侯虹斌：劉邦是如何使漢政權合法化的？

七在劉邦登基為帝之後，聽從了婁敬的建議，以長安城為都。百廢待興，他一邊在修建新的宮殿，一邊還要設立各項制度。劉邦把秦朝的儀法都廢掉了，都按簡單方便的來。這不奇怪，劉邦本來就不是什麼很有文化的人，對繁文縟節是本能上的反感；他的那些手下也差不多；即使有些出身較為高貴的六國後裔，多年的軍旅生涯，他們也早就厭倦了束縛。

不過，問題就出來了。劉邦因為功多，是被眾人推舉為皇帝了，然而，他的這個皇帝，更像是部落聯盟的酋長，是天下的共主，對於一同征戰的諸位將領並沒有絕對的處分權。一到上朝的時候，群臣互相爭功，到了下朝，吃飯喝酒，大呼小叫，醉了之後，囂張的還直呼劉邦小名，有的拔劍擊柱，看得劉邦心裡發涼。

或者，他會懷念起多年前他曾經遠遠看到過的秦始皇天子鹵簿，他曾經隨口說過，大丈夫當如是。如今，他坐上了和始皇帝一樣的寶座，莫說遠遠沒有人家的富貴和排場，也找不到那種高高在上的感覺，連呵斥都沒人聽！

這時候，秦朝的儒生叔孫通出現了。他勸說劉邦，他可以徵集魯地的儒生，重新把朝廷上的禮儀整理一下，重拾皇家威嚴。劉邦還怕麻煩，叔孫通說服了他。

叔孫通和征來的三十多位魯地儒生，再加上有學問的侍從和弟子，開始在長安郊外進行練習，立上茅草代表位次的尊卑排演。劉邦看了，覺得這個難度不大，同意了。於是，不久後的長樂宮建成，各諸侯王及朝廷群臣都來朝拜皇帝，參加歲首大典。這一套儀式正式啟用：

儀：先平明，謁者治禮，引以次入殿門。廷中陳車騎戍卒衛官，設兵，張旗志。傳曰「趨」。殿下郎中俠陛，陛數百人。功臣、列侯、諸將軍、軍吏以次陳西方，東鄉；文官丞相以下陳東方，西鄉。大行設九賓，臚句傳。於是皇帝輦出房，百官執戟傳警，引諸侯王以下至吏六百石以次奉賀。自諸侯王以下莫不震恐肅敬。至禮畢，盡伏，置法酒。諸侍坐殿下皆伏抑首，以尊卑次起上壽。觴九行，謁者言「罷酒」。御史執法舉不如儀者輒引去。竟朝置酒，無敢灌嘩失禮者。

嚴密又清晰的規矩，把諸侯王以下者，全都鎮住了。沒有按規定做到位的，禮儀官把他趕出去，大家只得小心翼翼奉行。劉邦大為得意，嘆道：「吾乃今日知為皇帝之貴也！」

同理亦有劉太公的冊封。皇帝回到櫟陽後，每五日就要去朝見太公，有一個識眼色的家令勸太公應認清自己的位置，太公不過是臣子，兒子才是真正的主子。後來上朝，太公就抱著掃帚，迎進而不敢為先，倒退著走，以示崇敬。劉邦吃了一驚。太公表示，你才是天下的主子，不要因為我亂了你的法度！劉邦非常高興，尊太公為太上皇。

劉邦終於在這些細節當中，品嘗到了帝王的快樂。

雖然在基本的政治制度上，新生的漢朝有許多方面是承襲秦制的，然而，秦朝不是一個適宜效法的對象。從戰國時的商鞅變法開始，秦國就已經成了一個極為殘暴恐怖的軍國主義國家，到了秦始皇時期，就更徹底了。學者吳稼祥在《公天下》中的這一段話值得參考：

秦始皇的一元化政策，不僅全面，而且徹底。 首先是「時空一元化」，即「空間一元化」和「時間一元化」。所謂「空間一元化」，是指廢除夏商周三朝的「五服制度」的西周的「封建制度」，對天下實行無差別的等距統治；所謂「時間一元化」則指統一紀元，不從始皇帝開始，後世計數就行，至二世三世以至於萬世，而不再有諸侯紀年。 其次是「政治一元化」——一國一制（郡縣制）和一帝一民。一民，就是全國百姓一個身份：黔首，即戴黑頭巾的小民。為此，始皇帝剷平一切階級差別，把六國舊貴族和富豪12萬戶統統變成「黔首」，並遷到首都咸陽，加以監視居住。再次就是「技術層面的一元化」（即度量衡統一，車同軌，書同文）……最後是「思想一元化」……

