土木堡之變 于謙 英宗

中國歷史就是一部勾心鬥角的內鬥史，皇帝、文官集團、武人集團、外戚、宦官、功勛等之間互相傾軋、激斗。文官們都能成為最後的勝利者，原因很簡單，歷史是文官寫的，即使文官集團失敗了，也可以在歷史裡寫成勝利，皇帝，並非一定是勝利者，這在明朝最為明顯。

人類文明主要是以文字為載體，而文字本身是有局限性的，名可名，非常名，道德經早在2000多年前就揭示了這個真理。

文官們掌握了絕對的歷史書寫權，誠然，大部分人都是呆瓜，尤其是中國人，從無質疑精神，正史里說什麼就是什麼。歷史的關鍵在其邏輯而非羅列一堆資料。文官們寫的歷史自然要極力詆毀對手，武人、宦官乃至皇帝，只要和文官集團不和諧，那都是被抹黑的對象。這不奇怪，人人皆有私心，如果歷史都是武人寫的，那自然要處處詆毀文官集團。最不可靠的就是《明史》，這部由投靠滿清的東林黨遺老遺少編撰的歷史，還有奴才張廷玉，將武人、宦官乃至皇帝都極力貶低，而把文人和文官都極力拔高。

從土木堡之戰，到威寧海大捷，甚至到賀蘭山大捷和應州大捷，歷史記錄中無不可以看出貫徹著這種思維。由於威寧海大捷是大宦官汪直和其黨羽王越參與的，賀蘭山大捷是閹黨王越主持的，應州大捷是重用縱容宦官的明武宗指揮的，因此這些大捷就都要黑，否則怎麼說明我大明文官的偉光正呢？

大明一開始是極度重武輕文的，《大明律》規定文官不能封公侯，最多是伯侯。明朝時基本沿襲元朝，也僅僅分封世祿，按官員級別分封，中山王徐達年俸五千石，高於一品俸祿一千多石近五倍。建文帝時期，重用文官，但時間很短暫，朱棣取得皇帝位後，五次出征北伐，武官地位又遠在文官之上。宣宗時期，由於大部分武官都支持漢王朱高煦，而宣宗是文官竭力支持的，所以武官地位有所下降。英宗時期，武官試圖扳回這種局面，最好的方式就是打一場大勝仗，而英宗皇帝剛剛親政，文官系統把握朝政不願意放權。於是土木堡之戰的背後也隱藏了文官和武官系統的內鬥。

一、土木堡之變的關鍵：缺糧

明朝初期，北元殘餘勢力強大，北部邊防是重中之重，為隨時應對戰爭，今天山西北部一帶各處要塞都備有大量糧草，以此來應對可能突然到來的敵人。這些要塞包括大同、宣化、萬全。查不到正統14年的邊鎮糧草的具體數字，但根據萬曆6年的邊鎮糧草可以推測大概，萬曆6年瓦刺早已衰落，山西北方邊鎮的糧草只會比正統14年的數額要低，根據《會計錄》記載，萬曆6年山西實征小麥591951.31石，其中運到邊鎮的有112480石。這些官倉主要是宣府鎮龍門廣盈倉、懷來廣阜倉、新興倉、新開口堡倉、張家口堡倉、西陽河堡倉、萬全右衛倉、萬全左衛倉、渡口堡倉、李信屯堡倉。也有少數運到偏關、雁門關和寧武關。草料方面，萬曆6年山西全省征草3602991束，起運到北方邊鎮的3544850束。不僅有糧草，還有布帛。

土木堡之變，英宗御駕親征，到達大同後，正統14年8月戊申到達大同，僅停留兩日，庚戍就開始東撤，未發一兵未做一戰，這是英宗親政後第一次御駕親征，無功而返不說，基本上就是倉皇而逃，這絕對讓皇帝顏面盡失，唯一的原因只可能是一個，糧草不足。

英宗御駕親征路線上的大型糧倉皆有兵部負責調度，徵集糧草，發運糧草由地方政府負責，而糧倉的收支調度由兵部負責，糧草的錢幣折算以及登記是戶部負責。按照當時的技術水準，存糧大約四年。大軍出發是在正統14年7月甲午，此時當年的糧草不會完全起運到大同、宣化、萬全這些山西邊鎮。所以如果大同、宣化、萬全這些山西邊鎮缺糧，需要負責任的是當地的地方最高行政官員和兵部主管後勤的官吏。

看起來是兩個人需要負責，地方行政官員和兵部官吏，實際上只需要一個人負責，這個人就是于謙。1430年（宣德五年）33歲明宣宗知于謙可擔重任，又逢增設各部右侍郎為直省巡撫同時兼都御史，管理諸鎮稅糧兼練卒撫民，乃御書于謙名授吏部，超遷兵部右侍郎，巡撫河南、山西。自本年始至正統十二年（1447）11月止，巡撫晉豫共計18年。于謙不僅是河南和山西的最高行政長官，還是兵部右侍郎。正統十二年五月，父於仁卒，享年80。七月，得悉父親病故，累章泣請回鄉終制。英宗不許，僅命回鄉奔喪，並遣行人汪琰諭祭，令有司營葬。十一月于謙奔父喪，及是起複返京，適罷山西、河南巡撫官，正式做兵部左侍郎。正統十三年五月，母劉氏卒，回杭奔喪。六月就回任上。明朝以孝制天下，于謙又不是張居正，不得不奪情。也真少見。

正統十二年九月，于謙貌似不再負責山西、河南巡撫，實際上還是負責山西和河南防務。只不過換了個名字，以都御史的名義負責，以前是以兵部侍郎遙領巡撫，現在是以都御史遙領巡撫，一直到土木堡之變前，于謙一直都是山西和河南兩地的巡撫，最高行政長官，在正統十二年九月前，于謙還算屬吏部的，但是九月後就是以兵部侍郎兼都御史的身份遙領山西和河南巡撫，九月後，于謙也就是京官了，不再往來於山西和河南兩地之間。但仍是這兩省的最高行政長官，並且兵部侍郎的身份更是必須管理好大同、宣化、萬全這些山西邊鎮的糧草。

毫無疑問，大同、宣化、萬全這些山西邊鎮的糧草不足，第一個需要問責的是于謙，糧草不足導致大軍無功而返，而半路被瓦刺偷襲，于謙不僅是要斬立決，而是要誅九族。

大同、宣化的糧草重要性在土木堡之變後得到高度重視，景泰二年，都察院特設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一員。宣府、大同各設巡撫，遣尚書石璞總理軍務。這就是宣大總督，全銜為「總督宣大、山西等處軍務兼理糧餉」,簡稱宣大總督。明景泰中置總理宣大軍務，嘉靖初總督兼轄偏保，二十九年（1550年）始定設：去偏保，改山西。三十八年（1559年）防秋駐宣府（今河北宣化），後移駐懷來（今河北懷來東）。

可以肯定，英宗如果回到北京，第一件事就是斬了于謙。

二、明朝人都膽大

造反是誅九族的事，不過別以為沒人敢做，明朝是疑案最多的朝代，皇帝或太子都死得不明不白，太子朱標，38歲暴斃，死因可疑。朱棣，北伐回師途中暴斃，死因可疑，居然倉促間棺材都準備好了。嘉靖帝，差點被幾個宮女勒死。萬曆四十三年，張差打入宮內，梃擊太子宮。紅丸案，泰昌帝暴斃。崇禎帝登基之初，飯菜都擔心都被人下毒，要皇后親自做。明朝人膽大。

于謙為了保命，必須換個皇帝了，他有那麼大本事？無論有沒有，于謙都得試試了。於是，另一個人浮出水面，這就是楊洪的兒子楊俊。這個楊洪讓于謙換皇帝成為可能。實際這個楊洪應該是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

實際明朝邊境重鎮宣化的守軍與瓦刺本就關係很不錯，袁彬的《北征事迹》有一段話，令人瞠目結舌。「入城取李指揮。李指揮說：『我女兒與大同王對親。如今不與他，我雖出去，他定殺了我。』」大同王是瓦剌的主要首領之一，而明軍邊將與之議婚約且直言不諱，可見邊將與瓦剌交往之深且多，以求相安無事，亦為正統後期雙方往來頻繁時的風氣。這個城就是宣化重鎮，居然與敵國有婚約，還直言不諱。楊洪是當時宣化府總兵，自然與瓦刺也是交往甚密，《明史》卷一七三《楊洪傳》載：「（楊）洪獨以敢戰至上將，諸部亦憚之，稱為『楊王』。瓦剌可汗脫脫不花、太師也先皆嘗致書於洪，並遺之馬。洪聞於朝，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嗣後數有贈遺，帝方依任洪而不責也。」既然「敕令受之而報以禮」，後來卻又因「依任」方才「不責」，說明此後楊洪與瓦剌的交往已經超出了邊將的職權。楊洪正統時的軍功皆擊兀良哈所建，並未與瓦剌作戰。宣府與瓦剌僅一牆之隔，來往頻繁，楊洪與瓦刺之間溝通很順暢。

