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主義話語及其表述實質

——19世紀上半葉俄國文化運動及其歷史影響[來源：中國民族宗教網|發布日期：2013-01-19]季明舉【內容提要】19 世紀上半葉是俄國社會思潮和文化運動發生多元劇烈變動的關鍵歷史時期。自 1836 年恰達耶夫發表著名的《哲學書簡》並引起俄國思想界的震驚時起，就在精英知識分子中展開了針對俄羅斯命運與前途的民族主義雙重話語表述。這種表述的大方向，是在短時期內充分學習西方的前提下，確立俄國在歐洲乃至全世界的獨立文化身份和精神優勢。其間，俄羅斯傳統文化意識在俄國和歐洲兩種文化交流與激烈碰撞背景下的生存與發展問題，成為知識界普遍關注的共同話題。這一時期的俄國文化運動緊緊圍繞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話語表述而展開。【關鍵詞】文化思潮 民族主義話語及表述 知識分子 思想論爭【中圖分類號】K512.34 【文章標識】A 【文章編號】1009-721X(2011)04-0048-(14)導 言按照安東尼·史密斯（Anthony D. Smith）的觀點，民族主義為包含民族、種族與國家三種認同在內的話語形態，主張以民族為人類群體生活之基本單位，以作為形塑特定文化與政治主張之理念基礎[1]。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稱民族主義為「想像的共同體」（Imagined Communities）[2]。但對俄國文化運動而言,民族主義話語更多的是一種來自精英知識分子的民族自我意識和民族情感，包括對俄羅斯民族歷史命運和未來前途的關注、憂患、乃至忘我的忠誠。換言之，俄國民族主義的話語主體不是開明的統治者，也不是普羅民眾，而是有教養的知識階層。在俄國，文化轉向、社會變革和民族解放運動，向來不是由西方意義上的專業人士或職業革命家來推動的，而是由民族精英知識分子，一個具有宗教團體和僧侶派別特徵的思想群體來完成的。他們這些人未必有精細的專業知識和學者、教授的學術頭銜，也未必僅僅熱衷於高雅學院派風格或沙龍小資趣味的室內精神寫作。「知識分子」（интеллигенция）一詞在俄羅斯民族主義文化語境里有著特殊的精神和宗教內涵。俄國知識分子幾乎全部是是悲天憫人的民族主義者和愛國者，具有強烈的民族使命感、自我犧牲精神、憂患意識，偏執而又嚴厲的道德約束，浪漫而又熱烈地思考著俄國的前途命運或事關俄羅斯民族精神進步方面的嚴肅課題。不管是哲學家、文學家、藝術家，還是歷史學家、文化活動家抑或革命家，他們都被普通俄國人敬重地冠以「作家」（писатель）的稱號。形容俄國知識分子是廣袤俄羅斯大地上的精神漂泊者（陀思妥耶夫斯基語）恰如其分。換句話說，俄國知識分子自誕生之日起，始終是以民族主義話語表述者、踐行者的文化面孔出現的：自古羅斯時代的古編年史家涅斯托爾[3]到17世紀「分裂教派」的領袖阿瓦庫姆大司祭[4]，自18世紀俄國「第一個革命家」拉季謝夫到19世紀的別林斯基、車爾尼雪夫斯基、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托爾斯泰到索洛維約夫、別爾嘉耶夫、普列漢諾夫、列寧等，無不以民族興亡為己任，探索拯救和復興俄羅斯之路。千年俄羅斯文化史，特別是在近二百年來俄羅斯追求實現國家現代化的歷程中，民族主義話語表述一直是不同時代知識分子的最強音，其中又以19世紀上半期「黃金時代」的多元思想景觀最為絢麗，對「俄羅斯思想」的文化闡釋也最為充分。這一階段是俄國近代民族主義精神運動從模仿構擬（自彼得大帝的改革開始）走向全面自覺的時期，期間的各種文化思潮對19世紀下半期、之後的「白銀時代」、乃至20世紀的俄羅斯，都具有重大的歷史影響。