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失的遂安伯衚衕

一、遂安伯衚衕

在金寶街的路口，綠色的指路牌赫然寫著「遂安伯大街」的字樣。街名悠在，衚衕兩側的院落都沒有了。金寶街是在平房四合院群的中央開闢的一條大道，遂安伯衚衕是中心，800多年的老衚衕，它死了。

遂安伯衚衕，位於東單北大街東側，呈東西走向，西端北折。東起朝陽門南小街，西止西石槽衚衕，南有兩條支巷通紅星衚衕，北有支巷通東石槽衚衕，全長578米，寬7米。明朝屬黃華坊，稱遂安伯衚衕。清朝屬鑲白旗，沿稱。遂安伯衚衕曾是明朝功臣陳志的府第，陳志被封爵為遂安伯後，衚衕遂以其爵號命名。陳家八世八伯皆棲息於此。清代，衚衕曾短期改名歲柏幫衚衕。1965年整頓地名時將井兒衚衕併入。「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為「五敢衚衕」，後恢復原稱。所謂「五敢」，乃是「文化大革命」中曾流行一時的名詞，指「敢說、敢幹、敢鬥爭、敢造反、敢批判修正主義」。

「文革」後改回遂安伯衚衕。雖然，遂安伯衚衕在2000年就併入了金寶街，但至2010年仍有蹤跡可尋。金寶街北側兩條凹進去的小巷內仍有「遂安伯33號、35號、37號、39號、53號」等門牌和院落，「遂安伯小學」也依然存在。「文化大革命」中一度改稱五敢衚衕，後恢復原名。現衚衕內多為居民住宅。下圖是拆遷前2000年遂安伯衚衕東口的照片。

遂安伯衚衕是北京以貴族府第命名的衚衕之一。伯為古爵位，是五等爵的第三等，《禮記·天制》稱，「王者之制祿爵，公、侯、伯、子、男五等」。遂安乃地名，在浙江省舊有遂安縣。《明史功臣世表》上說，「遂安伯陳志，永樂元年五月丁亥封，祿襲同前，八年五月卒。」再根據《京師五城坊巷衚衕集》等文獻資料，遂安伯衚衕是因遂安伯陳志的府第在此而得名可確定無疑。

二、陳覺生宅

陳志當年的府第在哪裡？經實地考察初步判斷有3個院子可能性較大，其門牌是9號、13號、19號。這3個院共同特點均是大四合院，院內地面較衚衕路面要低1米左右，均在路北。正址都是前廊後廈，後邊有罩房，東西廂都有抄手游廊與垂花門和正房相聯。3個院落佔地均在10畝以上，院內高大的榆樹、槐樹樹齡也在300年以上。在13號院內，1969年挖防空洞時曾出土大量的石雕件、方磚、石磚等，還有一塊帶有銘文的硯台。

陳志算得上是這條衚衕的「開國元勛」，到了清代，這條衚衕也曾住過官至五品的大人物，但大都平庸無能，沒有給後世留下什麼痕迹。倒是民國年間的陳覺生，時任北寧鐵路局局長，住遂安伯衚衕10號，「疾終以後」，其家屬和鐵路局共同演繹了一場家葬、公葬混合型的大喪事，頗引人注意，當時的《新民報》等媒體均有報道。據記載，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一日，為其成主之日，陳宅以重金厚禮恭請宿耆傅增湘為鴻題官。次日即開弔領帖，以番、道、禪、尼棚經送庫，每棚經均是49人，在近代度亡法事中，極為罕見。停靈期間，還辦過「水陸法會」，對「十方三世，古往今來，四生六道，一切孤魂等眾都進行超度」等等。其發引路線為：自喪居靈堂出發，先上32人小杠，經無量大人衚衕出西口，換升64人大杠，再經王府井、長安街、府右街一直奔西，一路上走走停停，接受路祭，居然用了2天才到達西山塋地安葬。

民國27 年（1938 年）1 月8 日，北京《新民報》的廣告欄里，出現了一份大訃聞：「北寧鐵路管理局局長陳覺生於中華民國二十六年十二月十日，即夏曆丁丑年十一月初八日午時疾終北京寓所。茲訂於中華民國二十七年一月十二日，即夏曆丁丑年十二月十一日在京領帖；一月十三日，即夏曆丁丑年十二月十二日午前九時發引，一月十四日，即夏曆丁丑年十二月十三日，在西山新塋安葬。幕設東城遂安伯衚衕十號」

