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天益：學習型社會領航者

許紀霖：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傳統● 許紀霖在二十世紀即將結束的時候，隨著東歐與蘇聯社會主義的瓦解，自由主義在整個世 界又重新大放異彩。它在90年代的中國也重新起步，成為現代化道路的一種可能性選擇。當代中國的社會政治思潮，基本形成了自由主義、民粹主義和新保守主義三種思潮互動的格局。自由主義思潮及其運動儘管受到了主流意識形態和政治權力的壓制，但在知識份子階層之中仍然具有很大的影響。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前途究竟如何，不僅取決於一系列社會政治因素，同時也有賴於自由主義自身的成熟。 ( http://www.tecn.cn )當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有兩種可供借鑒的資源。第一種資源是眾所周知的，即外來的西方自由主義理論及其歷史經驗。然而人們往往忽視了中國的自由主義還有另一種本土的資源，這就是本世紀上半葉那一度相當活躍的自由主義思潮與運動。多少年過去了，它們沉澱在歲月的塵埃之中，幾乎被民族的集體記憶所忘卻。這些本土的經驗與歷史一旦發掘出來，重新加以反思，對於90年代的中國自由主義來說，恰恰是一份獨特的、富有啟迪性的歷史遺產。 ( http://www.tecn.cn )畢竟，中國也有自己的自由主義傳統，我們應該加以珍惜。一　修正的自由主義思潮如果要追溯中國自由主義的起源，應該從五四算起。在此之前，嚴復、梁啟超也宣傳介紹過西方的自由主義學理和思想，不過，自由主義對於他們而言，只是一種救亡圖存的權宜之計，而非終極性的價值追求。嚴格說起來，嚴、梁並不是自由主義者，只能算作自由主義的先驅。只是到了五四時代，當個性解放、人格獨立和自由、理性的價值在新型知識份子群體之中得到普遍確認，而且具有形而上的意義時，中國方才出現了真正意義上的自由主義者。 ( http://www.tecn.cn )不過，有了自由主義者，不一定就意味著有了純正的自由主義。中國的自由主義可謂生不逢時，時運不濟。因為到了本世紀初，不說中國，就是在自由主義的大本營歐美諸國，自由主義也已經亂了套，產生了各種雜交和變種。歐美的自由主義，從十七世紀的蘇格蘭學派的古典自由主義，經十九世紀邊沁（Jeremy Bentham）的功利自由主義，發展到二十世紀初，由於傳統的自由主義思潮暴露出早期資本主義制度在宏觀經濟控制和倫理道德上的種種弊病，開始與其他思想流派（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雜交，呈現出各種各樣的修正趨勢：有美國杜威式的民主 自由主義，也有英國費邊社式的社會 自由主義。從整個世界大潮流來說，二十世紀上半葉正是各色各樣社會主義風頭十足的時候，相形之下，自由主義倒是風雨飄搖，步步後退，不斷地修正自己，弄得態度曖昧，面目不清。 ( http://www.tecn.cn )殷海光曾經說過：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先天不足，後天失調。按照殷先生的意思，先天不足，乃指自由主義並非中國土生土長的思想，而是美雨歐風吹進來的。在這裡，我還想補充一層意思：即使是舶來品，五四時代的中國知識份子所進口的自由主義，也多是修正型的，而對自由主義的原典，如洛克（John Locke）、休謨（David Hume）、斯密（Adam Smith）等人的思想知之甚淺，對私有財產制度的合理性、個人自由的至上意義以及「看不見的手」的作用自然也體會不深。中國自由主義者的這種先天不足，使得中國的自由主義出生伊始就缺乏純正的性質，而只是雜交的產物。