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格蘭文學、民族主義與後殖民研究

蘇格蘭獨立公投已經結束，那裡的居民以55%的比例否決了獨立，這也意味著有更多的人贊同了「聯合更好」的主張，也許倫敦的英國政府可以鬆一口氣了。雖然公投結果並不支持獨立，但是公投贏得了全世界的關注，對蘇格蘭民族主義訴求是一個傳播，使其廣為人知，在一定程度上達到了蘇格蘭民族黨（SNP）的目的。在這場公投的過程中，人們對蘇格蘭的歷史和現狀，以及蘇格蘭獨立訴求的思想淵源有了更多的解讀，從而更新了人們對蘇格蘭的認識，對其作為一個民族的認知。如果我們梳理一下英國文學對蘇格蘭形象的塑造，這可能會從另一個角度加深我們對以上問題的了解，從而增加我們對蘇格蘭民族性，以及蘇格蘭與英格蘭的關係的理解。

在十八世紀，英國著名作家、第一部英語大詞典的編撰者塞繆爾·約翰遜博士（Dr.SamuelJohnson）曾經到蘇格蘭遊歷，對那裡的風景和人文環境有諸多讚美之詞。但是在他編撰的那本著名的英語大詞典中，他對「燕麥」詞條做出了這樣的定義：「燕麥在蘇格蘭被當成糧食，但是在英格蘭它只是用來喂馬的」。約翰遜敘述的也許是一個事實，但是口氣上暗含了一種居高臨下的態度或者輕蔑，這是蘇格蘭人不能接受的。直到今天，人們都仍然對此耿耿於懷。約翰遜的言辭之所以引起如此巨大的反感，不是因為他的言辭多麼惡毒，而是因為它觸及了蘇格蘭的痛處。蘇格蘭作為一個民族有著特殊的民族自豪感，但是由於地處英國的邊緣，常常有一種被邊緣化的感覺。除了中央政府的政治和經濟政策可能對蘇格蘭不利以外，有些英格蘭人也存在著一種內化的優越感，不知不覺對蘇格蘭人和蘇格蘭民族流露出不屑的態度，就像他們對殖民地流露出那種態度一樣。這可能會深深地傷害蘇格蘭人，也可能是蘇格蘭民族主義產生的溫床。

蘇格蘭對英格蘭的不滿並不局限於歧視，而可能在於一種根本性的不平等。同樣是在十八世紀，蘇格蘭著名詩人羅伯特·彭斯（RobertBurns）不僅僅歌頌蘇格蘭民族英雄：曾經戰勝過英格蘭軍隊的威廉·華萊士和羅伯特·布魯斯，而且還表達了一種超越民族性的平等精神。比如在《致田鼠》一詩中，他講述了他犁田時翻起一隻田鼠，看到它倉皇逃竄的情景。他說，「修長、畏縮、受驚的小畜生，/……不要如此驚慌地逃竄，/我不會追趕你，我憎恨這樣做」。他不但憎恨這樣做，而且充滿了愧疚，因為他毀了田鼠的家。他解釋道：「有時我並不懷疑你偷竊，/但這又怎樣呢？你必須生活！」。在當代，彭斯的詩歌被視為一種隱喻，它不僅揭示了人與動物的不平等，而且暗示了他那個社會存在的階級之間的不平等。「我很抱歉人類的主宰/打破了自然的社會融合」。彭斯是一個鄉村詩人，在當時的英國文學界得不到認可，愛丁堡和倫敦的文學權威稱他為「農民詩人」，充滿了蔑視。因此《致田鼠》所表達的平等思想可以從多個層次去理解：它包含了民族、階級、文學層面的含義。也正是由於這個原因，蘇格蘭民族黨領袖亞歷克斯·薩蒙德在政治演說中常常引用彭斯的詩。

其實，蘇格蘭和英格蘭很難分得那麼清楚，比如說著名的浪漫主義詩人拜倫是英格蘭人還是蘇格蘭人？我們很難做出回答，因為拜倫的父親是英格蘭人，母親是蘇格蘭人。當今英國的王室是蘇格蘭還是英格蘭血統？同樣很難斷定，因為他們是蘇格蘭國王詹姆士六世的後裔。拜倫的父親在他六歲時就去世了，他跟隨母親在蘇格蘭長大，直到大學畢業，他才繼承了伯父的遺產，南下英格蘭，成為了英格蘭的貴族，被稱為「拜倫勛爵」。著名現代派詩人T.S.艾略特就稱拜倫為「蘇格蘭詩人」。雖然拜倫把《唐璜》的故事移植到西班牙，但是其中的自傳性質和蘇格蘭印記相當明顯。比如，唐璜母親的思想就具有濃厚的加爾文主義色彩（Calvinism），她在保證給予唐璜一個貴族式教育的同時，竭力強加一種禁欲主義的界限：不允許他閱讀古希臘和古羅馬神話中的男歡女愛的故事情節。唐璜對於這種加爾文教派的禁欲主義有諸多反感，而加爾文主義就是在蘇格蘭影響深遠的宗教派別。

