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電影與上海

20世紀上半葉的美國電影與上海

作者：汪朝光 文章來源：《電影藝術》2006年第5期 點擊數： 1037 更新時間：2007年08月25日

電影是一門新興藝術，也是技術發展和商業運作相結合的產物。電影雖未誕生於美國，但美國的電影產業發展卻極為迅速，在短時間內便雄踞世界電影產業的巔峰位置。毫無疑問，美國影片在20世紀上半葉的中國電影市場始終佔據著重要地位，並對中國電影的市場運作、藝術表現、技術製作產生著不容忽視的影響，並引起相應的社會反應，其中尤以上海為代表 上海作為現代大都市之興起及其飛速發展，發生在十九世紀中葉中國在西方列強壓迫下被迫開關以後之短短數十年間。至1930年代，上海已成為中國人口最多、工商業最為發達、對外交往最為密切、現代化程度最高的大都市。電影是上海體現其作為國際大都市品性的重要環節，並在上海都市的文化發展與市民生活中起到了特殊的作用。因此，探究美國電影與中國的關係，便不能不探究美國電影與上海的關係，其中探究20世紀上半葉美國電影與上海的關係則為其中不可或缺的組成部分

一、美國電影進入上海

1895年，電影在法國誕生後，第二年便漂洋過海，來到中國，第一站即落腳於上海。1896年8月11日，西方商人在上海閘北的西唐家弄（今天潼路814弄35支弄）的遊藝場所——徐園內的「又一村」放映西洋影戲，這是中國最早的電影放映，而其首先發生在上海頗為意味深長，從此，電影就與上海結下了不解之緣。 1897年，美國電影放映商雍松（Youngson）來到上海，在天華茶園、跑馬廳奇園、同慶茶園等處放映電影。[1] 在四馬路西首的天華茶園，「連演五夜」美國新到「機器電光影戲」，「比真尤妙，栩栩生動如活」，「且戲目繁多，使觀者如入山陰道上，有應接不暇之勢。」[2] 此亦成為美國電影與上海結緣之始。 與電影放映幾乎是同步，上海也開始了拍攝電影的歷程，最早來到上海拍電影的是美國公司。1898年，美國湯姆斯·愛迪生（Thomas Edison）公司曾派遣攝影師週遊世界拍攝當地風光，在上海拍攝了《上海警察》和《上海街景》。1901年，美國沃威克公司（Warwick）的攝影師約瑟夫·羅森塔（Joseph Rosentha）拍攝了《上海南京路》，畫面上的南京路，「是一條滿是行人的街道，街上有步行者，黃包車夫，官轎，一位騎自行車的歐洲婦人，錫克巡警和二位德國官員。」[3] 影片反映的是上海城市生活的情景，不僅為後人留下了一份寶貴的歷史記錄，而且影片中所記錄的情景，表現出清末的上海已經具有五方雜處的國際化特點。 中國最早的故事片製作發生在上海，也與美國有一定的關聯。1909年，中國第一家電影公司——亞細亞影戲公司在上海成立，由猶太裔美國人布拉斯基（Benjamin Brodsky）投資經營。1912年，亞細亞公司轉讓給上海南洋人壽保險公司經理、美國人依什爾（Israel）。依什爾拉來在美化洋行廣告部工作的張石川和新劇界（文明戲）名人鄭正秋幫忙，準備開拍影片，但張、鄭等沒有完全以亞細亞公司的名義製作影片，而是以亞細亞公司為依託，以新民公司的名義，拍攝了國人製做的第一部短片《難夫難妻》。