再者，同樣是雜交，西方的修正型自由主義畢竟是從古典的一脈脫胎而來，對自由主義的那些最基本元素如市場經濟、個人自由和政治民主，縱然千變萬化，還是守得住；中國的自由主義，一到緊要關頭，或面臨錯綜局面，就會有人背離，不是鼓吹「新式獨裁」，成為「新保守主義者」，就是放棄理性的立場，倒向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張東蓀是一個深受基爾特社會主義影響的自由主義者，但他對中國自由主義的這種「先天不足」有比較清醒的認識，他說：「就人類言，最理想的是一個民族經過充分的個人主義的陶養以後，再走上社會主義或共產主義之路。中國沒有經過個人主義文化的陶養而遽然來 到二十世紀是一個遺憾。」 ( http://www.tecn.cn )中國的自由主義思潮主要是從英美來的，一般被籠統地稱為英美的自由主義。實際上，從美國進口的自由主義與從英國進口的有很大的差別。來自美國的主要是杜威（John Dewey）的民主 自由主義。杜威曾經在中國呆過二年，留下了著名的五大講演，其中就有社會政治哲學十六講。經過其忠實信徒胡適的宣傳和發揮，杜威的影響更是如虎添翼。他給中國自由主義留下的精神禮物計有三項∶一是實驗主義的科學方法論，使胡適等人相信可以像知識研究那樣，科學地、分門別類地解決中國社會的各種具體問題 ；二是漸進的、點滴的社會改造策略，鼓舞一批中國的自由主義者耐心地堅守文化教育陣地，從文化與社會的最基本改造做起；三是將民主的含義大大地泛化，推廣到所有的領域，使得這一本來在古典自由主義辭典中純粹的政治概念，具有了更廣泛的社會屬性，因而也獲得了普遍的、崇高的神聖性質。 ( http://www.tecn.cn )二　社會民主主義成為主流不過，在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舶來品中，最有影響的還不是美式的，而是英制的；不是大名鼎鼎的杜威，而是一個現在已經被我們忘得差不多的英國人，他就是拉斯（Harold Laski）。拉斯基是兩次世界大戰之間英國著名的費邊主義思想家，他是費邊社的重要成員，後來成為英國工黨主要的理論家，1945年出任工黨的主席。儘管拉斯基沒有來過中國，但他在中國的信徒卻甚眾，而且都是自由主義陣營中的中堅人物，如羅隆 基、王造時、儲安平、張君勱等。他們將拉斯基的政治思想於中國廣泛傳播，其影響之大，幾乎成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之主流。20年代末是拉斯基在中國最走紅的時候。當時胡適、羅隆基、張君勱等一大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云集上海，以《新月》雜誌為中心，組織了一個費邊社式的小團體「平社」，翻譯拉斯基的著作，研討費邊主義的理論，並以此為借鑒，探求改造中國的自由主義方案。30年代以後，拉斯基在中國的風頭雖然有所減弱，但其理論已經滲透到中國自由主義者的精神深處，無論是他們的政治思想，還是其社會改造方案，隨處可見費邊主義的深刻痕迹。 ( http://www.tecn.cn )拉斯基的費邊主義，是一種修正的自由主義理論，他在保留自由主義基本原則的同時，力圖將它與社會主義的平等公正原則調和起來，從而在自由主義的框架內部發展出一變種，即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體系。這種試圖調和民主主義與社會主義的新理論，對於中國自由主義者來說，幾乎是一個盼望已久的福音。因為當資本主義在中國開始起步的時候，資本主義原始積累時期所暴露的種種問題在西方已經遭到了各種各樣社會主義的嚴厲批判，已經部分地（至少在倫理層面）失去了其合法性。西方的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理論，幾乎是同時輸入中國的。古典的自由主義理論，作為一種替資本主義莊嚴辯護的學說，在中國的文化傳統中是找不到任何對應的精神資源的，而社會主義理論，無論是蘇俄式的，還是費邊式或基爾特式的，都有可能在中國歷史內部獲得強有力的支持。