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交事務》：西方式民主的最大威脅來自內部｜社會科學報

社科報 聚焦

原題：西方民主國家遭遇內部危機

作者：英國皇家國際事務研究所所長 羅賓·尼布賴特

趙紀萍/編譯

◤2016年，英國脫歐、特朗普當選新一屆美國總統這兩個事件從內部對西方現有秩序造成了嚴重的挑戰。自二戰以來由美國主導的「自由國際秩序」（liberal international order）陷入重重困境。國際秩序路在何方？

西

方民主國家昔日輝煌

二戰以後，西方決策者開始構建戰後國際秩序以加強國際合作，避免二戰期間因缺乏國際合作而遭遇的失敗。該國際秩序不僅旨在推動各國經濟發展，還謀求世界和平，因此他們設計了一個基於互惠合作而非自私競爭的戰後新秩序。他們通過國際機制、貿易協定以及軍事聯盟將彼此關聯起來，從而更加強大。

過去的半個多世紀里，正如其他已經崩潰的政治體系，西方的自由國際秩序開始面臨嚴峻的挑戰。位於該國際秩序中心的是布雷頓森林體系及關稅與貿易總協定，後者為世界貿易組織的前身。支撐這一系列機構、協議的基礎是相信一個盡量減少國家干預的、開放透明的市場有利於推動經濟發展。這正是1990年形成的「華盛頓共識」所倡導的。在這些原則的指導下，美國從經濟、軍事、外交等方面對日本、德國以及西歐其他國家提供援助，使這些國家從二戰的破壞中恢復過來。

西方決策者相信，向自由市場的過渡必然帶來民主的傳播。特別是冷戰以來，自由民主逐漸在歐洲、亞洲、拉丁美洲和撒哈拉以南的非洲地區得到傳播。美國一家非營利機構「自由之家」的統計數據顯示，全球民主國家的數目從1997年的44個增長到2015年的86個，其GDP佔全球的68%，其人口總數達到世界人口的40%。

隨著自由國際秩序的確立以及其影響力的擴大，一種新的自由觀念得以普及：禍國殃民並在周邊地區挑起爭端的政府可以被剝奪作為一個主權國家的治理權。於是在1998年，國際刑事法庭也以正義的名義應時成立。1999年，英國前首相托尼·布萊爾在芝加哥宣揚「自由干涉主義」，稱隨著世界各國相互依賴程度的加深，「不干涉」的原則在某些重要方面必須予以調整。

2005年，聯合國大會通過公報，正式規定了「國家保護責任」（responsibility to protect）原則，即政府有責任保護平民，如果一國政府做不到，國際社會可以採取行動。隨著自由國際秩序日趨成熟，由威斯特伐利亞體系所確立的國家主權原則受到極大的挑戰，人權高於國家主權的論調甚囂塵上。自由國際秩序似乎要給整個國際社會制定規則。

世

界步入「民主衰退期」

然而，在過去幾十年間，金融危機、民粹主義以及專制不斷衝擊著自由國際秩序，使這一秩序搖搖欲墜。政治學家拉里·戴蒙德指出，自2006年以來世界已經步入了「民主衰退期」——個人自由與民主的傳播即使沒有後退，也已經陷入停滯。

挑戰自由國際秩序的最大危險來自內部，這個體系的領導力量正面臨持續的國內政治經濟不穩定的挑戰。美國及一些歐洲國家的實際工資20多年來停滯不漲，精英們的信用因此受損。開放的貿易、投資及移民政策雖然對整個經濟的作用是積極的，但是它們並沒有轉換成地方收益。經濟衰退削弱了人們對開放資本市場的支持，因為在他們看來，這個制度只庇蔭了一小部分精英。

特朗普當選、英國脫歐、歐洲民粹主義政黨崛起的背後是顯而易見的人民對於全球化的一種深切不安。2014年皮尤研究中心的一份調查顯示，在發展中國家87%的受訪者認為貿易有利於經濟的發展；而在法國、義大利、美國則有一半多的受訪者認為貿易減少了就業機會，降低了工資。