本文緊緊圍繞俄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話語，力圖從斷代史角度，對19世紀上半葉的俄羅斯文化運動及其演變軌跡進行歷時性描述。「投入平靜湖水的一塊巨石」。1836年9月30日，由莫斯科大學教授納傑日津[5]主辦的《望遠鏡》雜誌刊發了一封由一個名叫恰達耶夫[6]的「作家」所寫、獻給一位神秘貴婦人的特殊信件，名為《一 封哲學書簡》（Философическое письмо），立刻引起了軒然大波，猶如投入平靜湖水的一塊巨石，震撼了「十二月黨人」起義後沉寂多年的俄國文化思想界。這封信件不僅徹底冒犯了讀者，還惹怒了沙皇當局。帝國書刊檢查局連夜開會，連皇上也出面干預：沙皇專門頒布諭旨，宣布這是一個瘋子大膽的胡言亂語，特地要皇宮派醫生為寫信人恰達耶夫治病。《望遠鏡》很快就被查封，主編受到了嚴厲申斥。這位參加過1812年反拿破崙衛國戰爭、與詩人普希金交情頗深的帝國軍官寫的不是什麼情書，而是一封充滿著叛逆意識、反思俄國民族文化身份的箴言書。恰達耶夫事實上早在1830年就寫好了給那位神秘貴夫人的8封信，《望遠鏡》6年後所發表的僅僅是其中的一封。他在這封信中痛心疾首地宣稱，與在文明進步道路上高歌猛進的西方（歐洲）相比，俄國在文明程度上迄今尚處於「野蠻、不開化」的狀態，當權者僅僅是繼承了「愚蠢的蒙昧，殘暴的、凌辱的異族統治」的傳統（指蒙古統治——筆者），「我們青春可悲的歷史」，是「精神世界的空白」，就像「沒有學會獨立思考的孩子」。「在我們祖國不會結果的土壤上，沒有誕生過一個有益的思想；我們的環境中沒有出現過一個偉大的真理」。「我們一覺醒來時，發現自己已置身於歐洲大家庭之外」。「我們走著一條永遠也到不了終點的路」[7]。人們在《望遠鏡》雜誌上讀到這封信，一定認為恰達耶夫這位「作家」已然神經錯亂，在惡語中傷自己的祖國；而隨後在《一個瘋子的辯護》（Апологиясумашедшего）一文中，恰達耶夫卻自我辯解說他這是試圖為俄國的命運和前途開出一副有效的「苦口良藥」，他是在以「自己的方式」，即「否定的愛國主義」（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отизм）熱愛著俄羅斯。恰達耶夫還呼籲自己的同胞，以「對真理的愛」「獻身於真理的祖國」[8]。值得注意的是，「真理」（правда）一詞是一個古老地道的俄語辭彙，並不單指古希臘以降西方哲學所說的「真理」（истина），而是指俄羅斯建立在正教倫理之上的古老法典（русская правда），即「絕對真理」：那種類似來自上帝的與人的神聖立約（新、舊約）。恰達耶夫進而斷言，基督神聖的「天啟」賦予了俄羅斯以彌賽亞主義使命：俄羅斯註定要以對全人類的「博愛和兄弟般的團結」承擔其拯救世界的責任。「俄羅斯民族表現出一種崇高的智慧，因為她意識到自己命運的至高無上規律」。「萬物之自然賦予我們以使命，我們將成為真正的、有良心的法官，判決人類精神和人類社會的偉大法庭所面臨的諸多訴訟」[9]。事實上，恰達耶夫發表這封信件的內在動機，是出自一種對復活古老大俄羅斯彌賽亞主義的渴望。在恰達耶夫看來，要承擔起這一神聖使命，俄國現在還不夠資格。她當下需要的是在不喪失自己本民族文化身份的前提下，積極融入歐洲大家庭，最大限度地吸取、借鑒來自歐洲的精神營養，以儘快地壯大自己。一個「夾在中國和德國之間」[10]的俄羅斯是特殊的，她既不屬於東方，也不屬於西方，她是西方的東方，又是東方的西方，命中注定首先必須以謙卑、學習的心態摘取西方優秀的精神 成果，然後一舉超越「被理性主義敗壞了的」的西方，以最終擔負起拯救全人類的神聖使命和道義責任。在《哲學書簡》里，讀者既看到「第一個西方派」對俄國落後文明現狀的嚴厲責備，又看到一個赤誠的愛國者對祖國美好未來的熱烈憧憬。恰達耶夫以神秘書信的方式表述的，實際上是民族主義的雙重話語，即對俄羅斯祖國的愛恨交織。