明軍到達土木堡時，堡南河流已為瓦剌所踞。鷂兒嶺位於英宗當天所在的雷家站（今新保安）西北四十里。其後郭懋阻瓦剌於麻峪口，地在雷家站東偏北。瓦剌何以能夠扼守遠在雷家站東南的桑乾河？土木之變後葉盛建言：「今日之事，邊關為急。往者獨石、馬營不棄，則六師何以陷土木？」後來於謙說：「（楊俊）遇達賊臨城，不能效力死守，輒將獨石、馬營歸賊，並倉儲、錢糧盡行捐棄在逃，以致士卒潰散，城池失守，開賊突竄之路，因而辱國喪師，至今令人痛恨。」嚴從簡《殊域周咨錄》卷十七也說：「土木之變根於此路（指宣府東路，即獨石、馬營等處），由於楊俊之失機，故楊氏有餘誅也。」他們都認為，由獨石（今河北赤城以北獨石口）、馬營（今赤城西北）南下的瓦剌軍，才是造成明軍覆滅的主因。

楊洪為了掩蓋兒子楊俊的臨陣脫逃。謊稱是主動撤退，英宗實錄記載，正統十四年七月癸巳條載：「宣府總兵官都督楊洪奏：『達賊圍馬營已三日，將河水斷絕，營中無水。』」土木之變後十天，「總督獨石等處備御都督僉事孫安言：『先有敕命都指揮趙玫守備獨石，楊俊守備馬營，夏忠守備龍門衛，署都指揮魯宣守備龍門千戶所，臣同少監陳公總督。今賊勢甚多，軍力甚少，若分守恐難禦敵。』王令陳公、孫安、趙玫、楊俊率所領官軍來居庸關外駐紮，為京師外援。」似乎是明守軍主動撤退。但七天後，「羅亨信劾守備赤城堡指揮鄭謙、徐福，鵰鶚堡指揮姚宣先於七月內聞賊入境，棄城挈家奔走，以致懷來、永寧等衛亦行仿效。」顯然，楊洪上報，無非是為其子楊俊南逃尋找借口。

楊俊首先南逃，致使赤城（今赤城縣城）、鵰鶚（今赤城南鵰鶚村）、龍門衛（今赤城西南龍關）、龍門所（今赤城東龍門所）、懷來（今京包鐵路官廳水庫橋底）、永寧（今北京延慶永寧鎮）紛紛失守，宣府以東、居庸關外已無堅強防禦。懷來位於土木堡以東、清水河（今官廳水庫）北岸，佔據土木堡以南河流的應當就是已進至懷來的阿剌知院軍。明軍至土木堡，實因懷來已失守，不得已而就地紮營。正是由於阿剌知院軍截斷明軍歸路，才造成瓦剌軍主力追及併合圍明軍，故葉盛、于謙才會強調獨石、馬營失守的嚴重後果。

毫無疑問，如果英宗能以皇帝的身份回到北京，第一個要斬于謙，第二個就要斬楊俊。事實也正是如此，英宗復辟後，第一個將于謙斬殺並棄市，第二個就斬了楊俊。于謙雖然說楊俊令人痛恨，然而景泰帝時期，楊俊作惡多端，但就是不倒。土木堡事變剛過，楊俊確實說不過去，景泰帝將其調到北京留職查看，而過了兩個月，就官復原職，命都指揮僉事楊俊守備居庸關，然後一路高升，又進都督僉事，尋充右參將，輔佐朱謙鎮宣府。景泰元年，楊俊冒功，將殺喜寧一功冒為己功，景泰帝再升楊俊為右都督，賜金幣。半年後再委以重任，命楊俊為游擊將軍，率領在京五軍並神機營精銳馬隊、神銃官軍五千並口外原隨爾熟頭目往涿、易、保定、真定、定州等地方往來巡守各城。楊俊恃父勢橫恣，曾以私憾杖都指揮陶忠至死。楊俊這等惡事做的多了，景泰四年春正月因醉酒，無端杖責守備都指揮姚貴，杖之八十，且欲斬之。諸將力解而止。楊俊作惡多端，又仗著老爹權勢，飛揚跋扈，到後來景泰帝也不保不住了。言官又彈劾楊俊跋扈不忠，論斬，將他錮於獄中。不過楊俊老媽說情，景泰帝再寬恕楊俊，僅降職處分。不久後，再高升，做到了他老爹楊洪的職位，然而楊俊壞事做盡，連其家人都對其不滿，家人告楊俊盜竊軍儲，再論死，輸贖還爵。景泰七年二月，因「法司辯楊俊強姦庶母可疑也」，這是大不孝的死罪，景泰帝無奈，只得下令將楊俊的侯爵剝奪，但仍然免其一死。在楊俊老爹楊洪遷墓赤城的墓前，沒有其子楊俊所立之碑，而只有其侄兒楊信所立之碑。

這樣一個人渣，惡貫滿盈，景泰帝對其竭力保護，原因很簡單，沒有楊俊不戰而逃，放棄東部防線，英宗定能安全回到北京，景泰帝根本沒機會做皇帝。楊俊和景泰帝一樣竭力反對英宗回北京，楊俊在守備永寧、懷來之時，聽說也先要送回英宗，秘密布置將士「毋輕納」，英宗真被送回後，又楊言英宗將是「禍本」。這些都很對景泰帝的脾氣。所以楊俊在景泰帝期間，怎麼都不死。英宗一復辟，楊俊自然被立刻斬首。

三、楊洪縱敵

宣化總兵楊洪深知，英宗一旦回朝，其子楊俊肯定小命不保，同時宣大邊鎮糧食不足，楊洪自己也有部分責任，畢竟他是宣化府最高軍事長官，儲量不足，為何不早點通知皇帝？東線潰敗，為何不早點通知皇帝？英宗回朝，也要治他楊洪的罪。所以讓英宗回不去北京，是楊洪要極力促成的。楊洪有這個能力嗎？沒有也要試一試。

上一節已經說到宣化府的明軍與瓦刺關係密切，楊洪幾乎不需要做任何事，只要放任瓦刺騎兵前後追殺英宗，就足以讓英宗回不到北京。再有就是不告訴英宗東線防守已經崩潰的消息，讓英宗按從北京出發時的路線原路返回。

土木堡是大都西行，北通上都和西抵大同的交通樞紐。至明代，「由今宣府西北經萬全右衛、膳房堡、野狐嶺，逾塞垣以達興和，此永樂中擊虜之西路，甚平坦，虜亦常由此入寇。……今土幕驛直北長安嶺、鵰鶚堡、赤城、雲州、獨石，逾塞垣以達開平，此永樂中擊胡之東路。」所謂西路，即分自去大同的驛道而由宣府直接出塞之路，後英宗即由此回國。東路與元代去上都的驛路無異，景泰時使臣曾走此路。可見明代土木堡仍為宣府後方內外交通的樞紐，「當虜之沖」。從上述鷂兒嶺和麻峪口的位置以及瓦剌在宣府才發現明軍看，瓦剌軍可能就是兵分兩路，沿永樂中「擊虜」舊道南進的。西路軍由野狐嶺入境，發現英宗後報知也先，並殲滅明後軍；東路軍因獨石以南已無明軍防守，七月已佔領懷來、永寧，扼守要津，以逸待勞，直至也先率主力趕到。明軍之所以在土木堡覆滅，與它的交通樞紐地位有直接關係。

英宗根本不知道，楊洪也不會讓他知道，東線已經全部崩潰，瓦刺騎兵正以逸待勞，佔領水源，等著皇帝來進口袋。然而還有一線生機，那就是瓦刺騎兵此時已深入大明腹地，宣化府4萬精兵在瓦刺騎兵背後，按照常理，瓦刺騎兵斷然不敢集中全力攻打英宗的明軍，至少要抽出一半的力量來防止宣化府在背後插一刀，而瓦刺騎兵似乎根本沒把背後這4萬精兵放在眼裡，全力和東線軍隊合擊明軍。

明朝人自然也知道這個道理，也搞不明白為何一貫勇猛無敵的楊洪此時不出戰？詳細記載土木堡之變的《天順日錄》說，宣府總兵官楊洪「驚惶無措，閉門不出。若土木之圍，洪能以後沖之，必無是敗。」 《天順日錄》的作者李賢親歷土木堡之變，所言不虛，如果楊洪能在瓦刺軍背後出擊，土木堡絕對不會敗。然而楊洪就是不出戰，楊洪與瓦刺騎兵之間達成了默契，我楊洪不出戰，你們放心砍殺英宗皇帝，最好把皇帝砍死。

