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亞非會議為什麼最終流產

這裡所說的第二次亞非會議，是一次差點開成了但最終卻沒能開成的國際會議。此事與中國頗有淵源。在此之前的第一次亞非會議，即著名的舉行於1955年的萬隆會議。那次會議發表了「萬隆會議十項原則」，其中涵蓋了由中國、印度和緬甸等國共同倡導的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筆者曾有幸到過一次印尼萬隆，也專門去參觀了萬隆會議的舊址，這幢建築物現如今是一個博物館。站在當年各方雲集的會場中，睹物思人，不免心生感慨：一個多麼風雲激蕩的時代！在當年的萬隆會議上，周恩來總理縱橫捭闔，運作各方，為會議的成功作出了傑出貢獻。第一次亞非會議以反對帝國主義和殖民主義為旗幟，宣示新獨立的各國有能力主導自己的命運，從而在當代國際關係史上寫下了濃墨重彩的一筆。

萬隆會議舊址既然如此，那麼，在萬隆會議召開十周年後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似乎便成了順理成章之事。由於第一次會議是在亞洲召開的，第二次會議照理應在非洲舉行。各方對此均表同意。1964年4月，二十二個亞非國家的外長齊聚印度尼西亞首都雅加達，舉行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會議作出一個重大決定，即1965年3月10日在非洲舉行第二次亞非國家首腦會議。至於在哪個非洲國家召開，則建議由非洲國家首腦會議商定。三個月後，在開羅舉行的第二次非洲首腦會議上討論第二次亞非會議的舉辦國時，爭論很激烈。經過反覆協商，最後決定在阿爾及利亞首都阿爾及爾召開。外交史的記載顯示，中國對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一事極為重視。1964年4月9日下午，周恩來總理親往機場歡送陳毅副總理兼外長率代表團前往印度尼西亞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議。4月18日，周在政協禮堂出席首都各界一千五百多人舉行的集會，隆重紀念第一次亞非會議九周年。各國使節、亞非拉友人出席了大會。4月26日，周又親往機場迎接陳毅副總理率代表團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籌備會議後回到北京。在萬隆會議後的這一時期，中國與印度尼西亞間的各項事務發展順暢，關係十分良好，自然也共同成為推動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重要力量。然而，1964年的亞非各國，要在次年召開第二次亞非國家首腦會議，面臨著的形勢極其錯綜複雜。根據時任中國駐阿爾及利亞大使的曾濤憶述，有爭議的問題頗為不少。第一個有爭議的問題是蘇聯可否與會。在雅加達外長會議上，印度就提出建議邀請蘇聯與會，中國等一些國家表示反對，理由是蘇聯為歐洲國家，第一次亞非會議沒有參加，第二次也不必邀請。當時，中蘇關係已經破裂，中蘇之間正在進行一場公開的大論戰。中印同為第一次亞非會議與會國，但中印之間在1962年發生了一場邊界戰爭，關係出現了嚴重裂縫，而印度與蘇聯則走近。此後，印度繼續堅持邀請蘇聯與會。第二個問題是要不要邀請聯合國秘書長吳丹與會。阿爾及利亞有意邀請吳丹和聯合國大會主席奎森薩基參加。中國堅決反對把亞非會議和聯合國掛鉤，指出聯合國誹謗中國和朝鮮是「侵略者」，至今不恢復中國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聯合國的代表是美國的代理人，不能邀請他們參加。第三是關於是否邀請馬來西亞的問題。當時印尼與馬來西亞嚴重不和，印尼代表認為馬來西亞是英國新殖民主義的人為產物，不同意邀請。有的國家代表則認為馬來西亞不是世界上唯一的人為產物，不應把它排斥在外。中國支持印尼不邀請的意見。第四是有些非洲國家想邀請沖伯代表剛果出席會議，但因沖伯曾經殺害剛果獨立領導人盧蒙巴，好幾個亞非國家反對沖伯政權。