他對基督教的推崇、對農奴制的批判、對俄國發展道路的哲學思考以及「否定式的愛國主義」（негативный патриатизм），都是試圖通過嚴峻而清醒的國民性思考和民族自我批判來確立深刻、博大的民族主義文化意識，從而有理由被認為是俄國獨立、創新思想的萌芽和「俄國思想分野的開端」，因此他被詩人維亞澤姆斯基稱作「流動講壇上的教師」（преподаватель с подвижной кафедры）[11]。恰達耶夫單槍匹馬在《哲學書簡》中立足民族主義話語而提出的「東、西方」問題及其良苦用心雖然不為他的廣大愛國同胞所理解（甚至受到普希金的批評），卻成為此後歷代俄國知識精英們所能聽到的「曠野呼告」：即以俄羅斯的方式，向世界表達古老「俄羅斯真理」的現代性話語及其拯救世界的道義和使命。《哲學書簡》的公開發表以及圍繞《哲學書簡》 所引起的歧義和激烈論爭，拉開了俄國知識界就俄羅斯的命運和前途進行民族主義話語表述的歷史帷幕。[12]。思想小組遍地開花的30—40年代這一時期最顯要的歷史事件是抗擊拿破崙入侵的衛國戰爭（1812—1815）和「十二月黨人」起義（1825）。衛國戰爭的勝利使俄羅斯民族意識、民族自豪感空前高漲。與此同時，那些隨沙皇亞歷山大一世遠征巴黎的年輕貴族軍官們為西方的富裕、文明成就及思想自由而震驚。他們回國後開始醞釀推翻沙皇專制，實現西方式的民主共和，這導致了1825年彼得堡參政院廣場上的「十二月黨人」起義。起義的迅速失敗成為俄國思想界的一大轉折：貴族精英們認識到，推翻外在制度的「法國大革命」方式不適合俄羅斯，俄國當下真正需要的是思想和心靈的進步，是立足民族傳統文化、面向西方的開放性變革。恰達耶夫的《哲學書簡》就是向西方開放訴求的最佳腳註。在沙皇當局政治收緊、思想相對寬鬆的情況下，俄羅斯內部散發出勃勃的生命力，對各種西方思想和精神文化運動都異常興奮和敏感。積極探索「俄羅斯真理」的精英們紛紛以沙龍、客廳聚會、聯誼小組、秘密「共濟會」、「愛智協會」等形式 展開活動。其中「共濟會」[13]是最早（18世紀末）由西方傳入俄國的秘密團體。它宣揚友愛平等的兄弟情分、先驗有靈論、基督教博愛思想，最易為俄羅斯直覺式思維方式所接受。「共濟會」與18世紀末期開始在俄國風行的伏爾泰啟蒙主義相對立，它不尋求唯理主義「我思故我在」式的經驗論和認識論，而是訴諸神秘主義的「天啟」和神靈附體。「共濟會」作用在當時非同尋常，葉夫多基莫夫說「俄羅斯軍隊踏遍歐洲，使共濟會的神秘學說在俄羅斯生根，並促進了聖經協會的活動和德國哲學的傳播，浪漫主義深入人心，它形成了一種由德國和英國著作培養的、奇特的俄羅斯 虔敬主義和對世界的終極期待」[14]。別爾嘉耶夫認為，在共濟會裡「產生了俄羅斯文化的靈魂樣式」[15]，培養了民族主義、理想主義的精神期待，並且為接下來俄國文化領域裡的思想結社和小組活動奠定了意識形態基礎。不過鑒於「十二月黨人」起義失敗後（尼古拉一世時期）那種緊張、壓抑的思想氛圍，精英知識分子的沙龍聚會以及民族主義話語的表述尚處於不公開的私密狀態。30－40年代在俄羅斯文化史上被稱作「俄國的大學時代」，地處帝國兩京的彼得堡大學和莫斯科大學儼然成了新的思想文化中心。在恰達耶夫哲學思想的啟發和 「共濟會」精神的影響下，大學校園內各種哲學問題小組、文藝小組、美學小組、文學社、知識協會等自治性學生社團，幾乎在一夜間遍地開花。其中影響力較大的有斯坦凱維奇[16]小組、赫爾岑—奧加廖夫小組、別林斯基小組以及彼特拉謝夫斯基[17]小組等。充滿理想主義的青年人醉心於謝林的「絕對同一」哲學、康德的道德批判主義、費希特的「唯靈論」、康德和黑格爾的歷史哲學、斯賓諾莎的「實在泛神論」、托馬斯·莫爾、傅立葉的空想社會主義等等，其中對他們影響最大的還是謝林和黑格爾。不過這些思想小組與西方沙龍性質的社會思想團體有所不同，它們是具有某 種兄弟般教派凝聚力和強烈使命感的思想小集團。小組成員們專註於那些借自西方的令人眼花繚亂的觀念和理論，但並不把它們當作一種學術問題來研究，尋求精密的準確性和學院式的理論闡釋，而是一種典型的「拿來主義」，即把它們當作火熱的信仰和生動的真理，以此來解決俄羅斯傳統與現代化的問題。