有人說，楊洪兵力單薄，出擊也不行，非也，楊洪一旦出擊，瓦刺騎兵就該知道明朝勤王的部隊來了，要知道宣化西邊的大同也有數萬兵馬，南邊的偏頭關、雁門關也有數萬兵馬，後續部隊源源不斷，瓦刺騎兵根本無心再戰。而楊洪的兵力根本不算弱。洪武時駐宣府城軍額佔總額近一半，正德時減至三分之一強，若取正統年間為變化中段，當時宣府軍額當為四萬左右。而自正統、景泰至正德，操軍總額幾乎未變，參考正德時比例，正統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據卷二四《兵騎考》，「鎮城原額操馬」有12,864匹，正德間實有12,387匹。原額應為洪武時例，至正德時無大變化，估計正統時亦約此數。又卷二三《兵器考》載宣德時內府頒宣府火器，有大將軍炮14，神槍479，神銃2161，神槍4223等等，數量巨大。可見土木之變時宣府駐兵至少有三萬人，戰馬一萬餘匹，火器充裕，若再編集鎮城附近駐軍和東路潰兵，足以組成一支包括騎兵和火槍兵的強大部隊。瓦刺太師也先的西路軍最多也就10萬人，而土木堡明軍號稱50萬，實際25萬左右，瓦刺騎兵要想包圍這25萬明軍，最少得抽出8萬的兵力，最多留下2萬兵力防備楊洪從背後的襲擊。楊洪是有兵力優勢的。

還有人說，皇帝要楊洪守宣化，楊洪不能出戰。問題是守宣化重要還是救皇帝重要？肯定是救皇帝重要。

楊洪還有可能主動告訴瓦刺明軍的動向，成國公朱勇的五萬大軍居然在鷂兒嶺的中伏全軍覆沒。要知道鷂兒嶺在河北懷來，主場作戰的明朝軍隊在自己的土地上居然被幾萬軍隊伏擊，我相信除非有內奸透露出明軍軍事路線和時間，否則沒有任何可能。要知道上萬人的隊伍十分龐大，要找到適合的伏擊地點很難。不是主帥靈機一動，看到地形就能拍板的。一輩子沒進過關的瓦剌人，怎麼會如此熟悉關內的地理？

至於缺水，純粹是胡扯，關鍵還是缺糧。25萬大軍的駐地，沒有一個縣也有好幾個鄉大小。明代初期北方地下水位很高。那麼大片的軍營駐地，沒有地下水是不可能的。組織一幫士兵挖一個大坑不久有水了？土木堡之變的季節是多雨的夏秋季，陰曆七八月份正式北方多雨的季節。地下水位大概是一年中最高的時候。怎麼可能沒水？

四、于謙該死幾回？

說點題外話，石灰吟不是于謙寫的，它的最早版本，應是宋末元初高僧釋信忠禪師所作的一首僧偈。明清兩代，先後出現了于謙、李都憲和劉儒三位作者。于謙說最終成為共識，反映了中國古代對於「文如其人」的要求。《石灰吟》也因被歸為于謙的作品而終成千古名詩。

英宗在御駕親征前已經確立了皇太子，那就是後來的成化帝朱見深，雖然朱見深當時只有兩歲，但畢竟是皇太子，朱元璋開國之初就定下規矩，皇太子必須是嫡長子。雖然明後期沒執行這個政策，但前期還是執行的不錯滴。

英宗被俘，該立誰為皇帝？自然是太子朱見深，而非英宗的弟弟。英宗弟弟可以攝政監國，但是登基做皇帝不和情理。自古以來，沒有說哥哥被俘，太子尚在，弟弟就登基做皇帝的先例，也沒有奉哥哥做太上皇的先例。

于謙為何力主英宗的弟弟朱祁鈺做皇帝？很簡單，輔年幼的太子登基，于謙無尺寸之功，而推朱祁鈺做皇帝，于謙是頭功。退一步說，危機關頭，朱祁鈺勉強可以做皇帝，但危機過後，不要求朱祁鈺退位，但是太子還應該是朱見深吧，然而朱祁鈺貪戀皇位，景泰三年（1452年），朱祁鈺將朱見濬（後來改名朱見深）廢為沂王，改立朱見濟為太子。大臣們幾乎無一例外地反對，連朱祁鈺的汪皇后都看不過去，諫阻說：「陛下由監國登基，已算幸遇，千秋萬歲後，應把帝位交還皇侄。況儲位已定，詔告天下，如何可以輕易更換呢？」景泰皇帝不聽勸阻，決意易儲。汪氏隨即被廢，遷入別宮。然而于謙則是默認了，于謙不是傻子，如果朱見深登基，肯定要斬了他于謙。然而報應來得快，1452年，景泰帝在奉天門正式宣旨廢太子朱見深為沂王，立皇子朱見濟為皇太子。東宮易儲後，朱見濟正位東宮僅一年有餘，便於景泰四年(1453年)十一月死了。貴州道監察御史鍾同曾言：「太子薨逝，足知天命有在。」同時兼陳一切弊政。景泰帝聞訊大怒，鍾同被下獄杖死。這話簡直要把景泰帝氣死了，他說你的兒子沒皇帝命，封了太子也要早死。

有太子卻立皇弟，于謙該死一回了。廢太子不勸阻，于謙再該死一回。

中國古代雖不是法治社會，但在金殿之上群毆將大臣致死，也屬違法，而這個大臣就是馬順，錦衣衛都指揮使馬順。就在土木堡之變消息傳來，金殿之上發生群毆，馬順被文官們打死了，縱然馬順十惡不赦，但標準的法律流程還得走，否則要《大明律》幹嗎？而最蹊蹺的是，接替馬順的是于謙的女婿朱驥。雖然後人都認為朱驥為人不錯，行刑不用大杖。然而這其中是不是有些太巧合了？

景泰帝時期，于謙軍政大權獨覽，權勢比魏忠賢之流都要強得多。于謙為人極為精明，深知自己輔助朱祁鈺登基，一班英宗老臣肯定不服氣，視於謙為仇敵，所以于謙牢牢抓住了京城的軍權。

明景泰元年（1450年），剛剛掌權的于謙選原京軍三大營（五軍營、神機營、三千營）精銳改制。於三大營中選精銳十萬。分十營團練，以備緊急調用，稱十團營。十團營由總兵官一人統領，監以內臣、兵部尚書或都御史一人為提督。各營分設都督，號頭官、都指揮、把總、領隊、營隊等官。京營規制至此一變。團營的最高領導自然是于謙，中下級官員也都是于謙的親信。于謙一黨掌握軍隊而且是京城的軍隊，是明朝皇帝的直屬部隊！

而英宗復辟時，景泰帝第一反應是，這是于謙謀反吧，為什麼有這樣的反應，太簡單了，于謙一黨完全掌握了北京的軍權。誠然，于謙此時可以廢掉皇帝自己做，但他也知道，人心不服。

景泰時期，說于謙隻手遮天不算過分。皇帝也得讓著于謙。

英宗被俘一年後，也先覺得英宗無用了，開始求和。使者頻至，請求送回英宗。

注意，是頻至....也就是說，要放英宗回來，還得來求了好多次，因為明朝還沒決定好要不要接英宗回朝！這時候，那位拉著于謙的手，極度推崇于謙的王直大人出來勸景泰接納英宗回朝。景泰非常不高興，當眾生氣的說：我本來不想當皇帝的，都是你們逼我！景泰的意思很明白，當初老子不想干，你們立了皇兄的兒子即可，為何立我？立我之後，又接回他，你們置我於何地？！雙方僵持的時候，于謙出來拍板了："謙從容曰："天位已定，寧復有他，顧理當速奉迎耳。萬一彼果懷詐，我有辭矣。"景泰的反應耐人尋味，帝顧而改容曰："從汝，從汝。"史官的記錄很有意思，顧而改容.....皇帝不僅頓住，停頓，乃至改容，連臉色都變了。前面是不悅，改容，想必是將自己的生氣掩去了....好吧：從汝從汝——從你了，從你了，你是大哥你說了算。

有人會說，于謙不迎英宗回來豈不是更好，于謙是過分自信了，自信可以為景泰帝的兒子扶上皇位，在朱見濟死後，于謙一直再為景泰帝物色接班人，然而前太子朱見深還活著，英宗還活著，無論你找誰做接班人都缺乏合理性，即便是你隻手遮天，但奈何天下道理最大。

