」。

「洪武趕散」規模宏大，移民人口占當時全國總人口的百分之十五。從數量比重上來說，洪武移民是中國歷史上最大規模的移民運動。自秦漢至宋元，中國移民的主流是北人南下，明初這種情況發生了變化：在長江流域，人口輸出地主要是蘇南、浙江、安徽徽州、贛北、贛中及鄂東地區，輸入地主要是蘇北、安徽、湖北、湖南和四川，構成從東南向西、向北的扇形遷移；在華北，人口輸出地主要是山西、河北塞外、山東東部地區，輸入地主要是河北、河南、山東西部，構成從東、西、北三面向中心地區的內聚性遷移。

蘇北地區（今江蘇省長江以北、隴海鐵路以南的大部分平原地區）是明初移民的重要輸入地之一。移民的主要來源是蘇州地區，以及其他蘇南各縣及浙江北部。明太祖為何將大批的江南人口遷往蘇北，除了上文提到的為平衡地方發展，解決部分地區的過剩人口，醫治戰爭創傷、穩定社會秩序，還有打擊北元和群雄殘存勢力、抑制江南豪強地主以及力圖恢復他理想中的江南古代淳樸風尚等考慮。遷徙分為兩個時期，前期自洪武元年（公元1367）至洪武三年（1370），後期自洪武十三年（1380）至洪武三十年（1397）。前後兩次遷徙使富民豪族劃消殆盡。前期是以激烈的手段，在立國之初便剷除富民的社會勢力與經濟實力，藉此攝取江南經濟的控制權；後期則因江浙富民多與官吏勾結，朱元璋力圖剷除這一地區由於工商業帶來的社會繁華與富庶，以恢復他理想中的古代淳樸風尚。

泰州地處蘇北地區，即今江蘇中部，長江北岸的里下河地區。經過明初的大遷徙，洪武移民在蘇北平原的分布幾乎遍及全區，泰州地區也不例外，歷史地理學家吳必虎先生甚至認為「泰州是移民相對最集中的地區」[1]。

一、泰州與洪武趕散的關係

元朝末年，統治腐敗，民怨沸騰。各地農民起義軍紛紛揭竿而起，其中以朱元璋、陳友諒、張士誠為著名。張士誠，元末泰州白駒場人，蘇北作為他的根據地，受多年戰爭的蹂躪，到了明初早已殘破不堪。清康熙時張符驤④在《吳王張士誠傳》中提及：「予海陵人，為王起兵舊地，至今三百餘年，城南隅一帶煙火稀少。長老為予言，此常平章血刃處也。」從泰州城內很多街市舊址，直至民國時期仍然荒廢為園圃來看，泰州在元末肯定遭到了戰爭的巨創，到明初已成為適宜移民的「寬鄉」⑤了。

元末泰州為吳王張士誠佔據，朱元璋命大將常遇春率軍攻取泰州，久攻不下，朝廷對泰人十分厭惡和仇恨。後常遇春用水陸兩路夾擊的方法攻破泰州，進城後大肆焚燒屠殺以泄其忿。恰在此前，朱元璋命人從高家堰⑥放水淹沒淮揚（也是為了攻城），泰州隨即成為一片沼河澤國。在泰州，有諺語為證：「城中三尺水，坡子七人家。」這句話是說泰州城以坡子街地勢為高，但大水淹來，城中水深三尺，高處也僅存七戶人家，至於城外低洼處可想而知，定是遭到沒頂之災了。一時間泰州兵災加水災，百姓們非死即逃，以致城空地荒，同時朱元璋為打擊曾支持張士誠守城的蘇州軍民，削弱這一地區的力量，將大批的蘇州民眾抄沒家產，趕往江北，有相當一批人來到泰州，開墾泰州城的東、西、南園。

在地方志書中也記載了這場移民遷入的情況。民國《泰縣誌（稿）·卷二十二·氏族》記載了泰縣⑦一些家族的情況：「王氏原籍山西太原……自宋南渡始徙新安，後因兵亂復徙姑蘇。明太祖統一海內，其先世伯壽思歸土仍徙江北泰州之安豐場此王氏遷泰之鼻祖也。」 [2] 「湖州費氏原為浙江湖州籍。明初有名陶然者始遷於泰。」 [2] 據《（道光）泰州志》、《（民國）續纂泰州志稿》、《（民國）泰縣誌稿》記載，明初自江南遷入宗族主要有以下幾支：

張 明初張福元由蘇州桂花亭遷至泰州。

徐 元末徐大崗避兵由蘇州遷於泰州北門外東壩坊，明初蘇州徐氏遷泰州海安。

王 元末王處俊由金壇遷海陵，元末王景隆由蘇州遷泰州。

李 元末李重八由蘇州遷泰興柴墟，後一支遷泰州鮑家壩。

陳 明代陳貞由蘇州遷居泰州城北西倉，明代陳小山由丹徒遷泰州北門外天德巷。

潘 元時潘永臨由蘇州遷泰州。

朱 明洪武初，朱通甫由蘇州遷泰州。

據夏兆麐《泰縣氏族略》、陸銓《泰縣著述考》記載遷入宗族主要有：

袁 明洪武時袁德先由蘇州遷泰興，十傳至袁春華遷泰州。

仲 明建文時仲子宣由蘇州避兵遷泰州富安，後一支遷居城內。

盧 明永樂元年盧千駟由蘇州遷泰州，明初盧師孟由蘇州遷泰州新城。

俞 明永樂年間俞興一由蘇州遷泰州北關外。

宋 明初宋道真由蘇州遷泰州港口，後一支遷居城內。

儲 明初儲凝七由宜興臧林遷泰州。

管 明初管全由蘇州遷泰州東台場，八傳至管栻遷居城內。

崔 明初崔大亨避亂自蘇州遷居泰州虎墩.