陳氏身後的喪事，表面上是由其家族承辦的，屬於民葬的性質，實際上是北寧鐵路管理局給他舉行的公葬。其倍極優隆的程度，不亞於事變前後死去的各朝野名流和要員政客。

陳氏逝世後，即由北寧鐵路管理局（下簡稱「北寧路局」）官員為主，組成了治喪處，負責料理葬事，此是按北京民間傳統喪禮辦理的。而且求全求大，各盡其奢。以示表彰其生前功績。日偽漢奸「政樞」當局王克敏，及其所屬「要人」，均有匾額、輓聯、挽幢所贈。侵華日酋寺內大將、山下司令、喜多特務部長等，亦作了禮節上的應酬，致送了花圈。一月以來，陳宅共收到各界所送的花圈、匾額、輓聯，以及北寧路局各處、段、站所贈送的萬民旗、萬民傘，不下千餘件。望之確有目不暇給之感。

大漢奸陳覺生，1899年出生，廣東中山人。中華民國陸軍少將，早年留學日本，獲得東京帝國大學農學學士和法學學士學位。1925年起任山西師範學校教員，山西省政府教育廳科長。1928年任國民革命軍第三集團軍一等秘書。後入國民政府任農礦部視察專員，外交部條約委員會委員，行政院駐北平政務整理委員會顧問兼農村指導員養成所副所長，國民政府中央政治會議民眾委員會專門委員，河北省政府顧問，天津特別市政府總參事，1932年被宋哲元聘為第29軍司令部少將顧問，平津衛戌司令部總參事。1936年1月20日任冀察政務委員會外交委員會委員。後還任過北寧鐵路（北平至瀋陽）管理局局長兼冀察交通委員會主任委員。1937年12月10日被日本人毒死於保定。

三、大雜院里周恩來的親屬

遂安伯衚衕有一個大雜院，那是周秉德一家1949年搬到北京的住所。此前，她一家人一直在哈爾濱和天津生活。

兩間小平房，不到三四十平方，廁所在外面，也沒有廚房。我們家有6個孩子，這麼小的房子完全住不下。小再加上西晒，夏天熱的時候，弟弟妹妹身上常起滿痱子。

當時幹部分房是根據職位高低來決定的，由於周恩來對弟弟單位的領導早有交待：周同宇的工作要安排的職務盡量低，工資盡量少，不能因為他是我弟弟，就一人得道雞犬升天。周同宇的職位只是倉庫管理科的科長，所以分到的住房也就非常小。

父親的身體不好，孩子多，生活負擔較重。鄧穎超與周恩來商量後，決定讓弟弟的3個大孩子——12歲的周秉德、7歲的周秉鈞和5歲的周秉宜住到自己家來。

第一次見到伯父時的情景，周秉德至今歷歷在目。

剛剛開完會的周恩來把侄女拉到身邊說：「讓我仔細看看你長得像誰？嗯，我看又像爸爸，又像媽媽。你叫什麼名字？」

「大爺，我叫周秉德。」這是周秉德第一次看見伯伯的臉。

就叫我伯伯吧。」周恩來說：「我工作忙，你的生活就由這裡的叔叔們照顧和安排。師大女附中要到9月1日開學，已經給你報了名。過幾天你去考試，錄取了，你就可以上學了。你住的是間書房，你可以在那多看些書。毛澤東伯伯就住在前面，他工作忙，不要去打擾他，行嗎？」

「行！」伯父用商量的口吻和她說話，讓12歲的周秉德感到一種自己已經是大人的快樂。

伯父大多數時候都很忙，伯母那個時候因為生病，呆在家裡的時間也比較多，周秉德因此有很多機會與伯母交流。

1951年、52年有一段時間，伯母在頤和園養病，周恩來有空就會去看看她，周秉德姐弟三人放假的時候也會一起跟著去。

「每次進頤和園伯父都一定要買票，衛士們的票都是他掏錢買。」周秉德回憶說。

「伯伯最討厭我們搞特殊化。」周秉德說，他要求我們不要在外面宣揚跟他的關係，更不能享受他的待遇，譬如不能夠汽車接送，除了開學時因為行李太多送了一次，之後就再也沒送過。

弟弟三年級那個寒假，別人要麼已放假回家，要麼被家裡人接走，只有弟弟、妹妹還呆在學校沒人接。妹妹急了，哭著找哥哥。哥哥就寫了封「中南海鄧穎超收」的信，信里說「請派車來接，已經放假了」。

