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伯健：美越和解意在對抗中國？

本文英文版首發於http://www.ippreview.com/ 本文的中文譯稿經授權獨家刊發於微信公眾號IPP-REVIEW

作者：劉伯健（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研究助理）

譯者：李伯滔

本文英文版首發於ippreview.com

International Public Policy Review (www.ippreview.com)是一個開放性的高端論壇，聚焦當代亞洲國家和地區的政治，經濟，社會，安全，網路空間等領域的最新發展; 也是亞洲各國學者和評論家評論世界事務的平台。它由著名學者鄭永年教授領導，聚集全球優秀學者和評論家的觀點和智慧，提供獨立客觀專業的分析，旨在讓世界了解亞洲，促進可持續發展和增進人類和平。

2015年7月7日，奧巴馬總統在白宮會見了越共總書記阮富仲並承諾在「未來某個時候」進行首次訪越。這是第一次有越南共產黨總書記訪問美國，應當說是兩個前敵對國走向和解的一步重大進展。隨後，美國國務卿約翰·克里在8月訪問河內時鬆口說越南戰爭是一個「外交判斷嚴重失誤」的產物。不少分析認為現在正是美國把越南培養成為亞洲戰略盟友的大好時機。然而，由於缺乏政治互信，越南恐怕只能是美國權宜之計的盟友（ally of convenience）。

2015年7月7日，奧巴馬總統在白宮會見了越共總書記阮富仲。

毫不奇怪的是，和解的主要推力也許並不直接來自美越本身，而是出自中國。不管來自中國的巨量經濟援助如何展現善意，河內都必須尋求美國的夥伴關係，這不僅僅是因為南海的爭端。更重要的在於，越南一直是本地區感受中國威脅最深的國家。在與中國有爭端的東南亞國家中，越南索要和佔據了最多的島嶼和水域，並且它是唯一曾與中國因為國界和島嶼爭端發生過戰爭的東南亞國家。

此外，越南是本地區唯一和中國有意識形態親緣的國家。但讓人擔憂的是，在越南國內共產主義力量衰退與針對中國的民族主義高漲的複合作用下，這種親緣關係對雙邊關係的穩定產生了更多的反作用。

事實上，越南已經從革命時期的抵抗法美改為憎恨中國了。越南對華憎恨在2007年與2011年針對南沙群島（即越南所謂「斯普拉特利群島」）的兩次抗議中一再得到印證。這種憎恨點燃了民族主義，產生自越南過往折受的羞辱與尤其針對中國的漫長抵抗歷史的民族主義。

與在緬甸發生的事情相似，2014年的越南騷亂證明：中國在越南的直接投資，特別是在基礎建設、製造業和礦業部門中，總是容易引發關於勞工、腐敗和環境問題的激烈社會爭論。同中國漏洞百出的軟實力建設相映襯的是，越南人對中國的普遍態度明顯比對日本的還糟糕得多。與之相反，皮尤研究中心2015年的一項民調顯示80%的越南人說他們對美國有好感，而在30歲以下受訪者中這個數字是88%。

中國投資引發越南社會爭論

需要指出的是，民族主義一旦與越南高漲的政治民主化、反共情緒相作用，越南社會針對中國的仇恨不斷擴大就是不可避免的。對慣於把批評中國當作發泄他們對越共不滿的越南親西方團體來說，他們反華越強勁，越共政權的合法性看上去就越弱。

假若越南政府對中國在爭端上的外交討價還價繼續軟弱讓步，或者因為恐懼騷動演變成反共運動而大肆鎮壓的話，情況會更加惡化。面對這種兩難境地，對越共內部或親美或親中的各派來說，最優政策或許是歡迎美日進入議題以換取中國的態度軟化。

在2012年習近平上台後，中國通過啟動誘人經濟項目和呼籲建立南海行為準則，不遺餘力地安撫著地區的緊張態勢。另一方面，中國又採取了更多的強硬政策，就像2014年中的海洋鑽井平台事件和中國造島的果斷。由於中國相較越南擁有壓倒性軍事優勢，越南對美國國防支援的渴求就更加強烈了。

由於有2000年至2015年年均6.15%的強勁GDP增長支持，越南的軍事開支在2004年至2013年間激增了113%，目前來說在東南亞國家中漲幅是最大的。尤為突出的是，繼2006年華盛頓批准向越南出售非致命性武器後，美國又在2014年10月宣布將部分放鬆長達三十年的禁運令並允許以個案審理的方式向越南出售致命性武器。

