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伊斯蘭民主」遭遇「土耳其模式」:不穩定的世俗國家
今天,中東伊斯蘭世界正在發生著重要的變化,有人稱之為「劇變」。個人以為,對於這場「劇變」的性質,目前還尚難界定。也正由於此,更值得從不同角度對其觀察和解析。
伊斯蘭教的確為我們提供了觀察當今世界政治的重要視角,而土耳其作為伊斯蘭世界較為成功建立穩定的世俗民主制的國家,無疑也會為我們觀察當今中東的劇變提供重要的參數。
必須預先聲明的是,這並不意味著筆者將伊斯蘭教本身視為問題關鍵,也並不意味著筆者認為「土耳其模式」就是一個成功、穩定且值得推廣的模式。
「土耳其模式」淺析
關於「土耳其模式」,存在許多爭議,甚至有人認為並不存在所謂的「土耳其模式」。
儘管有關「土耳其模式」的說法沒有什麼定論,但這個問題的提出並不是什麼新鮮事兒。它至少可以追溯到上世紀90年代初。隨著蘇聯崩潰,中亞地區出現了幾個獨立的國家,它們大多數是由講突厥語的民族構成的。在談論這些國家的未來時,同樣是講突厥語的、位於小亞細亞的土耳其共和國就成為一個重要的參照。
可以說,土耳其相對成功的政治和經濟現代化經驗,為這些有著相似文化的中亞國家提供了某種可供效法的「模式」。當然,即使土耳其也曾努力地輸出它的「模式」,但是,至今中亞諸國也沒有實現所謂的「土耳其化」。
當布希政府制定了「大中東民主計劃」時,時任美國國務卿賴斯就曾在當年暢談過「土耳其模式」,即在一個穆斯林國家成功地建立了穩定的世俗民主制度。土耳其是北約中惟一的穆斯林國家,長期以來是美國在中東地區的戰略盟友。土耳其的世俗民主制度被美國的決策者視為「榜樣」,尤其是針對伊拉克的民主改造,土耳其也是美國的參照對象。由此可見,美國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決定了其將土耳其作為穆斯林國家的未來模範。
那麼,「土耳其模式」的內涵是什麼呢?筆者認為,這需要從土耳其的歷史發展進程來做較為系統的梳理,而不能只看到土耳其當前的國家政治形態。
首先,「土耳其模式」是歷史地形成的,它經歷了非常漫長的過程。從1923年土耳其共和國建立,到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AKP)上台,經歷了近80年。在這一過程中,土耳其首先在凱末爾黨人的統治下經歷了激進的西方化改革(1923年-1945年),這一改革是在一黨制威權主義統治下實現的。從1946年開始,土耳其投入西方陣營,開始向多黨制民主過渡。這個過渡過程實際上非常漫長,1961年、1970年和1980年,幾乎每隔十年就發生一次軍事政變。
當然,軍事政變的發生與民選的文官政府無力維繫政治和社會秩序有關。在上世紀80年代以後,土耳其雖然再也沒有發生直接的軍事政變,但是,軍方一直充當了民主秩序的保護和維繫者。即令如此,土耳其民選的文官政府依然呈現動蕩和破碎的格局。
直到2002年,脫胎於伊斯蘭主義政黨的正義與發展黨上台,才形成了較為穩定的政治局面,開始建立較為穩定的民主制度。正義與發展黨連續執政近十年來,土耳其政治、經濟和社會各方面的發展都日趨成熟和穩定,尤其是在政治上,已經可見一個較為穩定的兩黨制格局在土耳其的形成。
其次,「土耳其模式」的性質是複雜的,其底蘊在於西方化、世俗化和民主化。對於成為一個西方式國家的嚮往,是土耳其這個國家推進現代化的動力和基礎;土耳其的民主化又以長期且較為徹底的凱末爾主義世俗化為底色。凱末爾黨人的世俗化首先就是實現政教分離,將伊斯蘭教「私人化」,使其僅僅作為一種精神信仰存在,並竭力打壓和清除伊斯蘭教作為政治和社會組織紐帶的角色。這使土耳其的現代大眾政黨得以在嶄新的基礎上建立並組織起來。
最後,「土耳其模式」並非完全穩定,其未來發展有待進一步觀察。尤其是隨著正義與發展黨日益鞏固其一黨獨大的政治地位之後,通過修憲、對軍方的污名化以及對反政府人士的打壓,又開始展現其伊斯蘭主義的基本訴求,這是否會最終改變「土耳其模式」的世俗民主本質,還有待於觀察。