結果下午衛士叔叔就來了，是騎著自行車來的。衛士招了兩輛三輪，一輛拉兄妹倆，一輛拉行李，把他們接回家。

回去後，伯母忙著先檢討，怎麼把放假都忘了，緊接著就是教育，說你還口氣不小，竟然讓派車子去接你們，「這是不可能的，汽車是工作上用的，不是給你們用的。」

1950年代末，父親的胃病越來越厲害，伯母幫忙聯繫了當時協和醫院著名的外科醫生幫他治療，但父親依然無法正常上班。陳賡是父親的同班同學，他知道父親身體不好，倉庫管理的工作又太累，便讓內務部曾山部長給安排了一個內務部參事的工作。

周恩來知道後，曾在會上提到這件事，「周某人的弟弟……，在工業部時能夠工作，我不干涉，現在當參事等於拿乾薪，那就要考慮了。」1963年一次會議後，伯伯留下曾山部長，向他交待說：我弟弟身體不好，不能堅持正常上班，請你讓他提前退休。這一次的工作調動，最終讓父親提前退了休。

周秉德記得，「伯伯和伯母一直教育我們要做個普通的老百姓。」

1968年夏，懷著7個月身孕的周秉德在西安工作，周末要趕38公里的路回到丈夫的部隊。有一天傍晚在公共廚房下麵條時，她聽到隔壁兩位鄰居大姐的對話。

「聽說她是周總理的親戚？」

「周秉德？拉倒吧！她怎麼可能是周恩來的親戚？就算是，也是八竿子打不著的親戚，否則她怎麼會跟我們一樣受這份罪？」

周秉德聽得哭笑不得。

周秉建，周恩來的侄女，現在是財政部離退休幹部局局級巡視員。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出生於1953年。1968年8月7日，16歲起她插隊內蒙古錫林郭勒盟阿巴嘎旗伊和高勒公社新寶力格大隊和西烏珠穆沁旗吉林高勒公社阿拉坦圖大隊，曾任大隊黨支部副書記、團支部書記，公社黨委委員，自治區團委委員、常委。遵從伯父周恩來教誨，紮根內蒙古。1975年9月至1978年7月，內蒙古大學蒙古語文專業讀書。第五屆內蒙古自治區人大代表、團十大代表、中央委員。1978年8月至1994年3月，歷任內蒙古錫盟西烏旗團委副書記，內蒙古自治區社會科學院蒙古文學所副所長、內蒙古自治區人大常委會民族委員會委員。副主任，並掛職錫林浩特市政府副市長。1994年3月至今，任財政部財政監督司財政監察專員、財政部幹部教育中心副主任、財政部離退休幹部局巡視員。1979年她與蒙古族青年、歌唱家拉蘇榮結成百年。2009年，十一屆全國政協委員名單上，出現了周秉建的名字。成為全國政協委員，周秉建備受關注。談到自己，她數次重複著「我就是個普通人，我和別人沒什麼不同」。

周秉建在周家六兄妹中，秉建最小，排行小六。總理非常關心這個最小的侄女。電影《周恩來》中有一個感人的鏡頭，久卧病床的總理，微睜雙眼，連續叫著「小六，小六……」總理心中一直惦記著遠在內蒙大草原的周秉建。

周秉建清楚地記得，1972年，她回到北京探望伯父，伯父認真地和她談起了婚姻問題：「你能不能找個蒙古族青年呀？過去王昭君不就是做了蒙古族人的媳婦了嗎，蒙古族小夥子是很不錯的。」 秉建記住了伯父的這番話，也是天賜良緣，後來她遇到了蒙古族青年拉蘇榮，與他結為夫妻，周秉建說，應該說伯父對我講的那番話有很深的意義，他是為了民族之間的大團結。

周秉和，男，北京人，1951年出生。周恩來總理的侄兒。1969年1月9日到延安縣馮庄公社新莊科大隊和河庄坪公社棗園村大隊插隊。1972年4月進入清華大學自動化專業學習。畢業後先後在北京市自動化技術研究所、中國圖書進出口總公司、中國作家協會等單位工作。現已退休。現任中國知青網理事長。下圖是周秉和與當年「知青典型」邢燕子、董加耕合影的照片。

周秉和回憶說，「伯父對我們兄妹6人要求異常嚴格，我們都是普通人，衚衕里上小學、到農村插隊，從來沒有絲毫優越感。伯父自己沒有孩子，把我們兄妹6人當親生孩子一樣教養，每月400元工資總會分一多半給我們，同時要求我們『不要向組織提任何要求』」。

1971年春天，在延安農村插隊的周秉和與在內蒙古草原插隊的六妹周秉建，穿上了夢寐以求的軍裝。穿上軍裝後妹妹興沖衝去中南海西花廳向伯父「報喜」，「他卻希望我們脫下軍裝回農村去，擔心讓別人看到也不會安心留在農村。」就這樣，穿軍裝沒幾個月的周秉和同妹妹又一起脫下心愛的軍裝。

