歐洲人發現美洲，如何影響了中國的農業？

美國於1783年獨立革命成功，翌年（1784，即清乾隆四十九年）即派船「中國皇后號」自紐約經非洲好望角來廣州貿易。可是，中國與美洲間的經濟關係並不始於此時，約在16世紀中葉前後，隨著1492年哥倫布的發現美洲新大陸，中國經濟已經開始受到影響。

在明朝（1368—1644）末葉，或16、17世紀間，中國與美洲之間還沒有直接通航，但由於葡萄牙及其他歐洲國家商船的東航，再加上西班牙人於佔領美洲後，繼續向西佔領菲律賓，位於太平洋對岸的中國，在經濟上便自然而然地要因美洲發現而大受影響。例如美洲發現後，隨著西屬美洲銀礦之大規模的開採，有大量白銀經太平洋運往菲律賓，再運人中國，或先運往歐洲，再輾轉流到中國來。因此，原來以銅錢為主要貨幣的中國，能夠改用銀本位的貨幣制度；同時，由於銀的大量增加，到了18世紀，中國物價曾經發生激劇的變動。[1]因為對於這些問題，作者已經另外為文發表，現不擬重述；本文對於美洲發現與中國經濟關係的討論，將以在農業方面所受的影響為限。

如果把農業發展的歷史考察一下，我們可以知道，自新大陸發現後，由於美洲農作物品種的傳播，中國的土地利用曾經發生很大的變化，中國的糧食生產曾作大量的增加。原來在歐亞舊大陸沒有出產的農作物，如番薯、玉蜀黍、花生、煙草等，都源出於美洲，自後者被發現後，才漸漸傳播到舊大陸去。位於舊大陸的中國，到了16世紀中葉左右，隨著對外交通的發達，也或先或後的輾轉輸入這些農作物的品種。其中尤其是可當作糧食來消費的番薯與玉蜀黍，因為能夠在過去其他穀物不易生長的土地上普遍種植起來，更有助於糧食供應量的增加，從而養活了較前增多的人口。

美洲出產的薯類共有兩種：一種是馬鈴薯，又名洋芋，或荷蘭薯；一種是甘薯，又稱為番薯（或作藷），或地瓜。前者於新大陸發現後傳至愛爾蘭，在那裡磽瘠的土地上普遍種植，幫助了愛爾蘭人緩和那嚴重的糧食恐慌的危機。它雖然也傳人中國，但卻遠不如番薯來得那麼重要。番薯自美洲發現後，由於美洲與菲律賓間關係的密切，最先移植於菲律賓。大約在16世紀中葉前後，福建長樂縣商人陳振龍，到菲律賓的呂宋去做買賣，于歸途中把番薯的品種帶回本縣種植。其後到了1594年，當福建發生饑荒的時候，陳振龍的兒子陳經綸，把收成的番薯獻給福建巡撫金學曾，並說明栽種番薯的益處。金氏便勸勉人民廣為種植，以濟饑荒，因此它被稱為「金薯」。約在同一時間，或較早些，在雲南方面也有番薯栽種的記錄，這可能是經由印度、緬甸而傳播到那裡去的。[2]

以上是友人何炳棣先生研究的結果。此外，關於番薯傳人中國的經過，我們還可以根據明末清初人士的記載來加以研討。清初周亮工（1612—1672）《閩小紀》（《叢書集成》本）下卷頁33至34說：「番薯，萬曆年（1573—1620）中得之外國。瘠土沙礫之地，皆可以種。初種於漳郡，漸及泉州，漸及莆（田），近則長樂、福清皆種之。蓋度閩海而南，有呂宋國……閩人多賈呂宋焉。其國有朱薯，被野連山而是，不待種植。……潤澤可食，或煮，或磨為粉……夷人雖蔓生不訾省，然恡而不與中國人。中國人截取其蔓咫許，挾小盒中以來，於是人閩十餘年矣。其蔓雖萎，剪插種之，下地數日即榮，故可挾而來。其初人閩時，借閩飢，得是而人足一歲。其種也，不與五穀爭地，凡瘠鹵沙岡，皆可以長。糞治之，則加大。天雨，根益奮滿。即大旱，不糞治，亦不失徑寸圍。泉人鬻之，斤不值一錢，二斤而可飽矣。於是耄耆童孺，行道鬻乞之人，皆可以食。飢焉得充，多焉而不傷。下至雞犬皆食之。」[3]文中說番薯自呂宋傳人後，最初種於福建南部的漳州，其後才向北移植至泉州、莆田、長樂及福清等地，與上述最初種於長樂之說不同，這可能是因為當日福建有許多人到菲律賓經商，自那裡把番薯的品種帶回來種植，並不限於陳振龍一個人的原故。根據周亮工所說的話，我們可以注意，這些富有營養價值，可代替米糧來療飢的番薯，因為在瘠鹵沙岡都可以生長，並不與五穀爭地，故過去被人荒棄的不毛之地，都可因番薯品種的傳人而開發利用來耕種。這樣一來，糧食的供應自可較前增多。何況這種農作物又富有抗旱能力，就是遇到旱災也能夠生長呢!因此，在傳人福建不久以後，廣東農民也種植番薯，以免饑荒。徐光啟（1562—1633）說：「番薯……近年有人在海外得此種。……分種移植，略通閩、廣之境也。……若於高仰沙土，深耕厚壅，大旱則汲水灌之，無患不熟。閩、廣人賴以救飢，其利甚大。」[4]