透過「土耳其模式」看埃及的未來
在土耳其模式中,有兩個重要的變數值得關注,那就是軍方的角色與伊斯蘭政治勢力的轉型。
土耳其軍方在向多黨制過渡過程中發揮了重要作用。這對理解當前埃及軍方的未來走向提供了重要參考。在「土耳其模式」中,軍方在向民主政制過渡的過程中扮演了重要的穩定性角色。
1960年和1980年的軍人干政之後,土耳其軍方和文官集團共同參與了民主化進程。在兩次干政之後,軍方的首長均成為總統,同時任命了一個由賢達人士組成的內閣,與總統分享權力;都任命了一個委員會來起草新憲法;軍政府都在全民公決通過新憲法並舉行了自由和公正的選舉之後下台,軍方自動返回軍營。
埃及當前的情況非常類似於歷史上的土耳其。從「土耳其模式」的視角來看,埃及軍方中的某個重要人物可能會佔據總統職位,然後再成立一個能夠與軍方分享權力的文官政府。最終可能會形成土耳其式的半總統、半內閣制。
但是,土耳其與埃及的重要區別在於:土耳其軍方受到北約機制的重要約束,早在1960年之前,土耳其因為較早實現了多黨制,因此擁有受過非常好的民主訓練的大眾政黨;而在今天的埃及,這兩方面的基礎都很薄弱。
在過去60年里,由於政治高壓,埃及的政黨政治非常虛弱,基本上是依附於埃及軍方的專制體制。除了穆斯林兄弟會,埃及根本沒有什麼有能力的大眾政黨。而穆斯林兄弟會利用清真寺網路的動員能力,實現了對草根階層的組織化。
在「土耳其模式」中,土耳其軍方扮演的是超黨派的國家監護人和壓力集團的角色。隨著軍方監管下的民主化的演進,來自軍方的候選人能夠接受其在選舉中逐漸失勢的情況。也就是說,隨著土耳其向民主制的過渡,軍方在土耳其政治中日益失去分量,只是軍方依然保留著某些影響力。直到2002年正義與發展黨上台,土耳其軍方對政治的影響力才基本消散。
在「土耳其模式」中,伊斯蘭主義政黨通過政治參與,立場轉為溫和。現在的問題是,埃及的穆斯林兄弟會是否可能像正義與發展黨那樣變成溫和的伊斯蘭主義政黨,擁抱世俗的民主制度?
在「土耳其模式」中,正義與發展黨,以及作為其前驅的各伊斯蘭主義政黨,都不是自動擁護凱末爾主義和世俗民主政治的。相反,它們是被「馴化」的。換句話說,土耳其的伊斯蘭主義政黨之所以變成正義與發展黨這樣的溫和政黨,是因為它在土耳其不斷遭受以軍方為主要代表的傳統世俗力量的監控和平衡,而被迫軟化其強硬的伊斯蘭化主張。
比如,1997年,土耳其軍方發動「軟政變」,迫使伊斯蘭主義的繁榮黨下台。土耳其憲法法院分別在1998和2001年解散了兩個伊斯蘭主義政黨。土耳其的憲法法院得到了軍方、自由商業集團、世俗政黨以及親西方媒體的支持。正是在這個過程中產生了正義與發展黨,它在2002年提出了一個溫和的政治議程,從而使其看上去更像是一個保守的民主政黨。
在幾乎執政了近十年之後的今天,正義與發展黨的溫和伊斯蘭主義傾向也仍然並非完全可信。現在,正義與發展黨對那些曾經監控和平衡它的力量實施了成功的反擊。目前,它正力圖藉助政治上的成功重塑土耳其的司法機構,由此使得對政黨的解散變得幾乎不可能,並將代表其主張的大法官安排到憲法法院。土耳其在未來是否會出現「再伊斯蘭化」,仍未可知。
土耳其的經驗表明,伊斯蘭主義政黨的溫和化,需要存在對它的強大約束和平衡力量。對後穆巴拉克時代的埃及來說,目前尚看不出有哪一個世俗政治力量(即使他們可能獲得美國的支持)能夠收拾埃及這個「爛攤子」,隨著各派力量逐漸在政治舞台上失去民心,重新分化整合的穆斯林兄弟會必將脫穎而出,它與世俗主義的軍方之間的博弈和平衡,將成為埃及政治的重要主題。
關於「伊斯蘭民主」
且不管「土耳其模式」的建立過程和實質是多麼複雜,從形式上來說,它目前的確是中東穆斯林世界最為成功和穩定的民主國家。這就提出了一個問題:在一個以伊斯蘭傳統為底色的穆斯林國家,是否可以建立起西方式民主政治制度?這就是當今很多西方學者關心的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問題。
