陳行之：路遙逝世十八周年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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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時間往往使人感到宿命。一個鮮活的生命消失之時，周圍的一些人首先感受到悲痛與惋惜，甚至感到世界出現某種殘缺。但是，用不了多久，時間就會像一個從不訴諸感情的人一樣，用冰涼的手無聲地抹去這一切。悲痛與惋惜被稀釋，世界仍像往日一樣在喧囂……我們每一個人之於人、之於自己均是如此，概莫能外。這就不能不使人形而上地想到某種使我們感到宿命的東西。然而，在這裡我要說到一個例外。

　　18年前的11月17日早晨，42歲的路遙在極度痛苦中離開了這個世界。當時，古城西安湧起了悲痛的哀思，這種哀思甚至波及到了西安以外的北京、上海……當時的報刊在報道路遙的死訊時，都用上了最能表示驚愕與哀慟的詞句。之後，時間像潮水一樣漫過人們的心靈海灘，我曾經害怕人們再記不起路遙，再記不起這個用生命點燃精神之火的人。然而，我錯了。

　　我作為路遙的同學、朋友以及他許多作品的責任編輯，曾經接到很多讀者來信，從這些來信中，我深切地了解到路遙在人們心目中所佔據的不可動搖的位置，了解到那個已經遠去的人在精神上對於人們的招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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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4年，我到延安大學讀書的時候，聽說比我高一個年級的同學中有一個著名的人物。這個人著名因為兩個原因：其一，在眾多的中文系學生中，他是唯一把文學作品變為鉛字的人；其二，這個人曾經是延安地區延川縣一派群眾組織的頭頭，後來還當過延川縣革命委員會副主任。這在當時引起的震撼，已經不亞於突然聽到我們身邊出現了一個全國知名的作家，並且這位作家還當過某省副省長！這自然會引起人們極大的好奇。

　　這個人就是路遙。

　　我已經不記得我們是怎樣交往起來的了，但是，這個著名人物卻深深地留在了我的記憶之中。和大多數陝北同學比起來，路遙沒有什麼顯見的特徵，他穿著一般，談吐一般，而且，你不感覺他身後拖曳著那些使他著名的經歷。但是，你又不能說他是一個與常人沒有區別的平庸之輩，你只要注意他的眼睛就行了。

　　這個人身材不高的年輕人長著一雙不大的眼睛，看人的時候略微眯縫著，發出一種探詢——或者也可以說是挑剔——的光亮。如果你內心虛弱會受不了這種注視，覺得他在嘲笑和排斥你。如果你內心坦白，你會感覺眼前這個人絕不能夠容忍虛假和客套，你和他的交往必須真誠，心靈必須能夠直接對話。

　　從那個時候開始，到路遙離開這個世界，我們交往了18個年頭。

　　在這18年里，我從他身上發現了許多讓我感到驚訝的東西。我常常凝視著他，心想：究竟是什麼東西使他成為了這樣一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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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49年12月2日，路遙出生在陝西榆林地區清澗縣的一個偏遠山村裡。家裡異常貧窮，不到7歲的路遙被過繼給遠在幾百里之外的伯父。伯父家裡同樣赤貧如洗，但是他還稍有餘力供養路遙上學。我們可以從路遙的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看到他當時的生活窘境，看到他在那種可怕的窘境中從不打折扣的高遠志向，以及少年路遙獨特的心理歷程。

　　1966年，路遙以那個時代縱容的方式演出了一場青春時代的理想主義戲劇。日後，他為這場從某種意義上說不是他自己選擇的戲劇付出了沉重代價。正是這種經歷和為這種經歷不得不付出的代價，使得這個從偏僻山村走來的青年人得以用與父輩不同的方式，或者說用比同時代其他人更深刻的方式看社會和人生。我們說路遙比他的同齡人早熟，是因為他比所有人都更直接進入了生活。

