蔡昉：我們與「中等收入陷阱」距離還很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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蔡昉，中國社會科學院人口與勞動經濟研究所所長，著有《超越人口紅利》、《窮人的經濟學》和《劉易斯轉折點》（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等。

對話背景

蔡昉是最早預言劉易斯轉折點到來的學者。他判斷，隨著劉易斯轉折點的到來，二元經濟發展時期最突出的人口結構特點——不斷下降的人口撫養比，將不再存在。快速的經濟社會發展和特殊的國情，使中國在比其他國家短得多的時間裡完成了人口轉變，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迎來了老齡化和人口紅利的消失，由此使得這一階段呈現出「未富先老」的發展特徵。「中等收入陷阱」的問題就此被提出。

理論上存在著「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實現不了這個跳躍就會落在這個陷阱之中

中國青年報：「中等收入陷阱」概念是如何產生的？與經濟發展模式轉型有必然聯繫嗎？

蔡昉：工業革命之後出現了大分流，歐洲國家實現了工業革命，有些國家仍然處於馬爾薩斯貧困陷阱之中，從上世紀50年代開始，更多的國家和地區逐漸擺脫貧困陷阱，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學家劉易斯把發展中國家看作二元社會，一頭是農業經濟，有大量的剩餘勞動力，經濟能不能得到發展取決於——能不能創造出足夠多的就業崗位，把剩餘勞動力吸納乾淨，如果真正吸納到需要漲工資才能僱到勞動力的時候，經濟就進入到轉折點，面臨著向高收入發展階段的過渡。

高收入發展階段是由美國經濟學家索洛所定義的新古典經濟增長，這個經濟增長過程中速度不會很快，因為每走一步都需要生產率的提高、技術進步和創新，但是可持續的經濟增長。當二元經濟結構時期結束時，向高收入階段即新古典經濟邁進仍然需要驚險的跳躍，那時候單純依靠勞動力的投入、資本投入和人口紅利的增長模式就不管用了，必須靠技術進步和生產力生產率提高，這是非常艱難的。因此，理論上存在著「中等收入陷阱」，如果實現不了這個跳躍，就會落在這個陷阱之中。世界範圍內，我們看到了很多這樣的實際案例。

中國青年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是否有共性？

蔡昉：托爾斯泰說過，「幸福的家庭都是相似的，不幸的家庭各有各的不幸。」不管它的含義是什麼，有人可能會說，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可能各有各的原因。但是，我們仍然想嘗試著找到共性的東西。我把它歸納為落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四部曲，四個步驟走完了，一個國家往往就落在中等收入陷阱里了。這四步分別是：第一，經濟增長正常減速，如果應對不當，就發生第二步，減速就變成了經濟增長的停滯，第三步，經濟增長停滯以後就會出現社會問題，政策進一步被俘獲，結果就是第四步，體制就會被固化，改革舉步維艱，積重難返，這樣就變成惡性循環。

從直接經驗看，很多經濟學家已經發現了，高速經濟增長國家到了一定階段通常會減速。有人說可能會在較低的人均收入水平上，比如人均7000美元，有人說可能是人均17000美元的時候，都是按購買力平價算，到這個水平都進入中等收入階段。經濟減速是自然的，比如，你成長到一個階段，自然就不會像小孩一樣一年長好幾公分，即便23歲還會躥一躥，歸根到底23歲以後不會長個的。

急劇的人口紅利消失，決定了經濟潛在增長率一下就降了下來

中國青年報：對於中國經濟高速增長步伐慢慢放緩，一些經濟學家也進行過論述，認為與當下中國人口紅利優勢的逐漸消失有很大關係。

蔡昉：是的，過去中國經濟高速增長靠什麼？通常人們說制度條件是靠改革開放創造的，改革開放消除過去的體制弊端，就保證了可以實現經濟增長，但為什麼能實現長達三十餘年接近10%的經濟增長，顯著高於其他國家呢？一定還有其他的經濟增長因素，我們稱之為「人口紅利」。

如果把中國過去30多年接近於10%的GDP增長速度做一分解，貢獻最大的大概70%是資本的積累，看起來是物質資本的積累，但和人口也是有關係的。人口撫養比的下降，提供了積累的機會，儲蓄率就可以達到很高，經濟增長可以有資本來源。當勞動力無限供給，你只要有積累，就可以投入物資資本，資本報酬是比較高的，所以它支撐我們靠資本投入實現經濟增長的可能性。如果勞動力是短缺的，不斷地投入其他的要素，這個投入的回報率是要下降的。

勞動力對經濟增長貢獻直接表現為人口紅利，人力資本即勞動力的受教育程度是人口紅利，撫養比也是人口紅利。繼續再分解的話，勞動力從生產率低的部門向生產率高的部門轉移，可以實現重新資源配置的效率，也和人口紅利因素密切相關。這樣，整個經濟增長几乎完全與人口因素相關。如果人口因素的變化方向變了，整個經濟增長趨勢，比之以往就會發生逆轉。

中國青年報：關於人口紅利的消失，有沒有具體的統計數字來作支撐？

蔡昉：2010年我們做了第六次人口普查，顯示中國15~59歲勞動年齡人口已經增長到它的峰值，2010年之後這個形成勞動力的基礎就是負增長，第一年負增長的數量不大，第二年一下減了345萬，國家統計局局長馬建堂在記者會上公布了這個結果。和這個相應的就是人口撫養比，過去一直在下降的人口撫養比也開始上升。所以，勞動年齡人口增長從正到負，人口撫養比變化是從負到正，是根本性、決定性的轉折，影響到勞動力供給和資本回報率、資本投入效率，也影響到生產率的提高。因此，嚴格來說，人口紅利開始消失。