遷移來的人們分散在泰州的各個地方。有兩個地方至今還很有名，並代代流傳著這場移民的故事：五條巷⑧和唐家莊⑨。周志陶先生⑩曾在《五條巷內家家井》一文中考證出泰州在元末明初時，曾遭受兩次兵燹，城市慘遭破壞，百姓死亡甚多。明初洪武五年（1372年），明太祖朱元璋下詔，將蘇州部分百姓遷來泰州。遷泰的蘇州百姓大都居住無主空房，其中有部分富戶嫌房屋殘破，自願出資另建空房。泰州州府遂在打牛汪東辟出空地，統一安排築巷建屋，五條巷由此而來，五條巷皆為南北走向，東西排列。以前在四巷巷底有一廟宇，名曰「延生庵」。庵建於明初，為當年蘇州富戶遷居五條巷時所共建，故取名「延生庵」以求佛佑。果真，六百年來，泰州地區再也沒有發生大規模的戰事，被稱作了「太平之州」。如今「延生庵」已湮沒多時，舊址上建起了五巷小學。而唐家莊的記載則更為可信了，按唐氏家譜記載，唐氏始祖壽七公，名永泰，字以寧，號知己，元代曾在蘇州閶門以武略事，元末「世衰道微，異端橫起」的混亂局勢使他棄武隱居，明初的局勢又使他捲入了移民的潮流，洪武三年（1370年春），一家五口雇船離開祖居的閶門，來到泰州通江官河，定居於此。唐氏家族的繁衍，從始祖壽七公落戶開始，單傳兩代人，從第三代起人丁興旺。至第六代起分居立業，開始形成唐家莊。

至今，許多泰州人還能知道自己的祖先是從蘇州閶門一帶遷過來的。根據對泰州市海陵區揚橋口地區以及五條巷部分老居民調查統計，不少年僅七十的老人都會自稱祖上是從蘇州過來的，證據就是「我們腳上小拇指甲都是破的」。這幾乎是眾口一詞。

另外，在泰州，很多人都會知道有一個江豬傳說。這也是伴隨著這場「趕散」而來的是流傳在鄉里田間的。故事就是在移民在過長江時遇到了一種怪物，形似豬，人們稱此怪物為「江豬」（取「朱」的諧音），江豬在江中間要吃人，常常會把船掀翻，多虧船神保佑才能到達長江北岸，但江豬不死心，就在北岸掘岸，以致長江北岸常常坍江。

還有「紅蠅趕散」的傳說，說是明初在蘇州閶門一帶偶生很多紅頭蒼蠅（也有說是「紅蜂」），見人就叮，叮了就死，民眾紛紛逃到江北來避難。但至今為止，沒有一本家譜中記載有人被「紅蠅」或「紅蜂」叮死。由此可見，他們的逃難，根本不是自己的選擇，而是屈於某種人為的因素，被強迫驅趕而來的。

這些傳說經過了幾百年的口口相傳，肯定有其不真實的一面，但從中不難看出移民的痕迹以及移民們對「洪武趕散」的態度。

二、移民對泰州市民文化的影響

泰州市民文化又稱「水文化」、「鹽文化」，「水文化」、「鹽文化」給予當地市民文化以剛柔相濟的精神底蘊，淳正的江淮民風，純粹的江淮方言，流行莊重的道教音樂等。

泰州，古稱海陽、海陵，漢初置縣，東晉設郡，南唐建州，先民祈盼「國泰民安，龍鳳呈祥」，泰州之名從此而始，素有「漢唐古郡、淮海名區」之稱。古泰州東臨大海，漢初吳王劉濞在海陵東境的海邊「煮海為鹽」，國力強盛，曾發動過震驚漢王朝的吳楚「七國之亂」。以後歷朝歷代，泰州所屬鹽場的稅鹽，一直成為封建王朝的重要財政支柱。以泰州為主產地的淮南鹽「轉運半天下焉」，在全國所有產鹽地區中首屈一指。泰州北邊的里下河大平原，河流縱橫，土地肥沃，又是重要的糧食產地，有糧倉之稱。海水產鹽，淮水育糧，豐富的鹽、糧資源，使泰州這座城市在中國歷史上一直興盛不衰。因此從地緣上來說，「水文化」「鹽文化」成為泰州市民文化孕育的土壤，或者說代名詞。文化是一種社會現象，它是人們長期創造形成的產物。泰州市民文化也不例外，它是一種社會歷史積澱，雖然這一小片地域在歷史上有多次行政區域的沿革，但這並不影響其文化特點的地域性存在。水和鹽不僅養育了這方水土的居民，而且使泰州成了鍾靈毓秀之地，孕育了泰州深厚的歷史人文底蘊。

