安倍經濟學：實施效果及中國對策|安倍經濟學|中國對策
安倍經濟學能否達到預期效果？
主持人：為復興日本經濟，2012年末安倍晉三首相上台後，開始在日本推行「安倍經濟學」，「安倍經濟學」想達到怎樣的預期效果？能否成功？
貝塚正彰：安倍經濟學要想獲得成功，有兩點非常重要。第一，如何使設備投資止跌回升？第二，如何提升工資水平？在物價上漲、消費稅提升的背景下，工資如果不漲，會帶來很大的社會問題。如果沒有一個中長期需求不斷擴大的光明預期，企業既不會增加工資，也不會投資設備。所以，今後如何創造出新的需求，這是一個重要的問題。
因此就需要第三支箭——經濟結構改革。按我們的說法，實施「增長戰略」，創造出需求，這是非常重要的。當然，金融政策也非常重要。所以，我們認為第三支箭才是安倍經濟學能否成功的關鍵。6月14日，日本內閣會議決定實行「增長戰略」。有人說，這一「增長戰略」就像聖誕樹一樣，包含著很多東西。作為政府這一方，的確是把能想到的東西都盡量塞進去。此外，這次的「增長戰略」並不是終點，而是出發點。在參議院大選結束之後，我們將會繼續追加發布新的「增長戰略」。除此之外非常重要的一點是，我們在實施「增長戰略」時，必須設定詳細的路線圖和時間表。再具體一點，我們還應設定一個KPI（關鍵績效指標），隨時檢查「增長戰略」的實施進度，激發所有相關主體的積極性。
接下來我講一下財政的整固，其實第二支箭已經包含了財政整固的問題。金融要實施「大膽的貨幣政策」，財政上則要採取「靈活的財政政策」。所謂「靈活」是指，一方面要在經濟有需要的時候進行積極的財政政策，另一方面要在中長期推進財政的整固。6月14日，日本政府在內閣會議上決定的經濟財政基本方針提出，「要在2015年之前，將基本財政收支佔GDP的比例比2010年度減半，在2020年之前實現黑字化，然後穩定地減少債務餘額佔GDP的比例」。設定這樣的目標是非常重要的，而更加重要的是要指出如何實現這一目標的明確的路徑。我們今後將把這些路徑作為「中期財政計劃」進行發布。雖然這些具體路徑沒有包含在6月14日的基本方針中，但在參議院選舉結束後、夏季到來前，我們將會制定、發布「中期財政計劃」。
須田美矢子：「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能否達到預期目標，同樣也是我擔心的問題。但是，目前日本身處懸崖之上，沒有退路。如果希望獲得生機，就只能實行增長戰略。所以，第三支箭是最關鍵的。同時，還必須推進財政整固。這兩點非常重要。日本處在危機的狀況之中，對此，日本國民必須要有一個更加清醒的認識，不能單純依靠政府或是袖手旁觀。在認識到危機的基礎上，個人、企業、政府都要齊心協力地去完成自己應該做的事情。如果日本國民不能齊心協力，最終日本會被做空，主權債務危機高漲導致利率上升，從而陷入日元大幅貶值的危機之中。
貝塚正彰：我很贊成須田女士的觀點。日本的結構改革到底能否實現，我作為政府一方的回答是，「我們堅信可以實現，並且必須實現」。比如，以前有人指出日本的債務狀況很差，對此日本政府表示，「日本的消費稅稅率比較低，有提高的餘地。只要提高消費稅，債務問題的解決就有了一個開端」。但是，很多海外的有識之士認為，日本缺乏提高消費稅的政治決心。關於消費稅的提高，上屆政府在任期間，三個主要政黨取得了共識，最終也制訂了相關的法律，我想這應該可以作為表明政治決心的證明。剛才須田女士指出，日本國民必須要有危機意識。其實國民已經充分地認識到了這個問題，並且大部分國民都已經取得了共識。國民整體也積极參与到日本經濟問題的解決當中。比如，很多民間有識之士會參加日本的經濟財政諮詢會議、產業競爭力強化會議，並為增長戰略和財政整固獻計獻策。另外，安倍首相還親自對經濟團體提出請求，請他們配合提高工資。當然，現在提升基礎工資的企業還不太多，但是民間企業已經開始增加員工的獎金。政府和國民都已經開始以主人翁的意識參與到日本經濟問題的解決當中，並且今後也要繼續強力推進。可以說，日本是把這當作上天賜予我們的「最後的機會」，是以這樣決絕的心態進行努力的。