插隊的日子裡，時任總理的周恩來及夫人鄧穎超從物質和精神上給了周秉和HE和周秉建極大支持，特別是精神上的鼓勵，讓他們終生難忘。

四、李四光宅

在遂安伯衚衕中段，紅漆大門內有一座二層西式小樓，上世紀五十年代，李四光就工作生活在這裡。院內有二棵枝葉繁茂的高大國槐，靠近窗前為藤蘿架。李四光工作疲勞時，常在此休息、給花卉澆水。

提起李四光，衚衕里老人們都會伸出大拇指，稱這位大科學家平易近人，沒有架子。晚上，有時李四光會在衚衕里散散步，遇到衚衕居民，他常常是主動打招呼問候。黃昏時光，有時李四光還與在樹蔭下乘涼的老人們聊上幾句。由於遂安伯地處鬧市區，特別是靠近北京站，較為嘈雜，不利於李四光的科技工作，後來，李先生即搬往西郊萬壽寺地質科學研究院大院。

李四光是我國著名地質學家，曾任地質部部長、全國政協副主席、中國科協主席兼地質力學所所長。李四光為中國在大慶等地發現石油作出了重大貢獻。晚年重點研究地震地質，1971年4月29日病逝，終年82歲。有人稱，如果李四光多活六、七年的話，1976年的唐山大地震，損失絕不會如此慘重。

五、開國女將軍李貞

在遂安伯衚衕28號住的是新中國第一位女將軍，一位傳奇式的人物——李貞。有著「開國女將」之稱的李貞，出生在湖南省瀏陽縣，6歲當童養媳，1926年參加革命，曾參加過秋收起義、反「圍剿」和長征，是一位身先士卒，不怕犧牲的革命女將，後來還參加過抗美援朝，任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秘書長，還任過最高人民檢察院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等職，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這位身經百戰，中外聞名的巾幗將軍和丈夫紅軍將領甘司琪，始終過著艱苦樸素的生活。她家裡的4把藤椅是15年前從湖南搬家時帶回北京的，由於年長日久已破爛不堪，但女將軍不讓扔掉。兩隻皮箱從朝鮮戰場一直跟隨著她，用了整整40多年，皮質老化開裂，但她總是不肯換新的。一隻用了14年銹跡斑斑的冰箱是她家最高檔的消費品。她和甘泗淇將軍在長征途中結為伴侶，雖然沒有子女，但她用自己的工資撫養了20多個烈士遺孤，還一次次地為教育、科研事業捐款。中華人民共和國成立後，任西北軍區政治部秘書長，中國人民志願軍政治部秘書長，防空軍政治部幹部部部長，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檢察院副檢察長，中國人民解放軍總政治部組織部顧問。1955年被授予少將軍銜。是全國政協第一屆全體會議代表，第五屆全國人民代表大會常務委員會委員，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候補代表，在中共第十二次全國代表大會上被選為中央顧問委員會委員。1990年3月11日，共和國第一位女將軍李貞在北京逝世，終年83歲。

六、遂安伯衚衕5號

1857年夏天，鄧拓受到批判，調離《人民日報》，全家也從米市大街煤渣衚衕2號報社宿舍大院搬到了南小街遂安伯衚衕5號，到1966年「文革」遷出時，在那裡住了整整九年。遂安伯5號和6號本是一座完整的幽雅古典的北京老宅子，相傳就是明朝永樂元年封燕山護衛陳志為遂安伯的宅邸。宅邸分為三路，每路都是四進院。中路第一、二進院是6號，住的是同仁堂第13代傳人、天津樂仁堂老闆樂佑申。

鄧拓家住的院子是第三進院，最後一進院子住的是著名漫畫家華君武一家人。

華君武，中國著名的美術活動家，漫畫家。別名華潮，祖籍江蘇無錫，1915年4月24日生於浙江杭州。早年就讀於杭州浙江省立第一中學、上海大同大學高中部，並開始發表漫畫作品。抗日戰爭爆發後從事抗敵宣傳，1938年到延安。初在陝北公學，後到魯迅藝術文學院任研究員和教員。1940年4月加入中國共產黨。1945年到東北。1946年1月任《東北日報》文字記者，後在文藝部專司時事漫畫。1949年12月調北京工作，歷任《人民日報》美術組組長、文藝部主任。1953年後兼管全國美協工作。1979年當選為中國美術家協會副主席，主持日常工作。長期從事美術組織和活動工作。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歷任《人民日報》美術組長、文學藝術部主任，中國美術家協會秘書長、書記處書記、常務書記、副主席、顧問，中國文聯委員、書記處書記等職務。華君武的漫畫，早年長於政治時事漫畫，富有戰鬥性，在革命戰爭中發揮了很大的宣傳鼓動作用。後期以諷刺畫為主，辛辣地諷刺了社會上種種醜陋、落後現象。構思巧妙，入木三分，富有幽默感。