他們就哲學、美學或藝術展開秘密的熱烈爭論，經常慷慨激昂，徹夜不眠，似乎要在一夜之間將歐洲幾百年來所積累的精神成果全部吸收過來。這些莘莘學子後來幾乎個個成就非凡，很快就成為19世紀俄國文化界的風雲人物。30—40年代是俄國思想、文化史上闊步向前邁進的浪漫主義和理想主義時代。其鮮明特點是精英知識分子身上民族主義主體意識的勃發，這與被動地模仿西方、對西方（特別是法國）外來思想亦步亦趨的18世紀古典主義時期形成鮮明對照。面對「尼古拉時代」專制、黑暗的外在社會現實，浪漫主義者和理想主義者們紛紛逃向西方玄妙夢幻的思想鏡像中。由大學小組聯誼中產生的俄國西方主義者們相信，傅立葉的「法朗吉」就是地上天國。年輕人喜好用謝林有機主義哲學術語來解釋俄國的現實。恰達耶夫、赫爾岑、別林斯基等人最初幾乎全都是謝林、黑格爾的熱烈信徒。一時間伯麥[18]的神秘有機主義思想，英國共濟會理念、喬治·桑的基督教社會主義，德國的浪漫哲學和日爾曼精神文化，法國的烏托邦社會主義等，都已被熱烈地以俄羅斯民族主義「生命的方式」信仰、討論過了。這大大開闊了俄國知識分子的文化視野並激發了俄羅斯創造性的文化思維。「在這樣的時代里形成了19世紀俄。各類哲學、美學、文學思想小組的聚集，在大學校園裡幾乎是以半公開的方式進行著。它們的民族主義話語表述呈現出熱烈而又絢麗多元的景觀。另一方面，俄羅斯本土的各種神秘思潮也變得日漸濃厚起來。官方和東正教會更加賣力地宣揚以所謂三位一體的「正教、專制、人民性」作為民眾道德責任的思 想基礎，實施對民眾的教化。要求人們忍耐、順從並融入教會充滿博愛的生命統一體中。自17世紀尼康宗教改革以來就一直遭受當局迫害的「分裂教派」依然隱藏在洞窟的小修室里念念有詞。在民間，農夫、農婦們一如既往地相信自基督教之前多神教時期流傳下來的所謂林神、家神、水妖等荒誕不經的事物。甚至精英知識分子中間也瀰漫著對俄國傳統文化中「聖愚」[20]的異常偏愛，相信「為基督的聖愚」的「胡言亂語」中充滿著來自天啟的至理箴言。許多人在內心裡派生出「俄羅斯的哀愁」 （русская хандрия），渴望回歸到彼得大帝改革以前的聖賢古道中去。受過貴族教育的精英與愚昧民眾間的巨大鴻溝在西方思想衝擊面前有進一步擴大之勢。整個俄國社會因進一步對外開放，其內部似乎隱藏著更加激烈的民族主義躁動。接納西方外來理念與守護本土文化精神這兩種思想情緒，在30－40年代生髮出了同樣對現實不滿、同樣追尋古老的「俄羅斯真理」，卻在立場上迥然對立和衝突的雙重民族主義文化意識：「我們業已喪失了自己的精神獨特性」和「我們遠遠落在文明開化的西方之後」[21]。一方面感慨、抱怨對神聖羅斯母親顯得不夠敬重，另一方面又讚歎、折服於西歐社會發達的文明，為俄國文化形態的落後而怨恨。前者催生出了以守護民族文化精神傳統為顯著特徵的斯拉夫主義（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後者則導致了以徹底融入歐洲文明為主要訴求的西方主義（Западничествво）的出現。民族主義話語表述透過綜合性文藝雜誌等論壇開始表現為公開的思想論戰。隨著公共知識分子的出現，俄國文化思想界第一次出現了斯拉夫主義和西方主義公開對壘的格局。不過無論是西方主義還是斯拉夫主義，均不乏強烈的俄羅斯民族主義主體文化思維，即「俄羅斯易於激動的生命」，都認同尋求一套完整的民族主義話語表述，即在俄國本土文化觀念與西方意識形態激烈交鋒、碰撞的時代大背景下，跨越彼得大帝以來那種對形形色色的西方理念欣喜迷狂的時期，轉向建構以確立俄羅斯民族文化身份並進而以拯救「西方墮落」為己任的巨大思想工程。這樣一來，深耕俄羅斯本土並走向民族主義文化認知就成為歷史的必然。走向斯拉夫主義的40—50年代西方主義與斯拉夫主義在民族主義話語表述上的公開對峙，構成了40年代獨特的人文景觀。這是20年代狂飆突進的「文化復興」時期即「普希金年代」所不曾有過的現象，也是30年代沙龍聚會和思想小組時代不可想像的事情。