二、上海的城市特質與電影消費

電影這門新興藝術不同於其他藝術形式的特性在於，電影的高科技和高投資特質，註定使其只能通過市場得到回報，以維持其再生產。因此，電影便難如文學、美術、音樂等基本是文學藝術家個體的創作行為，而成為需要大量資金注入、具有大眾性格的特殊產業，並具有商品生產追求市場佔有的天然擴張性，美國好萊塢的發展就是典型的例證。美國電影業以大工業的生產方式運作，「它不是一種藝術表現的手段。影片的生產只是為資本家提供有利的投資機會。」正因為如此，為了追求利潤，美國製片商非常注重向外輸出影片。「美國電影企業的巨頭們不斷追求的目標乃是對市場的全部控制，以便為他們的產品獲得確實可靠與經常性的銷路」，而「各大影片公司的繼續擴張和由此而產生的生產過剩的危險，促使他們進而企圖壟斷國外的市場，它們在本國所獲得的大部分的收入使它們能夠在國外實行傾銷政策，繼這種傾銷政策而來的則是市場的壟斷。」[4] 在這樣有意識的生產與銷售運作下，到1920年代中期，「在世界各國，美國影片占著上映節目百分之六十到百分之九十的優勢，每年約有兩億美元被用來生產八百多部影片。電影方面的投資超過十五億美元，這樣大的資金使電影事業在美國成了一種大規模的工業，在資本上可以與製造汽車、罐頭、鋼鐵、石油、紙煙這些美國最大的工業相比擬。」[5] 上海就是美國電影對外市場擴張的重要目標城市。 20世紀初葉的上海，已發展成為中國最大、最重要的工商業城市，同時也是中國最重要的消費城市。工商業中心和消費城市，對我們理解上海電影業的發展具有不可忽略之意義，因為正是在這樣的基礎上，上海與電影形成了互為依賴的親和力，上海城市的消費特質和消費能力與電影的消費本質相吻合，從而使其迅速發展成為中國以至亞洲首屈一指的電影消費城市；同時，電影的消費不僅成為上海城市經濟的重要環節，而且進一步刺激了上海的對外交流，在相當程度上塑造並提升了上海的國際都市形象。如時人所論：「影片底輸入給當時文化程度較低的中國民眾帶來一種進步的世界性的觀感，在國內開拓了一種新的企業基地」；而且由於「電影的商品形態也和一般商品不同，它通過電影院與觀眾發生關係，因而電影便在市場上帶來一種新的商業機構。」[6] 上海的人口眾多而密集，由於近代上海特殊的發展道路和環境，使上海形成了以移民為主體的城市人口結構，結果「為上海繁華生活或是商業社會發財機會而來的移民，既無清晰民族意識及排外心理，自然樂於接受西方物質文明。」[7] 由於上海與外界交流的經驗，使上海市民自認見過世面，比較容易接受外來文化和新鮮事物，形成追求新奇的喜好，電影為上海觀眾所接受與此不無關聯。上海是中國經濟最發達的城市，個人收入水平相對較高，而且還有不少在外國公司和洋行工作的買辦職員階層，他們的經濟收入和交際需要，推動上海的電影放映很快從最初「五分錢鎳幣」式的遊藝雜耍場所，發展至高級豪華影院，使看電影尤其是看美國電影成為時尚和身份的標誌，由下層娛樂成為上層文化，並以其示範效應向外發散影響。上海開埠後，形成了中國最大的租界區，有眾多外國僑民居住，使上海具備了多元文化環境，有利於外國電影的進入。