自鄧拓一家搬來後，增建了衛生間、廚房，安裝了上下水道、抽水馬桶等設施。院里花木繁茂，一架藤蘿遮蓋了半個院子。

正房為鄧拓的辦公室，旁邊為書房，書房和鄧拓的卧室相連通，而鄧拓的卧室又與夫人丁一嵐的卧室相通。由於鄧拓經常夜間寫作，夫人丁一嵐為了不影響他的工作和睡眠，一直分室而居。鄧拓有5個兒女，分居東西廂房。

1966年「文革」發生，批判「三家村」的浪潮鋪天蓋地壓下來，鄧拓不理解，悲劇終於發生了。這年5月17日夜，鄧拓書房的燈光，整整亮了一夜。鄧拓用他一生的最後之力，字字泣血般寫成六千餘字的長信，為自己申訴；一位新聞政治家、學者和詩人，正值54歲盛年時期的鄧拓，只能以一死來證明自己的清白。他在給親人留下最後的話後，吞下大量的安眠藥片……歷史將銘記遂安伯衚衕和這條衚衕里居住過的人們。

昔日鄧拓故居的遂安伯5號也曾改為遂安伯衚衕11號，其位置應為現在「金寶街61號（鑫海錦江大酒店）」佔地的一部分。

鄧拓之女鄧小虹撰文回憶遂安伯5號：「1957年夏天，我們全家從東城區米市大街煤渣衚衕2號搬到了南小街遂安伯衚衕5號，到1966年『文革』遷出時，在那裡住了整整九年。」「遂安伯5號和6號本是一座完整的幽雅古典的北京老宅子，相傳明朝永樂元年封燕山護衛陳志為遂安伯，這裡大概是他的宅邸。宅邸的中路是坐北朝南的四進院結構，第一、二進院是6號，住的是同仁堂第十三代傳人、天津樂仁堂老闆樂佑申。我們家住的院子是三進院。最後一進院住的是著名漫畫家華君武一家人。後院的西廂房打通成一間大屋與我家相連，那裡是父親的書房。我家院里花木繁茂，有團松、丁香、葡萄，院角一棵老柳樹樹榦粗得要三個孩子手拉手才能合抱，一架藤蘿遮蓋了半個院子……父親很喜歡這架藤蘿，因此為自己的書房取了『紫藤齋』的雅號，當他勞累疲倦時，常常在這藤蘿架下面休息片刻。院內高大的北房是父親的客廳兼辦公室。室內陳設如同他本人一樣，樸素整潔，流露出文人清靜儒雅的氣質。迎面的牆上懸掛著一個橫幅鏡框，寫著『一硯山房』四個大字，以示他對自己收藏有一方宋代蘇東坡的古硯的喜悅之情。」

鄧拓入住遂安伯5號之時，也是他仕途失意之日。《人民日報》被斥責為「書生辦報」、「死人辦報」，鄧拓也由《人民日報》總編輯改為社長，不久又調任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當時流行的說法是「書記不帶數，說話不算數」，因為當時設第一書記、第二書記，乃至第若干書記。

鄧拓在遂安伯5號居住期間也曾以「於遂安」的筆名發表文章，但形勢終不允許這位才子「隨寓而安」，那是一個提倡「五敢」的年代，那是一個文化遭難的年代。於是，鄧拓先生成為了「文化大革命」那場浩劫的第一位殉難者。

鄧拓（1912-1966），新聞家、政論家、雜文家，原名子健、殷洲，筆名馬南邨、於遂安、向陽生等，福建閩侯（今福州市）人。著有《燕山夜話》，並與吳晗、廖沫沙合寫雜文《三家村札記》，主要著作收入《鄧拓文集》。

鄧拓出身於書香門第，在福建省立第一高級中學讀書時就組織「野草社」，出版自編自印的刊物《野草》；1930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37年9月，進入五台山抗日根據地，先後任晉察冀中央局宣傳部副部長、《晉察冀日報》社社長兼總編輯、新華社晉察冀分社社長、晉察冀文聯主席、中共中央政策研究室經濟組組長等職。

