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志田：清華國學院的獨特追求

　　摘 要：北伐前成立的清華學校研究院國學部，在文化立場上偏守舊，而學術取向則更趨新，有著與眾不同的主動追求。主事者吳宓想辦一個突破邊界、融合中西的新式書院，通過培養「正直高明之士」來影響社會。他並無太多口號和宣傳，儘可能以靜默的方式推行其具有革命性質的變革。吳宓堅持講授經史小學為主的「普通國學」與向西學開放的「專題研究」相結合的方針，以師生必須常川住院的密切接觸方式挽救新教育體系下的師生疏離，通過分科以教授個人為主來顛覆西式的學科分類。這是一場小小的制度革命，最後以吳宓辭職黯然結束。

　　五四新文化運動後，中國學界最引人注目的一個傾向就是胡適等推動的「整理國故」，不少人甚至以「運動」稱之。這一後來引起較多質疑的「運動」，確曾一度風靡，大量老中青學者，都曾不同程度地參與。時在金陵神學院讀書的朱維之於1927 年觀察到：「年來整理國故的空氣，瀰漫全國，老的少的，莫不以國學為大事。各大學爭前恐後地設立國學門或國學系，各雜誌也紛紛置國學欄。」　　這些爭先恐後設立的國學機構中，成立在先的北大國學門在當時影響最大。其他各大學的國學機構，或多或少都受到「整理國故」和北大國學門的影響。不過，這樣的共同之處並不能掩蓋彼此間很多明顯的歧異。在「國學」或「國故學」這一名目之下，麇集著各式各樣或新或舊的人和機構，他們從文化態度到治學取向，都差異甚大。其中東南大學(包括從南京高師到後來的中央大學，以下簡稱「東大」)與北大在文化上的對立和競爭，持續甚久。而不同的文化態度，又對其治學取向有著明顯的影響。　　或可以說，「國學」能夠風靡，部分正因其認同模糊。這雖曾引起一些人想要澄清何為國學的努力，卻也因此而更具包容性。在一般人那裡，「國學」的含混更使得提倡者不一定是受惠者。如朱維之所注意到的，「整理國故」空氣瀰漫全國的結果，乃是「章太炎、梁啟超的文章被鈔寫得洛陽紙貴了」。此本胡適等人推動整理國故所致，但顯然不是他們希望看到的結果。在這方面與胡適態度不同的陳獨秀，稍早就曾質疑「國學是什麼」，他的結論是：「『國學』本是含混糊塗不成一個名詞。」　　對於一些真正接受了西方新學術取向的少壯學人，這樣含混糊塗的「國學」顯然是一個不能接受的學術認同。然而「國學」的含糊與多歧，乃是當時的常態。也因此，當年或欣然或勉強地接受「國學」這一認同的趨新群體，往往在「國學」的界定上大做文章。故那時以「國學」命名的機構雖多，其具體的治學取向，卻相當不同。除北大和東大的典型歧異外，一般視為偏新的清華國學院(正式名稱是清華學校研究院之國學部，以下仍用時人慣用的簡稱)，在文化立場上明顯比北大守舊，而其學術取向則似乎更新。　　作為整理國故事業的一部分，清華國學院的成立確實得到北大方面尤其胡適的幫助，然這一幫助不宜誇大。其實清華國學院有著較強的「東大色彩」———研究院主任是來自東大的《學衡》主編吳宓，先後任用的助教也常出身東大(如陸維釗、趙萬里、浦江清等)。其所聘請的教授、講師中，梁啟超和王國維在文化態度上大不同於北大諸人，而趙元任和李濟則在治學取向上與北大異，陳寅恪更是兩方面都不與北大同。故清華國學院的與眾不同，特別是其獨特的主動追求一面，還略有可述之處。　　清華研究院的《章程》，最初大概是教務主任張彭春起草的。 張氏本注重國文和國學基礎知識，傾向於《學衡》，這方面與吳宓接近，所以該《章程》大體能得吳之認可。而其定稿，則不僅有吳宓的色彩，且有王國維的參與，不過起草者的痕迹仍在。故《章程》基本是個妥協的產物，其中仍有吳宓不甚同意者，後來也因此而產生問題。