斯拉夫主義作為一個文化派別事實上早在30年代就已經出現。理論界一般公認，緊跟1836年恰達耶夫《哲學書簡》發表後完成的（只在文學沙龍里朗讀過）、具有明顯論戰傾向的霍米亞科夫[22]的論文《論舊與新》（О Старом и Новом），是斯拉夫主義誕生的宣言書。與霍米亞科夫一樣，活躍在莫斯科文學沙龍里的阿克薩科夫[23]、基列耶夫斯基[24]、薩馬林[25]等人是該派別的靈魂人物。斯拉夫主義的基本理念是對俄國東正教哲學「在教會愛的軀體中統一」的「聚合性」[26]（соборность）有機論原則的精彩闡釋。他們自東正教生命有機論立場出發， 有機地理解俄羅斯生活，有機地理解沙皇和人民的「和諧」關係，認為俄羅斯的一切都應當是「東方式」生命的、有機的和整體的，而非「西方式」理論的、機械的和切分的。就民族生命的鮮活性而言，俄羅斯比西方有著更大的精神優勢。對霍米亞科夫這樣的斯拉夫主義分子而言，皈依東正教的「天然純潔性」，意味著摒棄自彼得大帝改革開始的全盤西化，重新回歸生活的有機完整性。這一有機完整性即「村社主義原則」（прицинп общины），曾是俄國長期的思想支柱，卻為彼得大帝改革以來「分裂的西方」所破壞殆盡。俄羅斯在彼得大帝的西化運動中喪失了獨特性，迷失了自己的傳統文化身份。因此俄國迫切需要回復到彼得改革前「處子般」純潔的、溫順虔敬的質樸狀態。斯拉夫主義者和西方主義者一樣受到過良好的西方式貴族教育，深受德國唯心主義哲學（謝林、黑格爾）和耶拿浪漫主義文化思潮的影響，但具有強烈的宗教般的民族使命意識，一直致力於建構東正教歷史哲學和俄羅斯本土化史觀，即建構關照自身命運與世界未來的俄羅斯民族主義視角。西方主義的出現比斯拉夫主義還要早。一般認為恰達耶夫早在1830年就已經完成的《哲學書簡》，標誌著西方主義正式登上歷史舞台。西方主義多半來自莫斯科大學以及彼得堡大學的思想小組，是法國大革命、法國烏托邦主義和黑格爾哲學的忠實信徒。富有公民激情的「十二月黨人」（Декабристы）和對俄國現實持激烈否定態度的恰達耶夫，是西方主義者們行動和思想上的偶像。西方主義的主要代表人物有別林斯基、赫爾岑、巴枯寧、斯坦凱維奇、格蘭諾夫斯基、安年科夫、卡維林以及60年代以後的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直到40年代末期，西方主義才真正從沙龍、客廳、小組思想聯誼走向以綜合性文藝雜誌為媒介的公開講壇。他們認為西歐的文明就是俄國及整個人類的未來。文明的典範在西方，俄羅斯應當首先掌握科學和歐洲啟蒙運動的思想成果，堅定地走彼得大帝所開闢的西方化之路，經歷與西方同樣的文明發展階段，然後才能在一舉超越西方的情況下抗起俄國民族主義的彌賽亞大旗。如果說斯拉夫主義派別充滿著神聖的宗教救世主義情懷，主張以內在信仰和愛的生命完整性實現對上帝和天國的追求；西方主義派別則充滿著激進自由主義和革命造反理念，更注重外在的社會秩序的變革和物質文明的進步，試圖直接把威嚴的上帝拉到地上，建立起幸福的人間天國、俄羅斯大地上的「水晶宮」。西方主義者們清楚意識到，殘酷野蠻的沙皇專制制度和缺少知識教化的普通民眾當下已成為實現俄羅斯民族主義文化復興的最大障礙。唯一的出路是對前者實行外在制度上的革命，至少是革命性的變革，對後者則實行民主思想的啟蒙，以開啟民智。為此，赫爾岑、奧加廖夫在莫斯科有以推翻沙皇統治為堅定目標的著名的「麻雀山誓言」[27]；批評家別林斯基要拯救「埋沒在專制污泥中的人類尊嚴」，並且揚言如果還有一個同胞在受難，他就會「從梯子上一頭栽下來」[28]。斯拉夫主義者和西方主義者就這樣在有關俄羅斯民族前途和發展道路問題上產生了嚴重的分歧。他們以各種文藝雜誌為論壇，展開激烈的思想辯論。西方主義刊物多集中在彼得堡，以《現代人》為核心；斯拉夫主義刊物集則集中在莫斯科，以《莫斯科人》為論壇。一時間俄羅斯帝國兩京之間終日里唇槍舌劍，硝煙瀰漫，呈現出激情洋溢的論戰景觀。