歐洲反對更深層政治融合的呼聲越來越高。過去60年間，歐盟成員國推動政治一體化的實踐為其他地區國家提供了基準和示範。然而，目前歐洲政治一體化進程幾近停滯，甚至逆轉。英國脫歐更加劇了歐盟的碎片化。似乎再沒有歐洲國家的領導人願意繼續讓渡國家主權。很多歐洲國家已經拒絕了接受一定數量難民的要求。歐元區很多富裕成員國拒絕將財力全部投入歐盟的共同存款保險制度計劃中。歐洲民族國家要求擁有越來越多的話語權。

自二戰以來充當全球領袖的美國一直維繫著自由國際秩序，如今也頹勢盡顯。打著「美國優先」旗幟的特朗普當選後，是否會挑戰這個美國領導的「自由國際秩序」？特朗普承諾將奉行「美國優先」的經濟政策，主張重新議定美國貿易政策，提出緩和美俄關係並質疑美國在北約中的角色。如果國家主義、貿易保護主義被真正付諸實踐，美國不僅捍衛自身國家利益的能力將受到削弱，其捍衛整個自由國際秩序的能力也將受到削弱。

在亞洲，有人認為中國的崛起將對美國的霸權帶來挑戰。在中東，「阿拉伯之春」之後美國與其歐洲盟友並沒有給該地區帶來自由與和平，也並沒有終結敘利亞的衝突。俄羅斯的地緣政治影響力達到了自冷戰以來的新高度。經濟困境以及來自俄羅斯的壓力，使得歐洲更加脆弱,主張激進的民族主義政黨獲得越來越多的支持。

美國在世界其他地區的「民主」夥伴也面臨困境：日本和韓國面臨經濟困境與人口老齡化問題，而兩國之間的歷史宿怨又讓它們難以站在一條戰線上；其他國家如巴西、印度、奈及利亞及南非等，因無法消除阻礙經濟持續發展以及社會團結的因素而深陷泥潭。

西方社會精英一直擔心他們建立的自由秩序會面臨外部尤其是非西方世界的挑戰，然而這次他們面臨的挑戰主要來自內部——感到自己被拋棄的普通民眾開始仇視那個拋棄他們的精英制度。

從伯尼·桑德斯到特朗普，從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到法國國民陣線，西方的民粹主義在蓬勃發展，進而對這一國際秩序造成巨大的衝擊。

自

由民主國家亟需自我修復

自由國際秩序所面臨的諸多挑戰是否就意味著該國際秩序的終結呢？並非如此。因為既有的自由國際秩序具有極強的適應性和自我修復能力。儘管西方國家面臨著諸如不平等、失業等問題，它們依然處於強勢地位，有能力修復這些問題。西方民主國家的政治制度允許人民發泄不滿並更新他們的政治領導階層。而經濟則能以相對透明、開放和極富動力的方式運行，這有利於培育創新精神，也有利於它們的經濟重拾發展動力。

要維持自由國際秩序，這些自由民主國家需要修復自身問題。其中最重要的就是提高生產力、提升工資水平、增加就業、讓移民更好地融入社會等。如果西方自由民主國家能夠首先將自己拉回到軌道上,不轉向貿易保護主義,那些非西方國家將會願意維持現有的相對開放的市場和自由資本流動的國際經濟秩序。另外，歐洲的政府以及企業應該參與中國領導的貫穿歐亞大陸的「一帶一路」建設,亞洲發展銀行應與亞洲基礎設施投資銀行以及金磚國家開發銀行進行合作。

這些建立了自由國際秩序的國家現在如此衰落,已經無法向其他國家展示自由經濟政治治理制度的優勢。這一國際秩序或將進行某種妥協，建立一種允許政治體系多樣化的自由國際經濟秩序。短期內，在這一國際秩序的框架之下，民主國家以及非民主國家能夠謀求共存；長遠來看，如果這種國際秩序能夠自我調適、自我修復，該秩序的主導國家則有可能重拾昔日輝煌。

（文章僅代表作者觀點，不代表本報立場，原載於社科報總1543期。圖片來自網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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