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一方面是清醒地意識到資本主義發展的不可避免，另一方面又不可抑制地對社會主義懷有偏好，這一折磨人的思想困境，在處於20年代初社會主義論戰中的張東蓀身上，已經表現得相當充分。儘管無可奈何的張東蓀最後是以一種笨拙的時間性分段策略（即首先發展資本主義，然後再實行社會主義原則）暫時安頓了內心的困惑，但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從來沒有放棄過「畢其功於一役」的努力。在空間的層面上，拉斯基的費邊主義巧妙地調和了資本主義與社會主義，使之形成一個整體性的社會改造方案。它的出現，自然令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們歡欣鼓舞，也難怪社會民主主義會成為現代中國自由主義的主潮了。 ( http://www.tecn.cn )關於這種費邊社的自由主義思潮，留英回來的蕭乾曾經為它作過一個恰當的解釋：「自由主義者對外並不擁護十九世紀以富欺貧的自由貿易，對外也不支持作為資 本主義精髓的自由企業。在政治在文化上自由主義者尊重個人，因而也可說帶了頗濃的個人主義色彩，在經濟上，見於貧富懸殊的必然惡果，自由主義者贊成合理的統制，因而社會主義的色彩也不淡。自由主義不過是個通用的代名詞，它可以換成進步主義，可以換為民主社會主義。」 ( http://www.tecn.cn )在現代中國屈指可數的自由主義政治理論中，無論是張君勱的國家社會主義、王造 時的主張與批評派觀點還是當時產生了極大政治影響的羅隆基起草的民盟一大綱領，都可以看到社會民主主義的鮮明標記。用張君勱的話說，在政治領域是一種「修正的民主政治」，以多黨合作替代多黨競爭；在經濟領域則是一種「國家社會主義」即私人經濟與國家經濟、自由經濟與計劃經濟的混合體。這種在自由主義架構內部的「國家社會主義」，無非是一種國家資本主義而已。不過，資本主義自引進中國伊始，雖然被認為是國家富強必經之途，但總是暗含某種道德上的貶義；相反地，社會主義在現代中國則天生地大受歡迎，被想像為具有某種終極意義的社會烏托邦。即使是自由主義者，也很少有人公開自稱擁護資本主義，哪怕主張國家資本主義，也要以「社會主義」自命。 甚至連胡適，在20年代也一度對社會主義大有好感，他途經莫斯科三天，參觀了幾處地方，就激動得連夜給國內朋友寫信，為蘇俄「空前偉大的政治新試驗」大唱讚歌，並設想以「社會化」的方式建立一種所謂的「新自由主義」或「自由的社會主義」。至於英國費邊社社會主義以及基爾特社會主義，更是深得中國知識份子的青睞，成為自由主義思潮中一道最耀眼的風景線。 ( http://www.tecn.cn )三　觀念的和行動的自由主義者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在五四時代還處於朦朧的混沌階段，與激進的革命民粹主義的界限模糊不清。到20、30年代，在杜威、拉斯基思想的催化下，漸漸分化出幾種自由 主義的思潮。不過，無論是胡適的實驗主義，還是張君勱、羅隆基的社會民主主義，都僅僅是思潮而已，而遠遠沒有成為擁有深厚學理資源的理論。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之所以對自由主義發生興趣，決非學理的因素，而是由於現實的社會問題所刺激。他們對自由主義學理的關切，要遠遜於對自由主義改革方案的設計。因此，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在 學理層面上並沒有多少研究的價值，真正有意義的，倒是思潮驅使下的運動??那種進 入政治操作層面的自由主義運動。不過，各種各樣的自由主義運動（如好政府運動、聯省自治運動、制憲救國運動、人權運動、憲政運動等）儘管在20、30年代就層出不窮，但真正形成規模、具有全社會影響的，還要等到40年代。 ( http://www.tecn.cn )大規模的自由主義運動之所以到40年代才風起雲湧，從自由主義者本身來說，是由 於組織化的因素。