六、土木堡之變明軍的損失有多大

首先要看明軍出征有多少人，歷史小白都說是五十萬，還說後來全軍覆沒，誇張至人類極限了，不過是抹黑英宗和王振。明軍大約25萬人出征，傷亡大約10萬人，有15萬人毫髮無損地逃回北京。這也是為何後來的北京保衛戰打得極其輕鬆的主要原因。

謝國楨《史料學概論》第五章第三節指出：「清朝統治者諱言明朝驅逐蒙古於漠北的事迹，猶如諱言建州女真曾臣服於明朝一樣。」所以《明史》對「對於明初的事實記載多不詳實。」看來這種諱言建州以致諱言蒙古的傾向，還導致了《明史》在記錄明代中期明軍失敗時隨意渲染敗狀。總之，關於明前中期史實，不但明後期諸史家及清人記載特別是《明史》難以盡實，即連《實錄》也未可遽信，在當時人的文集、筆記中反而能找到差近事實的記錄。

于謙訂立的文官帶兵制度讓大明戰鬥力急劇下降。巡撫領兵制度根本上杜絕了武將上進的道路，造成軍隊戰鬥里和戰鬥意志地下。領兵的文官由於科舉制的緣故，很少有軍事能力。由於底層吏治被胥吏把持，明代文官甚至連行政能力都不足，完全是一幫只會空談和黨爭的文人，甚至其實際能力還不如太監。這種人治理地方被人架空到還好說，帶兵打仗純粹的找死。

據葉盛《水東日記》卷二二《府衛官旗軍人數》：「正統十四年未多事之先，五軍都督府並錦衣等衛官旗軍人等」計3,258,173名，實有1,624,509名。其中「錦衣等三十五衛」294,117名，實有159,871名。「五府並所屬」2,964,056名，實有1,464,638名。錦衣三十五衛與五府所屬分列，則應指親軍二十六衛與武功中、左、右衛，永清左、右衛，彭城衛，長陵衛，獻陵衛和景陵衛等役作軍衛和陵衛，五府所屬京衛至萬曆共三十九衛。無論全國統計，還是將三十五衛分別統計，軍員實額皆為原額之半，不妨以此作為當時各衛的普遍情況。役作軍當然不會編入三大營，所以將親軍二十六衛與三陵衛合計，約佔三十五衛的六分之五，應有十四萬人左右，取其一半為七萬人。若按葉盛所記，五府屬衛每衛平均六千六百人，則五府屬衛之半應為十三萬人。但考慮到外衛往往有額外的千戶所，而京衛一般五所，則五府屬衛按每衛滿額五千六百人的一半計，為十一萬人。合計得十八萬人。

葉盛是兵科給事中，這個官職是專門負責國家軍事檢察，輔助皇帝處理軍機的。《水東日記》所載，正統十四年，整個明王朝的衛所士兵普遍存在缺額的現象，而且剛好缺額一半。缺額是多少，葉盛說恰好一半，可能不那麼準確。每個衛的情況不同，缺額不可能都恰巧是一半，

土木之變後五天，「令新選余丁、官舍並舊操舍人及報效者人賜銀一兩，布二匹；守城匠人、守門軍火夫並皇城四門內外官軍人賜布二匹。」新選余丁、官舍無疑是匆匆湊集的新兵，而舊操舍人應是來自隸屬五軍營的幼官舍人營，報效者應來自殫忠效義營，[匠人、火夫可能來自專供匠役的武功諸衛，他們都應屬戰鬥力較弱者，故得留守。官軍顯然指留守的部分上直軍。土木之變後次日「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就是指這些留守軍隊。姑且以舊操幼官、舍人占留守兵一半即近五萬人計，合計班軍、京衛操軍與幼官舍人，當時京營最多28-30萬人。

除了這30萬人之外還有一種直接隸屬皇帝的侍衛上直軍。侍衛上直軍是皇帝與宮廷的侍衛部隊，它是由朱元璋在起義戰爭中設置的拱衛司演變而來。侍衛上直軍共有12衛，每衛大約5600人，考慮這是皇帝的直屬部隊，不會有缺額，也就是大約67200人。

北京城內總兵力大約34-37萬人。英宗親征前一月即六月底，「命太保成國公朱勇選京營四萬五千人。令平鄉伯陳懷、駙馬都尉井源、都督耿義、毛福壽、高禮，太監林富率三萬往大同，都督王貴、吳克勤率萬五千往宣府，各備虜。」還要有留守北京的軍隊，《明史》記載土木之變後次日「京師戒嚴，羸馬疲卒不滿十萬。不滿10萬，取6-7萬。

英宗親征所帶軍隊就是35萬減去7萬，再減去提前出發的4.5萬人。大約23.5萬人。我們從後來於謙的北京保衛戰里可以倒推土木堡之變的傷亡數量，北京保衛戰時期，于謙手握22萬軍隊，北京留守的部隊大約7萬人，于謙從9月開始執掌兵權，九月景帝依于謙薦，任命固守大同的副總兵都督同知郭登佩征西將軍印為總兵官，鎮守大同。隨後，又依于謙議，命監察御史白圭、李賓等十五人，往直隸、山東、山西、河南各府縣招募民壯，就衛所操練，聽調策應。 10月11日，也先大軍已經到了北京城下，全國總動員來勤王的軍隊數量肯定很少，不到1個月的時間，先要接到動員的聖旨，然後集結軍隊，準備後勤糧草輜重，然後再出發，僅憑兩條腿走路，最多有1-2萬北京以外的部隊能夠到達北京加入戰鬥。這22萬大軍中留守的部隊7萬人，勤王的按1.5萬人，還有13.5萬人來自何方？這就是土木堡之變後逃亡回來的士兵。考慮到有些士兵逃亡後不會回北京，萬一回京師問罪呢？或者有些人趁機當逃兵溜走了。因此土木堡之變中毫髮無損的士兵大約15萬人。

御駕親征的23.5萬人中毫髮無損的大約15萬人，明軍的損失大約8.5萬人。最多不超過10萬人。

七、被誇大了數倍的北京保衛戰

先讓我們看看土木堡之變100年後的庚戌之變，就知道北京保衛戰並無必要，當然了，北京城外圍的百姓要全部撤到北京城內。

嘉靖二十九年（公元1550年），蒙古與明朝的「貢市」關係時斷時續。明朝輸入蒙古的農業與手工業產品，在數量與品種上都難以滿足以畜牧為生的蒙古族的需要。俺答汗作為土默特部首領和右翼三萬戶盟主，為對付瓦剌，更好地統率各部，迫切要求與明貿易。他向明稱臣納貢，希望擴大和增加交易。但明廷害怕土木之變重演，加以拒絕，並殺來使。於是，俺答發動大規模的戰爭，企圖通過戰爭達到上述目的。

自土木之變以後，京師百年無警，如今俺答突然兵臨城下，一時極為震恐，手足無措。當時京師兵籍皆虛數，禁軍只四五萬，半為老弱，半為內外提督大臣之家役使。又缺少戰具甲仗，戰鬥力很差。不過不用擔心，蒙古人不是來攻城的。

1550年8月十九日蒙古大軍至東直門。二十一日德勝門﹑安定門北民居皆被毀。當時俺答放回了在通州俘虜的宦官楊增，手持俺答的書信回復明廷，稱「予我幣，通我貢，即解圍，不者歲一虔爾郭！」給我錢，開貿易，就解圍，不然我一年來騷擾你一回。

明廷接到俺答的書信後，明世宗君臣緊急磋商如何處理，大學士嚴嵩說：「所此搶食賊耳，不足患。」禮部尚書徐階斥責道：「今虜在城下殺人放火，豈可言是搶食？正須議所以御之之策！」世宗贊同徐階的話，並詢問眾臣如何回答俺答書信，徐階說：「今虜駐兵近郊，而我戰守之備一無所有，此事宜權許以款虜，第恐將來要求無厭耳。」世宗說：「苟利社稷，皮幣珠玉非所愛。」徐階認為無條件應允太失面子，只有勸俺答先撤退，再由大同方面就通貢問題與之周旋。世宗採納了徐階的主張。據蒙古史料記載，「其後漢國大明汗懾於普尊阿勒坦汗之威名，派來名為楊兀扎克（楊增）之人，謂『互相為害不能殺絕斬盡，故不如和好往來買賣通貢。』派名為阿都兀齊者偕同來使前往，將大軍撤至牆外開始會談，以三萬戶分別進兵逼和，取得極多之田賦之後而回還」。也就是說明朝允諾了通貢後，俺答便撤兵了。

