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蘇甦：《資本論》的歷史局限
《資本論》是馬克思沒來得及完成的給予世界深遠影響的巨著，同其它科學理論一樣，不可能沒有歷史局限性，因而包含不夠成熟的論述。澄清這類理論問題，對我們今天堅持馬克思主義是有現實意義的。
一
《資本論》的批判者說：馬克思儘管不得不承認資本家的管理也是社會勞動的一種職能，但卻並不認為這種職能具有積極勞動從而創造社會價值的意義。馬克思所強調的，只是資本家對工人的支配從而剝削。馬克思說：產業「資本家作為資本家所要完成的，恰好是使他同工人相區別、相對立的特殊職能，被表現為單純的勞動職能。他創造剩餘價值，不是因為他作為資本家進行勞動，而是因為除了他作為資本家的性質之外，他也進行勞動。因此，剩餘價值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餘價值，而是一種和剩餘價值相反的東西，是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因為資本的異化性質，它同勞動的對立，轉移到現實剝削過程之外，即轉移到生息資本上，所以這個剝削過程本身也就表現為單純的勞動過程，在這個過程中執行職能的資本家與工人相比，不過是在進行著另外一種勞動。因此，剝削的勞動和被剝削的勞動，二者作為勞動成了同一的東西。剝削的勞動，象被剝削的勞動一樣，是勞動。」（《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5卷第430頁）由此我們可以看到，《資本論》批判者的上述言論並非空穴來風，馬克思的確認為產業資本家創造的剩餘價值應視為資本家所完成的勞動的等價物，是一種和剩餘價值相反的東西。
那麼馬克思為什麼認為剩餘價值中資本家創造的「這一部分也就不再是剩餘價值，而是一種和剩餘價值相反的東西」，計算時可忽略？根本原因在於馬克思認為資本家的勞動是完成剝削的勞動。以山西黑磚窯為例，黑磚窯主及打手也在勞動，他們的勞動是將工人變成奴隸，是吸干工人的血。他們勞動的目的和結果就是把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佔為己有。誠然在成品磚塊的價值增殖中有黑窯主一份，但這一份「黑窯主勞動的等價物」與他們追逐的不勞而獲財富相比，在性質上不是相反的嗎？這一份與其說是為社會創造財富，不如說是為社會製造罪惡。
剝削的勞動與被剝削的勞動都表現為勞動，但在本質上相區別，能夠認識到這一點是馬克思的偉大之處。我們不僅從中感受到馬克思對剝奪者的憤怒，也看到馬克思對未來社會的憧憬，看到科學社會主義最初是怎樣萌生的。在馬克思眼中，財富不是堆集如山的商品價值總額，商品價值中的大半是原料及勞動資料的價值轉移，真正的財富是剩餘價值。企業創造的剩餘價值應回歸社會，使所有生產者受益。根本的解決辦法當然是生產資料公有，經營指揮者與工人的勞動都本著造福社會的目的，這樣，經營者與工人創造的剩餘價值就沒有本質區別了。
也許《資本論》批判者會說：「黑磚窯即使在馬克思時代的德國和英國也是不允許的，要制罪的，資本主義生產方式是以工人的人身自由為前提的。你為什麼不拿一個合法經營的私營企業家為例？」我不得不說，要證明合法私營企業家的勞動是完成剝削的勞動很困難。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是先將資本家定義為人格化的資本，以佔有全部剩餘價值為勞動目的，那麼，資本家的勞動是完成剝削的勞動就是順理成章的事了。而真實存在的私營業主，即使他想佔有全部剩餘價值，他辦得到嗎？他必須拿出近三分之一的剩餘價值交稅，返還社會。自己不斷增大的資本又不可能被自己全部消費，只能消費很小的比例，其餘擴大再生產，再多交稅。他死後，三分之一的資本作為子女的遺產繼承稅交國家（日本要交的繼承稅超過原資產的50%）。假如他想通過增加工人勞動時間來增加剩餘價值，那是犯法，他是個守法公民，只有不守法的老闆才存在對工人的剝削。現在的中國不缺工人，缺老闆。
然而在馬克思當年，對工人的剝削是普遍的，《資本論》記錄了大量的工人受剝削的調查。特別在資本的原始積累時期，販賣黑奴的罪惡決不亞於山西黑磚窯，用戰爭敲開中國市場，還讓中國一次賠款4億兩白銀。所以馬克思在《資本論》中把資本家定義為人格化的資本，剝削的代名詞是不奇怪的。
當馬克思例舉了一系列資本家殘酷剝削工人的事實後，憤怒地指出：「平等地剝削勞動力，是資本的首要人權。」（《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3卷第324頁）此時，他已不自覺地在他定義的概念化的資本家與社會上絕大多數資本家之間划上了等號，一度認為無產階級與資產階級的矛盾不可調合，資本主義世界已到了無產階級革命的前夜。這個等號是有些問題的，除非兩大階級的矛盾真的不可調合，將爆發足以摧毀資本主義國家機器的大規模暴力革命。而事實上這樣的革命並沒有出現，只有局部的，很快失敗的巴黎公社起義，無產階級掌握政權兩個月，就象黑暗的夜空划過閃亮的流星。
