名人的往事與人脈

　　胡風與周揚的矛盾，前後歷經三十餘年。其矛盾的淵源乃是三十年代文藝界的「兩個口號」之爭。　　「左聯」自1930年3月成立後，由於成員複雜，一直存在著宗派活動和人事矛盾。魯迅對此十分不滿，逐漸減少了參加「左聯」的活動。到1933年，負責「左聯」領導工作的周揚、夏衍等人越來越不重視魯迅的意見，並形成了矛盾尖銳。　　1933年胡風因在日本組織左翼抗日文化團體而被驅逐。回到上海後，他就加入了「左聯」，並擔任了「左聯」宣傳部部長，不久改任書記。由於胡風與魯迅關係密切，使得周揚等「左聯」權力人物心中不滿。後因「左聯」成員穆木天和韓侍桁揭發胡風拿國民黨的法幣和蘇聯的盧布，使胡風處境很尷尬，憤而辭去了左聯書記職務。從而為胡風與周揚的矛盾埋下了隱患。　　1935年周揚、夏衍等人根據共產國際總書記季米特洛夫的指示和王明的意見，提出了「國防文學」的口號，意在結束左翼文藝多年來的努力和抗爭。隨即出現了「國防詩歌」、「國防戲劇」、「國防電影」等口號，逐漸形成了「國防文學」派。　　1936年4月27日，參加了瓦窯堡會議的馮雪峰來到上海，向左翼文藝界貫徹這次會議精神。他與魯迅、胡風談到「國防文學」口號時，他們認為沒有體現出瓦窯堡會議通過的中共中央關於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決議精神。馮雪峰提出：「這個口號沒有階級立場，可以再提一個有明白立場的左翼文學的口號——『民族革命戰爭的大眾文學』的新口號」。徵得魯迅的認可後，就讓胡風寫篇文章提出這個口號。胡風很快就寫了《人民大眾向文學要求什麼？》這篇短論，發表在《文學叢報》上。胡風的文章只是正面闡述自己的見解，絲毫沒有爭辯的意思。然而，由於觀點的分歧、個人的糾葛和左翼作家內部的宗派情緒作怪，周揚等人卻反映強烈，立即組織力量圍攻，從而引發了關於「兩個口號」的論爭。周揚一夥對胡風這篇文章採取了「堅定不移的鬥爭」，以表現他們的覺悟和趁機掃除異己。胡風決定回擊，被雪峰壓住了；抱病的魯迅只得對「打上門來」的「鬥士們」聲明，口號是他要胡風提的，但對方還是不能偃旗息鼓，最後，雪峰告訴周揚說，口號「是我提出來的」。周揚立刻聲色俱厲地說：「我還以為是魯迅提出來的，反對時有所顧慮，現在既知是你提出來的，那我就要大反而特反！」 　　「兩個口號」之爭，因為1936年10月魯迅病逝後，中共中央高層的干預，文藝界各方面代表人物聯名發表了《文藝界各方面為團結禦侮與言論自由宣言》而告結束，但是已經形成的嫌恨與讎隙不僅沒有銷聲匿跡，反而由此埋下了禍根。此後的幾十年間，握有文藝界領導權柄的周揚與胡風形成的長期對立、較量、論爭，以至建國後演變為一場重大的文化剿滅的悲劇，都是淵源於這次論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