因此，由人口紅利助推的高速經濟增長也必然相應地降下來。由此，我們推算潛在增長，即生產要素供給和生產率提高所能支撐的正常經濟增長速度也必然會有下降。

在「十一五」時期，經濟潛在增長率大概是10.5%，實際增長率也是兩位數，「十二五」時期潛在增長率降到7.2%，按這樣的速度，到「十三五」的時候就會降到6.1%，急劇的人口紅利消失，決定了經濟潛在增長率一下就降了下來，儘管在世界範圍內的比較中，7%、6%還算比較好的增長速度。這種減速沒有什麼不好的地方，因為人口紅利是特定階段助推經濟增長的優越的條件，並不會永遠存在下去，因此，到了這個發展階段，潛在增長率的下降也是很自然的過程。

要求運動員超過其潛在運動能力，「受傷」就是必然的

中國青年報：如果不能充分認識到人口紅利的消失，會犯哪些錯誤？

蔡昉：如果到了人口紅利消失的特定轉折時期，承認不承認某個轉折點的到來固然也沒有關係，但如果做的事情沒有與轉折點及其挑戰對應起來，不能正確判斷經濟形勢，就有可能出台錯誤的刺激經濟的辦法。

我國去年經濟增長是7.8%，今年第一個季度是7.7%，很多人就很難接受。有的經濟學家就會建議，主張找到新的經濟增長點來保持經濟增長速度。比如，有人建議推進城鎮化，但這裡所建議的作為推動投資需求的城鎮化，其核心不是實現農民工市民化的城鎮化，而是要推動基礎設施建設，推動土地擴張，以及城市面積擴張，也就是試圖依靠投資拉動經濟增長，有人說的開發中西部，也是著眼於大規模拉動投資。

這些所謂「新增長點」本來是一些短期拉動需求的因素，相當於在競技體育中，行政部門的要求、社會上廣大網民的期待，或者廣告商的誘惑，作為一種需求因素，拉動運動成績，試圖超過運動員的潛能，最後的結果就是經常性地導致運動員「受傷」。所以，我們要把決定潛在增長率的供給方的因素，與決定實際增長率與潛在增長率缺口的需求方的因素區分開來。實際經濟增長速度一旦與潛在邏輯增長率脫節了，如潛在增長率是6%或7%，而我們還要達到實際9%的增長速度，就像競技運動一樣，要求運動員超過其潛在運動能力，「受傷」就是必然的。這裡，「受傷」就是指通貨膨脹、泡沫經濟、產能過剩、生產要素扭曲、保護落後等。

中國青年報：落入中等收入陷阱後會出現哪些社會問題？

蔡昉：在一定發展階段上，因為高速經濟增長，即使分配收入差距有所擴大，蛋糕仍然是逐年擴大的，在中國就是以9%~10%的速度擴大這個蛋糕，即使有人拿到較大的份額，有人拿到較小的份額，但仍然可以達到人人都獲益的結果。如果經濟減速，減到了7%，你又不願意接受，犯了很多經濟形勢判斷的錯誤，使它一下降到了3%或更低的水平，那就意味著，蛋糕不再做大，當蛋糕不再做大的時候，人們所有的努力都變成尋租，嘗試著重新分這個蛋糕，這樣有的人談判能力強，有更大的資源分配影響力，就得到更大的份額，而另一部分人得不到應有的份額，就導致收入分配的絕對惡化。

拉美許多國家就是典型的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的國家，並且都是收入分配不平等的國家。如果以0.4基尼係數作為安全警戒線的話，這些國家都大大高於0.4。因此，陷入中等收入陷阱、經濟不再增長的情況下，沒法做到收入分配的均等化。

中國也遇到了收入分配差距擴大的問題。雖然根據國家統計局公布的數據，最高收入組與最低收入組之間的收入比率顯示，2004年之後似乎收入差距有所縮小，但因為這個數據主要還是反映表面收入——即勞動收入，而資產帶來的收入，資源分配不平等帶來的收入，有人把它叫做灰色收入，在統計數據中會有明顯的遺漏。80%的灰色收入被10%的最富裕收入群體所擁有，把這個收入部分加進去重新計算收入不平等指數，它還在繼續增長。

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減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不能說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

中國青年報：目前來看，中國經濟是否已陷入中等收入陷阱？

蔡昉：中國經濟已經開始減速，進入中等收入階段，但不能說陷入了中等收入陷阱，因為陷入中等收入陷阱也不那麼容易，並不是必然的，我們還距離很遠，有足夠的空間避免這種命運。

當下，需要正確判斷經濟發展階段和宏觀經濟形勢。現在，已經出現勞動力短缺，特別是非熟練工人的短缺，以及非熟練普通工人工資的上漲。2004年以後，我們一直遭遇著民工荒，直到去年經濟增長降下來了，但我們還是聽到民工荒、招工難的呼聲，而且農民工的工資是持續上升的，所以我把2004年定義為「劉易斯轉折點」。

改革創造制度紅利，但改革有各種各樣的障礙。黨的十八大報告的一段話很有針對性，很有深意：「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以更大的政治勇氣和智慧，不失時機深化重要領域的改革。」現在我們需要的就是政治勇氣和政治智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