《晉察冀日報》的前身是《抗敵報》，鄧拓任社長，最初是油印，繼而發展成石印、鉛印，印數也由開始的幾百份發展到幾萬份。對此，時任晉察冀軍區司令員兼政委的聶榮臻給予高度評價，他說：「我喜歡辛勤辦報的鄧拓和那些年輕有為的辦報人員。他們在反『掃蕩』期間，經常是一面打游擊，一面工作。整個報社精幹得很，就那麼幾頭騾子，馱著輕便的印刷器材，編輯記者們背著輕便電台。鄧拓帶領大家，一手拿槍，一手拿筆，與敵周旋。」

對鄧拓的幹勁和才華欣賞的豈止是聶榮臻，毛澤東第一次見到鄧拓也極為高興。中共黨史文獻專家認為，由鄧拓主持編輯的1944年出版的五卷本《毛澤東選集》是第一個系統的版本。在此之前，鄧拓於1942年就組織出版了《毛澤東言論選集》，收入《抗日戰爭的戰略問題》、《中國統一戰線成立後的革命形勢與任務》、《論持久戰》、《論新階段》、《新民主主義論》等毛澤東的五篇文章。有人認為：「嚴格說來，這才是第一部《毛澤東選集》。」

1948年4月，毛澤東來到了河北省阜平縣的城南庄，距《晉察冀日報》社駐地不遠。一天，鄧拓應召參加一個緊急會議，在會上見到了毛澤東。這是鄧拓第一次見到毛澤東。「鄧拓與毛主席緊緊握手，毛澤東極為高興，並與鄧拓進行了交談。」1949年秋，鄧拓出任中共中央機關報《人民日報》總編輯。毛澤東在1954年《關於〈紅樓夢〉研究問題的信》中就對《人民日報》表示了強烈的不滿，他在信中寫道：「事情是兩個『小人物』做起來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並往往加以攔阻，他們同資產階級作家在唯心論方面講統一戰線，甘心做資產階級的俘虜」；終於在反右派鬥爭風暴到來之前鄧拓改任社長；之後，又被調離《人民日報》社，到北京市委任書記處書記，兼《前線》雜誌總編輯。

鄧拓調離《人民日報》社時，作詩《留別人民日報同志》：筆走龍蛇二十年，分明非夢亦非煙。文章滿紙書生累，風雨同舟戰友賢。屈指當知功與過，關心最是後爭先。平生贏得豪情在，舉國高潮望接天。

20世紀60年代初，鄧拓應邀在《北京晚報》開闢專欄，名曰：《燕山夜話》；又與吳晗、廖沫沙以「吳南星」的筆名輪流為《前線》雜誌的《三家村札記》欄目撰稿，一批深受讀者喜愛的雜文應運而生，《燕山夜話》與《三家村札記》成為京城文化知名品牌。

在一聲長吁短嘆都有可能被視為「心懷不滿」的年代，鄧拓的雜文被別有用心地剪裁、拼接、分析、羅織之後，便成為一支支「射向社會主義的毒箭」。於是，《燕山夜話》成了「燕山黑話」，《三家村札記》成了「三家村反黨集團」。在上上下下的批判和聲討中，鄧拓永遠地沉默了。是也，非也，君已無言；功乎，罪乎，史必有論。

1979年3月2日，經中共中央批准，中共北京市委作出《關於「三家村」冤案的平反決定》。鄧拓被迫害致死十三年後平反昭雪。

面對鄧拓先生，經過那場浩劫的人們該怎樣地進行反思？說什麼英雄，道什麼好漢？覆巢之下，焉有完卵。因為，那是一個時代的錯誤。

鄧拓、丁一嵐夫婦共育有五個兒女，鄧小虹是他們的次女。鄧小虹，1952年2月出生，是「生在新社會，長在紅旗下」。上個世紀的50年代和60年代前期，中國社會處於比較平衡的建設和發展期。當時，鄧拓和丁一嵐擔任著重要的領導職務，小虹和鄧家的其他孩子們在優裕、寬鬆的生活環境里，度過了幸福難忘的童年和少年時期。

「文革」之初，鄧小虹就讀的師大女附中成了紅衛兵造反的重災區。作為鄧拓的女兒，她承受著昔日同學的歧視和白眼。上山下鄉時，她去了母親當年參加革命的地方——延安。不到兩年時間，黃土高坡艱苦的生活和落後的文化，使同來的知青們因忍受不了而一個個地離開了延安。可沒有退路的鄧小虹干起活來像陝北女子一樣潑辣，被推為「婆姨」（婦女）隊長。業餘時間，她辦起掃盲班，自己刻蠟板，印成識字課本，幾個月後，大字不識的鄉親們已經能念《誰是最可愛的人》了。