第五是關於是否邀請南朝鮮、南越參加的問題。大多數國家代表認為它們是美國的傀儡政權，不應邀請。少數國家代表則提出只要是亞非國家都可邀請。面臨如此爭議紛紜的問題，可以想見各方要達成一致之困難程度。在此背景下，東道國阿爾及利亞提出由於物質、技術準備工作來不及，要求延期召開會議。1965年1月27日，周恩來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同印尼第一副總理兼外長蘇班德里約會談時，稱：反帝反殖陣營、新興力量陣營正在擴大，但還要做許多工作，如開好第二次亞非會議。阿爾及利亞提出因技術原因，第二次亞非會議最早在5月開。蘇加諾總統只好同意，先在萬隆舉行十周年慶祝，形成聲勢，推動工作，這樣就把壞事變成了好事，也給我們帶來了兩個任務。一是在推遲後，由於離會議召開還有四個月，夜長夢多，要破壞的人就會活動起來，所以要防止破壞活動；二是要好好慶祝萬隆會議十周年，這本身帶有防止破壞的任務，要把這兩個任務聯繫起來。2月8日，正式決定宣布：原定於1965年3月10日召開的第二次亞非首腦會議由於物質、技術原因推遲到1965年6月29日舉行，為首腦會議做準備的外長會議於6月24日舉行。這是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第一次延期。1965年3月30日至31日，周恩來總理對阿爾及利亞進行了兩天的訪問，主要是與本貝拉總統會談。周詳細解釋了中國反對亞非會議與聯合國掛鉤和反對邀請蘇聯與會的理由。還說：蘇聯不參加有好處，不會把社會主義國家間的爭論，特別是中蘇兩黨、兩國的爭論帶到會上。4月中下旬，周恩來總理和陳毅副總理兼外長前往印尼，參加了第一次亞非會議十周年慶祝活動，期間會見了前來參加同一紀念活動的阿爾及利亞副總理賽義德等。5月，在會見到訪的印尼第一副總理兼外長蘇班德里約時，周就第二次亞非會議問題說，亞非反帝鬥爭深入發展，群眾基礎更加廣泛，上層分子在分化。阿拉伯國家、非洲國家都出現了分化。第一次亞非會議不為西方所重視。當時它們自恃有東南亞條約組織和巴格達條約組織，認為會議開不好。萬隆會議的結果出乎帝國主義的意料之外。現在，非洲有三十多個國家獨立，亞非加起來有六十多國，此外還有二十多個爭取獨立的國家和地區。十年前，人們都看不起亞非會議，現在都想鑽進來。第二次亞非會議雖然有困難，但是市場價值很高。我們面臨著一場很大的鬥爭。這場鬥爭不僅是在亞非內部，而且還是在聯合國之外的一場大鬥爭。周恩來的感覺沒有錯，不久就出現了大風波，使第二次亞非會議命運多舛。6月18日，周恩來和陳毅乘專機離京赴阿聯(即阿拉伯聯合共和國，由埃及和敘利亞於1958年組成，1961年敘利亞退出後，阿聯解體，但埃及仍然保留這個國號直到1972年為止)訪問，包含有為第二次亞非會議作最後準備的意思，並將由開羅前往阿爾及爾出席第二次亞非會議。不料天有不測風雲，還在中國政府代表團飛往開羅的途中，阿爾及利亞國防部長布邁丁於6月19日清晨發動軍事政變，逮捕了總統本貝拉，成立了以布邁丁為主席的革命委員會，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東道國風雲驟起，政局突變！

布邁丁周恩來等下飛機後，受到阿聯總理薩布里迎接，並在當天舉行的會談中得知了一些情況。第二天即6月20日，周在阿聯總統官邸同納賽爾總統舉行第一次會談。納賽爾總統談了阿爾及利亞「六一九事件」，又介紹了一些情況，以及亞非會議能否如期召開的問題，雙方同意在與對方和其他國家協商之前先不表態。晚上，周在納賽爾總統舉行的宴會上講話重申，中國政府一貫支持第二次亞非會議的召開，中國的態度是積極的。過去是這樣，現在還是這樣。次日，中國外交部負責人分別約見21個亞非國家的駐華使節，通知他們中國方面對阿政變的態度和主張如期開會的立場。外交部並指示我駐亞非各有關國家使節，要他們向駐在國說明中國立場，希望其領導人如期與會。6月22日，周在開羅同納賽爾總統進行了第四次會談。當討論到亞非會議問題時，周表示，二次亞非會議的反帝調子不應低於二次不結盟會議，否則就是軟弱無力的會議。點名譴責和指出侵略的性質、責任，兩者比較，後者主要。必須分清敵我。