現實的或真正的資本家不象概念的資本家那麼單純，他們除了馬克思說的那一面還有另一面：他們要交稅（我注意到馬克思計算剩餘價值的公式沒有扣除稅收），問題是交的稅沒能使工人階級受益；他們也為工人提供了就業機會和生存條件。縱觀西方資本主義發展史，在工人階級和社會民主黨的抗爭下，或者用郎咸平教授的話說，在馬克思主義的衝擊下，資本主義制度確有自我修復能力。今天的歐洲，實現了從生到死的社會福利制度，工人每周工作時間從過去60多小時縮減到48小時後，再縮減到今天的35小時以內。歐洲一家大企業，甚至認為車間使用傳送帶對工人的人權不夠尊重，改用送貨車替代，每個大車間還設置洗浴室，工人吹著口哨上班。而我們的「文革」知青在山溝溝里啃著窩窩頭，還喊著要解放世界三分之二受苦的人。
隨著研究的深入，馬克思改變了原來的認識，這一改變在歷時40年的三卷《資本論》中留下了歷史的痕迹。《資本論》第三卷指出：在資本主義社會，職能和資本所有權分離的股份公司，消除剝削是可能的（見《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第494頁）。《資本論》第一卷出版前，馬克思已經發現了人類歷史發展規律（歷史唯物主義），這個規律告訴我們：生產關係不能超越生產力的發展，「無論哪一個社會形態，在它們所能容納的全部生產力發揮出來以前，是決不會滅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產關係，在它存在的物質條件在舊社會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決不會出現的」（《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卷第83頁）。正是基於這個規律，馬克思的最後結論是——公有制計劃經濟的社會主義社會不能在一國取得勝利，它必須在全球資本主義高度發展後同時進入。在共和制完善的國家，有可能不使用暴力，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
然而《資本論》將資本家定義為人格化的資本，認為資本家的勞動是完成剝削的勞動，從第一卷到第三卷是連貫的。這個認識針對特定時代是正確的，但明顯受到歷史局限，帶有片面性，與馬克思晚期持有的無產階級和資產階級的矛盾有可能調合，有可能和平過渡到社會主義社會的認識相矛盾。
二
《資本論》中資本家是人格化的資本，允許資本家僱用工人的資本主義制度是剝削制度，這樣的認識在我國理論界和黨內一直以來都是作為馬克思主義基本觀點看待的。而經濟體制改革首先要將超前的社會主義經濟向後退，退到新民主主義社會。毛澤東同志說：「在無產階級領導下的新民主主義共和國的國營經濟是社會主義的性質，是整個國民經濟的領導力量，但這個共和國並不沒收其他資本主義的私有財產，並不禁止『不能操縱國民生計』的資本主義生產的發展，這是因為中國經濟還十分落後的緣故。……中國也只有進到社會主義時代才是真正幸福的時代。但是現在還不是實行社會主義的時候。」（《毛澤東選集》合訂本第671、677頁）
允許資本主義在中國發展，黨內不少人轉不過彎，提出改革開放「姓資還是姓社」？面對阻力，鄧小平一是將「姓資姓社」問題擱置起來，不爭論，以後再說，二是提出了社會主義初級階段理論。實踐證明鄧小平是對的。「姓資姓社」的爭論不是一朝一夕就能解決，抓住時機求發展，讓事實說話才是上策。一位外國學者說得好，他說鄧小平對中國的最大貢獻不是經濟發展，而是「轉變了中國人的觀念」。 回首當年，中國除了鄧小平，又有誰能啟動改革開放的巨大車輪？
改革開放的車輪啟動了，中國經濟取得了巨大成就。一位對舊社會有深仇大恨的解放軍老幹部，對允許私人辦廠，僱用工人，頗有微詞。他年青時反抗剝削，參加革命，被國民黨特務用鋼絲製作的鞭子抽打得皮開肉綻。在他去世後，子女整理遺物時見到了這根鞭子，才知道父親跟著共產黨南征北戰一直將這根鞭子帶在身旁。他臨終前對我說了一句臆想不到的話，他說：「看來資本主義歷史階段不能跨越。」他所以會有這樣的轉變，因為他親眼看見十多年裡發生的巨大變化。
為什麼藉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能快速發展經濟？我們從中央黨校黨建部主任王長江的講話中可以找到答案。他說：「計劃經濟下，國家總是在不停地找動力，找精神動力，但作用不大。改革開放後，我們打開國門一看，發現自己又比別人落後了幾十年，怎麼辦？——重新找動力，終於找到了改革開放。事實證明，改革開放的強勁動力是前所未有的，因為它的動力機制發生了根本的變化： 還人以利益——承認人對利益的追求是人的本性，『既不姓社，也不姓資』，只是人的本性而已。利用人的本性推動社會經濟的發展，就有了最原始的動力。」王長江為什麼不直言：中國改革開放取得巨大成就是因為我們藉助了資本主義生產方式？公有制社會允許為個人利益生產嗎？自然經濟的生產方式能如此快速發展嗎？那個還人利益的生產方式明明「姓資」，不「姓社」，如果說過去是出於政治上的考慮，或者說出於顧全大局，那麼到了今天，改革開放近30年了，為什麼還不敢公開承認？不僅應該公開承認，而且應該看到是鄧小平將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相結合，才提出了改革開放的偉大戰略。
