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50年代初期，妓女通過學習改造獲得了新生。上海解放整整一年半後，政府才對上海妓女「下手」改造，這是為什麼呢？ 1951年11月25日晚，在上海，一場大規模的抓捕行動開始了。警方、軍方出動大批人力，開始了對妓女的「掃蕩」。至第二天上午10時，324個妓院老闆被逮捕，這些人，後來被被分別判刑、送去勞改。另有181名持照妓女和320名街頭「野雞」被送到婦女勞動教養所改造。其餘人，都被「解放」了。第二天，上海多家報紙引述了一位叫吳彩鳳的妓女的反應，她站在閘北分局的一張凳子上宣布：「姐妹們，我們解放了，我們新生了……今天，是我們最可紀念、最感到光榮的一天。 內部爭論：要不要立刻禁娼？
解放軍攻佔上海後，為什麼沒有立即對妓女實施改造呢？1948年、在革命性變化來臨前夕，當局對上海500名妓女的一項調查發現：56％的妓女對她們的職業表示滿意。有一半人表示無意改換職業。另有約1/4表示想找一個有錢的丈夫「從良」。 1949年5月初，時年36歲的曹漫之頻繁參加上海接管、改造會議，她剛剛被任命為上海軍事管制委員會副主任、市府副秘書長兼民政局長，她的主要任務之一，就是禁娼。 對於是否立即關閉妓院，黨內爭論多次。有人主張一解放就明令禁娼。但一些熟悉妓院及其背景的黨內外幹部卻主張；要權衡現實，「我們剛進上海，沒有準備好，如果馬上取消（賣淫），誰給她們飯吃？」即將擔任上海市長的陳毅聽到這些意見，沉默良久，說：「那就只好讓她們再受受苦吧，不過，一定會很快解決的。」於是，在上海，娼妓們依舊接客。此時的上海，靠賣淫為生的婦女有3萬人左右，還不包括從事隱形性交易的吧女、女招待、「按摩師」、「女嚮導」等。 曹漫之回憶說，「我們確實沒有辦法……剛剛進入上海，我帶進來的幹部很有限、一共接管五百多個單位，給我的幹部只有28人。我們怎麼能幹得了這麼多事呢？」
5月27日，上海宣布解放，繼續給妓院和妓女發執照並收捐，同時對妓院老闆的經營做了嚴格限制：禁止接待公務人員。販賣毒品、賭博，若逼迫妓女違背自己意願與人發生關係，政府有權扣留他們，妓女也可以控告他們。上海解放未滿一月，公安局就開始著手登記妓院和妓女（公娼）的數字，另一些工作人員也開始進入妓院進行調研。時任接管專員的王凌青回憶說，印象最深的，是妓院里有當時很少看見的電風扇，還有電話。 沒人相信共產黨在救她們 解放軍進城一年之後，據《大公報》報道，註冊（持照）妓女已從1949年初的1897人減少到662人，而妓院數則從518家減少到158家。到1951年11月，又減少至註冊妓女180名和妓院72家。當然，註冊妓女僅僅是賣淫婦女中很小一部分。 1951年11月初，一批有高中或大專學歷、頗有工作經驗的婦聯幹部，來到提籃橋區通州路48號報到。當聽說自己的工作將是「改造妓女」時，很多人開始鬧情緒。「我們這些人，提起『妓女』兩個字都覺得恥辱，心理壓力很大。」楊潔曾是這批婦女幹部中的一員，她後來被任命為教養所所長。她在回憶錄里寫道上級要她們住在教養所里，白天黑夜都要和妓女生活在一起，很多人都心頭髮緊。軍令如山，大家最終還是去了。 「突擊掃蕩」之前的11月13日，上海警方也發出過「安民告示」，通知全市剩下的妓院應立即關門，上海婦聯也在報紙上刊發文章，鼓勵妓女們自食其力。但有些人是不相信共產黨會動真的，「我根本不信「長三』，『么二』（妓女等級名稱）們能自己幹活養自己。」俞欣芝（化名，當年被改造的妓女之一）就是還在觀望的人，「你們不是說共產黨好嗎？那我就等個好共產黨娶我吧……」