八月二十三日，俺答率軍撤退。此前，俺答於八月十八日引兵奪白羊口（今北京延慶西南），以西走塞外，而留餘眾於京城外，以為疑兵。但到撤退之時，大雨傾盆，俺答認為白羊口過於狹窄，怕明軍伏擊，乃中途掉頭，一半由高崖口、鎮邊城等處，一半由古北口舊路全部出邊。在俺答北撤白羊口時，仇鸞引兵躡其後，企圖襲擊落伍的騎兵邀功；不料俺答中途折返，明軍不戰而潰，死傷千餘人，仇鸞本人差點被俘。

蒙古人早已不是成吉思汗時期的那個蒙古了，蒙古全盛時期攻打堅城也非常困難，合州城在蒙古全盛時期，堅守近40年，期間還打死了蒙古大汗。而當時蒙古已佔領大部分四川。而瓦刺在長城以內未有一座城池，瓦刺根本無法打下任何一座大明城池，大同和宣化府都不能拿下，何況是比宣化強數十倍的北京城。

瓦刺內部並不團結，實際瓦刺此時的首領並非純正的黃金家族後裔，也先只是太師，真正的大汗是脫脫不花，脫脫不花與也先之間矛盾很深，也先得不到蒙古貴族認同，1453年，也先自稱「大元田盛（天聖）大可汗」，也先本非元裔，得不到蒙古貴族承認，也先以異姓貴族篡奪汗位，部下離心，紛紛背叛，1455年，也先就在內戰中被殺了。

也先孤軍深入，東路軍還有個和自己不一心的脫脫不花，也先根本不是來攻打北京城，跟100年後的俺答差不多，也先此行，主要是要錢，其次是要開邊境貿易。

也先攻打北京城也就4-5日，孤軍深入，糧道和退路很有可能被截斷，也先根本不敢戀戰，于謙也就絲毫不懼也先，大大方方地出城與也先野戰。並且也先的部隊人數遠遠落後明軍。

瓦刺在土木堡之變一個多月後開始進攻北京，兵分兩路，一路由大汗脫脫不花率領，目標居庸關，僅僅是佯攻，主力南下從蔚縣經飛狐道然後從紫荊關進入河北平原，從北京南面攻打北京。也先雖是實際最高統治者，但畢竟脫脫不花是大汗，脫脫不花一直不認同也先的南下政策，脫脫不花極力東進。主帥之間不和。脫脫不花在攻下白羊口之後開始觀望，脫脫不花不是傻子，攻打北京城這艱巨的任務，打下來了，功勞也沒他的，都還是也先的。而也先的勢力削弱，對脫脫不花當然是好事。後來也先兵敗，脫脫不好單獨遣使來求和，顯然是不跟你也先一條心了。明軍可以專心對付南邊的也先軍。

也先此次攻打北京城，兵分兩路，也先有多少人呢？《明英宗實錄》卷一百八十四：

是日虜眾奉，上皇至紫荊關北口。副都御史孫祥遣指揮劉深出見上皇。岳謙與深言，此處達子三萬，止有精壯者二萬、又有二萬從古北口入。也就是也先就帶了3萬人，精兵只有2萬。從古北口的也只有2萬人。

也先的兵力為何這麼少？太簡單了，又不是去真的攻打北京城，就是挾持英宗，希望能賺點金幣回來。其次，十月初一，也先就到了大同，發現雖然手中有英宗，還是叫不開大同城門，於是南下僅僅兩天，也先就到了紫荊關，併當天拿下紫荊關，顯然是急行軍的速度，不可能帶太多軍隊。後邊的大同、宣化各自擁兵數萬，虎視眈眈，即便瓦刺知道明軍不敢出城追擊，但總要有些防備吧。

也先只有3萬人，也先的如意算盤是挾持英宗，所要巨額金帛，且開通貿易互市。奈何于謙等人根本不認英宗，一分不給。並且於謙22萬雄兵在手，區區3萬騎兵，根本無法撼動北京城分毫。

22萬對3萬，還有1萬是疲弱之兵。這仗要是再不贏，那真是丟人。並且四方勤王兵越來越多，十月初十，皇帝命守居庸的羅通留少量人守居庸（東路的脫脫不花已經處於觀望狀態），大部分兵士急速回京支援，同時調宣化府總兵楊洪的2萬精銳入京，調遼東精銳焦禮的3萬士兵回京支援，如果全部趕到，北京足足有30萬士兵，面對3萬瓦刺騎兵。何足道哉。（明英宗實錄184卷，乞令與右副都御史羅通籌畫量存軍士守備居庸合兵寅夜赴京夾攻賊陣，命楊洪將二萬遼東副總兵焦禮施聚將三萬入援）

而土木堡之戰，瓦刺是全體總動員，大約9-10萬精銳騎兵，且是前後夾擊，瓦刺軍以逸待勞，明軍缺糧數日。

八、被抹黑的太監王振

文官們對太監是極力抹黑的，文官們自認飽讀詩書，寒窗十年才謀得一席官位，而宦官們僅靠經常在皇帝左右，就擁有權勢。文官們自然氣憤不平，所以歷史上你找不到幾個評價好的太監。

王振被文官們說成土木堡之變的罪魁禍首，在北京市東城區祿米倉東口路北，明初司禮監太監王振於正統八年（1443年）仿唐宋「伽藍七堂」規制而建，初為家廟，後英宗賜名「報恩智化寺」。如果土木堡之變確實有王振的過錯，那麼英宗一復辟，就該將這座王振的家廟搗毀，而事實上，英宗一復辟，就為王振修建忠烈祠，並為王振歌功頌德，書寫了墓志銘。王振早已死去多年，英宗也是昏君，為王振修忠烈祠是出於公德。

相比之下，《明實錄》就對王振不是一面倒地抹黑，畢竟文官們在當時不敢信口胡扯，而幾百年後的《明史》就可以隨便寫了。如對於廉能之人時有引進，先是向皇帝進言，時任兩淮都轉運鹽使司（負責淮河地區鹽業事務的機構）同知（副職）的耿九疇「此人廉介，眾所通知」，建議補為空缺的兩淮都轉運鹽使（正職），後是推薦剛直有才幹的山西布政司左布政使（一省之最高行政長官）石璞擔任工部尚書。對不盡職的官員亦毫不姑息,建議皇帝給予嚴懲，以儆效尤。正統六年，掌管國家錢糧的戶部官員劉中敷、吳璽、陳瑺等人因處理蒙古使臣的朝貢事宜玩忽職守，被王振檢舉，並最終予以嚴肅處理。

王振曾對宣德時期的某些弊政予以過糾正。明代陸容撰《菽園雜記》記載：宣德年間，朝廷經常派宦官外出尋求花木鳥獸等玩物，騷擾民眾。自從王振掌管內廷之後，「悉禁絕之，未嘗輕差一人出外，十四年間，軍民得以休息……」王振的處事才能也不乏可稱道的地方。《明史紀事本末》記載：正統四年，福建一位名叫廖謨的官員打死一名驛丞，驛丞是閣臣楊溥的鄉鄰，那名官員是閣臣楊士奇的老鄉。楊溥主張將官員處死以償命。楊士奇則想判處那位官員因公事殺人而予以輕微處置。兩人爭議不定，就請當時執政的太皇太后張氏裁決。當時在場的王振認為二楊都是因為鄉鄰緣故給出了不盡合理的處罰，償命太重，因為公事而處理的話太輕，應該給予降級處分，太皇太后覺得很有道理，就依從了他的建議。如此處理，拋開私念，秉公執法，所以能為太皇太后接受，並顯示了自己處事的才能，使得他在後來能夠逐漸參與到政事中來。

王振掌權時，樂於接納富有治國經驗的三楊（楊士奇、楊榮、楊溥）等人的意見，每次奉命到文淵閣諮詢政事時，三楊跟他講話，他都是恭敬地站著接受。曾經問三楊他家鄉中是否有可以來京師任職的才幹之士時，三楊推薦博學多才的薛瑄，王振則將他「召為大理少卿」。對三楊百年之後的接班人問題也多有考慮，且徵求他們意見，對他們推薦的陳循、高谷、苗衷等人也是「欣然用之」。此外，王振對有才識的官員亦多有敬重，吏部尚書魏驥聲望顯著，王振尊敬地稱他為「先生」，兩人會見的時候，魏驥只送王振「帕一方」，他也不計較。當時在江南地區擔任巡撫的周忱勤政愛民，王振對他也極為賞識。