洪武初年的這場大移民給泰州帶來了很多方面的影響，比如說開發了泰州當地的經濟，奠定了泰州地區近代以來農業文明的基礎，給泰州文化的發展注入新的元素等等。對建立在「水文化」和「鹽文化」基礎上的泰州市民文化更是產生了很大深遠的影響。移民遷到蘇北泰州地區之後，給當地普遍帶來市民文化上的熏陶，這一點是必然的。所謂市民文化，「是指發端於、成就於、活躍於市民社會群體中廣泛傳播的一種文化體裁」[3]。它是一種外顯性文化載體，也是指宏觀意義上的俗文化，流傳於民間的自發的通俗文化，它包括方言、民間戲曲、飲食文化、市民文學等。

首先，洪武趕散給泰州市民文化帶來的最直接影響是方言。方言是市民文化中最具地域代表性的類型，它會隨著人口的大規模流動而流動。它是記錄社會變遷的特殊檔案，也可以為洪武趕散這場大移民提供佐證。 泰州方言，也稱通泰方言12，為江淮官話的一個亞區，位於江蘇中部核心地區，其地理位置是東面大海，南臨長江，北望淮河，西接揚州。泰州籍語言學家魯國堯經考證，在《泰州方音史和通泰方言史研究》中得出「現今的泰州方言中有不少元素與吳語區是一致的」[4]，泰州方言也是中國的官話體系中與吳語最接近的區域的結論。而現今泰州方言的形成的是經歷了一個曲折過程的。明初以後，逐漸定型。

《左傳》中魯哀公十二年（前483年）「秋，衛侯會吳於鄖，公及衛侯、宋皇瑗盟，而卒辭吳盟。吳人藩衛侯之舍……衛侯歸，效夷言。」杜預註明「鄖，發陽地。廣陵海縣東南有發繇亭」。這句話說明，當時的廣陵13即現在泰州所在地區說的話系仿效吳語。而《呂氏春秋》中引伍子胥的話：「夫齊之與吳也，習俗不同，言語不通，我得其地不能處，得其民不能使。夫吳之與越也，接土鄰境壤，交通屬，習俗同，言語通，我得其地能處之，得其民能使之，越與我亦然。」這裡面「習俗同，言語通」，說明當時泰州方言基本和吳語是相通的。我們從中可以初步推定出：在周秦兩漢時代，今泰州地區的方言是古代吳語。

經過一定時代的發展，泰州地區的方言逐步從古代吳語向江淮方言轉變，這是泰州方言史上的重大變化。這主要來自於我國歷史上的第一次人口大遷徙——永嘉南渡。在永嘉南渡時，北方的許多士族、大地主攜眷南逃，隨同南逃的還有他們的宗族、部曲、賓客等等，同鄉同里的人也往往隨著大戶南逃。其中泰州地區也有很多的移民過來，由於人數比較多，而且比較聚集，所以當時本地的吳語漸漸被外來的語言所影響，從而逐漸向江淮方言過渡。「海陵縣界地名青蒲，四面湖澤，皆是菰葑，逃亡所聚，威令不能及。璩建議率千人討之。時大旱，璩因放火，菰葑盡燃，亡戶窘迫悉士，詣璩自首。近有萬戶，皆以補兵。」這是晉孝武帝時（373-396年）《晉書·毛璩傳》中一段介紹海陵縣當時狀況的語句。從這些史記資料中可以推測出，當時泰州地區的方言已經初步顯現出江淮方言的特點。

到宋元時期，泰州方言大抵與江淮方言相同，與吳方言相差很大。這與它相對閉塞的地理位置是有關的。明代蘇州人楊循吉14 (1458—1546年)所著《吳中故語》「太傅收城」條，稱張士誠母親講話操「淮音」，可見元末泰州話與蘇州話明顯不同。但隨著明初這場大規模的遷移，使泰州地區相對獨立的方言發生了改變。明初大批的移民湧入泰州，由於時間相對集中，人數較多，對泰州方言的影響甚大，這在史料中有所記述，如《泰興縣誌》稱「泰邑方言，因遷徙交通之遞膻，一變於明際」[5]。到二十世紀九十年代，仍有論文稱「蘇州移民在泰州、興化一帶影響最大，吳語痕迹明顯。」[6] 它對泰州方言的影響究竟怎樣呢？這可以從語音和辭彙兩個方面來看。