當然,對這個問題的回答分成兩派:一派認為伊斯蘭教與民主是不兼容的;另一派則認為伊斯蘭教與民主制並不矛盾,後者往往拿土耳其來做例子。實際上,「伊斯蘭與民主的關係」這個問題實在是太大了,無論怎麼回答都顯得過於籠統。這涉及對伊斯蘭教和民主這兩者自身的複雜性的理解。
從實際情況來看,在一個社會中完全徹底地實行伊斯蘭教法已經不可能。因為,伊斯蘭教法所規定的內容遠遠無法涵蓋當代世界政治、經濟與文化的複雜性,尤其是考慮到與世界交往的需要,伊斯蘭國家仍需要遵循相應的全球性普遍規則。然而,考慮到一個國家、民族的發展無法真正割斷自己的歷史,而且往往需要從自身傳統中尋找支撐發展的依據,伊斯蘭因素在穆斯林國家就需要進行創造性的自我轉換。
早在19世紀早期,土耳其思想家納末克·凱末爾就指出伊斯蘭教傳統與憲政民主制度是一致的,後來的阿富汗尼等著名的現代主義的提倡者,都力圖論證伊斯蘭教與西方的現代性(科學、技術、民主制等)不矛盾。
20世紀上半葉以來,在土耳其出現了兩場規模巨大且前後相繼的民間伊斯蘭復興運動——光明運動(Nurcu)和居蘭運動(Gulen),其代表人物分別是賽義德·努爾西和費圖拉·居蘭,後者仍然健在。居蘭作為當前伊斯蘭現代主義的代表人物,積極推廣其所謂的「土耳其式的伊斯蘭教」,推動伊斯蘭教內部及不同信仰之間的對話包容,並積極地重新解釋伊斯蘭傳統,論證其與個人自由和民主制度沒有任何衝突。
日裔美國學者福山在談論自由民主制度的鞏固之時指出,宗教在一般意義上是「對某個傳統價值向民主價值轉變的阻力」。但是,在具體闡述這個問題的時候,福山認為宗教與民主之間並不一定存在固有的衝突,即使伊斯蘭教也有可能和大眾民主制度兼容。然而,「宗教本身並不能創造自由社會」。就基督教來說,福山認為,「基督教在某種意義上必須通過使其目標世俗化來廢除自己,才能帶來自由主義。在西方,這種世俗化公認的載體就是基督新教。新教通過把宗教改造成基督教和它的上帝之劍的一種私人問題,消除對神職人員這個單獨的階級的需要,以及宗教對政治更廣泛的干預的需要。」
在福山看來,對現代自由主義最大的威脅來自正統猶太教和原教旨主義的伊斯蘭教,福山說,它們是「一種極端主義的宗教,它們尋求支配人生活的各個方面,不論是私人的還是公共的,包括政治領域。這些宗教可以和民主和平共處,特別是伊斯蘭教,和基督教一樣承認人人平等的原則,但它們卻很難和自由主義及普遍權利(特別是意識和宗教自由的權利)的認可相和諧。」
福山還引用了土耳其的例子,他說:「當代穆斯林世界惟一自由民主的國家是土耳其。這也許並不奇怪,土耳其是20世紀初期惟一明確表示拒絕繼承伊斯蘭教傳統、贊成世俗社會的國家。」事實上,對於建立在世俗主義基礎上的早期土耳其國家來說,它或許不需要在官方層面上糾結於伊斯蘭與現代性之間的矛盾,也不需要顧及民眾的宗教感受;但是,在民主化之後,它就需要現代主義的伊斯蘭復興運動去化解民眾的宗教激情,甚至還需要軍方這樣的世俗力量來平衡伊斯蘭主義政黨的宗教化傾向。
最重要的是,世俗主義是土耳其自由民主制度的前提。對一般的伊斯蘭國家而言,它們無法抗拒世界的現代化進程,不得不從西方舶來很多新理念,但是,諸如民主、自由權利等仍然必須從屬於整體的伊斯蘭教信仰和價值框架。在伊斯蘭教框架內,人們仍然可形成行業團體、貿易協會、職業組織和政黨,這便是多數伊斯蘭國家現代政治的大致範疇。
無疑,伊斯蘭教是了解當代中東的重要視角,但是,我們既不能囿於西方學者提出的自由民主意識形態的視角,也不能將穆斯林國家視為一成不變,而是要注意其中的不同主張之間的差異,主要包括世俗主義、原教旨主義和現代主義之間的區分。「土耳其模式」是獨特而非普適的,但它的幾個重要變數——世俗化、威權主義、軍方、民主化、伊斯蘭現代主義——值得重視,是理解中東伊斯蘭世界未來走向的路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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