在英宗的成長過程中，王振則起了相當重要的積極引導作用。這一點在明人許浩所撰《復齋日記》中多有記載。早在宣德朝，王振因「有才識，能驅駕人」而為宣德皇帝所看重，當時宦官有很多，後來只有王振官做到太監，這也可以說明王振才能的非凡之處。英宗在東宮做皇太子時，宣德皇帝使王振侍奉英宗，並教授英宗讀書寫字，這也正如英宗後來褒獎王振時所說：「我皇考念爾為先帝所器重，特簡置朕左右」。作為東宮師傅，王振莊重沉穩，以致英宗常對他心存敬畏。對即位後的英宗王振也是很盡心地管教，一次大臣給小皇帝上課，偷偷跑出去玩，王振立即就報告給了太皇太后，結果英宗被狠狠地批評了一頓，他身邊的宦官則被關入牢房。對英宗的近侍之人王振也是嚴加管束，防止他們誤導幼主，一次王振準備去侍奉英宗時，聽到有人吹簫，吹簫的人看到王振來了，拔腿就跑，王振追上去，狠狠的訓了他一頓：「爾事皇上，當進正言，談正事，以養聖德。而乃以此淫聲惑上聽乎？」結果吹簫的人被給以二十大板的處罰，可見他對英宗的成長是頗為盡職盡責的。

王振對於英宗的直接教導也多有可圈可點的地方。英宗登極後，王振曾勸導英宗戒絕好玩。據清人查繼佐所撰《罪惟錄》記載，一次英宗與侍從玩球，結果因為王振的到來而停止。第二天天亮時，小皇帝因為玩得累，在屋裡還沒出來，王振就跪著勸道：「先皇帝為一毯子幾誤天下，陛下復踵其好，如社稷何？」，英宗聽後覺得非常慚愧。三楊得知此事後，感嘆道：「宦官中寧有是人！」另據明人鄧士龍輯的《國朝典故》一書記載，當時太皇太后等人喜歡遊玩佛寺，常在寺中一連居住好幾天，王振覺得這樣既有損皇家形象，又勞民傷財，這種現象不應該出現在盛世，於是教導年幼的英宗將后妃們所住的房間里放上佛像及佛經，這樣既顧及到后妃們的喜好，又使得她們不能長期地住在佛寺裡面了，巧妙地糾正了這一陋習。王振也曾教導英宗不要隨便授予身邊的人官位，而要重惜國家名器。《復齋日記》記載：有位宦官給英宗梳頭時日長久，於是乞求恩賞，英宗同意賞他一官職，並讓王振去辦，王振勸諫道：「官所以待有功。此賤技微勞，賞以金帛可也。」最終沒有給予。其言其行勸告英宗作為一國之君當居安思危，以天下為重，勿貪圖玩樂而導致荒政誤國，並嚴明賞罰之事，這本身就是就某些具體的事例引導英宗如何做一賢德之君，裨益實為匪淺。

以上之種種良言善舉亦恰如英宗稱讚王振時所言：「朕自春宮至登大位，前後幾二十年，而爾夙夜在側，寢食弗違，保衛調護，克盡乃心，贊翊維持，糜所不至，正言忠告，禆益實多。」

九、親征無錯，並且非常有必要

明朝的軍制是整個軍隊內體系重多，你管不了我，我也管不了你，各兵種之間也互不搭界。上衛親軍與野戰軍互不相屬，野戰軍內部還要劃成五個部分。小戰役，可以集中派遣一支部隊應戰。而如對北方的大戰役，需要動員舉國之力，這個時候，請問哪一個大臣能指揮得動如此龐大的一個體系？就連兵部，也對軍隊沒有直接的指揮權。《春明夢余錄》有言：「兵部掌兵政；而統軍旅，專征伐，則歸之五軍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無統兵之權；五軍有統兵之權，而無出兵之令。至將屬於五府，而兵又總於京營。合之則呼吸相通，分之則犬牙相制。」另外，班軍制是明軍主力的構成，士兵一年一輪換，相互間也缺少配合與默契。這樣一支隊伍，你能夠讓誰來指揮呢？恐怕也只有皇帝一個人了，這也是明朝從永樂開始，皇帝親征並用太監監軍的原因。因為，只有太監是代表皇帝的，如欽差一樣。太監如果分量不夠了，那就只能是皇帝自己上了。由上可知，土木之役不打則已，要打，英宗親征是無法避免的。

正統十四年是多事之年，年初，即有雲南思機發之亂，又有福建鄧茂七之禍，還有貴州的騷亂，都是動用了國家大力量才加以平定的。直到六月，還調了十萬兵，滅了湖廣生熟苗的造反。於是才有劉球之言。劉球：「移此力經略西北，已巳之變，必有以御之者，窮疥蘚這拒搔，而耗腹心之元氣，安得不敗乎？」（指雲南麓川之役）

首先，明代諸帝有上陣殺敵的優良傳統。洪武元年，朱元璋的登基大典一完成，就馬不停蹄地趕赴汴梁，親自指揮討伐元順帝的25萬明軍；成祖朱棣五次親征朔漠，追剿故元蒙古貴族殘部，披堅執銳，親冒石矢，建樹了赫赫武功；仁宗享國極短，其子宣宗剛上台，便親率六師一舉蕩平漢王朱高煦之叛。父祖們的雄風，為春秋鼎盛的明英宗起了巨大的導向作用。

其二，英宗正統年間是明王朝的多事之秋，處於危機四伏的時代。那時宦官干政，武備鬆弛，地荒民逃，滇西發生動亂。然對明廷威脅最大的，莫過於北方的蒙古，自元順帝北逃以來，蒙古各部的勢力此消彼長，雖未能重建對中原的統治，但活動在遼東、漠北和漠西的蒙古勢力，一直是明王朝生存發展的巨大威脅，明朝邊防、軍備的核心始終放在對付蒙古貴族的基本點上。

第三，瓦刺騎兵此行來勢洶洶，大有摧垮明王朝九邊防線，重新人主北京的勢頭。瓦刺兵分四路，聲威大震，明朝大同參將吳浩率兵迎戰，兵敗而死，軍情吃緊。面對主要敵人的強勢進攻，前線的節節失利，瓦剌已成為明朝的心腹大患的嚴重局面，明英宗不得不高度關注之。

最後，皇帝親征可以振奮人心，鼓舞士氣，且作為一國之君，就應該義不容辭地肩負起保護社稷蒼生的重任。況且，皇帝親統大兵，也有利於鞏固皇權，維護國家統一和內部穩定，比之貪生怕死的宋徽宗，血氣方剛的明英宗勇氣的確可嘉。

再有關於土木堡之戰的起因，清朝那些腐儒將責任全推給宦官王振，實際也先遲早發兵，只是時間問題，根本不是王振削減馬價。

正統四年夏五月，瓦剌太師順寧王脫歡病死，其子也先嗣位以來，勢漸強盛，多次進攻塞北，瓦剌部的勢力不斷向外擴張，首先征服了韃靼蒙古，繼而分化了河西三衛，最後征服了兀良哈蒙古，勢力推進遼東，壓迫女真各部，威脅朝鮮安全，明王朝長城一線的任何一個隘口要塞，隨時都會遭到瓦剌鐵騎的衝擊。也先大舉入侵，僅是遲早的問題。何況，瓦剌朝貢不僅人數連年劇增，給明朝帶來沉重的經濟負擔，而且他們還藉機搶奪明軍武器，毆打明軍，嚴重危害了社會治安和國體，更有甚者，瓦剌貢使居然深入各地偵察山川形勢，探聽明朝虛實，危害極大。而且正統十四年二月的朝貢中，實際只有2524人，卻虛報了3598人，且馬匹瘦小，讓人忍無可忍，因而減少馬價勢在必行，王振此舉並無過錯。

因此，說瓦剌入侵是由王振削減馬價所引起的，是站不住腳的。王振的做法只不過為也先找到了大舉進犯的口實而已。

十、絕非倉促應戰

在「倉促應戰」說中，有一個評價的程度問題。準備兩天是倉促，準備一個月是不是還是倉促？準備一年就不算倉促了嗎？因此，「倉促」的評價只能針對準備的情況而言，那邊大同已經打得不可開交，明軍一敗塗地；這邊趕快把城門關上，好好準備，等著瓦剌長驅直入，兵臨北京城，這就是當時某些人的戰略觀點。吏部尚書王直就取此意，他向英宗說：「陛下宜固封疆，申號令，堅壁清野，蓄銳以待之，可圖必勝，不必親御六師，遠臨塞下。況今秋暑未退，旱氣未回，青草不豐，水泉猶塞，士馬之用未充。兵凶戰危，臣等以為不可。」（《明通鑒》）。回到今天，如果某敵國來犯，我們先退守首都和重點地區，讓敵人進來，我們再打。這說得通嗎？打得過打不過是戰術問題，打不打是戰略問題。即便二戰時期，蘇軍也是經歷了頑強抵抗後才後撤的。開戰即後撤，人心盡失。

