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人：慎言「中國模式」

　　劉亞偉的《「中國特殊論」意味著什麼》一文，梳理了「中國模式」這一概念的來龍去脈，國際社會對此說的不同態度，中國學界的反映，並表述了自己的觀點。

　　文章不失為客觀，審慎，清晰，明了，只是文字印得太小，看著費勁。

　　一

　　 「中國模式」，其實就是「中國做法」，不提「模式」也罷。

　　因為，「模」有成型、「式」有「範式」之意，一旦被定為「模式」，就會成為神聖不可觸犯的又一條政治紅線，堅持一百年不動搖的大政方針，乃至具有了「放之發展中國家而皆準」的「普世」或「普適」價值。

　　當今世界，誰都不傻。發展經濟，各國都有「高招」——但萬變不離其宗，不外乎立足本國實際、也就是我們所說的「特色國情」因國制宜，並且都會借用「他山之石」以攻玉，鮮有「絕不」者。

　　有道是「張屠戶殺豬攮嗓子，王屠戶殺豬捅屁股」，你怎能斷定誰個好、誰個孬？

　　倘若打個比方說，各國的做法或曰「模式」，一如美國的肯德基，法國的牛排，義大利的麵條，中國的鹵煮火燒，各具特色，各有千秋，各有一番滋味在心頭，其質量與價值幾何，儘管眾口難調，但大致差不了多少，用不著我來饒舌。

　　二

　　事實勝於雄辯，「模式」的優劣，還得拿業績說話，這也正是「貓論」的精髓。

　　但對「好貓」不可一概而論，還要看它逮耗子的方法與代價。

　　改革開放30年來，中國經濟騰飛不假，「摸著石頭過河」也不假，如今還是在水中央走哪算哪地繼續摸著，只是水越來越深也越渾。且不說離著「過河」、勝利到達彼岸的「自由王國」還遠，眼下，各種社會問題，矛盾，弊端，新的，舊的，老的，原形畢露，還有不滿，戾氣，都一股腦地擺上桌面，說是「黃鼠狼專咬病鴨子」並不為過；更不堪群體事件接連不斷，按了葫蘆瓢起來，可謂防不勝防，擾得焦頭爛額疲於應付；治理的思路雖說當然是「標本兼治」，但當務之急仍是維穩，照例就事論事地恩威並重軟硬兼施平息風波也就順理成章。

　　鑒於連自己的心裡都沒個準譜，還在「一慢二看三通過」著的現狀，自詡「中國模式」也就顯得頗為滑稽。

　　三

　　世上萬物皆有所值，沒有免費的午餐，改革開放也得付出代價。

　　文革告結，百事待舉，苦於囊中羞澀，因此引進低端日用品的加工製作，不失為明智的權宜之計。

　　但30年過去，開放非但還停留在「河東」，並且大量重複引進沒商量，「血汗工廠」遍布神州大地，佔用我耕地，污染我環境，消耗我資源，盤剝我同胞，令人徒嘆奈何，遑論改革早就違背了「共同富裕」的初衷，導致大量國有資產被權貴巧取豪奪，社會分配嚴重不公，貧富差距越拉越大，腐敗愈演愈烈，禮崩樂壞世風日下了。

　　以這種「模式」換來世界第二的GDP，並未惠及百姓，值得沾沾自喜自我陶醉么？

　　平心而論，「中國模式」不可一概否認，但其瑕瑜互見，得失相間，需要修正改進完善健全之處甚多，不能再拿「一分為二」的辯證大法，掰出九個指頭說事，盜名欺世忽悠百姓了。

　　四

　　文章告知讀者，「北京共識」之說，系中國老朋友基辛格事務所合伙人喬舒亞·拉莫於04年提出，其核心觀點是——政府主導創新，關注社會正義，堅持自力更生等，此說當時的社會反響不大，其「共識」也未被美國人認同。

　　之後，該說披上「中國模式」馬甲，為世人矚目並熱議，則是被中國學界拿來，經過包裝、充實與發揮，箇中原因不言而喻——無非是拿來作為現行政治正確的註腳。

　　其實，「中國模式」，不過是「中國世紀」，「中國崛起」，「中國不高興」，「中國已成為世界中心」等浮躁之說的翻版，把總設計師的「韜光養晦」丟到腦後，甚囂塵上了好一陣子。如今，也是偃旗息鼓——這或許是由於富士通的「十三跳」、驚天的殺童血案，以及強拆、罷工等群體事件接二連三，使得鼓吹者都也「覺悟」了「中國模式」硬不起來，因此不好意思再說下去，免得自討無趣了。

　　五

　　問題是，連古人都有著「不以物喜，不以己悲」的定力，今人何以如此輕浮，聽著風便下雨，人家給根棒槌就當針，只揀「過年話」聊以自慰，並用來挾洋自重？

　　這就不得不歸咎到民族的病態心理和思維。

　　1958年的大躍進，從領袖到百姓，舉國的升虛火發高燒比著賽著吹大泡放衛星，固然是出於強國的求勝心切，但也掩蓋著好大喜功，急功近利，無知的狂妄，自卑的自信，並以集中力量辦大事的體制優勢，把中國推向災難深淵，在全世界面前出乖露醜現眼，國人本該以國恥視之永遠銘記引以為戒。

　　誰料，瞎折騰的陰霾未除，大多數國人剛混個溫飽，就妄自尊大故態復萌，無視國富民窮的現狀，鼓搗起「中國模式」來——如此健忘，缺乏理性，天真幼稚，難怪被外人小覷。

　　六

　　熱衷此說者，若是體制中人，或是既得利益者，還好理解，而自由之身的知識分子跟著鼓噪，就匪夷所思了。

　　「中國模式」之所以不足為訓，在於它的弊病和不可持續——且不說基數與增長率不會永遠成正比了，即使真能夠以每年近兩位數的速度發展下去，如此高耗低效的粗放增長，全球的資源都不敷使用。

　　「中國模式」的偏頗，還在於其內涵違背「科學發展觀」的失之片面上——對政治體制改革的否定，並引發一些所謂學人「下必甚焉」的跟風——諸如經濟富裕是民主政治的前提，中產階級是民主政治的基礎，民主不可急於求成來日可待，以及民主的弊病與悲劇等高談闊論，對國民關於民主，自由，法治，憲政的訴求，非但不提出或提不出一條積極可行的建議，而是極盡勸說、開導，告誡乃至恐嚇，實則打壓之能事，甘當衛道的犬儒。

　　解決中國的現實問題，理論探討不可或缺，但當務之急絕不是坐而論道而是實踐，更不該把簡單問題複雜化而是回歸常識——這些正是我最近思考的問題。

　　以上，一言以蔽之：慎言「中國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