從語音系統來看，如今的泰州方言普遍有六個聲調。語音上受吳語的影響，字的讀音發生了變化。民國《泰縣誌（稿）·卷二十五·社會四》中記載了一條泰縣民謠：「革丁革丁梆梆，革到楊家莊上，楊家莊上失了火，大的小的跟了我。」[2]在解釋民謠「火」、「我」二字押韻時說，現今的泰州話是洪武趕散後才形成的：「泰縣方言『我』字讀成鼻音若『引』，則明洪武遷蘇民於泰以後轉變而成之音也。此『我』字獨作官音與『火』押，則此謠諺之起必在明前。」[7]說明明代以前泰州一帶的方言是比較純的官話，即揚州一代的下江官話或稱江淮方言。除此之外，「泰州方言和普通話相比鼻化韻母多，這和浙江北部的一些縣市是一樣的」[8]，如「班、板、線」等字和浙江蕭山一代的讀音相似；泰州方言和吳方言一般都有入聲字，如「割、殺、肉」等字都是有喉塞音的。

辭彙上泰州方言受吳方言的影響也是很大的。很多看似泰州地區的叫法，在吳方言中也能找到。比如將蚯蚓叫做「河仙」，晾衣服叫「浪」衣服，「我們家」說成「牙家」。還有泰州人最喜歡說的「好煞唻」、「急煞格唻」等在吳方言中幾乎隨處可見。

近代以來有很多關於研究泰州方言與吳方言關係的文章。除上文提到的學者魯國堯之外，語言學家汪如東在《通泰方言中的吳語底層及歷史底層》中也論述了蘇州方言和通泰方言的關係。認為「通泰方言在歷史上屬於吳語區，至今還蘊藏著豐富的吳語底層」[9]，並據《泰縣姓氏考略》遷來的氏族考證得出明初大批移民遷移給通泰方言語音系統帶來的影響，指出兩種方言在聲、韻、調方面的相同。

值得重視的是泰州有一句「上蘇州」的俗語，也可稱的上是泰州方言的一個特色之處。「上蘇州」是泰州人常掛在嘴邊的一句話，是指「睡覺」。這是有典故在其中的：思鄉念土是人之常情，那些遷徙來泰的人們不能在現實中回到故鄉，只可在睡夢中夢到家鄉。由於政治和交通方面的原因，被趕往泰州一帶的蘇州人，再也沒能回到故地。他們無法排遣對故鄉的思念。然而那小橋、流水、人家的江南故土，只能成為夢裡的水鄉了。

由於泰州地區僻處蘇北東南一隅，濱海臨江，長期交通不變，方言的變化至洪武趕散之後也相對較慢。較多保留了吳語痕迹。江南移民的吳語對泰州方言的影響，是移民對泰州地區市民文化影響的一個方面，他們的影響涉及的面廣而且深遠。

其次是民間戲曲方面。

作為文化現象之一的戲曲，在古城泰州興旺發達。泰州地方戲曲資料專輯是這樣描述戲曲在泰州的發展情況的：「泰州戲曲，濫觴於宋，普及於明，鼎盛於清，庚揚於當代。」 [9]並介紹了明代後期神會社戲遍及城鄉，戲曲演出進入婚娶壽慶的情況。可見明朝後期泰州戲曲的普及情況。

「濫觴於宋」，宋海陵人周煇《清波別志》15載：「世說州郡交符燕集，次伶官呈口號，有災星去後福星來之句……」。則斯時已有伶人侑酒。然而究竟始於何時，有待進一步考證。但足以證明宋時作為文化現象之一的戲曲，在海陵古城比較興旺。宋時在泰州鼎盛的戲曲應屬道教音樂，泰州道教鼎盛於宋代，鼎盛之時其音樂也更多的被人們接受。泰州道教音樂在玄妙莊嚴的律動里逐滲進了諸多世俗的清悠閑適餘韻，並逐漸從娛神驅鬼至悅耳賞心地走向世俗， 頗有泰州道教音樂的特色。但道教音樂多為營造神聖莊重的氛圍，少了一些平民意味。

明時期戲曲在泰州的普及還是應歸功於洪武移民，遷移的人們帶來了盛行於江南的戲曲 ——崑曲。《泰州文史資料》中提到「崑曲自明初洪武趕散中，由蘇、杭一帶罪民傳人泰州地域。在鼎盛時期，但凡仕商富戶中的頭面人物，無不以喜好、諳熟崑腔為榮。」[10]。

「流麗悠遠，出乎三腔之上」的崑山腔，簡稱崑腔，發源於蘇州崑山地區的里巷歌謠，是南曲的一個支派。在明初的「洪武趕散」，江南被「趕散」過來的大批移民帶來了「古崑曲」和「江南絲竹」演奏的曲牌與曲目。崑曲隨後在泰州發展起來， 及至後來．崑曲流傳漸入民間，如(山坡羊)、（柳青娘）、（耍孩兒）一類的曲牌，幾乎是家喻戶曉，人人能哼唱的曲目。 明時泰州在行政上隸屬揚州16，從崑曲在揚州的繁榮也可以看出明中後期崑曲在泰州的興盛。揚州歷來被認為是崑曲的第二故鄉，自明初傳入以來「滿城絲管」，並逐漸形成了帶有揚州地方特色的「揚昆」17，泰州與揚州相鄰，加上當時隸屬關係，揚州曲藝在泰州的影響和傳承是顯而易見的。