然而，如此強大的秦朝，才15年就滅亡了。劉邦就是這種暴虐制度的反抗者，他對秦制是有一定理解的，他必定會吸取教訓。別的不提，政治一元化，他就絕無可能實施，因為他只是這個政治聯邦的首領，而不具備像秦始皇那樣的絕對權威。

事實上，秦帝國的滅亡，並不僅在暴虐，還與秦帝國的政權合法性有莫大的關係。秦帝國是以鮮血和拳頭打出來的天下，但它卻不能解決兩個問題：一是自願服從，二是永續可用（吳稼祥語）。秦始皇本人有莫大的武功，他可以強制服從，換了子孫呢？秦帝國的統治是沒有神聖性可言的。

而劉邦，我們都知道，他在起兵之初就造出過許多讖語，在《史記》中記載的就有：

劉媼（劉邦的母親）曾經在大澤之陂睡著了，夢見與神交合。此時雷電晦暝，劉太公看見蛟龍在她身上盤桓。不久有了身孕，生下劉邦。

劉邦經常從王媼、武負那裡賒酒，醉卧，武負、王媼見其上常有龍，很奇怪。

一位卜者分別看了呂雉和兩個孩子，都說極為富貴，再看到劉邦，老父說，「夫人和嬰兒皆似君，君相貴不可言」。

秦始皇帝常稱「東南有天子氣」。劉邦懷疑就是自己，就躲在山澤岩石之間。他的老婆呂雉和一些別的人想找他，都能找到。劉邦很奇怪，呂雉說，你待在哪，哪裡上面就有雲氣。

范增勸說項羽：「我令人望劉邦之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天子氣也。一定要把他趕盡殺絕啊。」

其中，最有名的是「高祖斬蛇」，藉機聲稱自己是赤帝子。

……

其中有多少是真的，多少是他自己假造的，又有多少是漢代時民間替他附會和打圓場的，恐怕是天知道了。但至少有一點，沛中子弟聽說這樣的事，都想歸附他。說明他在這些預言或者異相當中，成了最大的得益者。

而在劉邦登基後，劉邦作為「天之子」，君權天授，就取得了政權合法性。劉邦的勝利，固然與他善於籠絡人心有關，然而，他製造出來的這套理論體系卻十分有效，連韓信都說「陛下所謂天授，非人力也」。

這就是劉邦及其家族統治合法性的「里子」。

而叔孫通為劉邦制定的禮儀，明確了尊卑有序，保持了帝王家的威儀，令劉邦十分受用。這，則是劉邦作為帝王統治享用到的「面子」，表裡結合，其後兩千年都大體延續了這一套程序，只是略有調整。

《劍橋中國秦漢史》對西漢的政治模式有一個總結：

漢代把一個長達兩千年基本上保持原狀的帝國理想和概念傳給了中國。在漢之前，帝國政府是試驗性的，並且名聲不佳；在漢以後，它已被接受為組織人的正統的規範形式。……到公元前1到2世紀，漢朝的皇帝已能使其權威受到公認的行為準則制約的官員效忠於他。屬於皇帝一人及其官員的中央集權政府已經變得值得尊重了；雖然它有種種弱點和不足，或者有時中華帝國被某個外夷所敗，但這個形式的政體毫無疑問地幾乎一直保持到了19世紀末。

當然不能說劉邦就完成了這個過程，但他已經把這種制度的絕大部分給夯實了。

就這樣，劉邦從一個講義氣，有肉大家吃的遊俠，轉變為一個集權國家的君主。八一個新的帝國建立起來了，封王的封王，拜相的拜相，該賞的賞，該殺的殺，宮室也建起來了，規矩也立起來了，已邁入老年行列的皇帝，似乎也該享享清福了。

在秦朝暴政和連年戰爭之後，劉邦沒有再可著勁兒折騰，而是讓老百姓休養生息。他約法省禁，田租減輕，十五稅一；量吏祿，度官用，以賦於民。天子沒有四匹同樣顏色的馬來拉車，有的將相出門也只能坐牛車，漕轉關東粟來補給中都官，每年也就數十萬石，民間的負擔不算很重。到了惠帝、呂后期間，休戰多年後，老百姓終於不至於餓死了。說實話，即便他還想壓榨，老百姓身上也擠不出什麼油水了。

有時想想中國人真是可憐，上面一段歌頌高祖澤惠黎庶的文字是意譯自《漢書·食貨志》里的，裡面還有一句誇獎：「高祖乃令民得賣子，就食蜀、漢。」原來，允許老百姓賣子女還是一項德政！大概在極度饑饉之年，這種舉措能多活幾個人吧。