幹了一天累活回到窯洞，小虹不能休息，還要自己推碾子磨面，燒柴火做飯。生活的艱辛嚇不倒小虹，她焦心的是，大學年年來招生，她卻沒有報考的資格。上大學是小虹自幼的願望，雖被打入另冊，她還是找來中學課本發奮自學。

1975年，政策有了鬆動，鄧小虹終於以一名「可教育好的子女」身份進入西安醫學院。她十分珍貴這個學習的機會，憑著過人的聰明和勤奮，這位大學裡的優等生成了陝西省腫瘤研究所的第一批業務人員。1979年鄧拓獲得平反，小虹調回北京，成了北京市腫瘤所的一名婦科醫生。上個世紀80年代，小虹報考武漢同濟醫學院研究生院時已身懷六甲，生下兒了4個月，她就去讀研了，孩子交給了婆婆照顧。待她拿到碩士學位回到腫瘤所，兒子已經3歲了。

鄧小虹現任北京市衛生局副局長，負責全市醫療機構的醫政管理工作、衛生信息化建設和物價管理工作。分管局醫政處、物價處、局信息中心。第十一屆北京市政協常委、教文衛體委員會副主任。曾任北京醫學院第一附屬醫院、北京市腫瘤防治所、北京婦產醫院住院醫師、主治醫師、副主任醫師、副教授、主任醫師、教授、科副主任、副院長。

《三家村札記》是中共北京市委理論刊物《前線》上的一個專欄，由三位北京市高官合寫，他們是北京市委書記處書記鄧拓，北京市副市長吳晗，還有北京市委統戰部長廖沫沙，三人合署的筆名「吳南星」，《三家村札記》介紹古人讀書治學，做事做人，從政打仗等方面的歷史知識，以針砭現實生活中的弊病，具有很強的針對性，文章短小精悍，深入淺出，富於啟迪性，並且也批評和諷刺了當時的錯誤和不良作風，深受讀者歡迎，但是這種對於「左」的錯誤的諷刺在1966年是必然被掃除的對象，掃除就發生在毛澤東對北京市委的嚴厲批評之後。1966年3月底，毛澤東同康生等人談話，點名批評「三家村札記」和鄧拓的《燕山夜話》。

緊接著《北京日報》就展開了對「三家村」的批判，5月10號，上海《解放日報》和《文匯報》刊出了姚文元的重磅文章，《評「三家村」》，《「三家村札記」的反動本質》，文章稱《燕山夜話》和《三家村札記》是經過精心策劃的有目的、有計劃、有組織的一場反黨反社會主義的大進攻，號召要徹底挖掉「三家村」的根子，徹底肅清「三家村」的流毒。姚文元從《三家村札記》和《燕山夜話》200多篇雜文中挑出24篇當靶子，其中既有牽強附會，空穴來風，也有言之鑿鑿的文章，比如鄧拓曾經在《燕山夜話》當中對毛澤東的大躍進政策有所影射，在《愛護勞動力的學說》這一文當中借古諷今，對強迫使用農業勞動力和大規模無計劃的工程建設提出了批評。

主張「我們應當從古人的經驗中得到新的啟發，更加註意在各方面努力愛護勞動力」。很快6月1日，《人民日報》社論吹響了，《橫掃一切牛鬼蛇神》的號角，一時間「三家村」成為「反黨反社會主義黑線」的代名詞，而對「三家村」的批判成為文革的直接突破口，最終導致了北京市委的崩潰，改組和其後一系列的政治變動。

七、遂安伯衚衕60號

遂安伯53號大型四合院，解放後是外交部職工大院。

人民文學出版老編輯汪兆騫在遂安伯衚衕住了60年。汪兆騫，祖籍河北昌黎，1941年出生在北京，筆名東方笑。1964年畢業於首都師範大學中文系。大學畢業後任教師，1980年後歷任人民文學出版社編輯、編輯部副主任，《當代》副主編，編審。1963年開始發表作品。1993年加入中國作家協會。著有長篇小說《紫塞煙雲》(合作)、《豪門雲雨》、《王府風雨》、《伊王府奇案》，評論集《侃爺王朔》、《當代優秀小說選析》，紀實文學集《名人世界》，散文集《海神》，評論《論通俗文學的審美價值》等。

我家老宅位於遂安伯衚衕60號。衚衕西至我家時轉向北折，與西石槽衚衕相接，像一柄鐮刀。上個世紀末，伴隨著推土機巨大的轟鳴聲，我家那座長滿荒草、有兩扇斑駁木門的門樓，轟然倒下……那一刻，我的眼淚潸然而下。我在遂安伯衚衕住了60年，我的生命一部分已鐫刻進這條悠長而古老的衚衕，我家那座古色古香的小四合院，也見證了我命運的風雨和彩虹。