就在這種激烈、公開的民族主義雙重話語論辯中，俄羅斯社會領域第一次出現了在西方社會早已習以為常的公眾輿論和公共知識分子群體。別爾嘉耶夫曾說，「斯拉夫主義者和西方主義者的爭論是關於俄羅斯的命運和俄羅斯在世界上的使命的爭論」。狂熱的民族主義雙重話語論爭事實上是彼得大帝打開「通往歐洲的窗口」（окно в Европу）以來俄羅斯與西方兩種文化熱烈交流、尖銳碰撞的突出表現。它提供了俄羅斯與歐洲、東方與西方、信仰與理智、自由與必然、精神與物質的俄羅斯基本悖論性民族文化學話題。無論是西方主義者別林斯基、赫爾岑，巴枯寧，還是斯拉夫主義者霍米亞科夫、阿克薩科夫、基列耶夫斯基，他們事實上共同關心的是俄羅斯民族文化中的「人民性」問題。「人民性」（народность）是一個地道的俄國辭彙，最先由感傷主義詩人、歷史學家卡拉姆辛提出，由浪漫主義詩人維亞則姆斯基最先予以闡釋，在斯拉夫派和西方派那兒成了綱領性民族文化學概念。西方主義派別傾向於把「人民性」作社會階層性理解，認為「人民」指處於社會底層的農民階層；斯拉夫主義派別則站在東正教生命有機論立場上，將文化的「人民性」理解為有機的「民族性」或「全民性」。鑒於俄國知識分子幾乎都具有「民眾崇拜」的造神情緒，相信在民間存在著俄羅斯「真理」、俄羅斯傳統文化精神，因而東、西兩派的「人民性」概念在範疇上有相當大的思想重疊性，即都具有濃厚的民族主義話語意識。其實在今天看來，當年俄國西方主義和斯拉夫主義之間並不存在一條不可逾越的理論鴻溝。斯拉夫主義者受到過被他們所摒棄的「腐朽西方」哲學的大力教化與塑形，不過是把德國浪漫哲學裡的「日爾曼精神」轉換成了民族主義的「斯拉夫精神」；西方主義者事實上也並不主張對西方亦步亦趨，而是把「西化」作為一種強身固本的民族主義策略和手段。他們的一個思想共性恰恰在於：他們身上沒有沾染西方那種分析式的學理主義、腐朽的物質主義和對人的技術和物化態度。在他們身上仍然保存著俄羅斯傳統文化特有的宗教性和精神性，鮮活生命意識和虔誠的直覺主義信仰。「斯拉夫主義者最終走向了宗教，走向信仰；西方主義者則最終走向了革命，走向社會主義。不過，無論哪種情況，都是力圖得到整體性的、終極性的世界觀，力圖取得哲學與生活的統一，理論與實踐的統一」。用赫爾岑的話說，斯拉夫主義和西方主義是俄羅斯這個「雅努斯的兩副面孔」。其中對俄羅斯民族的熱烈信仰與愛是高度一致的，對以俄羅斯的方式拯救全世界，實現全人類兄弟般的團結是堅信不疑的。這種思維重疊性顯示俄國精英知識分子在民族主義話語表述上的某種「聚合性」特質，即建立在民族文化精神根基之上的、具有全人類價值的生命共同體原則。俄羅斯的優勢在於以民族的方式表達全人類的東西。只不過斯拉夫主義者樂於把這一生命共同體原則表述為「村社主義」；西方主義者則一般傾向於表述為「普世主義」。40年代末－50年代初，因別林斯基去世和巴枯寧、赫爾岑流亡歐洲，斯拉夫主義和西方主義的激烈論爭沉寂下來。1848年歐洲革命的失敗和1855年西方列強對俄國發動克里米亞戰爭並導致俄國遭受屈辱的失敗，這兩大政治事件對知識分子產生了巨大的心理衝擊。他們開始離棄一直被奉為精神偶像的西方，在對俄羅斯的關照上回歸民族主義傳統，於是一場新的以「斯拉夫精神」為指歸的民族主義文化轉向開始了：歐洲大革命的失敗使西方喪失了理想主義和精神追求，使自彼得大帝開始就對西方亦步亦趨的俄國知識精英看清了資產階級的恐怖、商業掠奪本質、物質主義和小市民可怕的平庸；克里米亞戰爭除了使他們蒙受巨大的民族恥辱外，也使他們清楚地意識到俄羅斯與西方之間在文化精神上存在著的巨大的分野。恰達耶夫早就指出的「墮落的西方」觀念，在冷酷的現實中似乎得到了有力的印證。歐洲如今是墮落、分裂、掠奪和罪惡的大本營。「即使俄羅斯滅亡，也比按小市民的方式，像極端令人生厭的舊歐洲那樣去建設好」[29]。於是西方主義者紛紛開始轉變思想軌道：從烏托邦式的社會變革籲求走向本土民族主義話語表述。斯坦凱維奇說，黑格爾歷史哲學的無情鐵律「冷酷得使我時時感到不寒而慄」。「生命是愛。理性和意志是其永恆的規律和其永恆的實現。