不過，平靜背後總是潛藏著危機。接下來，劉邦陸續碰到了異姓王的造反。

雖然後世看來有些純屬劉邦自己杯弓蛇影式的猜疑，但我們把角色如果轉換成劉邦，從他的眼睛裡看到的，就是燕王臧荼反，楚王韓信反，韓王信反，趙王相貫高反，代相國陳豨反，梁王彭越反，淮南王英布反，燕王盧綰反……弄得他年老體弱了，還得騎著馬奔波在戰場上，還得防著後方的那些大臣會不會也趁機叛亂，累死人了！

過去，在長達八百年的周朝里，除了上點小貢，諸侯王沒有對周王絕對忠誠的義務，尤其到了戰國的中後期，枝強幹弱，「戰國七雄」這一類的國家根本不把周室放在眼裡。所以學者經常說，「春秋無義戰」，談不上忠不忠，雞毛蒜皮的事就開個戰，主腦周王朝自身營養不良，沒有什麼公信力。秦帝國太短命，所以，剛剛建立的漢帝國，「忠君」還沒有被寫進每一位臣民的DNA里，劉邦在一定程度上認可「各為其主」，也因此而放過了蒯通這樣的人。當時所謂的叛亂，並沒有像後來經過兩千年忠君觀念熏陶的中國人看來那麼令人吃驚，道德上也沒有多嚴重的問題。

劉邦曾經是遊俠，遊俠是自立法度的，當初他追隨張耳的時候，也許羨慕的就是這一點；然而，現在，劉邦自己就是法度。他需要別人的效忠，而絕不允許如春秋戰國時的「此處不留爺，自有留爺處」。是的，他必須背叛從前的自己。屁股決定腦袋，開國皇帝無一不是如此，平民時支持造反有理，稱帝後四處剿滅造反；在野時造讖起家，登基後嚴禁造讖。

劉邦先是逼死了齊王田橫。他為了招徠田橫，禁止酈商報田家的烹兄之仇，又派使者發話，稱：「橫來，大者王，小者乃侯耳；不來，且發兵加誅。」田橫雖欲守在島上為庶民而終不可得，不得不自殺，五百士亦隨之自殺。

此時的劉邦，思維方式已轉換為「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的頻道了。如果他還當自己是遊俠，理應讚許田橫的不事權貴、逍遙遊於天下的態度才對，理應贊同手下的將軍酈商「有恩的報恩，有仇的報仇」才對。

如果我們對人心更多一些了解，也許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以寬厚著稱的劉邦，在當上皇帝以後，為什麼會著手誅殺功臣；也許我們就能理解，為什麼古希臘哲學家赫拉克利特說過：「善和惡是同一的，正如上坡路和下坡路是同一條路。」

事實上，哪怕從利益權衡上來說，那些異姓王們又有幾個是真心想造反的呢？多數都是箭在弦上，不得不反。而劉邦，又何嘗願意在六十歲左右還跨馬出征，而不是在後宮享受溫柔呢？這些王的特點就是：有兵權，有實力，軍功大。即便這些異姓王什麼也不幹，他們的勢力終歸是心腹大患，不得不除。

這裡有一個著名的囚徒困境。

囚徒困境是博弈論的非零和博弈中具代表性的例子，1950年，美國的戰略研究機構蘭德公司擬定出相關困境的理論，並命名為「囚徒困境」。經典的囚徒困境如下——

警方逮捕甲、乙兩名嫌疑犯，但沒有足夠證據指控二人入罪。於是警方分開囚禁嫌疑犯，分別和二人見面，並向雙方提供以下相同的選擇：若一人認罪並作證檢控對方，而對方保持沉默，此人將即時獲釋，沉默者將判監10年；若二人都保持沉默，則二人同樣判監1年；若二人都互相檢舉，則二人同樣判監8年。

在這種情況下，兩位囚徒沒法溝通，即便可以溝通也不一定相信對方；就個人的理性選擇而言，檢舉背叛對方所得刑期，總比沉默要來得低。結果，這場博弈中雙方參與者都選擇了背叛對方，二人均服刑8年。結果證明，理性選擇之下，雙方都選擇了互相背叛，都不是最優選擇。

劉邦的情況同樣如是。他與諸侯王互相不信任。假設雙方都相信對方的忠誠，他們從此就會過上幸福的日子，但假設有一方先背叛，另一方就死得很慘。與其這樣，不如雙方一起背叛，一起開戰！