張季風：「安倍經濟學」的「三支箭」，前兩支箭射得較好，確實取得了短期的效果，現在我們非常關心的是第三支箭。前兩支箭是短期的經濟政策，對長期結構性問題而言影響不是特別大。但是，第三支箭終於開始接觸到結構性問題了，從設備投資來看，這確實與結構性問題相結合。剛才貝塚先生已經提到了眼下的結構性問題其實主要就是增加設備投資問題，安倍提出增加設備投資的具體目標是，從現在的63萬億日元提高到三年後的70萬億日元。為達到這一目標的方法是通過投資減稅，或者是建立一些投資特區。我覺得現在日本的企業並不缺少投資資金，如果企業打算投資，即使沒有減稅它還是會投資，現在關鍵的問題在於日本國內有沒有好的投資項目。這是我的第一個問題。
第二支箭中提到的靈活的財政政策，具體的目標是在2015財年前，使基礎財政赤字佔國內生產總值的比例比2010財年減少一半，在2020財年前實現盈餘。這一目標能不能實現？令人懷疑。在2007年的時候，在小泉的結構改革的推動下，日本基礎財政赤字已經達到了負百分之零點幾，如果沒有2008年秋季的國際金融危機和2011年的日本大地震，或許在2011年能夠實現盈餘目標。但是現在的日本國內外經濟環境與當時相比有很大不同，我對這一目標能否實現表示懷疑。
另外，日本的職工工資近20年來長期處於負增長或零增長，這將直接影響消費。而個人消費佔日本GDP的56%，佔比非常大。安倍經濟學第三支箭也已經提到要提高國民收入，將人均國民收入從現在的380萬日元提高到2020年的530萬日元。其實，安倍提出的所有目標都有一個最基本的前提，那就是到2020年日本的實際GDP要達到年平均2%的增長，名義增長率要達到3%。我對這一增長率能否實現表示懷疑，原因在於：從過去經驗來看，2000-2009年日本年平均實際增長率是0.8%，而名義增長率更低，因為日本的GDP緊縮指數為負。如果再往前追溯10年，自1991年日本泡沫經濟崩潰到2000年，日本的實際經濟增長率也只有1.4%左右。而自2010-2012年以來，日本的年平均實際增長率是1.6%，名義GDP增長率不足1%。所以，到2020年怎麼能實現3%的名義增長率呢？如果這一前提不能達標，那麼這些目標又如何實現呢？有可能會出現另一種情況，日本通過超寬鬆的貨幣政策使通脹率達到了2%的目標，但國民收入沒有上升，那麼日本經濟會出現一個更尷尬的局面。目前日本已經出現了這種苗頭。
日本量化寬鬆政策的效果
主持人：日本實行量化寬鬆政策，不僅在短期內引起日元的快速貶值，也讓日本經濟再度成為全球關注的焦點。但是，量化寬鬆政策是否能夠解決國內需求和經濟增長勢頭疲軟，長短期資源配置矛盾日益凸顯，經濟結構等問題呢？它的效果究竟如何？
劉瑞：日本銀行新任總裁黑田東彥
是「通貨再膨脹派」即「通貨復脹派」的政策執行者，他與很多日本經濟學家一起批判日本央行對貨幣寬鬆政策持消極態度，並稱之為「日銀理論派」。但是事實上日本央行多年來一直致力於非常寬鬆的貨幣政策。在此次量化寬鬆政策實踐中，「通貨復脹派」強調「預期」的政策效果。那麼，這一寬鬆的貨幣政策預期即通貨膨脹預期會給日本的通縮困境帶來多大的作用呢？實際上我覺得解決通縮困境最主要還是取決於日本經濟的持續增長和企業的可持續發展，企業設備投資的增加和工資水平的增加無法由預期決定。
寬鬆的貨幣政策究竟對日本的實體經濟能起多大的作用？雖然日本長期實行量化寬鬆的貨幣政策，但是日本企業的貸款額並沒有增加。其中最主要的原因在於企業內部留存資金增加，但它們沒有轉化為投資的意願，沒有形成最優的資本結構，不能推動企業增長。所以，在此背景下，這一寬鬆的貨幣政策對日本經濟能起多大作用，還要看第三支箭的進展情況。