艾略特是美國人，僅僅在英國定居，他可以說是一個局外人。從他的外部視角來看，蘇格蘭文學並不存在，僅僅是英國文學的一部分，是英國的一個省份的文學。的確，這是局外人對蘇格蘭文學的典型印象，全世界的英國文學讀者都會閱讀彭斯、司各特、麥克德米德等蘇格蘭作家。艾略特跟他的英國前輩一樣，也曾經到蘇格蘭高地遊歷，寫下了一首《蘭納克，格倫科附近》的詩篇。蘭納克是一片荒野，位於蘇格蘭西部的威廉堡市的格倫科山附近。艾略特的詩中描寫了一片人跡罕見的荒涼景象，類似於《呼嘯山莊》中的荒野：「烏鴉餓死」、「野豬為獵槍而生」、「物質在稀薄的空氣中解體」。蘇格蘭荒野的典型植物是石南，一種生命力極強的野草。蘇格蘭的國花是薊，也是生命力極強的野花。它們代表了蘇格蘭民族的性格，有一種野火燒不盡、春風吹又生的倔強勁。這片土地記錄著蘇格蘭的歷史，「道路蜿蜒/古代戰爭的倦怠，/折斷兵器的消沉，/混亂錯誤的喧鬧，/都陷入了沉寂」。艾略特明白戰爭記憶不會輕易地從這裡消失：「記憶強大，/可超越屍骨。自尊折斷，/但自尊的影子很長」。

蘇格蘭的民族主義的興起可以追溯到二十世紀初，蘇格蘭民族黨（SNP）成立於1934年，其前身是上世紀二十年代的蘇格蘭民族運動（SNM），以及成立於1928年的蘇格蘭國民黨（NPS）。二十世紀上半葉蘇格蘭最著名的詩人休·麥克德米德（HughMacDiarmid）與兩者都有很深的淵源。他對蘇格蘭民族運動的貢獻在於他重組了蘇格蘭的文學傳統，推動了蘇格蘭語成為一種文學語言，從而促成了蘇格蘭的文學復興。對於一個作家來說，民族獨立首先是語言獨立，他創造並推動了蘇格蘭「民族語言」在文學中的使用。在另一個層面，麥克德米德將蘇格蘭、愛爾蘭、威爾士和英格蘭康沃爾郡連接起來，想像了一個「凱爾特文化帶」（Celticring），即一種有別於盎格魯-薩克森文明的文明。在一首詩歌中，麥克德米德寫道：「全世界的玫瑰我都不要，/對於我來說，我只要/蘇格蘭的白色小玫瑰/它散發出濃郁而甜美的芳香」。

我們可以看到，雖然蘇格蘭的公投否決了「獨立」，但在文學的浪漫想像中它早已是一個獨立國家。近年來，一些批評家逐漸將「後殖民研究」引入蘇格蘭文學批評，為它增加了一個後殖民維度。雖然蘇格蘭沒有真正意義上的「殖民」歷史，但是不少蘇格蘭人有被殖民的感覺。邁克爾·赫克特爾（MichaelHechter）在《內部殖民：英國國家發展中的凱爾特邊緣》一書中將蘇格蘭、威爾士和愛爾蘭與英格蘭的關係定義為「邊緣」和「核心」的臣屬關係。他指責英國將治理海外殖民地的方法運用到蘇格蘭和其他邊遠地區，使其處於不平等的地位，從而對其進行政治上的控制和經濟上的掠奪。他說這與美國對印第安人、澳大利亞對原住民採取的內部殖民政策有相似之處。唐納德·馬考利（DonaldMacAulay）在《凱爾特語言》一書中講述了1709年英國政府的「蘇格蘭基督教知識傳播協會」對蘇格蘭的學校教育進行控制，強行推行英語教育，禁止使用凱爾特人的蓋爾語。他暗示這些措施野蠻地肢解了蘇格蘭高地的文化，淡化了蘇格蘭人的民族意識，使一種古老的語言和生活方式逐漸消失，從而強化大英帝國的認同感。

然而事實上，蘇格蘭並不是大英帝國的受害者，與印度、埃及、加勒比海地區等前殖民地有根本區別。應該說，以英格蘭、蘇格蘭為主體的聯合王國共同建立了大英帝國。蘇格蘭人作為大英帝國的一部分參與了殖民活動，為大英帝國立下了汗馬功勞。當代蘇格蘭詩人羅伯特·克洛福德（RobertCrawford）在《索爾特克茲結構主義者》一詩中，列舉了蘇格蘭工程師在埃及修建鐵路過程中所做出的貢獻，然而他們回到蘇格蘭後反而看到一派落後的景象：蘇格蘭似乎比殖民地還落後。因此，蘇格蘭想要脫離英國的民族主義傾向始於一戰後大英帝國開始衰落之時，這種傾向隨著英國的全球影響力逐漸降低、經濟逐漸衰落而有所增強。這也是當今全球民族主義的顯著特點：繁榮時願意在一起，衰落時就希望離開。

極端形式的蘇格蘭民族主義視英格蘭為敵人，同時也有將敵人的敵人都視為朋友的嫌疑。麥克德米德在一首未發表的詩歌《倫敦即將毀滅，1940年6月》中，對倫敦遭受納粹德國的閃電戰表現出極端的冷漠，這讓他自己都感到吃驚。詩中寫道：「目前倫敦正面臨/來自空中的毀滅/我似乎無所謂/這個想法讓我恐懼」。另一位蘇格蘭詩人、蘇格蘭民族黨領袖道格拉斯·楊（DouglasYoung）在第二次世界大戰期間拒絕參加英國軍隊，理由是1707年英蘇兩國的「合併條約」第18條給予蘇格蘭公民「個人權利」（privateright），他因此兩次坐牢。蘇格蘭民族主義的反對者往往會抓住這些歷史細節進行大肆渲染，把它們理解為對法西斯的同情。C.J.桑瑟姆（Sansom）在小說《統治》中想像德國納粹最終贏得了二戰，想像在納粹統治的英國，蘇格蘭民族主義者會幹些什麼：「當一個政黨告訴你民族身份比什麼都重要，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你就需要注意了，因為你可能走上通向法西斯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