　　這個以社會角色出現在生活中的人，以群眾代表的身份被結合進延川縣革命委員會，並且擔任副主任職務。這是1968年。

　　一個19歲的農村青年竟然能夠進入縣級權力機構佔據顯赫位置，這件事至少在以下兩方面是有意味的：一、這是歷史發展進程中提供給人的不多見的機會，這種機會的出現，既不說明社會公正，也不說明秩序，恰恰相反，它說明這個社會不是一個常態的健康運轉的社會，人們得到的這種機會只能是轉瞬即逝的；二、這一切對於當事人路遙來說，卻是他和這個世界的關係的一次重大調整，他第一次不是以自然人，而是一個社會人的角度，獲得了審視社會和內心世界的視角。

　　這是非常重要的理性的審視。理性，不僅僅幫助他觀察了生活，使得他知道那些逝去的歲月的價值，同時也照亮了他的人生之旅，他找到了方向，找到了未來人生的期求。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們認識的那個路遙，如果說他身上有什麼獨到的東西的話，那麼這種獨到的東西也是從他的經歷以及這種經歷產生的精神生活中形成的。

　　這都是以後路遙要在他的作品中講述給我們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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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73年，路遙被推選到延安大學中文系讀書。在此期間，路遙拚命豐富著自己的知識儲藏。1976年8月，路遙先於我畢業，經學校推薦和陝西省作家協會幾位老作家爭取，他非常幸運地到《延河》做編輯工作。路遙獲得了從事文學創作的必要條件。據此，路遙開始了雄心勃勃的文學遠征。

　　一年以後，我被分配延安地區文藝創作研究室，籌辦《延安文學》。路遙熱烈支持我籌辦刊物，在爭取刊物公開發行問題上，他曾經給以決定性的支持。每次到西安，我都去看他，我知道這個非常有心計的人正在做的事情。與此同時，在路遙的鼓勵下，我也加緊了小說創作的努力。我的第一個短篇小說，就是路遙擔任責任編輯發表的。

　　1980年，路遙引人注目地在權威文學雜誌《當代》發表了他的第一部中篇小說《驚心動魄的一幕》，並且獲得了全國第一屆中篇小說獎。獲獎給路遙增添了前所未有的自信，但是他並沒有陶醉其中。

　　他背上簡單的行囊，一頭扎進了延安地區南部一個偏遠小縣，像飢餓的人撲到食物上那樣撲到稿紙上。不到32歲的路遙以頑強的毅力，用21個晝夜創作完成了13萬字的中篇小說《人生》，背著沉甸甸的稿件來到延安。

　　我清楚地記得我們聚在我的窯洞里聊天時的情景。我們對當前的文學思潮進行品評和分析，自然要說到路遙這部剛剛完成的作品。由於長時間勞作顯得異常疲憊的路遙，掩飾不住做成一件大事的興奮之情，對我說：「要麼，巨大的成功；要麼，徹底失敗。」正如我們看到的，他獲得了巨大的成功。他把稿件寄給了當時很有影響的大型文學雙月刊《收穫》，《收穫》如獲至寶，馬上安排版面，在第三期顯著位置發表了《人生》。

　　創作者和發表者的勇氣都是令人欽佩的，因為在當時的社會條件下，《人生》反映的人生和社會主題，還不是沒有風險的。《人生》第一次把當時條件下青年人的發展問題尖銳地擺到了人們面前，它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反映了人們身處其中的社會現實，對社會醜惡進行了無情的鞭撻，對普通人表現出來的道德力量給予由衷的讚美。《人生》用純熟的現實主義方式藝術地表現了路遙對生活的見解，從高加林身上，我們幾乎可以看到路遙性格一切方面的特點。這是一個在社會生活潮流中頑強尋找自己位置的路遙，一個不斷同命運抗爭的路遙，一個在靈魂深處不斷進行搏鬥的路遙。《人生》對社會生活內容的反映和對人物思想性格的塑造之所以比同時期其他作品更為深刻和生動，說明路遙的小說藝術在經歷了前期小說創作實踐之後，表現功力顯著提高，具有一種超凡的品格，同時也說明，只有在這部作品中，路遙才真正向我們講述了他長久以來一直想對我們講述的東西。有了這兩點，我們有理由認為我們有了一個成熟的小說家路遙，一個能夠在靈魂上引導我們的人。

　　1983年，《人生》獲得全國第二屆中篇小說獎。後來，路遙又接連寫作了發表了《在困難的日子裡》、《黃葉在秋風中飄落》、《你怎麼也想不到》等中篇小說，在更為廣闊的時空背景上繼續挖掘當代青年在城鄉環境兩極抉擇中的心理歷程。

