經略編譯 | 怒從何來？「劍橋分析」與我們的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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怒從何來？「劍橋分析」與我們的時代

文 | 威廉·戴維斯

譯 | 林梓

校 | 朱容征

導言

Facebook不久前承認，英國數據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在2016年美國總統大選前違規獲得了5000萬Facebook用戶的信息，並成功地幫助特朗普贏得了美國總統大選。後來，Facebook經調查發現，最多有8700萬用戶的信息被Cambridge Analytica不當分享。該事件曝光後，不僅Facebook遭到用戶、業界和監管部門的強烈指責和調查，Cambridge Analytica也遭到了多家機構的調查。北京時間4月10日，Cambridge Analytica代理CEO亞歷山大·泰勒(Alexander Tayler)稱：「我們沒有『入侵』Facebook。一家研究公司(即「GSR公司」)向我們授權了數據，而這些數據是通過Facebook提供的一款工具非法獲取的。

這出鬧劇可以給我們提供什麼樣的警示呢？本文作者指出，「與金融危機一樣，這出鬧劇可能讓人們忽視真正的體制問題和政治問題，在這件事情里就是臉書這樣的公司和寬容、縱容甚至慶祝它們複雜而廣泛的數據收割和分析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原文鏈接：https://www.lrb.co.uk/v40/n07/william-davies/why-the-outrage?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關於劍橋分析公司（Cambridge Analytica），至少有一點是可以確定的。假如在2016年11月8日之前，分布在密歇根州、威斯康星州、賓夕法尼亞州的四萬人改變了對川普的看法，轉而把票投給了希拉里，這個總部位於倫敦的小小政治諮詢公司現在就不會成為令人窒息的頭條，也不會出現在英國政府的聲明裡。劍橋分析本可以隨心所欲地「收割」數據、違法亂紀、進行洗腦、施展美人計，但如果希拉里勝選，這都不是事兒。

涉事的壞人們無疑會同意這個看法，但並非出於似是而非的理由。在《觀察家報》和《紐約時報》的協助下，英國電視4台新聞欄目（Channel 4News）曝光了對劍橋分析的CEO亞歷山大·尼克斯（AlexanderNix）（現已被停職）的暗訪。尼克斯當時正在向某個他以為是潛在客戶的人吹噓，說他與川普有過「多次」會面，並主導了川普競選陣營的策略。尼克斯暗示，多虧了精準推送的廣告和特別能打動人的消息，那四萬張選票才被科學地從希拉里一方轉進到川普一方。「我們的數據參謀了一切策略」，尼克斯說道，說話的架勢宛如地產經紀人在大談特談現階段的需求暴漲。

誠然，劍橋分析公司的確為川普競選陣營做過事情，但未必是由於其玩弄權術的才華。川普的競選經理史蒂夫·班農（Steve Bannon）當時是公司董事會成員，可能委託劍橋分析做了些數據分析工作，以便在小圈子裡分享。2017年初，公司首次引起了英國媒體的興趣，有報道稱該公司與脫歐運動（Leave Campaign）有緊密聯繫。《觀察家報》的卡羅爾·卡德瓦拉德拉（CaroleCadwalladr）發表了多篇關於這個公司的調查報告，2017年5月，她寫道「在美國所發生的事情和在英國所發生的事情是緊密關聯的。英國退歐和川普緊密關聯。川普政府跟俄羅斯和英國的關係緊密關聯。而劍橋分析公司就是一個關鍵點，透過它，我們得以窺見所有場上玩家的關係」。

事件背景令人熱血沸騰，最近揭露的事情無異於一盆冷水，尤其是對那些輕信劍橋分析的客戶而言。首先，並沒有實錘能證明劍橋分析公司為2016年退歐公投中的任何主要參與方提供諮詢服務。尼克斯最初在某文章中吹噓有過，但今年2月在面對英國下院數碼、文化、媒體和體育特別委員會的時候，他承認那篇文章是由某位「有點腦子過熱的公關顧問」所寫。誠然，我們應當嘗試理解「退歐和川普是緊密關聯的」是怎麼回事，不過那需要社會學和經濟學分析：這個過程並不會如同指認某個秘密控制室那樣簡單和讓人興奮。

Cambridge Analytica公司首席執行官亞歷山大-尼克斯

第二，沒有（也不可能有）證據顯示公司讓選情轉向有利於川普的方向（同樣地，也無法嚴格證明公司沒有此舉），雖然公司不出意外地予以否認。對於希拉里來說，要接受這點似乎仍很困難。在接受電視4台採訪時，她提到劍橋分析公司「大規模的宣傳……影響了選民的想法」。話說回來，數據分析在現代政治活動中本就處於核心位置。畢竟希拉里自己也更喜歡舒舒服服地在布魯克林的競選辦公室里研究密歇根州的數據，而不是親自去造訪該州，儘管密歇根州的民主黨人很焦慮，懇請她在最後幾周抽時間去一下。假如最後希拉里勝選，無疑也會出現宣傳炒作，用尖端數據分析探尋美國首位女性總統當選背後的故事。