「（六月）甲子，衛喇特額森（瓦剌也先）寇報頻聞，詔河南、山西班軍番休者盡赴大同、宣府。乙丑，命西寧侯朱瑛總督大同兵馬。」（《明通鑒》）「乙丑，駙馬都尉西寧侯朱瑛總督大同軍，預戰守。」（《國榷》）　　　　

　　從這兩條可以看出，四十天前，明朝就已經發覺也先的意圖，並已著手準備，調兵遣將。那麼，北京的駐軍就沒有準備嗎？不合情理，因為北京距大同這麼近，而且，北京兵的主要作用就是針對北方蒙古殘留勢力的。北方有兵事，北京駐軍肯定會拉響警報。按現在的話講，進入警備狀態。可以肯定的是，從30萬大軍兩天就可出發來看，這個準備工作已經比較深入了，而且京軍原本就是野戰軍，其主要構成來自每年16萬的班軍，即各附近省份抽調上來的精壯士兵，以備京操。這支部隊，在四十天，或者一個月內整裝待發，是完成可以的。

十一、親征無關王振

說英宗被王振蠱惑才御駕親征，好像英宗是傀儡一樣，實際英宗不僅不是傀儡，且極富主見，辦事精明老練，而人緣又極好。

明人余繼登所著《典故紀聞》記載了英宗的很多事迹，關於太監管理的問題，就有好幾條，且看如下一、尚膳監內使王彰、章叄等盜用椒果等物，事覺，枷號於光祿寺門示眾；二、內使張環、顧忠匿名寫誹謗語，事覺，英宗命屆磔於市，令內官俱出觀之；三、內使金榮等三人變其衣帽潛出禁門，至密雲縣表洞口內，剃髮為僧，被緝事人擒獲，錦衣衛鞫實以聞，英宗命誅之。英宗對太監下手並不輕，因此，王振之流即使得寵，恐也不至於肆無忌憚，再親信的人也要對主子負責，不敢幹太出格的事。

後世都說是王振挾天子率師親征，可是翻檢當時明廷的官方記載,根本並無確指英宗親征出於王振「挾迫」的記錄, 《明英宗實錄》卷180 正統十四年七月己丑( 十一日) 條載英宗親征的決議, 說: 是日,虜寇分道刻期入寇。也先寇大同, 至貓兒庄, 右參將吳誥迎戰, 敗死。脫脫不花(Toytobuqa,蒙古尊號為岱總可汗,Daitsung,1422--1452,在位1438--1452)王寇遼東,阿剌知院寇宣府,圍赤城,又別遣人寇甘州。諸寧將憑城拒守。報至,遂議親征。同書載該年七月甲午( 十六日) , 明軍自京師出發時,亦僅稱: 車駕發京師親征, 是舉也, 司禮監太監王振實勸成於內, 故群臣雖合章諫止,上皆不納。

當時人李實(1413--1485) 曾因英宗被擄事出使瓦刺，在所著《北使錄》中僅指王振「請上出征迤北」,而參與《明英宗實錄》編纂為劉定之( 1409--1467 )在《否泰錄》中亦只記王振「勸上親征」。他們雖同樣感受到「呼吸間即有永嘉(307--313 ) 、靖康( 1126--1127) 之禍」的莫大恐懼,然持論卻與官方一致。王振果真「挾帝親征」,英宗崩後由眾多身歷「己已國變」的大臣編纂成書的《明英宗實錄》, 又怎會隻字不提呢？當時曾歷慘變的大臣在私自撰寫記錄時，又哪會特為逆閹隱瞞呢？這可見「土木之變」前,王振只是從旁助成英宗親征而非若《明史·宦官·一》所指的「挾帝親征」。

英宗毅然決定率師親征, 委實緣於瓦剌部族連結北方各族，多路並進，來勢洶洶地大舉南侵,而明廷沿邊將領卻又連番禦敵失利。王振的勸帝親征, 便是因應惡劣的客觀形勢, 以成祖 五盪邊塵、宣宗三巡北境,作為遊說的憑藉。談遷(1594--1658)在《國榷》中便曾指出: 閹振(王振) 用事, 狃太宗(成祖)、宣宗之故駕, 勸上親征, 廷臣伏爭不得也。成祖以來的「皇帝守邊」政策, 使英宗長期感受到父祖輩行動的影響。他在決議親征後，拒絕吏部尚書王直等諫阻時, 便曾具體而確切地表白自己的衛國決心, 說: 虜賊逆天悖恩, 已犯邊境,殺掠軍民, 邊將累請兵救援, 朕不得不親率大兵以剿之。

朱國禎《皇明大事記》(載氏輯《皇明史概》台灣學海出版社據崇禎〔1628--1644]間原刊本影印,第16卷第18頁。英皇(英宗)追慕先烈才一啟行六師俱覆謀雖發於王振，斷必決於聖衷。