電影消費之所以不同於其他生活消費，是其文化意含以及其對多元環境因素的依賴，而上海恰恰可以提供這樣的消費環境。總之，近代上海確實有適合電影市場發展的得天獨厚的環境，其商業化、多元化、大眾化的城市特質非常有利於電影這一新興產業和混合藝術的落地生根。 就物質層面而言，電影在上海開拓了廣大的市場空間，創造了完全新興的產業，在生產與消費兩方面，逐漸發展成為上海經濟重要的有機組成部分，為上海經濟帶來了獨有的活力。電影還刺激了相關周邊領域的消費與生產，如電影報刊的出版發行，電影院建築，電影與時尚等等。上海的電影消費刺激並促進了電影生產，而電影生產又進一步培育了電影消費，兩者之間的良性互動，創造了以東方好萊塢聞名於世的上海電影產業。就精神層面而言，電影在上海創造了新的文化環境，並發展為城市生活的新習慣，形成了看電影的獨有氛圍並成為上海城市文化的有機組成部分。例如，在外商公司、洋行做事的職員以及部分家庭經濟條件較好的學生，往往以看美國影片作為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的表現，作為趕時髦的談資；而放映美國影片的電影院也較為講究，如規定職員必須穿著整齊，容貌整潔，忠於職守，會用英文，甚至於不能吃帶味的東西，不能喝酒等等；這就為上海市民的個人交往與人際關係創造了新的公共空間，形成了新的生活習慣，由過去的茶館文化轉變為看電影的文化。如有論者所言：「城市文化本身就是生產和消費過程的產物。在上海，這個過程同時還包括社會經濟制度，以及因新的公共構造所產生的文化活動和表達方式的擴展，還有城市文化生產和消費空間的增長」。[8] 從晚清到民國，電影放映在上海已然成形，電影消費已經成為時髦而有趣的消費方式。上海報紙廣告版面的變化充分說明了這一點。從1920年代起，上海報紙的娛樂廣告版逐漸從以往以戲劇和遊藝為主，改變為以電影廣告為新寵。當我們打開當時上海任何一家報紙的廣告欄，就會發現電影廣告佔據著越來越大的版面。據不完全統計，1920年代中期，上海已有17家電影院約近14000個座位。[9] 如果按每家電影院每天放映三場、每場平均上座率50%計算，上海的電影院每天約可有2萬名觀眾，則每年的觀眾數量約可達到700萬人。這樣的觀眾數，已經可以與當時世界其他大城市相較而無落伍之處。 自1896年電影進入上海到1930年代中期，經過大約數十年的演進，上海十里洋場電影院的大幅戶外廣告及其上摩登美艷的電影女郎形象，以及徹夜不息、閃爍光芒的五彩霓虹燈，給所有親歷者留下了難以忘懷的印象。如論者所謂：「作為一個國際性的大都市，上海這個時候不僅有亞洲最豪華的電影院，而且可以立刻看到好萊塢或歐洲主要製片廠剛剛製作完成的首輪影片。這些在豪華戲院上演的西方影片和大幅的報紙廣告，及街頭隨處可見的巨大電影看版，為上海憑添了無限的『現代』『西化』氣息。」[10] 而其中美國電影所起的作用是我們所應特別關注的。據不完全統計，從1896年到1924年，中國共上映外國影片659部，其中確知為美國出產的影片有138部。[11] 因為上海是當時中國最大的電影市場，這些外國影片的絕大部分應當也都在上海放映過。