生命在時空中是無限，因為它是愛。愛一開始，生命就跟著開始；只要有愛，生命就不可能被消滅，只要有愛，生命就不會受到局限」[30]。作為一個激進的西方主義者，赫爾岑的話語更具有指標性的意義：「歐洲資產階級以滑頭的、狡詐的、像香檳酒一樣起泡沫的理髮師和宮廷執事人為代表，……我們現在知道了法蘭西共和自由和德意志立憲自由的價值是什麼」[31]。他甚至還公開宣布：「別了，過去的世界，別了，歐洲！」[32]。赫爾岑青年時期與奧加廖夫曾經立下「麻雀山誓言」，宣誓終生致力於推翻沙皇專制，建立使俄羅斯與西歐徹底融合的文明共同體。他現在感到失望了，不再相信從前信仰的革命道路，轉而相信俄羅斯村社主義和民粹主義。另外，批評家別林斯基的精神道路也似乎走了一個循環式的民族主義的圓：在所謂「與現實妥協」時期，他因說過沙皇政權「總是以隱秘的方式與上帝的自由意志，與合理的現實融為一體」[33]，受到同為革命民主陣營里的戰友們的猛烈抨擊。後來別林斯基與「黑格爾哲學的尖頂帽子告別」，在《給果戈里的信》（Письмо Гоголю）中以激烈的唯物主義方式宣傳無神論思想，聲言「否定，這是我的上帝！」，「在上帝的話語中我看到的是黑暗、鎖鏈和皮鞭」[34]，但就在發出《給果戈里的信》6個月之後（逝世前），在《1847年俄國文學之我見》一文中，別林斯基認真地說：「人類的救主是為拯救所有的人而來到人世……他是上帝之子，他以人類的方式愛著人們，……愛和手足情份這些上帝的詞語並沒有白白地向世界弘揚」[35]。別林斯基那一顆「狂熱的」（他被同時代人稱作「неиcтовый Виссарион」）心靈在東正教會司祭的慈愛與祝福中得以最終平息。聞名西方的巴枯寧這個不可救藥的俄國虛無主義者，1842年在《德國的反動》一文中還堅稱「破壞的慾望就是創造的慾望」[36]，但1848年歐洲革命之後，他在《告全體斯拉夫人書》中卻極力鼓吹斯拉夫主義思想，並向沙皇尼古拉二世寫下了《悔過書》。甚至革命民主主義領袖車爾尼雪夫斯基也開始敬重起斯拉夫主義來了，他大力為斯拉夫主義者進行辯護，稱他們為「當下俄國最有教養、最高貴、最有才華的人」[37]。這些走向斯拉夫精神的民族主義話語轉向，絕非僅用知識分子集體陷入思想迷霧或遭遇精神危機所能解釋的，它實際上反映出一種新的、回歸俄羅斯本土文化根基的民族主義價值取向。50年代隨著西方主義的解體，斯拉夫主義變得一枝獨秀。40年代早期被理論界棄之如敝履的神聖羅斯理念、村社主義、啟示錄意識、「第三羅馬」和彌賽亞主義等傳統俄羅斯民族文化意識開始走向了全面復興，俄羅斯比西歐更具精神優越性的民族主義話語成為時代最響亮的聲音。民族主義話語表述呈現出向斯拉夫本土文化精神一邊倒的趨勢。結語：未完結的民族主義話語概言之，19世紀上半葉俄國知識分子的民族主義話語表述（傳播）經歷了一個由單槍匹馬（恰達耶夫）到不公開或半公開（30年代），再到公開（40年代）直至回歸斯拉夫本土文化精神（50年代）的運動過程和演進態勢，其根本思想訴求是尋求俄羅斯作為民族「生命共同體」的自我標識方式，即確立俄羅斯作為獨特民族文化類型與歐洲相比所具有的精神優勢和普世價值。俄羅斯傳統文化精神在「俄國和歐洲」（Россия-Европа）兩種文化範式交流與碰撞下如何借鑒、生存、發展直至如何履行拯救全人類的神聖歷史使命問題，成為知識界普遍關注的共同話題。儘管如此，霍米亞科夫、阿科薩克夫、基列耶夫斯基等老派斯拉夫主義者們那種「散發著香爐 和法衣氣息」（赫爾岑語）的賣力復古表演，總給人一種恍如隔世的錯覺。西方主義者赫爾岑、別林斯基和巴枯寧看上去同樣有些言不由衷。何況俄羅斯已今非昔比：中世紀式野蠻、反人性的農奴制已經走到了歷史的盡頭，復古不能代表俄羅斯進步的大方向。自19世紀中葉開始，處於喧嘩與騷動中的俄羅斯文化運動在時代的跨越中再次出現了兩種新的有機整合趨向：其中第一種文化思想整合的顯著標志是50—60年代的「青年斯拉夫主義」（Молодое славянофильство）思潮和「根基派」（Почвенни-чество）理論的誕生；第二種整合的標誌是平民民主主義思想的出現。