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西方醫學傳教士對中醫的認識過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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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621年來華的傳教士鄧玉函（P. Joannes Terrenz）是第一位到中國的耶穌會醫生。他向身邊的中國人指出其祖國瑞士也是用草藥治病，不過與中國人不同的是「草木不以質咀，而蒸取其露」。耶穌會士對中國醫術印象最深的是中國人精細的把脈診斷方法。1671年第一本中國診脈著作在歐洲翻譯出版。向歐洲介紹中醫最多的是擔任過王室御醫的波蘭耶穌會士卜彌格（Michel Boym）。他也翻譯了中國診脈的著作。在以他的名字出版的《中國醫藥概說》中介紹了一些中藥品種和中醫處方。一個為東印度公司服務的德國醫生克萊葉（Andreas Cleyer）在1682年出版的譯著《中國臨床》中節選了《王叔和脈訣》、《脈經》、《難經》和《黃帝內經》等中醫經典。此書使英國醫生福勞業（John Floyer）受到啟發，發展出一種結合西方和中國診脈經驗的診斷新方法。大致在這一時期，傳教士和受其影響的西方人還是樂於向中醫學習的。

　　馬嘎爾尼使團在中國傳播了西方的技術、醫學知識　　隨著了解的深入，耶穌會士對接觸到的中醫有臧有否。傳教士注意到「中國人給孩子接種疫苗的方法比英國式的更溫和、危險性更小」，但他們更津津樂道自己在醫學上的成功。如康熙患瘧疾時「服用了金雞納霜，這種葯以前在中國是不為人知的」。他們觀察到中國人對血液循環有所認識，但「並不清楚地知道，血液是以什麼方式在流出肺部後分配到全身的，也不知道它們是怎樣迴流肺臟的」。1705年來北京的羅馬教皇特使多羅（Charles-Thomas Maillard de Tournon）患病，太醫奉康熙之命為其治療，一段時間後他覺得清廷宮中「缺乏良醫」。總的說來，這一時期在皇帝要求下清朝宮廷里的中西醫之間在製藥及臨床診斷方面還有合作，但醫學理論上的溝通交流則未見其有。　　兩次鴉片戰爭後，中外不平等條約的簽訂使得傳教士的活動空間擴大到整個中國，醫學傳教活動以診所和醫院為平台從中國的邊緣向中心推進，開啟了醫學傳教士接觸和認識中醫的新過程。但此時西醫的知識結構已經發生深刻變化。19世紀是西方醫學高歌猛進的時代，細胞病理學說及細菌學的發展對疾病原因提供了更準確的說明，化學研究帶來了麻醉藥和消毒化學劑的發明，使得外科手術成為西醫的強項。藥理學的發展推動了製藥業的進步。聽診器、血壓計、體溫計以及一系列光學器械的應用推動了臨床醫學的進步。至今仍在刊行的醫學界權威雜誌《柳葉刀》也在1823年問世，這使得海外傳教士可以通過雜誌了解最新的醫學成果，發表研究成果。傳教士尤其是大學醫學教育科班出身的醫學傳教士，顯然會用西醫的標準來比較中醫了。前者被看做是現代的和科學的，後者則成為傳統的和非科學甚至迷信的。在這樣的視角下，對中醫的批評如潮出現。

　　合信（Benjamin Hobson）所著醫書　　他們批評中國醫學缺乏以解剖學為基礎的人體器官和生理學知識。英國倫敦會傳教士醫生合信（Benjamin Hobson）最早在《全體新論》的序言中批評中國醫學缺乏以解剖學為基礎的人體知識。他說：「予來粵有年，施醫之暇，時習華文，每見中土醫書所載骨肉臟腑經絡，多不知其體用，輒為掩卷嘆惜。夫醫學一道，工夫甚巨，關係非輕。不知部位者，即不知病源；不知病源者，即不明治法；不明治法而用平常之葯，猶屬不致大害。若捕風捉影以葯試病，將有不忍言者矣。」　　從西醫的病理學和藥理學出發，他們對中醫用藥理論的哲學基礎也有尖銳的質疑。合信在《內科新說》序言中說：「中土醫書，方論浩繁……每論一病，必浮舉陰陽五行，纏繞不休，每用一葯，必以色香形味，分配臟腑，更或高談脈理，妄事神巫，臟腑功用，茫然不知，甚矣醫學之衰也。」在東北行醫多年的蘇格蘭長老會傳教士司督閣（Dugald Christie）對中醫理論有所了解，知道中醫把人體和五行聯繫起來，疾病是五行失去平衡的結果，要恢復健康，就要運用根據五行分類的藥物去恢復五種器官平衡的理論。他感嘆：「中醫的說道實在是太複雜了。」　　傳教士們還像利瑪竇一樣看到中國缺乏專門的醫學教育，認為這是導致中國醫學落後的根源。合信指出「中土醫學，今不如古」，因為中醫沒有專門的醫學教育和醫生資格考試製度。他在《西醫略論》中說：「西國醫士，必須屢經考試，取列有名，方准行世，其貴如中國舉人進士之名，其法略如中國考取文士之例，所以習之者精益求精，中國醫士，士人自為之，不經官考，不加顯榮，此不精之故一也。」