三、美國電影進入上海的方式

早期進入中國電影市場的多為法國影片，但隨著美國電影在世界電影產業地位的上升，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美國影片已經取代法國影片，佔據了中國電影輸入的頭把交椅，成為影院放映最多的外國影片。 美國電影進入上海，最初是由來華的外商帶進來的。由於放映後獲利頗豐，刺激了美國影片的大量擁入，好萊塢隨之打入了中國市場。與好萊塢大公司在國內直接投資控制院線的方式不同，美國電影商在上海主要是通過銷售代理制控制上映片目，佔領市場，而非通過直接投資於影院。[12] 美國電影商在上海發行影片的方法主要有買斷制和拆帳（分成）制，美國影片大批量進入中國市場後，雙方共享利益或共擔風險的票房拆帳（分成）製成為最主要的發行方式。 票房拆帳制的基本方法，是在合同有效期內，按供銷雙方事先協商的比例分配收入，其中最重要的內容為：電影院必須在放映期間，提供詳細的賣座收入報告單，報告單格式依照供片方所供給的式樣編製；供片方在放映期內，有權檢查該影院之戲票及票款收入，有權派出檢查員出入電影院（包括票房在內），有權檢查有關票款收入之一切帳冊及紀錄；供片方有權在映期結束後的一年間審閱影院之帳冊。[13] 票房拆帳制有按片訂者，也有按年訂者，但為了得到賣座影片與非賣座影片之間的平衡，保證利潤的最大化，好萊塢片商往往採用「包租制」方法，即要求租片者以某一分成比例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發行商用這種象『火車頭』拖貨的方式強迫一個想租到一部能賣座的新片的放映商接受一批壞片」，[14] 從而保證自己的影片不論好壞都能推銷出去。這是好萊塢發行商與放映商之間最重要的「交易慣例」。因此，拆賬制合同一般是按時間長短訂立，一次接受若干部影片。這種所謂「好」「壞」搭配的方法，確保了美商公司的利益。放映商如遇連續都是「壞」片的情況，票房收入將大跌。在這種情況下，放映商會提出將「壞」片排在節假日，而將「好」片排在一般日子，如此可以使上座率始終保持在一定水準之上，票房收入高了，美商也樂得其所。 至於「拆賬成數，則以售座多少及戲院等級而定高下」。[15] 這是根據美國放映業「輪」的概念而來，即少數出價高的影院得到影片的首映權和專映權，影院以此分為頭輪、二輪和三輪。這是好萊塢實行對市場壟斷控制的重要方法，可以通過少數影院控制整個市場。在一般情況下，拆帳比例為50%以上，特別上座的影片比例可能更高。 美國影片在上海發行的票房拆帳制，是美國電影打入上海市場的最重要手段之一。雖然這種方式首先有利於美商的利益，但在影片發行放映有盈餘的情況下，影院方面也可獲取相當利益，而且正是因為這種方式的實行，促使影院方面千方百計提高影片的上座率，並將上座信息反饋給製片商，使其生產市場所需的影片。因此，僅就影片發行的技術方面而言，拆賬制不失為適應市場需求的發行方式。但華商對美國影片的拆賬率過高亦有怨言，他們曾經提出，拆帳率原則上不應超過50%，只是在好萊塢供應方的強勢地位前，他們的意見難以實現。 自1920年代中期起，米高梅、派拉蒙、福克斯、華納兄弟、雷電華、環球、哥倫比亞、聯美等好萊塢八大公司先後在上海設立了辦事機構，處理影片輸出的有關事宜。隨著美國影片對上海輸出的增多，美商辦事機構的規模也在擴大，並多聘任中國人或長期定居中國的外國人出任代表，這樣可以保證對市場的熟悉和了解，也可以節省費用。 除了以票房拆帳製作為營銷的基本手段以外，美國影片商還利用了對其有利的市場環境和強有力的宣傳手段推銷其影片。在列強強加於中國的協定關稅體系之下，美國影片只在進口時徵收一次關稅，而國產片的埠際流通往往要被多次徵稅，發行成本顯然高於美國影片。[16] 就宣傳手段而言，為了得到儘可能高的上座率，美商、代理公司與上映影院的發行宣傳手段花樣翻新。美商對宣傳極其重視，要求首輪影院在每次排片期結束後，定期向公司彙報營業及觀眾情況、輿論對影片的反應等等，以隨時掌握動態，採取相應的對策。 正是由於美國電影商適應市場經濟的一整套營銷制度，也由於美國電影的大製作、高技術與明星制確實對觀眾有其吸引力，加之以美國的強大經濟實力與其在中國的特殊政治地位作為有力後盾，使美國影片在上海市場大行其時。