事情果然是朝著「囚徒困境」的模式走去。劉邦最忌諱的要數韓信。一開始，有人說韓信要反。韓信一心想澄清自己的忠誠，還特意取了鍾離昧的人頭去取悅劉邦，結果陳平勸劉邦假裝游雲夢澤，擒住韓信，把他從楚王降為淮陰侯。第二次，韓信已有反意了，舍人上告，呂后假裝召見，蕭何又來信勸說，韓信勉強前去，結果被殺死在未央宮的鐘室里。劉邦回來後聽到呂后報韓信的死訊，他的反應是什麼呢？「且喜且憐之」。雖然下手的是呂后，但劉邦仍然掩飾不了高興。

韓信真的有心造反么？未必。正如蒯通對劉邦所說的，「昔日楚漢之命皆懸於彼，彼卻毫無反心；今天下已集，且無權無兵，彼竟心生反意，而結陳豨，欲謀不軌，韓信真乃一愚人哉！」真想當皇帝的話，早在韓信當齊王時就可以想滅誰就滅誰了，何必等到今日？韓信的恃才傲物討人厭，又有政治幼稚病，最終造成了這種身死族滅的局面。

可退一步說，換一個不政治幼稚的吧，功勞大到這個份上，劉邦的卧榻之側，又豈容他人鼾睡？

接下來的就是梁王彭越了。其實也是些雞毛蒜皮似的小事：代相國陳豨反，劉邦想征彭越的兵，彭越自己不想去，就讓手下派兵去應付，劉邦氣壞了，彭越打算親自去向劉邦謝罪。有人勸彭越不要去，危險，還是反了吧，彭越不肯。這時，卻有個犯了罪的太僕上告說彭越謀反。劉邦派人抓了彭越，查不到證據，又赦免了他，發配到蜀地。很巧，發配的路上彭越碰到了呂后，他哭著說自己沒有罪，也不想謀反，想回到昌邑。呂后好好地安慰了他，帶著他一起到洛陽——一回來，她就勸劉邦：「彭越，壯士也，今徙之蜀，此自遺患，不如遂誅之。」

呂后命人告彭越謀反，夷滅了彭越宗族，並把彭越剁成了肉醬。

你看，全無反意的彭越，落的下場最慘，就像那個沉默的人最終獲刑10年一樣。

滅楚的三大功臣里只剩下英布了。他收到了賞給眾位諸侯的彭越肉醬時，當真嚇得不輕。英布悄悄令人聚兵，候伺在旁郡以備急，其實暫時還沒打算有進一步的舉動。不曾想，他因為得罪了中大夫賁赫，為賁赫所密告，他若再不反，更無活路，遂反。劉邦親自來討伐時，問英布為何反，英布稱：「欲為帝耳。」如果把這理解為英布真有那麼想當皇帝，那就想多了。那不過是臨陣時激怒對手的一種方法。

劉邦果然很憤怒。這個時候，想必他會有「我待你不薄，你為何要反我」之類強烈的情緒湧現，想必他也不會記起來他當初是怎麼殺韓信和彭越的。也就是說，他一邊視「我負天下人」為理所當然，一邊又會對「天下人負我」這一點極度震驚。

當一個人認為自己有裁決他人命運的絕對權力，而別人又有對他服從的絕對義務的時候，他已經成功地蛻變成一個極權君主。劉邦終於在他老年的時候，實現了這個跨越，唯一欠點火候的，是他還常有「不忍」「憐之」「泣」這些舉止。這說明，他的確是一個天性仁厚、寬容的人，但一點也不妨礙他在需要時，把無辜者剁成肉醬。

九

有時真不好理解，劉邦這樣一個底層小吏，雖然也算得上識文斷字，但四十七歲之後才開始帶兵打仗，五十三歲登基做皇帝，他從哪裡冒出來的這種超越性的政治智慧？

看《漢書》，覺得當了皇帝的劉邦有時也挺無奈的。制度始創，他的帝王權威仍然受限，宮廷、軍功集團、諸侯王三方權力互相制衡，地方諸侯王固然可以令他寢食不安，朝廷中的軍功集團也可以與他柔性對抗。英布謀反時，劉邦正生重病，不想見人，正躺在一個宦者身上，樊噲帶著大臣闖進來了，結果病中的劉邦還得出征殺敵。他知道呂后陰狠冷酷，想改立太子，可一群臣子以家國大義來勸劉邦不能廢儲。他甚至預知最愛的兒子如意將會被呂后弄死，他派出周昌輔佐、盡了力也沒能挽救。