除番薯外，玉蜀黍也於美洲發現後傳到中國來。它最先產於美洲，原為當地土人——印第安人，或「紅印度人」——所種植，故稱為「Indiancorn」。到了我國，在文獻上又稱為玉黍、包穀、陸谷、玉高粱、御米、玉米、西番麥、御麥、玉麥或畲粟。[5]在16世紀中葉前後，雲南西部山地、河南西部的鞏縣、福建泉州，及浙江杭州，都有關於玉蜀黍種植的紀錄。可見它也和番薯一樣，一方面經由印度、緬甸的陸路而傳人中國西南部，他方面由海道傳至東南沿海地區。[6]在清道光年間（1821—1850），包世臣說：「玉黍一名包穀，一名陸谷，一名玉高粱，一名御米。……生地瓦礫山場皆可植。其嵌石罅尤耐旱。宜勤鋤，不須厚糞，旱甚亦宜溉。……收成至盛。工本輕，為旱種之最。」[7]可見玉蜀黍也和番薯同樣的具有耐旱的性能，從而可在生地（未開墾的荒地）或瓦礫山場來種植。不特如此，玉蜀黍多半生長在向陽的山地，番薯則大部分種于山間陰處。[8]故這兩種新傳人的農作物，一方面不與五穀爭地，他方面也不互相爭奪地盤。

自美洲發現後，番薯、玉蜀黍等美洲農作物的傳人中國，到了明朝末葉已經有數十年或甚至一百年左右的歷史。可是，就土地面積特別廣大的中國來說，農業生產的變化與政治革命不同，並不能一朝一夕完成，而是一種長久的、緩慢的過程。到了明末崇禎十年（1637），宋應星曾對中國人民糧食的生產與消費加以估計，他說：「今天下育民人者，稻居什七，而來（小麥）、牟（大麥）、黍、稷居什三。」[9]在宋氏的估計中，稻米在當日中國人民消費的糧食中要佔到百分之七十。番薯與玉蜀黍並沒有提及。在較早的期間，李時珍也說：「玉蜀黍種出西土，種者亦罕。」[10]可見就當日全國糧食的生產與消費來說，番薯與玉蜀黍所佔的地位並不怎樣重要。

明亡以後，便是清朝（1644—1911）。自清朝初期至中葉，即約自17世紀後半至19世紀初，隨著全國人口的激增，糧食需要的增大，番薯與玉蜀黍的種植便越來越普遍，從而成為全國多數人民賴以生存的重要糧食。

上文說過，在明朝末葉，番薯已經在福建、廣東種植，以濟饑荒。到了清中葉左右，施鴻保說：「至如地瓜一種，濟通省（福建）民食之半，尤利之甚溥者。」[11]又雍正六年（1728）七月十六日，福建巡撫朱綱奏：「泉州府屬多種地瓜，名曰番薯，以此為窮民糊口之計，種稻者少。……福清縣地方，田少園多，亦種番薯，以為糧食。」[12]在廣東方面，雍正年間（1723—1735）廣東潮州總兵官尚瀠奏：「又有番薯一種，粵東以此作飯，亦皆發生，將來民食自可無虞。」[13]到了乾隆年間（1736—1795），除閩、粵以外，番薯又以福建為中心，向北移植於浙江、山東、河南、直隸、陝西諸省，茲分述如下：