醜聞有兩個方面，但沒有一個方面真正與選舉有關。首先，「數據外泄」使川普陣營得以未經用戶同意染指5000萬臉書用戶檔案。這是通過濫用某個簡單的應用「這就是你的數字生活」（thisisyourdigitallife）實現的，很多臉書用戶免不了接觸這個應用的點贊。它們會以個性分析測試的形式出現在用戶的推送中，用戶可以把生成的沒什麼新意的結果與朋友分享。「這就是你的數字生活」的創立人亞歷山大·科根（Aleksandr Kogan）是劍橋大學的心理學家，想要基於臉書上的「贊」來驗證個性建模理論。只有27萬人使用了這個應用，但應用也會收集他們好友的數據：這是臉書運行的特色，並不是科根耍的心眼。

臉書知道「這就是你的數字生活」，但是認為其運作目的是純粹的學術研究。哪怕是查看了服務條款的用戶也會如此認為（況且，誰會真正去看？）。直到本月初大家都還被蒙在鼓裡——科根把數據直接交給了劍橋分析公司，然後公司利用這些數據為班農做事情。劍橋分析的員工克里斯托弗·威利（Christopher Wylie）把這一切爆料給了《觀察家報》，於是就有了一篇題為《我創造了班農的心理戰工具》的報道。

這事觸犯了不少法規。隱私法規定個人有權在同意別人收集和存儲他們的數據前知曉數據的用途。科根和劍橋分析公司欺瞞客戶。然而，儘管他們沒有嚴格遵照每一個協議條款，並且可能違反了《數據保護法》，可以肯定的是沒有人會因為發現在一個平台收集的數據被用在他處而感到吃驚。用新的（且密不告人的）方式使用數據是數字經濟的指導原則，蘇珊娜·蘇寶福（ShoshanaZuboff）稱之為「監控資本主義」，尼克·施尼謝科（NickSrnicek）稱之為「平台資本主義」。

值得記住的是，在上世紀90年代，互聯網被視為資本主義發展的機會，同時也被看作威脅。納普斯特播放器（Napster）就是標誌性的例子。一旦信息量足夠大、個人匿名成為常態，贏利點在哪裡就不知道了。蘇寶福和施尼謝科的研究殊途同歸地發現，發生改變的是，互聯網可能開始在全球範圍內被用作監控工具：提供優惠、高質量、甚至免費服務的條件是，「用戶」干任何事情都會被跟蹤，並與他們的線下身份錨定。大部分科技巨頭在開始的幾年都會巨額虧損（優步目前仍處於虧損中），這是戰略的一部分。人們被引誘使用某項服務，開發者想方設法留住用戶，這些都會在未來轉化為為收入。

假設臉書用戶同意臉書以任何途徑使用或可能使用他們的數據——作這樣的假設是對網路運行邏輯的徹底歪曲。就此而言，說《衛報》的讀者同意《衛報》以任何方式使用他們的數據（他們每次訪問衛報網站都會留下數據）是對數據可塑性本質的曲解。數據的潛在價值和用途只有在收集之後才會彰顯，而不是收集之前。

在圍繞川普和劍橋分析公司的恐慌中，這條資本主義的殘酷真相被故弄玄虛地稱為「收割」。但是，如果開發一個應用在別人不知道的情況下收集數據就是「收割」，那這事兒就大了。通過在倫敦地鐵提供免費WiFi，倫敦交通局就在收割數據（通過安裝WiFi網路，倫敦交通局得以掌握乘客的實時動態）。英國政府數字服務小組通過操控政府網站的設計收割數據（基於對點擊量的影響和人們花在每個頁面上的時間的數據，慣用的「A/B」測試意味著不同用戶看到的網站設計是不同的）。優步收割的數據遠不止於打車（應用會在行程結束後繼續收集乘客的行為數據，雖然現在用戶可以選擇關掉這項功能）。皮卡迪利廣場的新式數字廣告牌也在收割數據（它們裝有用來分析過往人群面部表情的攝像頭）。

近期這起醜聞的第二個方面雖然更加惡劣，但是不那麼重要。如果公司的宣傳口號是可信的（這個「如果」在宣傳造勢下越來越響），劍橋分析公司可不會老實做事。尼克斯和他的同事馬克·特恩布爾（Mark Turnbull）討論色誘勾引、恐嚇勒索和反情報的場景被電視4台拍了個正著，似乎比起心理測試，《007》的電影情節帶給他們的靈感更多。候選人只是競選團隊的「傀儡」，「事實」的重要性不如「情緒」，這些話他們脫口而出，被隱藏的攝像機拍到的時候，他們看上去很可疑，但和諸如阿拉斯蒂爾·坎貝爾（Alastair Campbell）、飛利浦·古爾德（PhilipGould）和皮特·曼德爾森（Peter Mandelson）這些新工黨（New Labour）成員早期的冷酷無情並無本質區別。也沒有理由認為新工黨在90年代用類似的辦法分析數據——聚焦團體和民調——這些方法在獲得情報和有效性方面不如自動心理測試。至於尼克斯吹噓說他們「在別人看不見的地方操作」，以及對「客戶」的臨別告白（「我期待跟您建立長期的合作關係，悄悄的那種」），電視4台的調查員居然沒笑場，已經是奇蹟了。