四、影響美國電影市場的若干因素

雖然美國電影長期獨佔上海電影放映市場的大半份額，但也並不意味著美國電影可以在上海市場完全通行無阻。美國電影在上海市場實際上也受到經濟、文化、政治等各方面因素的影響。 1、經濟因素。 美國影片一般在首輪影院上映，場地租金高，設備好，票價較高。在1930年代物價較為穩定的時期，美國影片在首輪影院的票價最高為1.5銀元，大約可買20餘斤大米。當時上海工人的平均工資水準大約為15銀元，因此，看美國電影實在可以稱得上是高級消費，[17] 事實上非一般市民所可為，能夠經常看美國電影的多為具有一定經濟實力的有產階級、白領階層、知識分子和外僑及他們的家庭成員。對他們而言，看美國電影不僅是喜好其故事情節或欣賞其藝術表現，許多時候他們進電影院是為了體現與眾不同的生活方式，也就是說，花較高票價換取「體面人士的風尚」。 抗戰勝利後，由於惡性通貨膨脹的發展，也使美國電影在上海市場的發行遭遇相當的困難。惡性通貨膨脹使物價變動頻繁，而根據電影發行拆帳制的方法，票款回收有其周期，這勢必導致帳面收入小於實際收入。為了減少風險，美商曾經提出上映影片票價以美元計價，再換算為法幣，但影院方面覺得這種方法會影響上座率，不願實行。再加上當時政府對電影票價的嚴格管制，使上海電影票價的上漲遠不及物價上漲的平均水準。美國影片商認為這種情況大大影響其收入，因此而減少了對上海的電影輸出數量。1947年美國向上海輸出影片393部，為1946年的44.6%；1948年輸出272部，只及1946年的30.9%。國民黨政府實行貨幣改革後，因為完全無法控制惡性通貨膨脹的發展，導致1949年1—5月，上海進口的美國新影片只有1部，各影院放映的美國影片均靠庫存舊片維持。[18] 因此，美國電影在戰後上海市場的佔有率呈下降趨勢，其主要原因在於惡性通貨膨脹導致票房拆賬制已難以正常運作。 2、文化因素。 進入上海市場的美國影片最初多是風光、滑稽、打鬧內容，情節簡單易懂，觀眾有很大的新鮮與好奇感。隨著故事片的興起，情節日益複雜，又沒有中文配音，對沒有西方生活與文化背景的觀眾而言，觀賞興趣自然隨之下降。因為上海是中國最大的工商業城市和對外交往的中心，有眾多的外國人、具有較高文化水平的白領階層和中等以上學校的學生，他們較一般市民對西方文化的了解較多，對美國影片的發行是有利的。可以說，美國電影在上海吸引觀眾方面具有得天獨厚的優勢，但文化差異仍然在一定程度上影響到美國電影的發行，畢竟普通市民仍占上海人口的大多數。對他們來說，美國影片的題材「和我們中國絕大多數人的生活不符合，引不起他們的興趣和共鳴」；美國影片的節奏較快，「使得落後的觀眾，不易接受」；美國影片沒有配音翻譯，「水準較低的觀眾，很容易混亂了片中情節，使他們的興趣減低」。[19] 因此，我們對美國電影在當時上海一般市民觀眾中引起的反響似不宜予以過高的估計。 3、政治因素。 由於電影的再現性、大眾性、集合性效應，其對受眾的影響遠遠大於其它藝術門類，因此較易引發社會公眾和輿論的關注，從而導致對電影實行檢查的呼聲。從第一次世界大戰結束前後美國連集偵探片輸入中國起，美國影片的內容與表現方式――尤其是盜匪片、中國題材片和關於男女關係的描寫――與中國傳統道德文明和民族感情時有衝突，被國人斥為「邪惡」――「輕薄險詐，甚為風俗人心之害」；「色情」――「徒以聲色於先務，是以外人淫靡奢侈之風，以誘惑我國之青年也」；「辱華」――「作醜惡之宣傳，作迷惑之麻醉，淆亂黑白，混人聽聞」；要求「迅訂檢閱取締之章程，頒行全國，以抗薄俗。」[20] 迫於社會和輿論的壓力，北京政府教育部曾制訂電影審查規則，將有礙治安、有傷風化、影響人心風俗、侮辱中國及有礙邦交者列為應予查禁的有害影片。[21] 不過由於北京政府的統治權力難於伸展到各地，電影檢查實際上未能實行。 1927年國民黨政權登台後，自上海開始實行電影檢查制度。1928年8月，上海市戲曲電影審查委員會成立，從此，美國影片在上海的放映受到檢查制度的影響。1930年，美國影片《不怕死》被上海電檢會以「侮辱我華人處，令人髮指」為由實行禁映，上映者大光明影院為此登報道歉並罰款，影片主演、美國著名喜劇演員羅克（Harold Lloyd）亦向中國觀眾表示正式道歉。 　　1931年2月，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成立，實行全國統一的電影檢查制度。根據1930年11月通過的《電影檢查法》的規定，將有損中華民族之尊嚴、違反三民主義、妨害善良風俗或公共秩序、提倡迷信邪說等列為違禁影片。[22] 電檢會「對外國進口片檢查尤為嚴密，如稍有違背檢查片者，均予禁演，或加以修剪後准演，即浪漫及富於肉感等不適合於我國淳厚風尚之影片均嚴予取締。」[23] 雖然如此，美國電影被刪剪和禁映的數量與其進口總量相比並不大。1931年2月至1934年3月，共檢查進口影片1923部，其中美國好萊塢八大公司被禁映42部，只佔被檢總數的2%。[24] 由此可見，相較於美國電影進入上海市場的數量而言，電影檢查制度對其影響不大，遠不足以動搖其在上海的市場地位。