洪武移民的後人為泰州地方搜集整理外地戲曲的工作做出了貢獻。鄧漢儀，字孝威，明末清初人，原籍吳縣，先人於明初徙居泰州，編有《天下名家詩觀》，收錄了蘇州地方戲曲資料若干，如朱中楣18《宗伯年嫂招集滄浪亭觀女郎演秣陵春有作》：「吳調吳歈可並論，梅村翻入莫愁村。興亡瞬息成古今，誰吊荒陵過白門。」洪武移民為泰州帶來了崑曲，移民的後人又為泰州當地的的戲曲搜集編輯工作做出了貢獻，足見在戲曲方面移民對該地影響之深。以至於「深深打上吳文化的烙印」。

再次，洪武移民對泰州飲食文化的影響也是不容忽視的。

大規模的移民遷入，也為泰州飲食文化的發展提供了堅實的物質基礎。具體而言，有兩點：促進了泰州菜肴的品種和類型的多樣化。移民帶來了當地的飲食文化，同時又被泰州本地的飲食習俗所同化，在交融與同化的過程中，形成了泰州獨有的飲食文化，即不拘泥於淮揚菜的，接近於蘇錫菜的泰式菜系。

江蘇菜主要分為淮揚、蘇錫、金陵、徐海四種風味，以淮揚菜和蘇錫菜最為著名，從地理位置上來講，泰州屬於淮揚菜覆蓋的地區，但由於移民的飲食文化和自身地理位置——南瀕長江，北臨里下河等因素的影響，「枕吳楚之交，襟江淮之風」，雖然歸屬於淮揚菜宗派，但相對淮安揚州二地而言淮揚菜的比例較低，受外邦菜的影響較大，尤其是受移民的輸出地的菜系影響更大：蘇錫菜擅烹制河鮮、湖蟹，淮揚菜則偏重於蔬菜肉類的烹飪。泰州本幫菜是介於兩者之間的，兼收並蓄、互補雙贏，形成了具有自己特色的美饌佳肴。受蘇錫菜影響，對烹制江鮮、河鮮菜肴頗為得法，尤其泰州江鮮、興化河鮮、姜堰湖鮮，更是泰州菜的一大特色。我國首部飲食文化典籍《中國名菜大典》的江蘇卷中於2006年收錄了泰州本幫菜：梅蘭宴、板橋宴、江鮮宴和溱湖八鮮宴4個融合了泰州地域文化的盛宴和44道名菜、16道名小吃。這是對泰州本幫菜日漸明朗的地方特色的肯定。

另外，移民們帶來了早茶，點心的生活習俗。早茶，也就是早點，早茶並非以飲茶為主，而是要吃點心麵條之類，尤其要吃煮乾絲或燙乾絲。試想，蘇北經濟發展水平素來不及發達的江南，早茶、點心這些可以稱得上是生活奢侈品的東西融入泰州當地必是經過一定時間熏陶的：當地居民與移民共同開發建設幾乎被夷為平地的泰州，恢復生產，人民生活有所提高，才逐漸接受了早茶等生活習慣。如今，「早上皮包水,晚上水包皮」，這是泰州市民生活的兩大特點，「皮包水」就是指泰州人必不可少的早茶之風，至今仍然非常盛行，甚至被稱為「早茶文化」。這種文化已成為泰州人民生活不可缺少的一部分。

最後，在市民文學方面，洪武移民及其後人推動了泰州市民文學的發展。

明初這些移民的遷入對泰州地區民眾的文化水平的提高起了積極作用。從明初泰州田地荒蕪，人煙稀少，生產凋敝的情況來看，江南移民的遷入對當地的文化發展必定注入了新的元素。「原本江南移民的文化水準較蘇北就較高，但在第一代移民本身表現的並不明顯」[11]，在最初來泰的移民並沒有產生突出的文化人物。在移民遷入的長時間以後，經過幾代的努力，一批傑出的人才脫穎而出。近代以來，有史料統計了對泰州的歷史文化起過很大作用的望族，如明代的朱、儲、田、方，明末清初的宮、陳、俞、繆，清代中後期的程、仲、高、支、管、盧、王、沈等，大多有移民的背景，其中朱(蘇州)、儲(宜興)、俞(蘇州)、繆(嘉興)、仲(蘇州)、高(無錫)、管(蘇州)、盧(蘇州)、王(蘇州)、沈(蘇州)自江南遷入。大學士高谷的祖父高椿，「元末避地蘇州，張士誠遣使聘之，椿度其無成也，不往。天下甫定，自蘇徙興化家焉。」李春芳，「先世句容人，遷興化」。這些望族多數起於隴畝，經過好多代人的努力，才逐步發展起來。

明代以後，市民文學取代士大夫文學，佔主導地位。在泰州一帶也不例外。

泰州地區明清市民文學集大成者莫過於施耐庵19。他為泰州地區，蘇中地區乃至中國古代市民文學的發展做出了不可磨滅的貢獻。施耐庵（1296～1371），一說名耳，又名肇瑞，字彥端，號耐庵名子安。現藏於興化施耐庵文物史料陳列室的《（咸豐）施氏族譜·卷首·序》中說：「吾興氏族，蘇遷為多，白駒場施氏耐庵先生於洪武初由蘇遷興化，復由興化徙居白駒場。」可見他是一個具有蘇州移民身份的泰州人。