十二、禍起權力爭奪戰 英宗早年由太皇太后和三楊把持朝政，隨著英宗年紀越來越大，英宗親政是必然的，英宗與以三楊為首的文官集團發生了矛盾，英宗以錦衣衛來對付文官集團來奪回朝政。 正統年間的內閣「三楊」中，只有楊溥為人比較低調，其他兩人當中楊榮好收受賄賂是眾所周知的，靖江王佐敬賄賂他被王振的錦衣衛查知後揭發了出來，楊士奇卻袒護他去跟英宗求情（以前宣宗時就有過這種事），楊士奇表面上看沒啥污點，但他卻縱容兒子仗勢欺人，身背十數條人命，也被錦衣衛查了出來告發了，他就請求辭職告老還鄉，鬱郁而死後他兒子才會繩之以法。就這些事來看，王振錯在哪了？錦衣衛本來就是皇帝直接掌控的類似於便衣暗探之類的情報組織，要不是上層腐化做了不法的事，怎麼會讓他抓到把柄的？歷史把這些都歸於權利鬥爭，卻半點不提掌權文官集團的腐敗，楊榮受賄被揭發，楊士奇三番兩次求皇帝不要懲罰，卻把他說成好像是「做好事」一樣，不就是「官官相護」么？　　　　而後來掌權的于謙那撥人就是楊士奇提拔上來的，楊士奇又是被王振的錦衣衛弄倒的，後來這兩撥人的矛盾爆發也就不可避免了。王振的錦衣衛之所以要扳倒「三楊」倒不是他本人要爭權，而是小皇帝已經長大了，得從內閣那裡收回權利了，可那幫人掌權掌得久了已經腐化了，輕易不肯讓出權來，不然不但諸多的特權和好處會被收回，以前做過的那些不法的事也會被清算，這是生死攸關的事，所以到最後他們是不惜連皇帝都給拉下馬的。 十三、一代英主明英宗 英宗絕對是一代英主，即便他不做皇帝，也是個人緣極好的好人，能讓這種人痛下殺手的，絕對是犯了大錯。 明英宗實錄記載，宣宗皇帝抱置膝上問：他日為天子能令天下太平乎？曰：能！又問有干國之紀者敢親總六師往正其罪乎？曰敢！答應之際，音響洪亮，神采英毅，無所疑慮。宣宗皇帝大喜親解所御龍袍寶帶加於上體。這正是英宗一生寫照，御駕親征正是為了不辜負當年答應父親的承諾。 觀察一個人，最好的時機莫過於觀察他最困難時期，在做也先俘虜期間，在被弟弟囚禁在南宮數年期間，英宗從未對自己失去信心，堅韌不拔，始終樂觀地面對現實，景泰帝不但將南宮大門上鎖灌鉛，甚至加派錦衣衛嚴密看管，連食物都只能通過小洞遞入。有時候，吃穿不足，導致太上皇的原配錢皇后不得不自己做些女紅，託人帶出去變賣，以補家用。為免有人聯絡被軟禁的太上皇，景泰帝甚至把南宮附近的樹木砍伐殆盡，讓人無法藏匿。這種壓抑和恐嚇，如果心理素質不佳的人，早就被嚇死了。 英宗兩次登基做天子，用宦官巧妙從文官手中奪權。隱忍數年，一鳴驚人，一句話，朕乃太上皇，誰敢不開城門？奪門之變最關鍵的人物只有英宗一個人，最關鍵的一句話就是朕乃太上皇，開門！擲地有聲，鏗鏘有力。 復辟後立刻誅殺于謙一黨，于謙在景泰帝太子朱見濟死後，一直試圖為景泰帝找接班人，于謙豈會不知，一旦朱見深上台或英宗復辟，第一個就要殺他，朱見深後來雖然也說了于謙幾句好話，但那時于謙已經死了，朱見深邀買人心罷了。于謙試圖扶植的接班人是襄王朱瞻墡（英宗的叔叔）的長子，不過朱瞻墡並不想趟這趟混水，土木堡之變爆發後，朱瞻墡上呈孫太后請立英宗的兒子朱見深為太子，並且建議帝國派人營救被綁架的英宗；於景帝上位後，朱瞻墡上疏勸其毋忘對英宗的恭順，要朝夕省問，念茲在茲。 英宗的政治手腕水平之高，令人稱奇，這樣一個人居然有人說，英宗被王振操縱了，沒主見，100個王振都鬥不過英宗的鐵腕。 剛剛30出頭的英宗在復辟後，先是借徐有貞之手處理了景泰舊臣，再借曹吉祥、石亨之手處理了徐有貞，手段不可謂不高明，身段也仿如行雲流水，一氣呵成。就算是擅於鬥心眼的文臣也絕非其對手。 處理徐有貞之後，英宗開始謀劃對付石亨，六韜中說，你要對付敵人嗎？那就把敵人養的更強，強極必折。英宗正是深諳其中奧秘。 在天順三年石亨的兒子石彪晉封之前，英宗幾乎替石亨打擊了其所有政敵。一個時代漸漸走向「順我者昌，逆我者亡」的情境當中，這其中的「我」便是石亨。英宗雖貴為天子，也幾乎淪為石亨打擊政敵的工具。天順三年，英宗終於開始反擊，切入點放在石亨的兒子石彪身上。在此之前，石彪已封定遠侯，出鎮大同。石家一門二公侯，天下將帥幾乎有一半出其門下，至於石家蓄養的謀士與猛士更是數以萬計—一個王朝的危局已然鑄成。 七月，英宗下令召石彪回京，給出的理由是進爵封候。石彪卻彷彿看到命運的猙獰，不敢回京。他指使千戶楊斌等50人奏保其守大同，變相拒絕皇帝回京的詔令。英宗正是要你這麼做，先不搞石彪，英宗先抓了一個千戶楊斌，石彪毫不起疑。被捕的楊斌供述出奏保行動的幕後主使人正是石彪。英宗惱羞成怒，下令石彪「疾馳入京」—服從，沒有任何借口—帝國的收官行動開始了。石彪回京後立刻被錦衣衛下獄，隨後的審訊與抄家工作由門達主持。很快，門達從石彪家抄出綉蟒龍衣以及違反制式的寢床等物，石亨父子謀逆之心至此昭然若揭。天順四年二月，石彪被棄市。同月，石亨瘐死獄中，走完其始亂終棄的一生。 幹掉石亨父子後，英宗再來做曹吉祥這個宦官。英宗厚待曹吉祥，提升為司禮太監，總督三大營（即五軍營、三千營和神機營，是明朝軍隊的主力）。把兵都交給你了，還有什麼不放心的。 實際英宗根本不放心曹吉祥。曹吉祥父子自認掌握兵權，貪心的不得了，要造反做皇帝。這時正好甘州、涼州告急，英宗命懷寧侯孫鏜西征，尚未出發。曹吉祥使他的黨羽、掌管欽天監的太常少卿湯序擇定於這個月的庚子日黎明時分發動叛亂，由曹欽擁兵入，曹吉祥率領禁軍接應。計劃制定的很好，這些曹氏父子的黨羽自認為成功在望，提前開了慶功宴，這些黨羽中，有一個都指揮叫馬亮的，恐怕事情敗露，偷偷溜出來告訴吳瑾。這天晚上，孫鏜和恭順侯吳瑾都在朝房值夜。吳瑾急忙催孫鏜由長安右門門隙投入奏疏。英宗接到奏疏後，立即下令捆綁了曹吉祥，下嚴令封閉皇城和京城九門。 曹欽發現馬亮逃跑後，半夜裡飛馳到逯杲家，把他殺了。又在東朝房砍傷了李賢，把逯杲的頭給李賢看，說自己的行動是逯杲激成的，逼李賢替他上疏聲辯。又到西朝房殺了都御史寇深。他們攻東、西朝房，不得入，遂放火。守衛者拆河邊的牆石填塞大門，叛軍在門外往返呼叫。孫鏜派自己兩個兒子急召西征軍士到東長安門攻曹欽。曹欽轉攻東安門，在路上遇到吳瑾，把他殺了。又縱火，門燒毀了，但門內卻乘勢加柴，火更猛，叛軍無法入內。這時天已漸亮，曹欽黨稍稍散去。孫鏜領兵追殺曹欽，斬了曹鉉；孫鏜子孫輒砍中了曹欽胳膊後被殺。曹欽企圖突破安定等門，但城門全部緊閉，曹欽只得退回家中抵抗。剛好天降傾盆大雨，孫鏜督軍入曹欽家，曹欽投井死，又把曹鐸及全家人殺了。三天後，英宗下令把曹吉祥碎屍於市。 明英宗朱祁鎮，前後兩次在位，共計二十二年。三十七年的人生，七年太子，十四年皇帝，八年幽禁，最後八年又當皇帝。 英宗在天順年間開始任用了李賢、王翱等賢臣，又先後平定了石曹之亂，顯現了英主的風采。英宗曾對首輔李賢說過他每天的起居情況：「吾早晨拜天、拜祖畢，視朝。既罷，進膳後閱奏章。易決者，即批出，有可議，送先生處參決。」英宗還釋放了從永樂朝就開始被囚禁的「建庶人」（建文帝的幼子文圭，靖難後被幽禁宮中逾五十年），恢復宣德朝胡皇后的稱號，下旨停止帝王死後嬪妃的殉葬，《明史》贊曰「盛德之事可法後世者矣」。 而英宗的人緣之好，令人無法相信，英宗以氣度和熱心讓敵人徹底為其傾倒，尤其是與也先弟弟伯顏帖木兒，關係親密程度就像同性戀一般。 也先曾令妻子出獻『鐵腳皮』，給英宗禦寒暖腳之用。也先還曾經想把妹妹嫁給這個已經基本沒用的皇帝。 也先送英宗回朝之日，也先預築土台，請上皇登座，自挈妻妾部長，羅拜台下。禮畢登程，乜先及部長等，送至數十里外，各下馬解脫弓箭戰據，作為獻禮，然後灑淚而別。獨伯顏帖木兒，送上皇至野狐嶺，攜榼進酒，並揮淚道：「上皇去了，不知何日再行相見？」上皇感他供奉的私惠，一面稱謝，一面也流淚兩行。飲畢，伯顏帖木兒屏去左右，密語上皇侍臣哈銘道：「我等敬事上皇，已閱一年，但願上皇還國，福壽康強，我主人設有緩急，亦得遣人告訴，請轉達上皇，莫忘前情！」哈銘允諾。上皇勸伯顏帖木兒回馬，伯顏帖木兒尚依依不捨，直送出野狐嶺口，重進牛羊等物。上皇攬轡慰藉，彼此又復垂淚，經楊善等促駕南行，才與伯顏帖木兒言別。伯顏帖木兒大哭而歸，如此氣誼，實是難得，想與英宗前生，定有夙緣。仍命麾下頭目，率五百騎護送上皇還京。」 《明史演義》這麼寫，的確讓人懷疑，英宗與伯顏帖木兒有基情？當然演義有些誇張了，可不止演義這麼寫，。」《正統北狩事迹》寫的也是基情四射，朱祁鎮走的時候他一路送行，直到野狐嶺下，史載：「帖木兒聞知，大哭曰：「皇帝去矣，何時得復相見！」帖木兒既去，行數里，聞人馬聲。上驚問為誰，乃帖木兒歸逐得野獸，使人來獻也。」 英宗被俘期間，從來不擺皇帝架子，不僅不擺，還待人非常恭順，就算普通人，也是難得。《正統北狩事迹》有載：「銘屢至大同，往複勞甚。一旦，上謂曰：『汝知乎？昨夜汝以一手壓我胸，我不動，俟汝醒，乃下其手。』」這個故事用現代文說，就是哈銘同志整日奔波非常勞苦，睡覺的時候手臂壓到了朱祁鎮，朱祁鎮擔心影響他休息便不曾起身。 人云：鳥盡弓藏，兔死狗烹。這在朱祁鎮身上確實完全不適用的，兩個陪伴了他艱難歲月的人，得以善終。《明史》載「及帝還京，景帝僅授彬錦衣試百戶。天順復辟，擢指揮僉事。尋進同知。帝眷彬甚，奏請無不從。……十三年擢都督僉事，蒞前軍都督府。卒於官。世襲錦衣僉事。哈銘從帝還，賜姓名楊銘，歷官錦衣指揮使，數奉使外蕃為通事。孝宗嗣位，汰傳奉官，銘以塞外侍衛功，獨如故。以壽卒於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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