大體可以說，吳宓既是清華國學院實際規劃的主要設計者，更是其開辦前期的主持者，他的見解和主張，應予以充分的重視。　　吳宓自己一再強調：清華「研究院在中國實屬創舉，他校如北京大學亦設國學研究所，然組織辦法頗有不同」；清華研究院之研治國學，「取材於歐美學者研究東方語言及中國文化之成績，此又本校研究院之異於國內之研究國學者」。 故像清華研究院那樣「講授國學之機關，在今中國，尚無有見」。以今日的後見之明看，這些話顯然不是隨意所說，在國學研究院的定位方面，吳宓實有其獨立的看法。　　例如，儘管研究院的《章程》已經明言，清華學校是因為考慮到「大學院之成立尚需四五年，乃設立研究院，先開辦國學一門」。吳宓卻利用他在國學院開學日的演說，對研究院的地位予以完全不同的詮釋。他在界定「研究院之地位」時非常肯定地說：研究院「非清華大學之畢業院(大學院)，乃專為研究高深學術之機關」。瑏瑠作為國學院的實際主持人，吳宓這種明顯不依據《章程》說話和做事的行為，後來導致了國學研究院的危機，最終致使其停辦。按吳宓的觀察，正是《章程》的最初起草者張彭春一手策划了清華學校的改制，其中的國學院須「改變性質，明定宗旨，縮小範圍，只作高深之專題研究，而不教授普通國學」。吳宓自己則進而提出，應當確認「清華研究院為國學研究院」，故「章程亦宜酌加修改」，明定其「專以國學為範圍，故其性質為獨立，而並非清華大學院(即畢業院)」。　　也就是說，在吳宓的設計里，國學研究院既非過去清華那樣的預科，也非清華正在開辦的大學本科，又不是類同今日研究生院的畢業院，而是一個不與學位掛鉤的獨特機構。他恐怕是想辦一個類似馬一浮後來在四川樂山所辦復性書院式的機構，即一個專門招收不計名利的有志之士，不授學位，以培養影響社會的高明人才為宗旨的新式書院。這一點似尚少為人所關注，卻很可能是他從一開始就反覆強調清華國學院之獨特性的隱衷。　　所以吳宓申言，清華國學院不僅限於清華本身，而是要「為中國養成通才碩學」。 研究院治國學的取向，不僅要整理材料以成「歷史的綜合」，也要「探討其中所含義理，講明中國先民道德哲理之觀念，其對於人生及社會之態度；更取西洋之道德哲理等以為比較，而有所闡發，以為今日中國民生群治之標準，而造成一中心之學說，以定國是」。最終還要達到讓「中國對於解決全世界之迷亂紛爭或可有所貢獻」的目標。 而研究院《章程》也主張：國學院培養的學生要能「足當指導社會、昌明文化之任」。這在基本精神上與吳宓的願望相通，不排除就是吳宓自己加上的內容。就當日的社會現實而言，像這樣不考慮學生出路的宗旨顯然過於「清高」，願意接受的青年學生甚少。清華國學院的學生，從一進校就開始要求取得學位(包括從博士、碩士到學士學位)，甚至不惜大幅降低身份，要求享受清華預科生的出國待遇。這使對國學院寄予厚望的吳宓痛感「學生之所志非高」。在後來研究院確定將被撤銷時，學生因吳宓未能維護其地位而群起反對，使吳宓非常痛心，他對「今之所謂專治國學、修行立名之士，其行事之不可問，蓋有過於新文化之黨徒」，深感失望。　　清華國學院存在的時間不長，且因為是由一個預科式的學校創辦大學本科之後的研究院，被不少人視為「畸形」。如錢端升就曾說，「研究院為畸形之發展」，他這一觀念甚至被寫入後來的校史之中。但創建一個突破邊界、融合中西的機構，雖可能顯得不倫不類，卻恰是吳宓的目標。在其職權範圍之內，他可以說靜悄悄地實行了一場小小的革命。　　吳宓等首先以西方模式來給中國的書院方式正名，明言清華國學院「略仿舊日書院及英國大學制度，研究之法，注重個人自修，教授專任指導。其分組不以學科，而以教授個人為主，期使學員與教授關係異常密切」。同時，「教授所擔任指導之學科範圍，由各教授自定。俾可出其平生治學之心得，就所最專精之科目，自由劃分，不嫌重複」。