施耐庵著有中國古典四大名著之一的《水滸傳》，又與弟子羅貫中撰《三國演義》、《三遂平妖傳》等。尤其是《水滸傳》，它以傑出的藝術描寫手段，揭示了中國封建社會中農民起義的發生、發展和失敗過程的一些本質方面。由於施耐庵的移民身份，《水滸傳》在語言上與《西遊記》、《儒林外史》及《紅樓夢》不同，它不是以一種地方話作為基礎方言，主要有三種：吳方言，通泰方言和山東方言。這裡主要探究的是其中使用了大量吳方言和通泰方言，也就是泰州方言的存在。「對過，對門」，就是泰州話中對面的意思，以及在第十一回「對過蘆葦泊里」、第十六回「對過眾軍漢見了，心內癢起來」、第二十回「去對過茶房裡坐定吃茶」、第七十二回「前面對門茶坊里」都曾出現，第二十四回「家去」「掇個杌子」，第三十九回「沒頭神」、「促掐」，第四十五回「納定性兒過幾時」、「不要疑心」、「說些風話」、「早晨巴不到晚」等等，都是至今能在泰州方言中找到的語言。「林沖當下寫了一封書，叫兩個自身邊心腹小嘍羅下山去了。」「（閻婆）見他下去，沒有一個婦人家面，回來問間壁王婆道……」 「宋江但若來時，只把言語傷他，全不兜攬他些個。」 「只見一個大漢……走得汗雨通流，氣急喘促，把臉別轉著看那縣裡。」 「（宋江）鋪下些菜蔬果子之類，叫量酒人篩酒與劉唐吃。楊雄道我自無背後眼，你且說是誰？」這裡的「再三再四」、「小嘍羅」、「 間壁」（隔壁）、「兜攬」、「別轉」（扭頭）、「菜蔬」（蔬菜）、「篩酒」、「背後眼」等，都是不少江南地方的口頭語。吳方言和泰州方言雜糅在一起，沒有給人刻意的彆扭感，甚至有些詞逐漸同化，變為兩地通用的。從這一點上，《水滸傳》不僅可以表明施耐庵的移民身份，從側面也反映了兩種方言開始相交融這一事實，說明從明初移民後開始吳方言對泰州方言的影響擴大化。而以兩種相交融的方言為主著成的通俗小說《水滸傳》，使泰州地方的市民文學達到了一個新高度。

陳中凡20在《試論（水滸傳）的著作及其創作時代》明確認為《水滸傳》的出現必定早於《三國演義》，又有學者根據賈仲明《書錄鬼簿後》21所載考證出羅貫中生卒晚於施耐庵近五十年，這與明代人所說羅為施之弟子說法相符，據此《水滸傳》應為明清通俗小說之開山之作，沒有《水滸傳》也就不會出現在此後六百年里占統治地位的與唐詩、宋詞、元曲並稱的明清小說。加上後來以王艮為代表的「泰州學派」22思想的形成與廣泛傳播，使得泰州地區自《水滸傳》開始的通俗文化得以「行大勢」，與泰州學派與明清通俗文學之間的關係前人論述很多，與泰州學派有重要淵源關係的李贄更是以注《水滸》來宣傳其哲學思想。明代中葉以後，評論或批點《水滸傳》的文人極多，較為著名的就有徐渭、袁中道、胡應麟、馮夢龍等人，這些人受「泰州學派」影響極深，甚至與「泰州學派」有師承關係，他們對《水滸傳》進行的文學批評的觀點皆大體類似並有所發展，由此足見《水滸傳》本身及其影響所構成的一股強大的文學思潮，使得這時在包括泰州在內的蘇中地區乃至全國範圍出現了由《水滸傳》引發的通俗文學思潮。從這一點上來說，由於《水滸傳》的引發，加上「泰州學派」的平民哲學思潮的推動，「使包括泰州地區在內的蘇中地區成為了明清通俗小說的發祥地」[12]以及重要風行地，成為明清市民文化的集中地之一，使泰州一帶通俗文化得以廣泛傳播開來，給後世市民文學的發展開闢了道路，並提供了賴以生存的土壤。