曹漫之多年後回憶說；「用卡車把她們裝上，這些人都哭了，不肯上車，每個人都管老鴇叫媽媽，叫爸爸的，說共產黨要殺我們啊，我們不願意去，又要賣我們了。我們願意跟著媽媽、爸爸啊，又哭又叫、卿卿哇哇。」 當管理幹部在勞教所門口列隊歡迎用卡車拉來的妓女時，她們發現，這些教育對象滿面淚痕、神色陰沉。改造的過程，起步就不順利。 曹漫之來到勞教所，站在一個高檯子上，要給她們做動員報告，沒想到卻成了抗議的靶子；「有一個妓女喊，姐姐妹妹、哭！她這麼一喊，三百多人一齊哭。我坐在那裡，叫警衛營長搬來一個凳子，看著她們哭。哭了幾個小時，送飯的來了，給她們盛飯，她們竟都潑在地上，沒有一個吃的。」 曹後來找了幾個人談話，「她們說，因為當時不知道共產黨會把她們弄到哪裡去，可能要槍斃。也可能抽她們的血，軍隊打仗不是需要血嗎？……可是，就沒有一個人以為共產黨是來救她們的。」 1952年國慶節前夕，第二批妓女被收容進來，人數比第一批翻了一番。她們在禁娼令頒布後，仍繼續在街上拉客，或者當酒吧女、按摩女賣淫。曹漫之說，「我們弄了幾百人，化裝為嫖客。馬路上一個電線杆子下面一兩個，到處都是。大卡車提前都隱蔽在弄堂裡面。」這些被強行逮捕的暗娼，比第一批難對付得多。
不惜代價為妓女們治病 顯然，要取得這些妓女的信任，並非一時之功。曹漫之制定了詳細的改造計劃：首先要為妓女醫治性病；然後施以勞動教育，助其新生；嗣後再分具體情況，妥善處理。 即便是體檢這樣的善舉，妓女們一開始也不信任。俞欣芝回憶，「新的謠言又傳開了——志願軍在朝鮮失利，傷兵等著要輸血，政府要抽我們的血。」抽血的人來了，俞又吵又鬧，把裝血的小瓶也摔了。最後，她還是讓大夫抽了一管走，抽得根少。她想：「大概得先化驗血型什麼的吧？」過了半天，大夫和幹部一塊兒來了。「大夫說：你患有梅毒，從現在起住院治療。我一下子懵了——原來共產黨是真要救我！」 不只是俞欣芝，第一批被收容的501人中，有一半患有性病，90%的人有心臟病、斑禿癬等疾病，還有，大多數妓女都有毒癮。上海市政府不惜代價給她們治療，在教養所安裝了醫療設備，倘若遇到需要更複雜處理的病人，則直接送到附近醫院，一切費用，概由政府支付。一則資料稱，在抗美援朝的背景下上海市政府甚至從部隊那邊調撥過來—批緊缺的青黴素。
俞欣芝回憶說，治病還好，更可怕的是戒毒。「勞教所禁止吸毒，毒癮上來不想哭也會流淚。管理幹部講話說『幫助姐妹們逃出火炕』。我心想：你們這可是把我弄進火坑來了！」 但對這些管理幹部，俞欣芝回憶，「我們是不太怕，甚至瞧不起她們，舊社會笑貧不笑娼。勞教所的所長姓楊，比我大兩歲，是個大姑娘；我們私下說：『就憑她管我們？她見過屁！』」 改造釋放之後的故事 1953年，婦女教養所開始陸續釋放改造好的妓女，標準是政治表現好；疾病痊癒無惡習；有技術，社會上能接收。家在鄉下的，一般送回她們的老家；上海有親人的，則被分配到上海小工廠里工作；無家可歸者，則被送到新疆、甘肅、寧夏的國營農場中。她們中很多人都願意去西北農場，因為有結婚從良的機會。「新疆缺女人，很多男人找不到老婆……我們這兒的妓女無家可歸，妓女出身，在本地找對象也不容易，我們就介紹她們到那裡去！」楊潔回憶說。 1955年是婦女教養所安置出所人數最多的一年，共安置了1948人。最熱鬧的是900多位去新疆的，她們都參加了建設兵團。這些學員走的時候都很開心，佩著大紅花，被敲鑼打鼓送到火車站。當年最年輕的教養幹部楊秀琴回憶說，院里有些沒成家的幹部、後來也響應號召去了新疆。不過，學員和幹部的來往就很少了。這些特殊的女子，很多在遙遠的新疆跟建設兵團的戰士們結婚生子了。 1968年，勞教所的使命完成，總計7000多名婦女在這裡接受過改造。有意思的是，1953年，妓女改造一事被記者報道後，社會上一些青年男子竟然還寫來求愛信，要求教養所為他們介紹對象。幹部們也確曾因一封情辭懇切的求愛信，促成過好姻緣。 （《環球視野》摘自113期《人物周報》） |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