顯然，來自美國的1800萬美元政府間一攬子軍事援助還喂不飽越南。為了與中國在南海的活動相對抗，越南海上力量當前階段的現代化需要集中採購海上監測與阻截裝備，以洛克希德馬丁公司的P-3獵戶座飛機與波音公司的情報、監測與偵察平台為代表。事實上，防務合作是越共考慮對美關係時最主要的實際考量。在2015年4月22日，美國頂尖的防務公司被邀請前往河內與越南官員進行了一次低調但非常迫切的會談，儘管會談是在越南擊敗美國40周年紀念日前八天舉行的。

被很多人忽略但也相當重要的是，在2015年年末，越南經歷三年順差之後重新錄得35.4億美元的貿易逆差。這主要是因為對從中國進口的依賴增加了，這給越南領導人敲響了警鐘。為了縮小逆差，越南政府已經發布了至2020年出口市場發展規劃。需要指出的是，由於經濟同其他成員國相比工資低，越南被認為是跨太平洋夥伴協議（TPP）中最大的贏家。該貿易協議將為越南貨物削減巨額的關稅。很顯然，同越南最大的出口市場美國保持更親密的關係至少對越南順差增長來說似乎尤為迫切。

然而，不管兩國能表現出多少友誼，至少短期來說，美國與越南的聯繫很難像美國與北約內真正盟友們或與日本間的聯繫那般緊密。雖然越南可能會考慮調整它長期堅持的不結盟政策，但相比之下，美國卻更可能會讓越南成為所謂的「權宜之計的盟友」，這個詞曾被廣泛用於描述脆弱的戰略夥伴關係，這些關係里存在著尚待解決的互不信任問題。

誠然，越共對政權安全性的關切會不可避免地影響到它和美國的直接來往。尤其是，集中在人權上的問題已經使得雙邊關係無法進展到克里所提出的「全面夥伴關係」，更不要說一個事實上的結盟關係。特別是在雙方的意識形態衝突上，反美情緒在為共產主義越南必將勝利而辯護的政治論述中仍然十分普遍。在2015年4月30日，被國際上看作親美改革派的總理阮晉勇，也在紀念攻陷西貢與從殖民統治枷鎖中解放的國家紀念日（即越南國家統一紀念日）講話中，提到說那場偉大的勝利打敗了「美國帝國主義與非法的越南共和國軍政府」。

儘管如此，為了維護很基礎而又對鞏固正進行的和解很有必要的政治互信與相互尊重，美國必須設法處理它與越南之間的意識形態爭端。正如克里在2015年8月向越南人再次保證的一樣，「美國認識到只有越南人民才能決定他們的政治體制，而且我們在談到這些事情時是很謙遜的，因為正如你們所見，我們也在很努力地完善我們自己的體制」。

反美情緒在越南十分普遍

更何況，越南的共產黨統治也許並沒有自由派樂觀主義者想像的那麼脆弱，這就意味著美國和一黨制越南之間的政治互不信任也許不會在根本上快速解決。

除了數十年高速經濟增長、消除貧困等政績合法性外，越南的改革一直是補償社會怨恨的緩衝機制。自1986年以來，越南一直處於從「硬權威」國家向「軟權威」國家過渡的進程中，甚至還戰術式地容忍了部分異見組織，這使得越南獲得了更多的國際支持，尤其是來自美國的支持。從1995年以來，伴隨著「開放」政策和在國內外加入市場經濟，越南政權的國際合法性已經極大地提升，這是通過越南對美外交正常化、加入東盟、成為亞太經合組織與世界貿易組織的成員國，以及擔任聯合國安理會非常任理事國等來實現的。

另一個值得注意的事情是美國不再強調意識形態關切，對越共的生存來說或許是個好消息。正如克里所說，美越和解「實際上由越戰退伍老兵及其家屬所領導，其中許多人經受過多年思念他們所愛之人的揪心痛楚」。

對於任何參選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的候選人——包括繼承了柯林頓將越南帶出冷戰遺產的希拉里——來說，除了在對中國進行戰略思考的時候，與其簡單地把越南稱作意識形態敵人，不如繼續對越南進行和解政策，這也可能是更有政治好處的。因為正如上述所言，這種政策可以治癒見證過越戰的幾代美國人之間長期的傷痛。

＊本文作者系新加坡國立大學東亞所研究助理劉伯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