　　在這裡，我要特別說到路遙自己也非常珍愛的優秀中篇小說《在困難的日子裡》。我始終認為，《在困難的日子裡》展現的深厚的文學功底，可以使它當之無愧站在中國當代最優秀中篇小說的位置上。今天我們再來看《在困難的日子裡》，我們會為這部二十多年前面世的作品表現出的崇高的藝術氣質、成熟的思想情感力量和理想主義光輝感到驚異。現在出現在我們視野之內的所謂的文學作品多如牛毛，但是真正成熟和真正打動我們的東西越來越少，讀一讀《在困難的日子裡》，我們至少會在心理上得到這樣的慰籍：我們的文學也曾經不這樣低俗和平庸。

　　路遙多次和我談到，《人生》和《在困難的日子裡》直接融進了他的生活體驗。我們現在讀這兩部作品，已經不僅僅是對藝術品的玩味和欣賞，我們與此同時也在讀一顆心，在和這顆心對話……而這一切，正是已經故去的路遙真正要講述給我們聽的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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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2年，35歲的路遙開始構思和寫作《平凡的世界》。

　　這是一部被路遙作為禮物獻給他「生活過的土地和歲月」的書。他為這本取名為《走向大世界》的長篇巨著設定了基本框架：「三部，六卷，一百萬宇。作品的時間跨度從1975年初到1985年初，力求全景式反映中國近十年間城鄉社會生活的巨大歷史性變遷。」他為三部書分別取名為《黃土》、《黑金》和《大世界》。我們現在看到的《平凡的世界》，正是這部作品。在「全景式反映中國近十年間城鄉社會生活的巨大歷史性變遷」這樣一個命題上，出色地體現了路遙的意圖；我們還發現，如果把《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第二部、第三部分別冠以《黃土》、《黑金》、《大世界》的篇名，是極為貼切的。這說明，無論創作過程多麼艱辛，這個艱辛的過程多麼漫長，路遙的文學信念，他對這部「規模很大的書」的內在要求，沒有發生絲毫的改變。

　　1984年初，我調到陝西人民出版社，和路遙見面和深談的機會多了起來。這位被許許多多年輕人追逐的著名作家總是在躲避人，他害怕那種熱熱鬧鬧的廣場式的生活，即使我們一起出去散心，也總是尋找遠離市區不為人所知的安靜地方。他像培植一個生命那樣，為他未來的這部作品輸送著血脈和靈魂。這時候，你怎麼忍心去打攪他呢？

　　1985年秋天，路遙來到銅川的陳家山煤礦，在一個基本上與世隔絕的地方，開始了他這一次文學遠征。

　　《平凡的世界》第一部發表以後，無論在理論界還是在讀書界，反響不像《人生》那樣熱烈，究其原因，一是作品僅僅是全書的三分之一，情節還沒有充分展

　　開，另一方面，是當時的文學風潮把人的注意力引到非現實主義的作品之中，忽略了這樣一部現實主義傑作的份量。路遙不為所動，以極大的藝術自信心沿著既定的路線往前走，又相繼寫作完成了第二部、第三部。整整六年，作家路遙燃燒著自己的生命，鍛鑄了《平凡的世界》。

　　創造的過程艱苦卓絕，正如路遙所說，寫完第二部的時候，他幾乎完全倒下了。1988年5月25日，體力日見衰竭的路遙為《平凡的世界》划上了最後一個句號。

　　讀者像當年喜愛上《人生》一樣喜愛上了這部真實地反映他們的生活的巨著。《平凡的世界》是為數不多具備了史詩品格的長篇小說之一。它以宏大的文化視野，以中國新時期以來十年間重大歷史背景為契機，通過對黃土高原普通民眾生活方式、生存境況的真實描繪，藝術地概括了中國當代社會的精神形態。

　　1991年，在4年一度的全國最高文學獎——茅盾文學獎——評獎中，《平凡的世界》在從1985年到1988年間發表的700多部長篇小說的激烈角逐中脫穎而出，以榜首位置贏得了這項被稱之為「中國諾貝爾文學獎」的重要獎項。