殷海光曾經將運動中的活躍份子分為「觀念人物」與「行動人物」。他認為，在運動初始的宣傳階段，由「觀念人物」佔主導地位，到進一步的組織階段，「行動人物」就脫穎而出。我們也可以將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劃分為兩類人∶觀念的自由主義者與行動的自由主義者。所謂觀念的自由主義者，大都是知識體制裡面的學院派人物，有著固定的職業和穩定的收入；通常曾留學英美或在國內清華、燕京、聖約瀚等大學接受英美文化的熏陶。他們關心政治，卻是一種胡適所說的「不感興趣的興趣」，即不離開自己的專業崗位，以自己的專業知識為資源，通過大學講壇、同人社團 和公共傳媒等公共領域，傳播自由主義的基本理念，對社會公共事務發表意見。 ( http://www.tecn.cn )觀念的自由主義者以胡適為精神領袖，在20、30年代聚集在《努力周報》、《現代評論》、《新月》和《獨立評論》等刊物周圍，發揮著較大的輿論作用。這些文人書生，個人主義氣息極濃，各自有各自的信仰和觀念；又有著文人相輕的傳統毛病，基本上是一盤散沙。儘管其中的一些活躍份子如胡適，有時候會以一種費邊社的方式，以個人的身分遊說和影響政府中的高官，以推行自己的自由主義主張，但大部分人仍然堅守「君子群而不黨」的信念，極其自覺地保持著個人精神和身分的獨立性，拒絕直接參政，拒絕成為「組織人」，哪怕是組織反對黨。觀念的自由主義者作為一種社會道義和公共良知的存在，在自由主義運動中的作用相當巨大，尤其在起初的宣傳階段更是功不可抹。然而正如儲安平所評論的：「政治活動不能沒有領導人物，但是因為相輕及自傲在中作祟，所以在自由思想份子中很難產生領導人物；政治活動是必須有組織和紀律的，但是因為自由份子的相通大都是道義的，不是權力的，所以很不容易發揮組織的力量。這些是自由份子根本上的弱點。」 ( http://www.tecn.cn )有鑒於此，一些自由主義者不甘心僅僅停留在觀念和言論上，他們要進一步付諸行動，尤其是組織反對黨，以組織化的方式和權力化的運作推進自由主義運動。這些行動的自由主義者，對參政懷有強烈的興趣，都自認為有治國安邦的卓越才能。他們中的不少人，比如羅隆基、張君勱、王造時等，通常沒有固定的職業，今天在這個大學任教，明天在那個報社任主筆，幾乎成為半職業的政治活動家。如果說，觀念的自由主義者努力的主要層面在思想文化領域，因而更接受實驗主義的點滴改良觀，習慣於學科化地討論個別問題，拒絕思考改造中國的整體方案的話，那麼，行動的自由主義者由於需要明確的行動綱領，卻熱衷於思考和設計整體性的社會政治改革方案。政綱確立之後，就是獨立組黨。1934年秋天，張君勱、張東蓀、羅隆基等人經過幾年的籌備和醞釀，在北平建立了國家社會黨（簡稱國社黨）。但國社黨人數太少，影響也小，無力擔當自由主義運動的中堅。一直到1941年，中國民主政團同盟（簡稱民盟）成立，意味著自由主義組織化的正式實現，也為大規模的自由主義運動提供了領頭羊和建制的保障。 ( http://www.tecn.cn )四　戰後的自由主義運動從1943年下半年開始，中國出現了一股強大的自由主義運動，圍繞著國民黨的「還政於民」、戰後中國政治秩序的安排等熱點問題，開展得轟轟烈烈，不僅在公共傳媒上佔據了輿論的制高點，而且進入了實際的政治操作程序。前者自然是「觀念人物」的汗馬功勞，而後者則要歸功於以民盟為首的「行動人物」的不懈努力。 ( http://www.tecn.cn )從成立之初到抗戰勝利的短短四年期間，民盟已經迅速成長為遍布全國主要城鄉、擁有三千名盟員（大都為知識界精英）、僅次於國共的第三大黨。鑒於當時暫時出現的和平氣氛與力量均勢，民盟成為各方都要努力爭取的舉足輕重的砝碼。1945年秋天召開的民盟一大，宣布民盟是「一個具有獨立性與中立性的民主大集團」，其神聖使命是「把握住這個千載一時的機會，把中國造成一個十足道地的民主國家」。大會通過的政治報告及其綱領，可視作中國自由主義運動的大憲章。 ( http://www.tecn.cn )在這部由羅隆基起草的自由主義大憲章中，中心的理念和架構依然是社會民主主 義。