「揚州八怪」之首、出生在泰州興化的鄭板橋也是蘇州移民的後代，鄭板橋家族是漢代大學者鄭玄的後裔。據《書帶草堂鄭氏族譜》的記載，清時鄭氏子孫在東城外萬壽宮西側籌建「鄭氏宗祠」，始祖鄭重一，於明洪武年間自蘇州遷居興化北城內之汪頭，並供有歷代牌位。祠堂內懸掛著一塊「書帶草堂」匾額，這為興化鄭氏的堂名。鄭氏至鄭板橋已是第十四代。鄭板橋以三絕「詩書畫」聞名，是清代著名書畫家、文學家。板橋的平民藝術風格和放浪不羈的個性解放色彩是最為人稱頌的。在「揚州八怪」這一告別古典、通向現代的畫派里，他是一個代表性人物。板橋詩文畫作、所行所為，無不滲透平民精神，他稱讚《月令》、《七月流火》「闊大精微，卻是家常日用」，又說「板橋詩文，自出己意，理必歸於聖賢，文必切於日用」。再說他的畫，喜歡從大自然中去發掘靈感，從生活中去尋找題材，下筆自成一家，不願與人相同，作品用筆奔放，揮灑自如，不受成法和古法的束縛，打破當時僵化局面，給繪畫帶來新的生機，影響了泰州一帶傳統的畫風。也稱得上是洪武移民的後人給泰州市民文化注入了新的元素。

此外，這些從蘇州遷移來居民也帶來了蘇州民居的建築風格。使得泰州地區在本土民居風格上吸收蘇式民居特點，逐漸形成了與江西景德鎮贛式民居，安徽歙縣黟縣徽式民居，江蘇吳縣蘇式民居遙相媲美，並稱為江南四大民居的「泰式民居」。它既有南方的清秀、典雅，又有北方的雄渾、簡樸。既有北方民居封閉的建築格局，又有江南宅第活潑的藝術風格。

