夢境中的槐樹與花朵

幾年前我在懷柔買了一套房子。房子所在的小區生長著一種很奇特的樹，蒼綠的葉子與縱深的樹皮，有幾分像是槐樹，但又不完全像，有點似是而非的味道。最可怪異的是樹枝的顏色，是那種金黃的色澤，彷彿與溫度賽跑似的，天氣越冷，顏色越深，金燦燦的彷彿要把冬季的藍天點燃，為北京枯燥的寒冬增添了幾分妖嬈。後來知道了，它叫金枝槐，是槐樹的一種，因樹枝的顏色而得名。

在北京最多的是國槐與洋槐，國槐是北京的市樹，在大街、衚衕與庭院里觸目可見。與洋槐不同，國槐是中國的土生樹種，洋槐自19世紀末傳進中國，至今不過100多年，國槐卻承載了太久的歷史。按照《周禮·秋官》的記述，早在周代，國槐便被賦予了特殊禮儀。周天子在外朝召見大臣時，九卿位列東西，三公面向國君而立。為了標明位置，避免混亂，在九卿的位置上，東西兩側，各栽種了九株棘樹，在三公的位置上栽種了三株槐樹，從此三槐作為三公的隱喻，在封建時代成為讀書人追求與奮鬥的目標。

但是，國槐之於我，所見到的最古老者，只是唐槐而已。上世紀80年代，我去西安辦事，閑暇之時，參觀那裡的歷史博物館，當時還未建設新館，只有一小部分文物在孔廟裡陳列，包括不少珍貴的法帖，當然是銘刻在石頭上的。還有一隻原本置於霍去病墓前的石獸，如今放在庭院里，尾巴高高地翹起來，捲起來，走出了一種矯健雄武的姿態。它使我想到了漢，想到了匈奴，想到了浩瀚的草原，想到了漫天的藍色星斗和雨一樣褐色的箭簇。參觀完走出大門，在孔廟的右側，我看到了幾株古樹，樹榦上釘著藍色的標牌，有編號，寫著「唐槐」二字。原來是唐代的槐樹呀！我的心不禁微微有些顫慄，那個朝代的人早已化為埃塵，只有和他們同時代的樹還在，怎麼想，心情都是複雜的。我不禁用手撫摸樹榦，感到一種秋季陽光的溫煦，不若剛才見到的那些法帖與石獸，投射出冰冷的距離。

再晚一些，我所見過的就是明槐了。這株明槐在景山公園，景山的東麓。「文革」之初，它被當作「四舊」砍伐了，而景山公園也被改叫「紅衛兵公園」。在我的印象里，那株槐樹似乎微微有些傾仄，崇禎就是在這裡自縊而亡的。因為在這裡弔死了一位國君，後人在這株樹上懸掛了一段鐵鎖，稱之為罪槐。

據說，李自成的部隊攻入北京以後，大索數日，從宮裡到宮外，最終在這裡發現了崇禎，他的對面是王承恩，也自縊在這株樹上。王承恩是跟隨崇禎的唯一內監，如果沒有他的陪伴，崇禎就真的是孤家寡人了。北京有一句俗語：「叫王承恩了。」那意思是到最後關頭了。1930年，故宮博物院延請沈尹默先生書丹勒石，次年將「明思宗殉國處」的石碑立在樹下。1944年，在日本人戰敗後的前一年，這通石碑被拆掉，重新樹立了一通石碑，傅增湘撰文，書丹之人換成了陳雲誥。1955年，這通石碑被拆掉，換為木質的說明牌，書於木牌之上的文字不再是對崇禎的嘆惋，而是改為批判了。社會的價值體系發生了天翻地覆的變化，還會有誰再去同情一個亡國之君呢？然而知道這節歷史的人仍然心存戚戚。在那一晚，崇禎將小公主砍死，大公主砍掉了一隻胳膊，讓三個皇子逃出皇宮，有一個皇子逃到他的外公，也就是崇禎的老丈人周奎家，周奎先是不納，後來向清廷告密，把這個皇子獻給了多爾袞。據《烈皇小識》記載，崇禎在砍殺公主的時候說了這樣一句話：「奈何生我家中？」長於皇宮本是幸事，但這也是有條件的，如果是鼎革之際，像小公主那樣，就真的是不幸了。

1981年，「文革」結束5年以後，在明思宗殉國處，移植了一株國槐，但是樹齡稚少，與那一段歷史差距過大。15年以後的1996年，建國門內北順城街7號門前一株有150多年樹齡的古槐被移植過來，替代了1981年的那株槐樹。雖然樹齡仍然不足，但畢竟是大樹、古樹了，給遊人的感覺不再那麼不可信。那兩座廢棄的石碑也重新樹立起來，歷史似乎又回到了原點。徜徉於此，不知別人作如何之思，對我而言，總覺得這國槐承載了太多的人文負荷，不若涉海遠來的洋槐那樣輕鬆自然。

有一年，我外出辦事，路經府右街——景山公園西南的一條路，正是雨後，潔白的槐花落滿了濡濕的黑色路面。沒有行人的履痕，也沒有汽車的轍印，只有我在碧綠的樹冠下面踽踽而行。落滿了槐花的路面美麗極了，雪白而略泛淡綠的花朵，把道路熏染出幾分香氣，華麗而厚重，彷彿珍貴的錦緞。槐樹原來是可以這樣裝扮我們的！但願在我的夢境里，出現更多的是這樣的槐樹與這樣的花朵——美好而無憂，自在而無慮。

（作者為中國散文學會副會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