[一]浙江張鑒等《雷塘庵主弟子記》[14]卷二，頁8，嘉慶六年（1801）項下說：「浙江各山邑，舊有外省遊民，搭棚開墾，種植苞蘆、靛青、番薯諸物，以致流民日聚，棚廠滿山相望。」由此可見，18世紀浙江山地之所以能夠吸引各省流民前來開墾居住，番薯的種植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二]山東袁榮叟等修《膠澳志》（民國十七年）卷五，頁3說：「番薯……俗名地瓜，膠（州）初無此產。乾隆初年（1736），閩商自呂宋攜至，適合土宜。今蕃衍與五穀等，南鄙尤多。」按膠州位於山東東部沿海地區，與福建海道交通比較便利，故早在乾隆初年番薯即已自福建移植到那裡去。其後，到了乾隆四十年至四十二年（1775—1777），山東按察使「陸懼于山東臬司任內，曾刻有《甘薯錄》一篇，頗為明切易曉」。及乾隆五十年（1785），山東巡撫明興，對於這本有關番薯種植知識的《甘薯錄》，更「飭多為刊刻，頒行各府州縣，分發傳鈔，使皆知種薯之利，鄉為栽植」。[15]由於地方行政長官的提倡，番薯的種植便普及于山東各地。故在這一年，雅德「路過山東沂州府，亦見該處種有番薯」。[16]

[三]河南乾隆五十年，河南天旱為災，農產歉收。為著解決糧食問題，政府採用三種辦法來推廣番薯的種植：（1）自福建輸入番薯的品種。例如乾隆《東華續錄》卷三九，頁11，載乾隆五十年七月辛酉的上諭說：「據（河南巡撫）畢沅奏，『……番薯藏種在霜降以前，下種在清明之後。計閩省乘時採擇，郵寄此間，尚不為晚。但聞其種易爛易干，須用木桶裝藤，擁土其中，方易攜帶。兼聞藤本須帶根者，力厚易活』等語。前（閩浙總督）雅德來熱河召見，曾諭以將番薯藤種采寄河南。……閩省……必須覓帶根藤本，用木桶裝盛，擁土其中，如法送豫，方能栽種易活。著傳諭雅德即行照式妥辦，由驛速寄。將此各傳諭知之。」（2）把上述陸懼所著《甘薯錄》，「多為刊布傳鈔，使民間共知其利，廣為栽種，接濟民食」[17]。（3）由河南巡撫畢沅聘請「閩省監生陳世元，赴豫教種番薯」。其後「陳世元因熟悉樹藝之法，情願赴豫教種」。[18]

[四]直隸上述乾隆五十年七月庚辰的上諭又說：「朕閱陸燿所著《甘薯錄》，頗為詳晰，著即鈔錄寄交（直隸總督）劉峩……令其照明興所辦，多為刊布傳鈔……廣為栽種……」[19]

[五]陝西乾隆九年至十一年（1744—l746），陳宏謀任陝西巡撫時，曾撰有《巡歷鄉村興除事宜·檄》，其中說：「陝省高地多而水田少，民食多資雜糧，每虞歲歉。惟甘薯一種，易種易生，水旱冰雹，均不能傷，以充民食，與米麥同功，非尋常果品可比。陝西高地沙土，最屬相宜，而向來未見此種。本都院敬采欽定授時通考所載，並訪種薯諸法，刊刻分布，廣行勸種。……苟能覓得此種，如法栽植，一經發生，轉相傳習，到處延蔓，人人爭種，以佐民食，詎不美歟!特用刷印二千張，飭發該司，可酌量分發通省府廳州縣，並佐雜等官，及士民人等。其中必有留心利濟，覓種試栽，以為民倡者。是亦盡地利以廣資生之端也。」[20]

上述東部沿海區域及黃河流域的高地沙土，過去五穀不生，到了清朝中葉左右，其生產力卻由於番薯的推廣種植而大大提高。換句話說，這些瘠土沙礫之地的農業生產，隨著番薯這種新農作物的移植，其報酬有由遞減轉變為遞增的趨勢。因此，在山東沿海地區，以青島附近的李村區為例，到了民國初期，「耕作以甘藷為主，占李村區農產總價之過半數，小麥、粟、大豆、落花生及梨次之」。[21]在1931—1937年，中國（東北除外）每年平均生產番薯一八五○○○○公噸，為世界上番薯產額最大的國家。[22]