　　路遙代表獲獎者發言：「只有不喪失普通勞動者的感覺，我們才有可能把握社會歷史進程的主流，才有可能創造出真正有價值的藝術品。」這句話既可以破譯路遙在文學創作活動中的支撐點，又可以破譯這位人民的優秀兒子本身。路遙引用艾青的詩句：「為什麼我的眼裡常含淚水？是因為我對這土地愛得深沉……」

　　這是人民藝術家共有的品格。路遙以誠實的勞動創造出了應當屬於他的輝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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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2年3月份，我非常小心地向路遙提出，為他編選和出版一套包括到目前為止全部作品的《路遙文集》。我擔心他拒絕，是因為在此之前曾經發生過一件事情：我在主編大型文學雙月刊《文學家》的時候，曾經開闢《陝西中青年作家研究》的專欄，去找路遙，希望他支持。他翻閱著我的計劃方案，臉上似乎有一種責備的神情。他支持我開這個專欄，但是不主張把自己列入其中。他當時態度之堅決，讓我感到很驚訝。

　　後來，我理解了他：在這個不斷為自己設定更高人生目標的人看來，他的創作還沒有到讓人研究和總結的程度。他不能夠沾沾自喜已經做出的事情。

　　但是這次，他不但爽快地答應了我的要求，並且表現得十分興奮。他甚至對我說：「編輯和出版這套文集，是我前半生的重大事件。」我們一起在我的書房裡商定了編選原則。他不讓我沾手，他說這正好是一種休息，一定要親手編選。

　　在一個炎熱的中午，路遙抱著粘貼得整整齊齊的稿件來到我家。他最近一直鬧肚子，身體很虛弱。看著他汗涔涔的前額，我由衷產生一種心酸的感覺。我把他扶到沙發上，責備他為什麼不讓我去取，他笑了笑，什麼都沒說。

　　我沒對路遙說在選題申報過程中遇到了很大困難。首先，在當時，「文集」的概念還不像現在這樣，還是陽春白雪，似乎只有老作家才能夠使用；其次，《路遙文集》到底有多大的銷量，還是一個問題。這是我的困難，自然要由我自己來解決。全部問題的關鍵在於印數。在這個問題上我想盡了所有辦法，也沒有達到所要求的印數。沒有辦法，我只好和路遙商量，請我們的母校延安大學幫忙。

　　我們決定到延安去，落實這件事情。不巧的是，我哥哥一家三口利用暑假正好到西安來旅遊，路遙不讓我離開，他決定一個人到延安去。我關心他的身體狀況，他說沒問題。即使在當時，我也不知道路遙已經患肝病多年，更不知道這個殘酷的夏天折磨著他的正是這種最終奪去他生命的病症。我同意了。

　　1992年8月6日清晨，路遙孤身一人登上了開往延安的火車，一到延安就病倒了，住進延安地區人民醫院。和路遙最要好的弟弟天樂是《陝西日報》記者，當時在銅川，是他打電話給我，告知了我這個不好的消息。天樂當天就從銅川趕到西安，我們兩人一道疾赴延安，去看望路遙。

　　我永遠忘不了在狹窄病房裡無助的路遙看著我們走進來時的那種目光。「我被攔腰斬斷了。」他說。天樂拉住親愛的哥哥的手，安慰他，鼓勵他。我們甚至還陪路遙到外面曬了一會兒太陽。當時，無論路遙、天樂還是我，都沒想到路遙這場疾病兇惡的結局。我們第二天就離開了延安。

　　在隨後一個月里，醫生使用了各種方法治療路遙的肝病，卻無法逆轉，病情總是時好時壞，不見痊癒，進入9月，甚至有進一步惡化的跡象。必須把路遙轉到條件好一些的醫院去，但是，路遙不同意。

　　這個對自己的命運已經有了隱約估計的人，想把自己留在這片與他親密無間的土地上，他認定陝北是他最好的歸宿，執意不願離開。然而，一天天加重的病情，已經使得事情別無選擇，在親戚朋友和醫生的堅持下，路遙無奈地同意轉院到西安治療。