深尾光洋：日本央行行長黑田東彥採取的量化寬鬆政策取得了很好的效果，這主要是因為遇上了好的時機。首先，日本經常賬戶順差大幅度下降，而核電站停運後進口燃料的需求卻大幅度上升，這形成了日元貶值的市場環境。其次，企業的收益率在金融危機之後雖然有了很大程度的恢復，但是並沒有充分體現在股票價格上。所以以本次量化寬鬆政策為契機，股票價格大幅度回升。現在日經指數已經回調到一萬三千點，從企業利潤等因素來看，我認為這基本上是一個可以持續的水平。再次，量化寬鬆政策帶來了日元貶值。在黑田行長就任之前1美元兌換80日元，現在1美元兌換90多接近100日元。我覺得這樣的匯率水平也是可以維持的。最後，由於日本財政處於困境之中，上一任野田首相為了增加財政收入，提出提升5個百分點的消費稅稅率。他為此付出了很大的政治代價，最終達成了一致，決定分兩個階段實行消費稅稅率提升政策。
如果要讓日本的政府債務佔GDP的比例維持在目前的水平，政府支出與GDP的比例就必須維持現狀，並且消費稅稅率需提高到25%以上。目前日本的消費稅稅率為5%，提高到25%只能分階段完成。但是，消費稅稅率的提升又會使經濟增長受到衝擊。如果日本政府不能下決心實行分階段提升消費稅稅率，或者延遲獲得公共年金的年齡等政策，日本財政就不能獲得收支平衡，日本財政破產的風險也會不斷增加。那麼，日本政治家能做到這一點嗎？很多在野黨指出不增稅也能平衡財政收支，但是等他們當選之後，會發現只有增稅才能實現財政收支平衡，然後他們又會通過各種方式出台增稅計劃，所以就會出現這樣的循環。
黑田行長上任後，日本銀行進行了大幅的政策變更，包括量化寬鬆等。根據日銀所發布的信息，日本未來兩年會把基礎貨幣從130萬億擴大到260萬億。目前日本央行所持有的長期國債是100萬億日元，兩年後會是200萬億日元，要增加到相當於GDP的40%的水平。此外，還要在兩年之內把日本銀行持有的國債的平均剩餘期限從現在的三年左右延長到七年。我認為這是非常困難的，如果要實現這一目標，則有可能帶來將近30萬億日元的損失。日銀的損失數額取決於國債購買速度和利率上升速度這兩個因素。國債的購買速度越快，利率上升速度越慢，日銀的損失也就越大。這樣一來，就會導致日本銀行發生巨額的損失，其獨立性可能也會受到很大的影響。
中國所受影響及應對之策
主持人：日本實行量化寬鬆政策之後，大量的日元流入到中國境內，究竟這些資金是為了獲取短期套利還是為了長期投資？中國應該採取什麼措施進行監控和應對呢？
福本智之：根據國際清算銀行的統計數據，去年日本對華的資金流入有大幅度增加。我覺得這是一種自然趨勢。因為即便歐美各國對華直接投資下降，但日本對華投資卻仍然在增長，包括直接投資或者與直接投資相關的日本金融機構對華的授信都有所增加，這也顯示出日中關係更加緊密。對於這種資金的增長，我覺得中方應該持歡迎態度，它並不是以套利為目的而流入中國。
管濤：我很贊成福本先生的第一個觀點，這些年日本對華資金流入增加與日本對華直接投資增長有關。關於中國在設置利率政策的時候是否要考慮跨境資本流動，雖然我國的外匯管制對調節跨境資本流動有一定的作用，但是現在資本項目已經越來越開放，管制效果已經受限。
所以，央行在設定利率政策的時候會考慮套利問題。舉個簡單的例子，央行可以通過短債指標的制定來控制銀行借款，但是無法控制企業之間的借貸。
劉瑞：關於流動性溢出對中國的影響。在2005-2007年，當時日元貶值，利率很低，因此日元成為國際金融市場的套利工具，也為全球流動性泛濫起到了推波助瀾的作用。現在除了日本之外，歐美國家也都大幅降低短期利率，實行寬鬆政策，中國則面臨推高匯率和資產價格的風險，而目前中國處於產能過剩和經濟轉型的累加效應之中。所以在此背景下，中國目前應加強對資本項目的管制，不應該急於放開資本項目。我們應該遵循IMF提示的審慎策略，進行審慎監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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