這起濫用數據事件理所當然地受到了英國信息委員會的關注。我們還看到了某些令人激動的營銷表演，在意識到哪裡不對之前還以為在看黑幫劇。前者已經不是新聞了：早在2010年，《華爾街日報》就發現臉書的應用（正如科根開發的那個）會在未經用戶許可的情況下日常為廣告商和網路追蹤公司收集數據。考慮到臉書掌握著全世界的注意力（月活躍用戶超過20億，平均每天在臉書網站上花費50分鐘），靠關注賺錢的商人蜂擁而至、四處撿漏是不可避免的，這跟大型體育賽事吸引票販子是一個道理。

所以我們怒從何來？《觀察家報》應該因其在該話題上的不依不饒受到褒獎，如果運氣好的話，這個報道會把我們推至數據隱私問題的轉折點。但是劍橋分析公司引發的狂熱和轟動表明恐懼的轉移有著更深層次的原因。部分原因與川普和川普主義有關。壞事必然來路不正。激昂的留歐主義者們無疑對退歐持有類似看法。有多股秘密、詭譎的勢力干擾了2016年美國大選，這是沒有疑問的。感謝羅伯特·穆勒（Robert Mueller）的調查，我們知道了臉書把價值10萬美元的廣告位賣給了俄羅斯的「水軍工廠」，導致2015至2016年間多達1.26億美國人可能受到了俄羅斯「假新聞」的影響。然後FBI在大選的關鍵時刻重啟希拉里「郵件門」調查。但我們不知道這些信息能否讓我們更好地解釋或理解川普的勝選。

劍橋分析公司似乎很適合做一把實錘，主要是因為公司不斷地吹噓自己就是實錘。尼克斯和特恩布爾在2016年大選中的所作所為，跟高盛前銀行家「奇人」法波·托爾雷（Fab Tourre）和皇家蘇格蘭銀行前任總裁「剪刀手」弗雷德·古德溫（Fred Goodwin）在2008年銀行業危機中的所作所為如出一轍，這些怪人為怒火和警惕提供了靶子。聽著這些人自豪地宣稱自己沒有良心，反而有些令人寬慰，因為這有助於解釋這個世界為何缺乏道德指引。但是與金融危機一樣，這出鬧劇可能讓人們忽視真正的體制問題和政治問題，在這件事情里就是臉書這樣的公司和寬容、縱容甚至慶祝它們複雜而廣泛的數據收割和分析的資本主義發展模式。

據說，最近臉書遭受的兩起最嚴重的道德醜聞都涉及學術，前者是「情緒傳染」試驗，據透露，為了進行學術研究，臉書未經用戶許可就改變新聞推送。與外界研究人員接觸意味著交出一小部分控制權。臉書跟學術界合作的意願本就不強烈，這些醜聞會讓扎克伯格思考這樣的合作是否值得。把所有的數據保存在內部，就不會有倫理道德問題出現。這類巨型社交平台的規模和範圍不斷擴大，與他者共享有價值的數據的需求也隨之逐漸消滅。

有時候，人們會說數據是數字經濟的「石油」，是一切事物的燃料。石油和隱私之間的類比更有啟發性：隱私如同某種深埋地下的自然資源，因為私人利益而被日益掠奪，對整個社會造成了愈發嚴重的危害後果。如果這個類比是正確的，隱私和數據保護法根本就不足以與科技巨頭對抗。臉書所做的，就是用越來越大膽的方式來摧毀隱私權。

正如環境保護主義者們要求化石燃料產業將原油「留在地下」，對矽谷的終極要求應當是將私密數據「留在我們的頭腦里」。這裡真正的反派是某種擴張性的經濟邏輯，堅持要越來越多地查看我們的思想、感情和關係。想要翻身最好的辦法是使用矽谷最怕的東西：反壟斷法。將大企業切碎化小，這些小公司仍然可能監視我們，不過是通過不容易（或秘密地）聯合起來的不同方面。相比於滿是亞馬遜和臉書這種大型壟斷企業的世界，滿是劍橋分析這種騙子公司的世界是一個更好的世界。小騙子公司最終因為自己的胡說八道而露出破綻，而大企業逐漸接管政府職能，還不告訴你它們在幹什麼，這太可怕了。

編輯 ：k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