「姓資姓社」問題被擱置，另一個必然要發生的問題逐漸顯現——什麼是社會主義搞不清了。必須承認，鄧小平初級階段理論在邏輯上挑不出毛病，因為他在社會主義前面加了「中國特色」四個字。他很清楚所謂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新民主主義，就象社會主義是共產主義初級階段，社會主義不等於共產主義一樣，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是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中國特色社會主義不等於社會主義。但是到了下面，「中國特色」四個字就被忽略了。當我看到報紙上說：「是不是社會主義與是不是計劃經濟無關，而且與所有制無關」，著實吃了一驚。
社會主義是外來辭彙，它有兩個含義。一個是它的原始含義，即照顧窮人，同舟共濟。按照這個含義，中國可以稱自己是社會主義國家。社會主義一詞還有另一個經濟學的含義，是指一種社會制度。經濟學中的社會主義社會最主要特徵就是生產資料公有制。在第二次世界大戰剛結束的一段時間裡，美國和英國的國有企業比重較大，一度被經濟學界稱為半社會主義。特別是英國工黨執政，對高收入者課以重稅，支持國有企業建設。而當時德國採取了和英國相反的經濟政策，沒多少年，德國經濟大幅度超過英國，導致工黨下台，保守黨上台。社會主義作為經濟學的概念，怎麼會與所有制無關呢？書店偶爾看到經濟學家吳敬璉的新書，其中一篇文章的題目就是《什麼是社會主義》。文章的結論：「社會主義就是發展生產力」，也不提所有制了。
不久前，中國政法大學人文學院院長李德順教授撰文說：「近年來，常有人問起：『現在我們搞的是社會主義嗎？』他們這樣問，實際上自己內心裡多半是否定的。而我回答則是：問題在於你怎麼看待社會主義？如果你認為社會主義只能是蘇聯或我們改革開放以前的那個樣子，那麼我可以明確地說：不是！但我要問：社會主義為什麼非得是那個樣子，而不是現在和將來這個樣子呢？有誰這樣說過？是馬克思、恩格斯？還是列寧、毛澤東？——都沒有！」
請問李教授：毛澤東真沒說過嗎？毛澤東在《新民主主義論》中明確指出：新民主主義不是社會主義。如果毛澤東也認為社會主義可以這樣搞，就不會有「文化大革命」的爆發了。再請問：馬克思真沒說過嗎？那麼科學社會主義理論從何而來？從天上掉下來的嗎？社會主義是有不同理論，但馬克思主義信仰者，只能以馬克思為準，以科學為準。正因為當時理論界馬克思、恩格斯和列寧的學生們沒辦法將改革開放後的中國社會稱為社會主義，才有了「姓資姓社」之爭。「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的時代已經過去，對人民要將真話！
鄧小平的社會主義初級階段之說不是政治經濟學講義，不是西方所理解的打左燈向右拐的韜略，而是中國共產黨人的政治宣言。它向世界表明：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推翻三座大山決不是為了實現資本主義，而是要實現社會主義。儘管路途非常遙遠，但共產黨人永遠不會熄滅社會主義的理想，將永遠高舉馬克思主義偉大旗幟，帶領人民繼續新的長征。
而馬克思主義的政治經濟學是科學，其商品、剩餘價值、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等等範疇是搭建理論的基石，不能隨意解釋，不能把資本主義生產方式說成沒有「姓資姓社」之分，否則理論就被搞亂了。根據馬克思的最後結論，社會主義社會在資本主義母體中自然分娩，這個歷史進程離我們還很遙遠。今天，中國來自非公企業的稅收早已超過公有企業，我們應正視今天的中國社會是新民主主義社會。正視我國社會在經濟學上的資本主義性質，有助我們以馬克思主義經濟學來研究和指導改革，不防礙我國繼續稱自己是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中國特色社會主義就是在經濟上藉助資本主義生產方式發展生產力，在政治上堅持共產黨領導，在文化上高揚馬克思主義旗幟。只要馬克思主義紅旗不倒，中國就不會迷失社會主義方向。
小平同志教導我們，「姓資姓社」以後再說。現在已經到了「再說」的時候了。再不說，任憑假大空的政治說教泛濫，我們還有信仰嗎？
（2008年3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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