他特別把「注重個人指導」明確為「研究院性質」的兩要素之一(另一要素是相對虛懸的「研究高深學術」)。　　梁啟超稍後也申論說，「我們研究院的宗旨」，就是不滿現代學校中「呆板的教育」，而想要「參照原來書院的辦法」。他甚至說，「各教授及我自己所以在此服務，實因感覺從前的辦法有輸入教育界的必要」。換言之，梁氏來此教書，是有意要以舊入新，讓傳統融入現代。這雖未必就能代表其他老師，卻是他自己想要從事的事業。他對當時學校「多變成整套的機械作用」深表不滿，感覺「改造教育的要求，一天比一天迫切」，故帶著「相當抱負而來」清華任教。其抱負即是拿「中國儒家道術的修養來做底子，而在學校功課上把他體現出來」。他計劃以「清華做這種理想的試驗場所」，要「在這種新的機關之中，參合著舊的精神」。儘管梁氏知道「想以一個學校極少數人打出一條血路，實在是不容易」，但他還是希望能「約到多數教員合作」。　　早在 1920 年，梁啟超等人籌備改造中國公學時，蔣方震就主張「萬不可用『大學』二字」；蓋「一掛大學招牌」，就給人以「販賣貨物，授人以學」的印象。若要選擇仿效的典範，則日本的「早稻田、慶應都不足法，白鹿洞、詁經精舍倒大大的有可取的價值」。這一看法在同人中並未形成共識，張東蓀就認為，「近代學術與古代學術不同，故近代教育與古代 Academic(講學舍) 不能盡同」。若「純采講學舍辦法，在今日必不足號召，則學生來者稀矣」。所以他覺得應「調和近世大學與古代講學舍，而具其微」。　　這次討論或對梁啟超有影響，到 1923 年，他又想藉助南開大學創設一個文化學院，整理中國歷史文化遺產，以貢獻於人類。梁氏「確信現行學校制度有種種缺點，欲培養多數青年共成茲業，其講習指導之方法及機關之組織，皆當特別」。故其擬創設的文化學院，就打算「採用半學校半書院的組織」方式。 清華國學院的創辦，使他有了嘗試這一設想的機會。　　清華國學院在摹仿英國導師制的同時，確有意把傳統的教學方式「輸入」新的教育體系，而有所革新。一些人眼中視之為「畸形」，乃是把當時仍在引入之中的西方學制視為「正形」。那時在《清華周刊》上非常活躍的張銳便承認：清華的研究院，「照外國的看法，實在是非牛非馬」。然而他或不知道，今日所謂研究生階段的教育，及其相關機構在大學或整個教育中的定位，那時在西方也仍在發展之中(歐陸較成熟，而英美尚不完善)。所以，一些人心目中的「正形」，其實尚未定形。不過張銳也提出，中國人不必一行一言都要惟外國人馬首是瞻，「就是我們缺乏創造的勇氣，我們本國歷史上的書院制，也不無可以供我們參考的地方吧」？他之所以這麼說，正是受到梁啟超試圖創設文化學院的啟發。　　在民初尊西崇新的流風盛行之時，也只有像梁啟超這樣著名的趨新者和一些留學生，還敢於為書院說好話。吳宓非常不喜歡的胡適，卻是他真正的知音。胡適在 1922 年就提出，要「懂得了歐美高等教育制度史」，才「更能了解中國近一千年來的書院制度的性質與價值」。次年他在東南大學演講，進而強調「書院之真正的精神，惟自修與研究。書院里的學生，無一不有自由研究的態度」。而清末改革把書院廢棄，「實在是吾中國一大不幸事。一千年來學者自動的研究精神，將不復現於今日」　　有意思的是，與吳宓用英國導師制來為書院正名相類，胡適也特彆強調傳統書院方式「與今日教育界所倡道爾頓制的精神相同」。他在演講中四次提到道爾頓制與書院的類似，其中開頭結尾兩次更是直接以道爾頓製為他「不得不講這書院制度」正名。胡適並說，「今日教育界提倡道爾頓制，注重自動的研究，與書院制不謀而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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