　　1992年9月5日，是路遙離開延安的日子。這天早晨，聞訊趕來的親朋好友和熱愛著他的人來為他送行，早早就等在醫院的門口。路遙已經虛弱得不能單獨行走，可是他不想讓人看到被病魔擊倒了的路遙，硬是不讓人攙扶。他剛剛邁出步子，身體就晃動起來。一些與路遙交往多年的朋友，看到他身上的活力蕩然無存，不禁暗自流下了眼淚。所有在場的人都在為他企盼命運之神的垂青。路遙舉著微微顫動的手，輕輕揮動著——這位陝北人民的好兒子已經意識到，他可能要永久地離開他熱愛的這片熱土了，永久地離開創造他生命並包容他一切不幸與苦難的故鄉了。

　　當天下午18時30分，火車到達西安。19時30分，路遙入住西京醫院。

　　我趕到醫院去看他的時候，他已經形容枯槁。他伸出滿是針眼的手拉住我的手，悲哀地說：「我知道不行了。」我不讓他說，我說你不能這樣想。然而，在這樣智慧的人面前，我的話是多麼蒼白無力啊！

　　隨後又是兩個多月與死神的激烈抗爭。1992年11月17日凌晨5時，路遙開始在病床上痛苦地抽搐和呻吟，瀰漫在整個肉體的疼痛使他縮成一團。看護著他的弟弟束手無策，趕忙喊來醫生。醫生趕來時，路遙開始大口大口地吐血，這是肝病晚期的最終癥狀——消化道出血。雖經全力搶救，仍沒有阻止死神的腳步——路遙的血壓一路下滑，直至為零。彌留之際，這個志向高遠的苦孩子嘴裡呻吟著的最後話語是：「爸爸最好……媽媽……最親……」

　　8時20分，路遙的心臟停止了跳動。醫生仍不甘心，想盡一切辦法搶救他，想讓他的心臟重新跳動起來。但是，人的願望，哪怕是百萬、千萬人的願望，也無法阻止死神的腳步。

　　1992年11月17日9時35分，醫院宣布：路遙走了。

　　這一天，離路遙生命的第43個年頭還差16天。

　　凝視著路遙蠟黃的面容，那個被生命遺棄的瘦瘦的軀體，悲痛像某種形態的物質一樣攫住了我，渾身僵硬，淚水無聲地流淌。18年，18年來組成我生活極為重要部分的這個人就這樣走了？就這樣走了嗎？

　　路遙走了。他走得很痛苦，就像鄉間的孩子，不想去，又不得不去，他只好收拾起簡單的行囊，眼睛離噙著淚水，一步一回頭地離開那個說不上多麼好卻讓他極為留戀的家，上路了。

　　從科學的意義上講，一個生物體的死亡就是終了，是結束，關於這個生物體的一切描述只能是既往的，無法越過死亡這個門檻。但是，人把自己從生物體中開列了出來，不認為死亡是科學意義上的終了，是人的生命的結束。相反，人認為死亡不過是生命形式的一次轉換，就像陝北人說的那樣，死亡是上山——那個人離開家，上山走了。於是，我們據此就可以認為那個人還活著，還在做著事情，儘管我們對於他做的那些事情已經不可避免有了了解上的困難。

　　路遙去世已經整整18年了，和我們的交往時間一樣長。18年來，我在和人們談論路遙的時候，經常使用這樣的語句：「路遙地下有知……」「路遙會為此感到欣慰……」我不認為他真的死了，他還活著，還在和我一起看眼前這個世界，還在和我一起讚揚和詛咒著某些東西……因為這個遠行的人把他生命中最重要的東西留給了我們，我們藉著《人生》、《在困難的日子裡》、《平凡的世界》和這位亡者做某種形式的交流。

　　從這個意義上說，路遙是永生的。

　　這個從中國北部最貧窮的山村裡走出來的孩子，以他的精神，以他誠實的勞動，以他對腳下這塊土地的無限熱愛，在無中找到了有，在終結中找到了開始，在死亡中找到了永生。

　　路遙去世3個月以後，我擔任責任編輯的《路遙文集》出版了，我把這套散發著油墨香的五卷本文集呈放到他的遺像前，對他說：「路遙，你看，這是你的文集……」

　　（2010年11月14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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