五、簡短的結論

關於20世紀上半葉美國電影在中國（包括上海）的市場定位，存在著一定的爭議。批評者認為，如此大量的美國影片在中國上映，一則傳播了西方不健康的文化觀念，二則從中國賺取了大筆利潤，三則阻礙了中國民族電影的發展。這三種情況可能都在某種程度上存在於20世紀上半葉在上海放映的美國電影中。不過如果我們從更廣闊的視野觀察，何謂西方「不健康」的文化觀念，隨著時代的變化其內涵亦在變化，例如所謂「黃色」影片，可能過去見到影片中的泳裝即目為「黃色」，而今天的標準顯然與過去已有天壤之別，因此不可一概而論。用人類普遍文明的標準衡量，美國影片儘管並非十全十美，其中也有不適合中國國情之處，但也使中國觀眾得以領略西方文化獨有的方面，從中得到娛悅，使中國電影人有所借鑒，就中外文化交流而言自有其地位。美國影片商賺取的利潤，如果在平等的市場條件下理所當然，而不平等的市場條件則是大環境的產物，後人不必為此過於苛求先人。至於是否阻礙中國民族電影的發展，並不像人們以往估計的那樣嚴重，因為早在1920年代中期，以上海為中心的國產電影產量已經超過了百部，並在1930年代上半期和1940年代下半期出現過兩次高潮，而這種發展是在美國電影對華輸出並無限額的情況下實現的，可見電影市場自有其自身發展的理路，外來電影輸入的數量多少未必簡單地與國內電影的發展成對應關係。 1949年10月1日，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儘管中美之間尚未建立外交關係，但美國影片照常在各地上映，不過觀眾數則有了明顯減少，也不再有新片進口。1950年6月，朝鮮戰爭爆發，中美關係急劇惡化，美國影片的生存空間也大為縮小。11月中旬，包括上海在內，中國各地先後停止上映美國影片。從此以後，在近30年時間裡, 除了極個別例外，美國影片在中國大陸的銀幕上消聲匿跡，直到1979年中美建交之後，才又重新出現在中國包括上海的銀幕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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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程季華主編：《中國電影發展史》，中國電影出版社北京1980年版，第1卷第8頁。也有學者認為這次到上海放電影的是美國人詹姆斯·里卡頓（James Ricalton），見杜雲之：《中華民國電影史》（上），文建會台北1988年版，第9－10頁。[2]《申報》1896年7月26日、27日、31日、8月14日廣告。[3] Jay Leyda, Dianying－An Account of Films and the Film Audience in China, The MIT Press, Cambridge, Massachusetts,1972,p.6.[4] 亨利·梅爾西戎著、徐昭譯：《電影與壟斷組織》，中國電影出版社北京1957年版，第10、86、165頁。[5] 喬治·薩杜爾著、徐昭、胡承偉譯：《世界電影史》，中國電影出版社北京1982年版，第243頁。[6] 鄭君里：《現代中國電影史略》，《電影創作》1989年第2期。[7] 葉曉青：《上海洋場文人的格調》，刊汪暉、余國良編：《上海：城市、社會與文化》，香港中文大學出版社1998年版，第127頁。[8] 李歐梵：《上海摩登》，牛津大學出版社2000年版，第4、7頁。[9]《影戲院總表》，刊程樹仁編：《中華影業年鑒》，中華影業年鑒社上海1927年版，第33章第1－37頁。[10] 李孝悌：《戀戀紅塵：中國的城市、慾望與生活》，一方出版有限公司台北2002年版，第146－147頁。[11] 王永芳、姜洪濤：《在華髮行外國影片目錄（1896－1924）》，刊《中國電影研究》第1輯，香港中國電影學會1983年版，第260－282頁。[12] 據研究，直到1946年，美商才在上海擁有了自己的第一家影院――大華電影院。見Marie Cambon:The Palaces Of Shanghai――American Films in China"s Largest Metropolis, Asian Cinema, Winter 1995.[13]《文匯報》1950年11月17日電影專版。[14] 梅爾西戎前引書，第119頁。[15]《影戲年鑒》，上海1935年版，第120頁。[16] 劍云：《關稅自主與中國影片》，刊中國電影資料館編：《中國無聲電影》，中國電影出版社北京1996年版，第116頁。[17] 中國科學院上海經濟研究所、上海社會科學院經濟研究所編：《上海解放前後物價資料彙編》，上海人民出版社1959年版，第34、38頁。[18]《上海電影志》編纂委員會編：《上海電影志》，上海社會科學院出版社1999年版，第596—597頁。[19] 吳道：《論中國電影的傾向和路向》，《電影與戲劇》第2期。[20] 程季華前引書，第1卷第9頁；《總商會電請取締影片》，《新聞報》1923年3月18日；聯華電影公司編：《聯華年鑒》（民國廿三年－廿四年），上海1935年版，第15－16頁。[21] 戴蒙：《電影檢查論》，商務印書館上海1937年版，第70頁。[22]《國民政府公報》，第614號。[23]《電影檢查委員會檢查影片情形》，中國教育電影協會編：《中國電影年鑒》，南京1934年版。影院老闆出於賺錢的生意經，故意將美國影片片名翻譯得頗具誘惑性，更加重了一般人對美國影片「肉感」的印象。如1935年獲奧斯卡5項主要大獎的《一夜風流》（Happened in One Night），是一部描寫窮家子和富家女終成眷屬的風俗喜劇，直譯應為《發生在一夜間》，結果被翻譯成現名，而「風流」兩字在中國人心目中往往具有非常曖昧的含義。在大部分情況下，所謂美國影片的「肉感」不過如此。[24] 教育內政部電影檢查委員會編：《電影檢查工作總報告》，南京193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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