在明代，遂安伯衚衕系伯爵住地，拆遷之前，尚存昔日官宦府第的富貴氣象：衚衕寬闊、古槐參天、門樓典雅、院落規整，幾百扇黃花松木的朱門相互拱衛、一水兒磨磚對縫的院牆彼此相接……民國時，北寧鐵路局局長陳覺生是衚衕的老住戶。新中國成立後，地質學家李四光、女將軍李貞、北京市委書記鄧拓、水產部副部長楊扶青等政要名人曾在此居住。他們的精神道德以及書韻墨香，浸透到衚衕的骨子裡。

李四光住在衚衕中段，那是一座有兩層小樓的院落。經常見到他披著風衣，在衚衕里漫步，永遠是思考的神態。根據他的科學理論，在我國東北發現了大慶油田，隨著工人王進喜那一聲震天吼，一舉摘下貧油的帽子，大長了中國人民的志氣。

上世紀五十年代，時任《人民日報》總編輯的鄧拓，搬進了衚衕東頭的11號。鄧拓一直戰鬥在黨的新聞戰線，用他的話說是「筆走龍蛇二十年」。他曾以「於安伯」為筆名寫了不少精彩的政論文章。上世紀六十年代初，他邀吳晗、廖沫沙聚餐，商定三人在《前線》雜誌開一個專欄，叫《三家村札記》，相約每期一篇，三人輪流寫稿。我偶爾在衚衕與鄧拓謀面。1961年，在北京召開青年作家代表大會，作為代表的我，在會上與來作報告的鄧拓有了交流，算是相識了。《北京晚報》凡有他的文章我都拜讀。誰料幾年後，鄧拓被打成「三家村反黨集團」首犯，含冤而死。在其昭雪之後，我到老作家韋君宜家彙報工作，見客廳懸有鄧拓的書法，不禁睹物思人，不勝唏噓。

離鄧拓家不遠有一高門大院，里院住著水產部副部長楊扶青，楊爺爺是我五祖父的摯友，曾同在河北昌黎辦實業。1924年李大釗避難五峰山，奉命赴蘇聯參加共產國際第五次會議。行前，楊扶青贈重金，資助李大釗去開會。上世紀六十年代，家母是街道治安主任，一次入戶搞宣傳，竟與多年失去聯繫的楊奶奶不期而遇，執手相望，喜極而泣。

我家住在衚衕的最西頭，東邊相鄰的是一深宅大院的後花園，那裡有亭台樓閣，雕樑畫棟，假山高聳，一池碧水，遍種果樹。後來主人離去，被推平樓閣，移走假山，埋平小湖，伐掉樹木、改成區武裝部槍械庫。我家是一座方正的小四合院，院子較大，栽一架秋日可收百斤玫瑰香的葡萄，種一棵香椿、一棵黑棗、一株丁香，植一叢修竹。院里三個小花壇，長滿各類花草。其中，一棵已有60多年的玉簪花，每年夏天都有一個月花期，香氣撲鼻。兩個大魚缸，養荷花、睡蓮和金魚。

在人民文學出版社當了大半輩子編輯，自然結交不少文壇師友和文化名人。沈從文、汪曾祺、李准、姜文等師友都曾來過小院。王朔、朱曉平，馬未都等年輕好友也常來小敘。一次，還是《青年文學》編輯的馬未都來到寒舍，送給我一個宋代小瓷瓶。馬未都說：「好東西，留著玩吧。」朋友造訪小院，品著美酒，談古說今，半枰殘棋，一卷山水，其樂融融。

八、遂安伯小學

遂安伯小學成立於1958年，為應對即將到來的入學高峰新建的。當年的遂安伯小學是由單位宿舍改建而成的，幾排平房、幾進院落，連個正式的操場都沒有，冬天要靠煤球爐取暖，喝水用搪瓷缸接保溫桶的水喝。

現在的遂安伯小學位於遂安伯衚衕15號（現金寶街7號第），是原來遂安伯衚衕唯一保留的老建築，就因為它是學校才得以保留。因為開發商也需要配套建設教育設施，二好加一好，收拾收拾現有的就省的再建新的了。遂安伯小學現有16個教學班，600多名學生，60名教職工。有計算機、多媒體語音教室、自然、勞動、美術、音樂、書法、電子琴房、少先隊活動室等專業教室。教室還安裝了全校性的閉路電視系統。學校還成為聯合國教科文組織開展的JIP實驗校、中澳音樂項目實驗校、和《中國少年報》社東城區小記者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