在清朝中葉前後，當沿海及華北各省的番薯栽種面積激劇增加的時候，玉蜀黍的種植又普及於長江流域及中國西部各山地。我國在宋代流行著一句俗語說：「蘇、常熟，天下足。」[23]可見長江沿岸地區，尤其是下游三角洲一帶，是全國的穀倉。至於長江流域的山地，以及各支流的上游，在過去長時期大部分都是原始森林，或是未開墾的生地，可是到了清朝中葉，卻由於玉蜀黍的移植而開闢成為耕地。關於這種情況，現在分區敘述如下：

[一]安徽上文說在明朝末葉，玉蜀黍已經自海道傳人福建。到了清乾隆四年（1739），安徽巡撫陳大受「以高阜斜陂，不宜種稻、麥，福建安溪有旱稻名畲粟（即玉蜀黍），不須灌溉，前總督郝玉麟得其種，教民試藝有獲，因令有司多購，分給各州縣，俾民因地種植」。[24]

[二]湖北乾隆五十一年（1786）正月，「湖廣總督特成額奏：湖北宜昌府屬之鶴峰州，水田甚少，常平倉向貯包穀（玉蜀黍）、粟谷二千三百九十餘石」。[25]

[三]湖南嘉慶十九年（1814），陶澍說：「湖南一省，半山半水。……深山窮谷，地氣較遲，全賴包穀、薯、芋雜糧為生。」[26]又道光十七、八年（1837—1838）間，林則徐說：「（湖南）邵陽、新化、漵浦、辰豁等縣，所轄懸崖深澗之間……該處山崗多種包穀，今歲收成上稔，閭閻葚屬安恬。」[27]

[四]漢水上游陝西、湖北、四川三省交界的廣大地區，屬漢水上游。這一地區，如以漢水為界，在漢水以北稱為「南山老林」，以南稱為「巴山老林」。這兩個原始森林，到了清朝中葉左右，由於玉蜀黍等農作物的種植而大事開發。嘉慶二十五年（1821）十二月，給事中卓秉恬奏陳川、陝、楚老林情形說，「由陝之略陽、風縣，東經寶雞等縣，至湖北之鄖西，中間高山深谷，統謂之南山老林。由陝西之寧羌、褒城，東經四川之南江等縣，陝西之紫陽等縣，至湖北之竹山等縣，中間高山深谷，統謂之巴山老林。老林之中，地方遼闊，宜種包穀、蕎豆、燕麥，徭糧極微。客民給地主錢數串，即可租種數溝數嶺。江、廣、黔、楚、川、陝之無業者，僑寓其中，以數百萬計，墾荒種地，架屋數椽，即可棲身，謂之棚民……」[28]。又道光十七、八年間，林則徐說：「陝省南山一帶，及楚北之鄖陽上游，深山老林，盡行開墾，栽種包穀。」[29]

[五]雲南上述明季雲南西部山地已經種有玉蜀黍。到了清道光年間（1821–1850），這種情形更為普遍。例如林則徐於道光二十七至二十九年任雲貴總督時報告說：「保山所轄距城二百餘里之官乃山……自半山中腰，下至臨江間，有平曠地土，堪以墾種。因而外來無業客民，單身赴彼，或種包穀雜糧……先搭棚寮棲止，漸蓋土屋草房。」[30]

玉蜀黍的普遍種植，並不以長江流域及西部山地為限。抗戰以前，在華北各省主要農作物的栽培面積中，玉蜀黍在河北佔百分之一三，陝西佔百分之九，山西佔百分之六。[31]就全國耕地來說，玉蜀黍的栽種面積在1904—1909年佔百分之一一，1914—1919年佔百分之一四，1924–1929年佔百分之一六，1929—1933年佔百分之一七。[32]

美洲發現對於中國農業的影響，並不以番薯及玉蜀黍的移植為限；自那裡傳人的其他農作物，如花生、煙草等，對於中國農業也有影響。不過因為篇幅關係，我們的討論暫時以此為限。我國人口，到了清朝中葉，或18世紀前後，曾作大量的增加。[33]當日人口增加的原因固然有種種的不同，但美洲發現後，自那裡傳人中國的番薯、玉蜀黍之普遍的種植，使我國原來還沒有墾闢的生地、貧瘠的沙土、原始的森林，都因此而開發耕植，從而生產較前增多的糧食，當是其中一個重要的因素。

1966年4月19日，九龍。

注釋：

[1]拙著《美洲白銀與18世紀中國物價革命的關係》，《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二冊。

[2]Ping-tiHo，「The Introduction of American Food Plantsin to China」，American An-thropologist，Vol。57，N0．2（April，1955），PP．191—201．

