諾貝爾文學巨匠與電影圈的不解之緣   錢江晚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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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娛不分家。作為文學界的盛事，諾貝爾文學獎的光環，同時照進了影視圈。

　　剛剛出爐的2014年諾貝爾文學獎獲得者、法國作家帕特里克·莫迪亞諾，原來也算半個電影人。他與導演路易·馬勒合作編劇的《拉孔布·呂西安》（1975），曾入圍奧斯卡最佳外語片。在拉烏·魯茲執導的《犯罪家譜》中，他曾客串演出，過了一回戲癮。2000年，他還擔任了第53屆戛納電影節評委……

　　莫言身上的「諾貝爾效應」也持續發酵。

　　本月底，電視劇版《紅高粱》即將在浙江、山東、北京、東方四大衛視播出。有諾貝爾文學獎加持，張藝謀的電影版珠玉在前，再加上莫言之女管笑笑親自操刀劇本，影后周迅加盟，該劇無疑是今年最受期待的劇集之一。

　　類似的跨界聯姻案例還有很多。馬爾克斯、海明威、川端康成等其他文學巨匠的作品，都曾被野心勃勃的電影工作者搬上大銀幕，但至於改編成功與否，則有待考量。

　　好作家不一定是好編劇？

　　莫言、福克納也曾迷茫

　　一流的作家，能否成為一流的編劇？

　　作為最新一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莫迪亞諾與電影圈的淵源頗深。多才多藝的他，寫過劇本（《拉孔布·呂西安》、《一路順風》），當過演員，還曾以評委的身份出席戛納電影節（當時的評審團主席是法國大導演呂克·貝松，那一屆，梁朝偉憑藉《花樣年華》摘得影帝），被網友戲稱為「不想當演員的評委不是好作家」。

　　但這只是個例，在歷屆諾貝爾文學獎得主中，鮮少有人能夠做到電影、文學事業雙豐收。

　　對於大文豪威廉·福克納來說，編劇只不過是維持生計的一種方式。從1932年起，窮困潦倒的他多次為好萊塢打工，「事實是我被嚇著了，他們把我帶進放映室看電影，不停給我吃定心丸，說編劇這活兒很容易。我反而徹底慌了，生怕自己永遠幹不了這個。所以滿腦子都想著要跑路。」

　　經過最初的不自信、不適應後，他開始了在片場的創作。《命限今朝》、《奴隸船》、《巨手一揮》、《分裂艦隊》、《舞廳》、《江湖俠侶》（根據海明威小說改編）、《夜長夢多》（根據錢德勒小說改編）……由他編寫或修改的電影劇本不下20部。1945年，他結束看似失敗的編劇生涯，回歸小說家本業，並於1949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

　　上世紀90年代，莫言也曾經涉足影視圈。他按照張藝謀的喜好，打造了一部「有很多宏偉壯觀的大場面的農村題材作品」《白棉花》，卻未被對方採用，後改由當時的台灣新晉導演李幼喬執導，「這件事給了我很大的教訓，寫小說就是寫小說，不要把電影裝進腦袋裡，不要討好導演，不要一味迎合影視劇。而是讓編導從小說的字裡行間吸收一些有用的東西。」

　　此外，他還與香港著名導演嚴浩共同編劇，將自己的作品《姑奶奶披紅綢》改編成電影《太陽有耳》，但終因意見分歧而退出。

　　一度，為了賺錢，他甚至寫過不少電視劇劇本，《夢斷情樓》、《紅樹林》、《良心作證》、《哥哥們的青春往事》……據說，合作過程都不愉快，「每寫一部電視劇，人格上就好像受了極大的侮辱。每次你都會被低劣的電視劇導演橫挑鼻子豎挑眼。」

　　對此，有人評論，幸虧莫言寫劇本沒有大獲成功，畢竟，能寫電視劇的作家遠多於能寫傳世文學的作家。

　　好作品不一定拍出好電影？

　　多部名著淪為大眾愛情片

　　一流的小說，能否拍出一流的影視劇？

　　「電影確實是了不得，張藝謀是個高明的導演，把精華都提出來了。」由自己的小說改編而成的電影中，除了一部《紅高粱》之外，莫言幾乎再沒給過好評；

　　馬爾克斯的著作《霍亂時期的愛情》、《愛與群魔》，都被導演詮釋成了文藝腔十足的愛情片，電影注重形式上的美感，遠遠多過對於故事精神內核的挖掘。難怪馬爾克斯斷然拒絕將《百年孤獨》搬上大銀幕，否則，這部被譽為「再現拉丁美洲歷史社會圖景的鴻篇巨著」，極有可能被簡化成布恩迪亞家族幾代人的近親通婚史；

　　從《戰地鐘聲》到《太陽照常升起》，再到《乞力馬扎羅的雪》，海明威的小說被拍成電影后，也流於俗套，錯綜複雜的多角戀，配上好萊塢金童玉女的美顏，深刻不足，香艷有餘……

　　反觀那些令人印象深刻的作品，都不約而同地抓住了原著的魂，而不是徒有其表、疲於敘事。

　　肖洛霍夫花14年寫就、四部成冊的史詩巨著《靜靜的頓河》，曾被視為「不可能完成的任務」。拍攝電影版時，導演不惜耗費六個小時的片長，一板一眼地描畫書中人物的情感，顛沛、浪漫、殘酷、悲愴，種種情緒都還原地淋漓盡致，一時成為影壇的傳奇；根據葡萄牙作家若澤·薩拉馬戈的諾貝爾文學獎獲獎作品《失明症漫記》改編的電影《盲流感》，遵從原著的基調，為觀眾展示出眼盲症襲卷地球後，荒誕乖張的末世景象；電影版《蠅王》，保留了原著對於人性的極端描述，把片子拍得觸目驚心……

　　可見，在刺探人性方面，諾貝爾文學巨匠們個個都是一把好手，想要把他們的作品改編成一流的電影，皆大歡喜的大眾式拍法顯然不適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