結論

「洪武趕散」，很大程度上屬於強迫性移民。人是文化的載體，即使在文字記載和印刷術相當普及以後，人依然是文化最忠實、最活躍的載體。人口遷移自然會帶來文化的遷移，互溶。就江南人口移民到蘇北來說，對於人口輸出區使得它們的文化水平下降，到了明代中期才逐漸地恢復；就輸入地之一泰州而言，新文化因子的輸入和崛起，促進了江南富庶地區的特色文化與泰州地區本土市民文化的積極交流和雜糅。隨著時間的變化，諸如泰州地區的方言、戲劇、飲食、市民文學方面都受移民的影響發生了不同程度的變化。兩種市民文化相交融，改變了移民輸入地的傳統市民文化，出現新氣象。進而逐漸形成了近代泰州獨具地方特色的市民文化。這種獨具特色的市民文化又與包含學術、教育、科舉的雅文化在一定條件下相互影響，相互易位，甚至變俗為雅。使泰州文化整體上更上一個高度。當然，洪武趕散對泰州市民文化的影響是遠遠不止停留在上述幾個方面的，移民對文化的影響更是一個大容量的問題。全面探討江南等地的移民對泰州等蘇北地區的各種影響，應該成為區域文化研究的一個重要課題。 注釋 ①上世紀八十年代以來，對蘇北洪武移民問題研究的文章主要有吳必虎.明初蘇州向蘇北的移民及影響[J].東南文化1987（2），黃繼林 有關蘇北「洪武移民」的幾個問題[J]，區域研究,葛劍雄主編.曹樹基著.中國移民史第五卷·明時期（第二章第二節）.葛劍雄.中國歷史上的移民發源地之三——蘇北的蘇州移民[J].尋根. ②泰州，只現今的地理範圍，1996年泰州成立地級市，下轄的四市兩區：泰興、靖江、姜堰、興化、海陵區、高港區。 ③魯國堯(泰州籍語言學家).泰州方音史和通泰方言史研究.魯國堯自選集.河南教育出版,1994年版;語言學家,汪如東.通泰方言中的吳語底層及歷史底層.東南大學學報（哲學社會科學版）,2003年3月第五卷第2期. ④張符驤（1663-1727），字良御，號海房，江蘇海安人。康熙六十年被錄為進士，官至翰林院吉士。著有《吳王張士誠傳》、《依歸草文集》、《自長吟詩集》、《海房文集》、《日下震澤集》、《順時錄》、《天佣子集》等。 ⑤寬鄉，元朝末年泰州土著原本不多，由於戰爭，城邑幾空，四鄉更是地廣人稀，因此泰州一度被稱為「寬鄉」。 ⑥高家堰，洪澤湖大堤的原名。當時系指今江蘇省淮陰高堰村附近的一段淮河堤防。20世紀50年代以後，成為蘇北防禦淮河洪水的第一屏障。洪武初年，「倒了高家堰」後，揚州城中僅余拾捌家，「淮安僅存槐樹李、梅花劉、麥盒王、節孝徐等七家」（民國《鹽城縣誌》）。 ⑦泰縣，地域範圍相當於今泰州市海陵區、姜堰市的轄地。 ⑧五條巷位於泰州海陵區。東依稻河，西至工人路，由五個巷子組成：頭巷、二巷、三巷、四巷、五巷。五條巷皆是南北走向，東西排列，五條巷內基本上都為明清兩代建成的民居。周志陶先生在《五條巷內家家井》一文中考證得出五條巷為洪武江南移民的聚居地之一。 ⑨唐家莊，始祖遷入時此地為「揚州府泰興縣順德鄉二都鴨子湖南張家莊」，現為泰州市高港區許庄街道唐家村。唐氏家譜明確記載明初移民於泰，後世代繁衍。 ⑩周志陶，江蘇省泰州市人，1920年生，原泰縣（今姜堰市）文聯副主席、泰縣政協常委。曾擔任《羅塘詩社》社長，泰州知名書法家。著有《鄉土雜詠》、《吳陵憶詞話》、《古城憶舊》等。他在《海陵朝》上發表《五條巷內家家井》一文，考證了明初泰州的情況，以及五條巷為洪武移民聚居地之一。 11筆者對泰州市海陵區楊橋口至五條巷一代的老居民進行了抽樣調查，很多六七十歲以上的老人自稱祖籍蘇州閶門，證據就是腳的小拇指上都有一小片長分出來的指甲。民間有兩種解釋:一說是當時官員們為防止移民中途逃跑，就強行脫下他們的鞋子，在他們的小腳指甲上砍一刀作為記號，傷愈之後，移民們的小腳指甲就變成了複合型的了；另一說為當時政府規定家有兩子以上的民戶，除留下小兒子外，其餘的兒子都必須遷出。生離死別之際，母親為將來尋找兒子方便，便將被遷徙兒子們的小腳指甲都咬成了兩瓣作為標記。這種生理特徵，作為蘇州移民的遺傳基因，也遺傳給了他們的後代。 12通泰方言，也可稱是泰州方言圈，含泰州、姜堰、泰興、興化、海安、如皋、如東（西北部）、東台、大豐等縣市，覆蓋了泰州、南通、鹽城三個地級市。就歷史上而言，這裡以前都是屬於泰州管轄的區域，解放後地級泰州區域被行政撤銷，其東南部的海安、如皋（含如東）併入南通，其東北部的東台、大豐併入鹽城，泰州自身以及原泰州區域西部的縣則都被併入揚州，成為揚州的縣級區域。1996年泰州成立地級市後，泰州方言的地位有所凸顯。 13廣陵，揚州古稱，現為江蘇省揚州市一個區。海陵，泰州古稱。歷史上揚泰兩地幾分幾何，梁時海陵縣由廣陵郡改屬海陵郡。歷史上多為海陵隸屬於廣陵。故廣陵所轄地域包含古泰州地區。 14楊循吉(1456～1544) ， 明代文學家。字君卿，一作君謙。吳縣(今屬江蘇)人。楊循吉著有《吳中故語》《松籌堂集》、《都下贈僧詩》、《菊花百口》、《齋中拙詠》、《南峰樂府》、《燈窗末藝》、《攢眉集》、《蘇州府纂修識略》、《奚囊手鏡》等。 15周煇，字昭禮，宋海陵人。著有《清波別志》，書中記載了宋代的一些名人軼事；保留了不少宋人的佚文、佚詩和佚詞；記載了當時的一些典章制度、風俗、物產等。是一本較為著名的宋代筆記。《清波別志》記載了不少宋時家鄉泰州的風俗物產。引文說明宋時泰州已有「伶人侑酒」。 16明代，泰州隸屬揚州府，與今姜堰合稱「泰縣」。 17揚昆，即揚州崑曲，在明朝時就出現了始終以揚州方言道白的劇本，在清朝康雍乾時期又出現了一些對崑曲有影響的戲和至今未刊的專門演出本，融合了揚州小唱和十番的音樂，形成了地方特色；演出已具連台本戲的結構形式，並初具燈彩戲的雛形。泰州與揚州相鄰，在行政上隸屬揚州，揚州曲藝在泰州的影響和傳承顯而易見。 18朱中楣，字遠山，廬陵人。明宗室議汶女。著有《石園隨草》。 19施耐庵的生平史料不見正史，多見於野史、筆記、地方志中。他的籍貫多有「錢塘施氏」與「泰州興化施氏」之爭。經不少學者考證，多為堅持「泰州興化施氏」的說法。如陳麟德.耐庵千古事 多在拾遺中——施耐庵史料辨[J]..菏澤:菏澤學院學報,2006,28(6)；劉東.施耐庵生平探考[J].中華文史論叢.1980（4）. 20陳中凡，又名鍾凡，字覺元，江蘇鹽城人。著有《中國文學批評史》《經學通論》《中國韻文通論》《兩宋思想述評》《中國大文學史 (上古文學---清代文學)》。在《試論（水滸傳）的著作及其創作時代》中論證了《水滸傳》書成年代早於羅貫中的《三國演義》。 21賈仲明，1343～1422，元末明初雜劇作家。亦作賈仲名。自號雲水散人，今山東淄博人。著有《雲水遺音》。賈仲明曾為鍾嗣成《錄鬼簿》中所載從關漢卿到高安道的82人撰寫了《凌波仙》曲，以示憑弔，曲詞中對這些作家的性格才具、生平經歷提供了有用的材料和線索，對後人的研究有所裨益。多數人認為賈仲明是《錄鬼簿續編》的作者。 22泰州學派，創始人王艮，江蘇泰州人。泰州學派是中國歷史中第一個真正意義上的思想啟蒙學派，它發揚了王守仁的心學思想，反對束縛人性，引領了明朝後期的思想解放潮流。有力推動了由《水滸傳》引發的平民哲學思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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