劉邦也必須服從於大局，或曰，集體決定。

可以說，這些無奈，正說明，身為帝王的劉邦仍然有著行為邊界，他在儘可能地約束自己。

如果不自我約束，會怎麼樣？

《漢書》記錄了這樣一個細節：有一次，御史大夫周昌在劉邦休息時進宮奏事，卻撞見劉邦和戚姬摟在一起。周昌不好意思了，趕緊走，劉邦在後面追。劉邦追到周昌，一把拽過他，騎在他的脖子上，問他：「我是一個怎麼樣的皇帝？」周昌仰著頭說：「陛下也就是桀紂這樣的暴君罷了。」劉邦笑了，放過他。但是，卻由此最敬畏周昌。

補充一句，周昌是一個剛直強硬，又敢說話的人，自蕭何、曹參以下，都很怕他。

充滿畫面感的一幕，我卻看得心驚膽戰。在前面的文字里，我一直在試圖敘述劉邦成功的原因，他的重要優點就是聽得進別人意見，又有敬畏、有節制、有自知之明，作為君王，這就難能可貴了。然而，就是這樣一個皇帝，被下屬撞見他和情人親熱以後，不是趕緊遮掩一下，而是追上去，騎在下屬的脖子上，還讓下屬評介他是不是好皇帝。

劉邦的腦子是被驢踢了還是被門夾了？周昌在這種情形之下說劉邦是桀、是紂，真不冤。唯一的解釋是，皇帝劉邦已經開始目空一切、超越所有人情世故，唯我獨尊了。史書上那麼多皇帝的淫行，開放得令今人匪夷所思，如今想來，無非就是因為他們自以為已經可以無所拘束了，甚至不把自己當人，而是當作了神。

幸好，劉邦並沒有在這種虛幻的感覺中滑太遠，他被周昌罵了之後，醒過來了，用笑來打了圓場，知道這是自己的不對。

可是，如果這不是還算仁厚開明的劉邦呢？毫無約束的君權，又該瘋狂到何等地步呢？

現在，我們很喜歡強調製度，的確，在權力集於一身的帝王統治下，有史記載的幾百位皇帝再好也好不到哪裡去，哪怕是最仁慈的漢文帝、宋仁宗，最開明的唐太宗，最強悍能幹的漢武帝、康熙、乾隆等，身上都有某些明顯的道德瑕疵或禍國殃民之舉。然而，一旦皇帝要壞，就可以壞到驚天地泣鬼神，底線跌穿十八層地獄，令人無法直視。在同樣或者說近似的制度之下，君主個人的道德品質和領導能力差異一樣會大到令人吃驚。

所以，我經常很猶豫，不知道劉邦的所作所為，尤其是壞的那一面，到底是應該怪罪於專制制度、怪罪於兩千年前思想的局限性，還是歸咎於其粗鄙自私的品行。我不知道誘捕無罪的韓信，把無辜的彭越醢成肉醬，恩將仇報殺死丁公，是專制統治的必經之路、不得不然的祭旗，還是劉邦的個人發揮？

不要忘記了，劉邦本人，正是這種專制制度的重要締造者之一。沒有一個憲章一樣的總則，它們依據的是各種典籍，各種對皇帝「天意」的揣測。也正因為沒有成文法，所以，帝王的闡釋權是無限延伸的，可以無窮大。劉邦及其繼任者，雖然水平參差不齊，但總體方向是為這種獨裁統治添磚加瓦，給人民鞏固牢籠的；臣子和士人，唯一能做的，就是協助主子、匡正主子；而庶民們，則應該乖乖地被奴役。而在日臻嚴密的制度安排之下，兩千年來的中國人，居然都對這種安排安之若素；看到這些溫馴的中國人，總讓我想到茨威格《異端的權利》的判斷：「人們需要一個領袖，希望服從。」

劉邦之死，亦意味深長。他在攻打英布時，為流矢所中，回來後病得很重。呂后找了一個良醫，醫生看完病說，「這病可以治好。」劉邦罵道：「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此非天命乎？命乃在天，雖扁鵲何益！」

意思就是說，我的命是老天的安排，是死是活是老天的事，輪不到你醫生來管。劉邦沒有讓醫生看病，賞了他黃金五十斤，讓他走了。

劉邦確信自己代表了天。他也確信他的人民相信他代表了天。他死的時候，或許還有一些遺憾，但他對自己政權合法性是不再有焦慮的，他相信自己開創的這個新帝國可以繼續下去。這個世界已經安排好了，劉邦很放心，所以對死亡沒有畏懼。

從這個意義上說，劉邦完成了嬴政想做而沒有做到的事，踏過他的屍骸，繼續前進，彷彿要走永恆那麼長。註：本文為節選，全文詳見共識網網站，全文鏈接：《劉邦：一個遊俠和他建立的政權》責編：胡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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