晚上，在為納賽爾總統舉行的答謝宴會上，周表示，中國完全支持如期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並且熱忱希望亞非國家將通力合作，使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僅如期召開，而且能夠開好。顯然，中國希望已定於數日內召開的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受政變影響，按原定計劃舉行。然而，形勢變化快，轉折還是發生了。6月23日凌晨3時15分，周恩來在開羅接見專程前來的阿爾及利亞外長布特弗利卡。在外長介紹了「六一九事件」的起因和經過後，周談了對阿爾及利亞事件的認識。上午，周在納賽爾總統陪同下乘專列訪問亞歷山大港。去車站的路上，納賽爾總統第一次提到了推遲亞非會議的問題。納賽爾稱：昨晚布特弗利卡對我說，現在阿爾及利亞的局勢不安定，最好推遲亞非會議。但阿爾及利亞不便出面建議推遲。中午，周在亞歷山大和納賽爾總統會談時表示，如東道國對如期召開會議確感困難，希望在小範圍內向阿聯、印尼、中國、朝鮮、越南、馬里和巴基斯坦等國代表說明困難。納賽爾則說，要它對那麼多國家說明困難是不可能的，因為它面子上過不去，範圍要再小一些，如向中國、印尼和阿聯等三個國家說明就行了。周表示同意。納賽爾還對周說，英聯邦非洲國家，如肯亞、坦尚尼亞、尚比亞、馬拉維、迦納等都建議推遲會議。彷彿這還不夠，6月25日晚，已確定作為會址的阿爾及爾國際會議大廳發生了一起爆炸事件，導致十幾個工人和工作人員傷亡。這樣一來，人們又陡然增加了對安全形勢的擔憂，各國代表議論紛紛。對此事阿爾及利亞方面一直未提出調查報告，因而原因至今不明。十一個阿拉伯、非洲國家的代表在阿爾及爾舉行非正式會議，提議第二次亞非會議推遲到10月舉行，理由是非洲國家來得太少，現在開會不能代表非洲。在此形勢下，各方均同意延期。經特別會議討論，通過了第二次亞非首腦會議改期於1965年11月5日舉行、外長會議於10月28日召開的決議並向外發表了公報。這樣，第二次亞非會議又被第二次延期了。在此前後，印尼總統蘇加諾和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也先後到達開羅。6月28日，周恩來在開羅和印尼總統蘇加諾、巴基斯坦總統阿尤布汗、阿聯總統納賽爾舉行會談。在分析第二次亞非會議推遲的原因時，認為主要是已到阿爾及利亞的代表代表性不夠，首先是黑非洲國家的比例太小，而25日爆炸事件是會議推遲的一個導因。6月30日，周恩來在開羅同蘇加諾、納賽爾和巴基斯坦外長布托(阿尤布總統已回國)會談。納賽爾表示，四國會談象徵四國友好，也意味著亞非團結；亞非會議面臨很多困難，但一定要使會議成功。周恩來表示延期是正確的，要多向其他國家解釋；指出延期主要原因是代表性不夠，爆炸事件是導因；支持舉行新興力量會議，可與亞非會議平行，但不要妨礙亞非會議。蘇加諾表示，四國會談有很大成就，希望四國首腦在第二次亞非會議前夕再在開羅集合同往阿爾及爾，以示四國團結。布托介紹了各國在阿爾及爾協商推遲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經過，強調亞非團結的重要性。下午，周恩來結束對阿聯的訪問和陳毅等乘專機離開羅回國。在機場，周發表告別辭，表示：中國將繼續為第二次亞非會議的成功作出最大努力。在亞非會議被迫延後舉行的這段時間中，亞非兩大洲的各種矛盾繼續發酵，且發生了不利於亞非會議的變化，包括：(1)不少亞非國家經濟困難，希望得到美國援助，表示不願公開反對美帝國主義。(2)阿聯和阿爾及利亞這兩個對華友好的國家改變了態度，都公開支持邀請蘇聯與會。(3)阿爾及利亞公開表示將邀請聯合國秘書長和聯大主席出席會議。(4)印度和巴基斯坦為克什米爾問題發生衝突，兩國關係緊張。(5)雖經做工作，有些國家對布邁丁發動政變仍不肯原諒，對到阿爾及爾參加亞非會議持抵制態度。形勢的如此變化和各種矛盾的交織發展，迫使中國方面考慮在這種情況下亞非會議能否開好的問題。9月8日，在書面答覆正在中國訪問的中東通訊社主編卡邁勒阿密爾提出的問題時，周恩來總理說，亞非會議是亞洲國家和非洲國家的會議。