社會民主主義思潮發展到40年代，在國際上變得更加洶湧澎湃。尤其是戰後英國工黨的執政，給中國的自由主義者以巨大的精神鼓舞。知識份子普遍認為戰後的中國民主模式，應該也可以仿效英國工黨所施行的「中間道路」；在政治上實行英美式的議會民主政治，在經濟上參照蘇聯的社會主義平等原則，也就是所謂的「拿蘇聯的經濟民主來，充實英美的政治民主。」 ( http://www.tecn.cn )儘管民盟的這一中間道路在學理上的依據並不充分，但它緊緊地抓住了中國當時兩大主要社會問題：國家政治體制的不民主與社會財富分配的不公正，並富有針對性地提出了一個相對完整的施政改革方案。這一方案能夠在1946年初被國共兩方所接受，成為政協五項決議的藍本，證明了它的確是一個出色的、有效的改革綱領。在這以前，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如以胡適為代表的《努力》和《獨立評論》派）所關心的往往是都知識份子感受最深刻的政治不自由，而對社會底層（尤其是農村）更關切的社會公正和經濟平等問題漠然無視。這樣，他們既不能回應民粹主義的深刻挑戰，即資本主義發展中 的社會公正問題；也遠遠遊離中國社會底層的最基本需求，也就是羅斯福著名的「四大自由」中所稱的「免於匱乏的自由」。民盟的社會民主主義中間道路，則成功地將自由主義與社會主義的原則相結合，從而有效地回應了民粹主義提出的深刻挑戰，滿足了社會底層的經濟平等要求。 ( http://www.tecn.cn )可惜的是，國共之間的分裂與內戰，使得這一出色的社會民主主義綱領無法獲得其實踐的機會，中國也就從此與自由主義的中間道路失去交臂。一旦戰爭的暴力替代了理性的對話，自由主義也就失去了其生存的最基本空間。1947年民盟被迫解散，象徵著自由主義運動在中國的毀滅性挫折。 ( http://www.tecn.cn )五　最後一次迴光返照自由主義運動的失敗，固然有其不可抗拒的客觀情勢，但從其自身檢討，也有諸般因素值得反思。首先是社會基礎的單薄。一般地說來，自由主義運動總是由自由知識份子所發動，但它成功與否，並非完全取決於知識份子，而有賴於社會結構的深刻變遷，尤其是中產階級的崛起。自由主義在輿論上的聲勢浩大，並不意味著社會層面的力量雄厚。精神的優勢不能簡單地折換為物質的實力。然而，中國的自由主義者過高地估計了自己的力量，以為中國的社會是中間大、兩頭小，國共分別代表兩頭小的，而自己代表「那占人口大多數的中間層」，包括農民、小知識份子、中產階級等等。但是在缺乏體制保 障的情況下，「代表者」與「?被代表者」根本無法建立利益上的固定聯繫，所謂「代表」，只是一廂情願的書生氣想像。而且，即使實現了自由選舉，真正主宰社會的，也並非那些在人數上佔優的底層民眾，而是控制了較多資源的階層。但作為自由知識份子政黨的民盟，與中產階級的精神與社會的聯繫是那樣地脆弱，以致於後者從來不曾幻想民盟會是一個本階級利益的代表者。後來左翼份子批判民盟是「民族資產階級的政黨」，對於羅隆基他們來說，真是一個有苦說不出的冤枉。因為中國的自由主義者從來不願正視社會中利益集團的分化，只是抽象地宣稱自己代表「民眾」或者是「廣大的中間階層」！ ( http://www.tecn.cn )另一方面，一場溫和的政治變革，不僅需要社會各階層的支持，同時也需要政府中開明的民主派人士的呼應。在國民黨內部，不是沒有這樣的民主派，比如以張群為首的「政學系」就屬於此類。在20、30年代，分別有王世傑、翁文灝、吳鼎昌等好幾批自由主義知識份子入閣國民黨政府，他們成為「政學系」的中堅力量，也是促成二戰以後短暫的和平民主新局面的重要人物。長期以來，政府內外的民主派人士保持著良好的個人私交，也有著千絲萬縷的政治聯繫。如果這些人士能夠裡應外合，影響國民黨內的最高決策層，那是有可能履行政協五項決議，實踐民盟提出的中間道路的（自然，也同時需要中共的通力合作）。然而，「政學系」這批官員雖然具有一定的民主意識，擁有出色的行政領導能力，卻缺乏明確的改革意向和政治主張，一旦蔣介石的意見為國民黨內的強硬份子CC派和黃埔系所左右，「政學系」諸人立即顯得軟弱無力，束手無策。