　　嘉約翰創辦了廣州博濟醫院，即現今孫逸仙紀念醫院的前身　　批評中國醫學最有影響的人可能是美國長老會的嘉約翰（John G. Kerr）。1877年5月在上海召開的第一次新教在華傳教士大會上，嘉約翰宣讀有關醫學差會的論文，提出東方民族醫療方面的九個問題。第一，對解剖學和生理學徹底無知，而且還用荒謬的理論來替代真正的知識；第二，對疾病本質的無知，把疾病起源歸因於並不存在的原因，以五行和陰陽說來解釋病情；第三，在很大程度上對藥物性質無知；第四，外科是極其原始和殘忍的；第五，產科不僅謬論盛行，而且一旦病情緊急急需手術時，要麼手法野蠻，要麼不知所措，「在中國這樣一個人口眾多的國家，如果今天能拿出一個百年的統計數據，那麼一定會披露令人恐怖的受折磨和丟了性命的人的數字」；第六，迷信的思想和行為主宰著所有未經啟蒙的民族的醫療並使其誤入歧途；第七，對兒科衛生和兒科疾病的無知；第八，完全沒有衛生法規；第九，沒有照顧病患的慈善機構。嘉約翰實際上從醫學和藥學的理論、臨床實踐、醫療體制和政策管理等方面，幾乎徹底否定了中醫。嘉約翰後來還擔任傳教士醫生學術組織「博醫會」的首任主席和《博醫會報》的首任主編，可見這種否定中醫思想的認同度了。在1890年第二次在華新教傳教士大會上，內地會的道思韋德（A. W. Douthwaite）做醫藥傳教的報告說「關於中國的醫學科學我們能說什麼呢？根本就不存在這樣的東西」。總之，在19世紀來華的大部分傳教士醫生那裡，中醫被看成是與現代世界不相容的古代世界的產物。在他們的視野中，中醫沒有地位。　　不過，中醫的問題不可能這麼簡單。因為，備受傳教士批評的中醫在這個時代幾乎沒有變化，只是其缺陷在同時代西醫的對照下被相對地凸顯出來了，但怎麼也不至於因為西醫的出現，中醫只有「無知」而沒有合理的一面。正如對中醫多有批評的司督閣在自傳中不得不設問的那樣：「中醫有這麼多缺點，難道沒有優點嗎？」就連很輕蔑中醫的丁韙良（W. A. P. Martin）也苛刻地承認：「在對疾病的治療當中，中醫雖然既無研究又無科學，但幾千年來積累起來的經驗肯定會像瞎貓抓耗子那樣，摸索出一些行之有效的療法。」因此，當傳教士轉向中醫的經驗領域或者西醫所缺乏的領域時，無法忽視本地醫學的貢獻。　　他們最先看到的是中藥的療效。傳教士醫生往往對中醫採取「醫」、「葯」分離的態度。漢口威爾斯利會的斯密斯（J. Porter Smith）和嘉約翰都較早撰寫有關中藥的著作。1858年合信在《內科新說》中有意識地對比了中西的藥物。其中《東西本草錄要》認為有的西醫用藥和中醫醫理相通，如茯苓、車前子等；有的則中西醫醫理不同，但西醫所用的多有中醫本草中記載的藥材。他還主張西醫在中國「藥劑以中土所產為主，有必須備用，而中土所無者間用番葯」。可見他對於中醫藥材還是比較能接受的。　　不過，儘管還可以找到一些類似的例子，但醫學傳教士們對中醫的認同僅僅在這些有限的層面上。如柯文（Paul A. Cohen）指出的：「從廣義上來講，19世紀末西方的優越感在本質上是包羅萬象的，不僅是在諸如財富和力量的物質範疇方面，而且包括了文化、宗教、道德、風俗及其他的精神領域。」這一時期來華的傳教士，往往有強烈的文化和宗教優越感。在一些傳教士眼中，東方諸民族正處於滅亡的陰影中，「沒有希望、沒有上帝，自願成為罪惡和撒旦的奴隸」。明恩浦（Arthur H. Smith）晚年寫給年輕傳教士的手冊說得很直白：「就說年輕傳教士到中國來這件事，這就是假設他有一種優勢——否則，他來幹什麼？」這種優越感往往導致傳教士輕視甚至缺乏正面認識一切本地文化的意願。

　　撫順教會醫院外等候就診的病人(攝於1934年，資料圖)　　值得注意的是，當時醫學傳教士人數很少，但能量很大。教會醫院也逐步在城市鋪開。中國朝野接受西醫幾乎沒有什麼障礙，醫學傳教士得到中國官紳讚賞的例子比比皆是。在1907年召開的傳教士來華百年大會上，擔任醫學分會主席的司督閣宣布教會醫學院學生的文憑得到了清政府承認。1910-1911年東北鼠疫大爆發，西醫被官方委以防疫重任並成功控制了疫情，這被看成是西方醫學在中國被認可的標誌性事件。　　（本文轉載自《歷史研究》2010年第5期，作者：陶飛亞，原文題為《傳教士中醫觀的變遷》，因篇幅所限，有所刪節並略去文獻引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