[3]許俊人等修《福建通志》（民國十一年刊），《物產志》卷三，頁14引何喬遠《閩書》（1629），及清黃叔墩《台海使槎錄》（《叢書集成》本）卷三，頁54略同。

[4]徐光啟《農政全書》（撰於1625—1628年。刊於1639年，茲據1956年上海中華書局本）卷二七，頁540。明談遷《棗林雜俎》（《筆記小說大觀》，新興書局），中集，頁51，「甘薯」略同。

[5]清包世臣《齊民四術》卷第一上（《安吳四種》卷二五上），《農政》；藪內清等作，蘇薌雨等譯，《天工開物之研究》（台北市，1956年），頁72；王世懋（1536–1588）《學圃雜疏》（1587年序，《叢書集成》本），頁14，《荳蔬》；Ping-tiHo，前引文；《清史稿》（香港文學價究社），《列傳》九四，頁1152，《陳大受傳》。

[6]Ping-tiHo，前引文。

[7]包世臣《齊民四術》卷第一上，《農政》。

[8]《玉山縣誌》（1873）卷一，頁24。原書未見，茲引自Ping-ti-Ho，Studies On the Populationof China，1368—1953，Cambridge，1959，P．146．

[9]宋應星《天工開物》（民國十六年至十九年石印本）卷一，頁1。

[10]李時珍《本草綱目》（1596年，茲據上海商務印書館本）卷二三，頁74。

[11]施鴻保《閩雜記》卷一。

[12]《硃批諭旨》第一二冊，頁104。

[13]同書第二三冊，頁19。

[14]原書未見，茲引自李文治《中國近代農業史資料》（北京，1957）第一輯，頁1。

[15]《乾隆東華續錄》（台北文海出版社，1963年）卷三九，頁l3，乾隆五十年七月庚辰諭。關於陸懼任山東按察使的時間，見《清史稿》，《列傳》一一一，頁1189，《陸燿傳》。

[16]《乾隆東華續錄》卷三九，頁11，乾隆五十年七月辛酉諭。

[17]《乾隆東華續錄》卷三九，頁13。

[18]《乾隆東華續錄》卷三九，頁17，乾隆五十年十月壬午諭。

[19]《乾隆東華續錄》卷三九，頁13。

[20]賀長齡輯《皇朝經世文編》（光緒十二年刊本）卷二八，頁15。

[21]袁榮叟等修《膠澳志》（民國十七年）卷五，頁5。

[22]Ping-tiHo，前引書，頁187。

[23]本書《唐宋帝國與運河》一章。

[24]《清史稿》，頁1152，《陳大受傳》。

[25]《高宗純皇帝實錄》卷一二四七，頁26。

[26]陶澍《陶文毅公全集》卷九《陳奏湖南山田旱歉情形摺子》（嘉慶十九年九月十七日）。

[27]林則徐《林文忠公政書》乙集，《湖廣奏稿》卷二，頁13，《校閱兩湖營伍並苗寨情形折》。按林則徐於道光十七、八年任湖廣總督（見《清史稿》，《列傳》一五六，頁1268，《林則徐傳》），這一奏摺當作於此時。

[28]《清宣宗實錄》卷一○，頁20，及《道光東華續錄》卷一，頁11，嘉慶二十五年十二月壬辰條。又參考《皇朝經世文編》卷八二，卓秉恬《川、陝、楚老林情形疏》（道光元年），嚴如煖《規劃南巴棚民論》（道光元年），及《三省山內邊防論四（堡寨）》（約嘉慶、道光年間）。

[29]《林文忠公政書》乙集，《湖廣奏稿》卷二，頁4，《籌防襄河堤工折》。

[30]《林文忠公政書》丙集，《雲貴奏稿》卷一○，《保山縣城內回民移置官乃山相安情形折》。據《清史稿》，頁1269，《林則徐傳》，林氏於道光二十七年至二十九年任雲貴總督，此折當作於此時。

[31]張心一《中國農業概況估計》。原文未見，茲引自藪內清等《天工開物之研究》，頁57。

[32]嚴中平等編《中國近代經濟史統計資料選輯》（科學出版社，l955），頁359。又參考Ping-tiHo，前引書，頁189。

[33]拙著（與王業鍵合著）《清代人口的變動》，《中國經濟史論叢》第二冊。

來源：載《中國經濟史研究》第二冊，標題為「美洲發現對於中國農業的影響」，現標題為編者所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