前者以50年代格里高里耶夫《莫斯科人》「青年編輯部」和60年代初陀思妥耶夫斯基兄弟所創辦的《時間》、《時代》月刊為喉舌，宣傳「彼得改革的追隨者與人民根基之間的和，鼓吹在新的現實條件下俄羅斯傳統文化精神的復興及其全人類意義，實際上是舊斯拉夫主義在新的歷史條件下的話語變體；後者以車爾尼雪夫斯基、杜勃羅留波夫等人主持的《現代人》刊物為理論講壇，宣揚平民民主主義革命和唯物主義思想，主張俄國跨越西方漸進式的社會發展道路，通過大規模「走向民間」的運動和 農民暴力革命的劇烈形式實現「村社社會主義」的理想，構成30—40年代的西方主義在「激進60年代」的異化（左翼）。這樣一來，新的一輪圍繞俄國現代化問題的思想論戰在19世紀中葉的俄國又拉開了序幕，而1861年的農奴制改革儼然成了這一輪新論戰的分水嶺，知識分子未完結的民族主義話語表述註定要繼續進行下去。* 本文是教育部人文社科研究項目「俄國斯拉夫主義文藝思想研究」（項目號批准號：10YJY752011）的階段性成果。季明舉，曲阜師範大學外國語學院教授，博士。[1] Anthony Smith, National Identity, Reno: University of Nevada Press, 1991.[2] [英]本尼迪克特·安德森：《想像的共同體：民族主義的起源與散布》，吳叡人譯，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 年。[3] 涅斯托爾（Нестор），11—12 世紀古羅斯編年史家，基輔洞窟修道院住持，著有《往年故事》（Повести временных лет），使徒行傳《鮑里斯和格列布的傳說》（Слово о Борисе и Глебе）等。[4] 阿瓦庫姆（П. К. Аввакум, 1621—1682），大司祭，作家，17 世紀尼康（Патриарх Никон）宗教改革後引起東正教的分裂，拒絕改革的保守教會人士形成「分裂教派」（Раскольники），又稱「舊禮儀派」（Старообрядцы），阿瓦庫姆是「分裂教派」領袖，曾被多次流放並施以火刑，著有自傳 性的《使徒行傳》（Житие）[5] 納傑日津（Н. И. Надеждин，1804—1856），俄國文藝批評家、美學家，1831—1836 年間創辦並主持《望遠鏡》（Телескоп）雜誌，最早闡述了現實主義美學原則及小說理論，對別林斯基有良好的影響。[6] 恰達耶夫（П. Я. Чадааев，1794—1856），俄國作家，1821 年以前任近衛軍軍官。1836 年發表《哲學書簡》，被沙皇當局送進精神病院，是俄國 19 世紀初具有西方主義哲學觀點和政治思想的代表之一。[7] [俄]恰達耶夫：《哲學書簡》，劉文飛譯，北京：作家出版社，1998 年，第 35-37 頁。[8] [俄]恰達耶夫：《哲學書簡》，第 194 頁。[9] [俄]恰達耶夫：《哲學書簡》，第 209 頁。[10] [俄]恰達耶夫：《哲學書簡》，第 41 頁。[11] [俄]恰達耶夫：《哲學書簡》，第 7-8 頁。- 52 -按照「白銀時代」新宗教哲學家別爾嘉耶夫的說法，「在19世紀初，俄羅斯經歷了一次文化復興」[12][俄]別爾嘉耶夫：《俄羅斯思想》，雷永生、邱守娟譯，上海：上海三聯書店，1995 年，第 24頁。[13] 俄國共濟會（Русское Масонство）最早於 1731 年傳入俄國，18 世紀末 19 世紀初風靡上流貴族社會。[14] [俄]葉夫多基莫夫：《俄羅斯思想中的基督》，楊德友譯，上海：學林出版社，1999 年，第 43頁。來源：《俄羅斯研究》2011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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