蘇聯既不是亞洲國家，更不是非洲國家，因此沒有資格參加亞非會議。第一次亞非會議，正是根據這個道理，沒有邀請蘇聯參加。周還指出，最近數月，蘇聯廣泛開展活動，要一些亞非國家重新提出邀請它參加亞非會議的問題，實際上是要在亞非國家中間重新挑起分歧，破壞亞非團結，使第二次亞非會議面臨嚴重的危機，甚至有開不起來的危險。蘇聯不能參加亞非會議是一個原則問題，中國政府將為維護這個原則而鬥爭到底。9月30日，周在人民大會堂接見印尼臨時人民協商會議代表團，說：對亞非會議，我們現在的態度還是希望能夠開成，開好。但是我們又要考慮到面臨著的一些障礙，就是美蘇合作，還加上利用聯合國，從亞非國家之外和之內來進行破壞，把原來預定的反帝、反殖特別是強調反美的基調降低，不僅比第一次萬隆會議的調子低，而且比去年不結盟會議的調子還低，甚至違背今年6月底在開羅發表的四國公告的主張。如果會議開成這樣，那當然是很不利於亞非反帝的共同事業的。中國最近把這樣的情況向比較堅持反帝鬥爭的國家的朋友們提出了。但是，究竟是不是10月底亞非會議還要去開，是在亞非會議經過爭論，造成一個不利的形勢，或者甚至於開不成，還是因為上面所說的關係就主張延期?我們還沒有作最後決定。也就是在這一天的晚上到10月1日凌晨，印尼國內突然發生了「九三〇事件」，以蘇哈托為首的印尼陸軍集團以當天晚上印尼軍隊數名高級將領被殺為由，發起反擊，矛頭指向總統府衛隊、總統蘇加諾和印尼共產黨。其結果，蘇加諾總統的權力被架空，印尼共遭到滅頂之災，印尼政局急轉直下。這一事件的發生是如此突然，令人措手不及。作為中國重要夥伴的印度尼西亞及蘇哈托總統已自顧不暇，第二次亞非會議又失去了一支重要力量，再次遭受打擊。中國和印尼這一對舉足輕重的關係也由此向下逆轉，急劇滑落。

蘇哈托10月9日，周恩來在中南海西花廳接見巴基斯坦商業部長法魯克時談及：附帶說一說，亞非會議有很大可能開不成。印巴問題未解決。印尼最近不幸發生了國內問題，情況迄今尚未全面弄清。現在蘇聯又要鑽進來，在亞非會議上開闢中蘇論戰的戰場。非洲和阿拉伯國家都各有問題。時機還不成熟。因此可能要延期。請法魯克先簡單地轉告阿尤布總統，以後再正式交換意見。經過進一步研究和分析當時的亞非形勢，中國終於形成了結論，認為在目前矛盾重重的情況下，亞非會議不可能開好，還可能導致分裂，不利於亞非團結。因此，作出了爭取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定期延期舉行的內部決定。這就是說，一直都是第二次亞非會議重要支持力量的中國的態度發生了重大的變化。10月22日，周恩來總理致函三十八個亞非國家及其政府首腦，闡明中國政府對於延期召開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立場。函中指出，當前形勢不利於亞非會議的召開。現在開會，勢必使亞非國家在外長籌備會議一開始，就陷於嚴重爭論之中，這不僅無助於亞非人民團結反帝，反而要損害亞非團結，損害亞非國家之間的友好關係，導致亞非國家的分裂。從維護亞非團結的整體利益出發，中國主張第二次亞非會議延期召開。月底，由阿爾及爾傳出的決定宣布：第二次亞非會議不定期推遲。這樣，經過兩次延期後，第二次亞非會議最終被不定期地延期了。幾天後，在人民大會堂福建廳接見即將離任的敘利亞駐華大使拉斯蘭時，周恩來說，經過很多國家會內和會外的努力，現在大概有了一致的認識：目前形勢不利於召開亞非會議。現在延期，就維護了萬隆精神，就可以繼續高舉萬隆旗幟。如果勉強開會，必然導致分裂，萬隆原則、協商一致的原則就要遭到破壞。這不是一件好事。「四海翻騰雲水怒，五洲震蕩風雷激」，這是毛澤東1963年的詩句，也是一個時代的寫照。20世紀60年代，世界各地風雲激蕩，各種力量迅速分化改組。圍繞第二次亞非會議的種種及其最終的流產，是一個歷史時代的反映。（作者為復旦大學教授、中國外交研究中心主任。本文原載《文匯學人》2016年03月11日，現標題為編者所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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