事實表明，他們只是一群出色的行政官僚而已，而不是有著堅定信念和果斷意志的政治家。體制內部民主派的土崩瓦解，也預示著體制之外的自由主義運動，最終只能是一場徒勞的精神悲劇。 ( http://www.tecn.cn )民盟的被迫解散，使得自由主義者的陣營迅速分化，一部分本來具有民粹主義傾向的人士向左轉，出走香港準備北上解放區；而在戰後一直在時政上保持沉默的胡適，此時似乎與哈耶克（F.A. Hayek）為代表的西方「新古典自由主義」遙相呼應，在僅有的幾次關於自由主義的演講和文章中，都強調民主政治與極權政治的不可調和，對極權政治在學理層面作出了尖銳的批評（胡適的這種「新古典自由主義」立場後來為殷海光所繼承）。他寧願選擇威權主義的國民黨，而不願與在他看來與蘇俄極權政治無異的中共合作。然而，一部分最堅定的自由主義者，在非此即彼的十字路口，拒絕以現實的邏輯作選擇，他們遵從內心的信念和良知，以知其不可而為之的精神，堅守著自由主義的最後堡壘。 ( http://www.tecn.cn )於是，在1948年初，自由主義在中國出現了一次悲壯的迴光返照。在全國很有影響 的《大公報》異乎尋常地連續發表社評，論述自由主義者的信念、自由主義者的時代使命，公開亮出了自由主義的旗幟。聲譽顯著的《觀察》周刊也接連刊載了施復亮、楊人葆等人的文章，鼓吹自由主義；而北平的一批名教授在國民黨內開明人士的支持下，也成立了中國社會經濟研究會，創辦《新路周刊》，提出了一個「政治制度化、制度民主化、民主社會化」的「初步主張」?。一時間，處於困頓中的自由主義在輿 論上形成了一次不大不小的高潮。有意思的是，在以前的自由主義運動中，哪怕是運動的最高潮，自由主義打的都是別人的旗號，比如民主主義、社會主義等等，自家的徽記反而躲在背後，彰而不顯。到了自由主義大受挫折，幾乎回天乏術之時，真正的旗幟反而義無反顧地亮出來了。這是自由主義最富道德勇氣和理性自覺的時刻，因為無論是「民主主義」還是「社會主義」，在國民黨的三民主義與中共的新民主主義理論之中，都有對應的框架可以接納，因而它們的內涵也變得模糊不清、意義多歧。而自由主義，在國共兩黨那裡，都被當作可怕的外來妖魔，遭到一致的痛斥和抵制。惟有這樣的旗幟，才是自由主義者的真正徽號，才是一面名副其實的大旗。遺憾的是，等到這面大旗理直氣壯地撐起的時候，迎接它的已經不是燦爛的滿天朝霞，而是凄慘的落日餘暉了。 ( http://www.tecn.cn )美國學者格里德（Jerome B. Grieder）在評論中國的自由主義的悲劇時這樣寫道：「自由主義在中國的失敗，並不是因為自由主義者本身沒有抓住為他們提供了的機會，而是因為他們不能創造他們所需要的機會。自由主義之所以失敗，是因為中國那時正處於混亂之中，而自由主義所需要的是秩序。自由主義的失敗是因為，自由主義所假定應當存在的共同價值標準在中國卻不存在，而自由主義又不能提供任何可以產生這類價值準則的手段。它的失敗是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由武力來塑造的，而自由主義的要求是，人應靠理性來生活。簡言之，自由主義之所以在中國失敗，乃因為中國人的生活是淹沒在暴力和革命之中的，而自由主義則不能為暴力與革命的重大問題提供甚麼答案。」 ( http://www.tecn.cn )然而，歷史不能以成敗論英雄，更不能以此判斷真理與謬誤。雖然，自由主義在現代中國失敗了，但並不意味著它所選擇之方向最終是無意義的。很多東西的價值，要隔相當一段歷史歲月才看得清楚。自由主義的歷史傳統豈非如此？不管現代中國的自由主義是多麼的幼稚，它留下的精神傳統，特別是社會民主主義的思想實驗，對未來中國的現代化道路選擇，很有可能是一筆價值連城的歷史遺產。 ( http://www.tecn.cn )文章來源：《二十一世紀》一九九七年八月號·第四十二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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