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怎樣才能真正強大-賀雄飛的博客-搜狐博客

07-04

2009-04-22|中國怎樣才能真正強大近期，鳳凰網刊登了著名學者閻學通的一篇文章――《從求富到求強：調整國家發展方向》，在網上引起熱議。文章認為，2008年我國GDP世界第二，並不意味著國家能力在各重要方面都世界第二。去年我國國防開支是俄羅斯的1．65倍，但不具備俄羅斯那樣的戰爭能力；科學上，不具備日、德、法那樣的自主創新能力；教育上，沒有培養出和英、法、德、日同等水平博士的能力。國家的每項具體能力是培養和鍛鍊出來的，而不是靠賺錢攢出來的。因此，中國面臨著「富而不強」的危險，有必要考慮將國家發展方向從增加財富轉變為增加能力。

我很贊成閻學通先生的觀點，並且從世界知識出版社剛剛出版的著名猶太文化研究推廣專家賀雄飛先生的著作《經濟學的香檳》一書中也找到了更加具體的答案。在這部近30萬字的經濟學專著中，作者不僅追溯了猶太人和金融的歷史淵源，闡述了希特勒反猶的深層經濟原因，並從22位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猶太人入手，講述了猶太經濟學家為人類的貢獻、神秘的「朝聖山學社」和幽默的經濟學大師薩繆爾森等猶太人的傳奇故事，分析了通貨膨脹背後的貨幣問題，以及資本主義的四副面孔，並直擊當前全球面臨的經濟危機，探討了「誰葬送了華爾街」和美國金融危機的「罪魁禍首」等熱點問題，還從猶太思想與中國問題為突破口，比較了猶太文化和中國文化的差異、猶太文化與和諧社會、猶太人的反省意識與危機哲學，以及猶太人的改革思維和科學發展觀，以及中國社會面臨的四大危機。最令中國人關注的，自然是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預測中國經濟，薩繆爾森、克萊因、莫迪利亞尼、馬克維茨、加里·貝克爾，包括2008年諾獎得主克魯格曼等經濟學大師，都對中國經濟問題有深刻的闡述

1970年諾獎得主薩繆爾森說：「一旦過渡到市場經濟，我不認為大型國營企業。能起什麼作用。我想中國最好是從經濟的最底層開始，實行市場調節……中國的大工廠如果想有什麼作用的話，最終還得租給許多小的製造企業。中國可能朝那個方向進行試驗。我相信，中國只要照目前這條路前行，就可望在2020年成為全世界第二或第三大的經濟強國。但達到那種程度時中國要記住：混合經濟如何運用稅收和分配來緩解私人財產體系帶來的貧困和不平等。我不認為轉向純粹的資本主義是正確的答案，但我真誠地祝願中國順利。」

1980年諾獎得主勞倫斯·克萊因說：「中國應小心對待四個問題---收入分配問題、通脹問題、人口問題，以及能源、交通和通信問題。這些問題都是中國的潛在危機，絕不可掉以輕心。」

1985年諾獎得主弗蘭克·莫迪里亞尼認為：「企業經營的目的不是利潤最大化，因為利潤是一種不確定的預計的可能性。你為了利潤回報要多承擔風險，所以，如果你只是為了追求利潤最大化，那意味著你將承擔所有可能的風險，這將導致資本結構中大量的債務。因為每當你以債務替代資產時，你將提高預期利潤，預期利潤提高……利潤不是一種有價值的觀念。你應該做的是使公司的價值最大化，那是M-M理論最重要的貢獻，即指出了經營管理的核心是什麼：不應該基於這毫無意義的利潤最大化的觀念，而是更有意義的觀念，即努力使股東所擁有的公司價值最大。」

1990年諾貝爾經濟學獎得主馬克維茨認為：「就常識而言，發展私營經濟是一個很大的思想進步。我想重要的是允許它的存在不給它出太多的難題。在印度，據說如果你想辦私人企業，你要賄賂很多的人士才能辦得到。這當然只是道聽途說，我不曾去過那裡。私營者要做的事恐怕就是：遵紀守法、不污染環境……國營企業是可以自食其力，而私人企業則更具效率……中國具備了向市場經濟轉變的動機、能力及效率，但與此同時，中國卻缺少了平等、財富等因素的支持。因此，對體制的改造無疑是個十分有趣的巨大挑戰。」

1990年諾獎得主莫頓·米勒認為：「股票市場是可以為企業提供刺激的。但，我們認為中國的國有企業有嚴重問題。因為它們不單只是工廠，簡直就是城市，它們有學校、消防隊和其他很多單位……你們首先應該把企業與其他事業脫離，然後可以將工廠股份化，但必須想辦法安置那些從關閉的老企業里轉移出來的工人……必須謹慎行事使這種過渡緩和一些。不要試圖立刻解決一切問題，那是不可能的。」

1992年諾獎得主加里·貝克爾認為：「我們對大多數國家觀察的結果是：作為經濟發展的一條經驗，提高家庭教育水平，特別是提高婦女的教育水平，人口的出生率就會下降……富人傾向於少生孩子，特別是受教育程度高的家庭生孩子就越少。因此，我認為教育是一國控制人口最有效的避孕藥和最好的解決方式……。」

1993年諾獎得主羅伯特·福格爾認為，「我堅信，除非有政治原因阻礙，必須建議中國政府繼續促進經濟增長。我告訴我的學生，在30年內，中國市場將比歐共體更大。不是因為人均收入有那麼高，而是因為人口眾多。我想這是有道理的。要實現那種高水平的人均收入，我看除了政治上的障礙外，沒別的障礙。」

2008年諾獎得主克魯格曼說：「泡沫的成因很多。僅僅因為人氣過旺，泡沫就可以產生。我認為亞洲的問題是，經濟過熱的同時，公私界限不清引起了嚴重的道德危害。因此，人們實際上在利用暗中的政府擔保進行賭博。我的印象是，中國在金融上一團糟——差不多完全破產的銀行體系，嚴重的道德危害，大批呆賬。多虧貨幣不能自由兌換，使金融穩定得到了保障，也從而使中國倖免於危機。但這不是什麼長久之計，因為不能自由兌換的貨幣會阻礙商業的繁榮，而且會招致腐敗。」

這些話雖然不是說在今天，但提出的大部分問題今天依然存在。只有真正解決了這些猶太經濟學大師提出的問題，中國才能真正變得強大起來。

最後，賀先生對中國的經濟學界發出了真誠的呼喚：「中國需要一流的經濟學家，也需要從22位猶太諾獎獲得者那裡借鑒經濟學的真諦。必須讓經濟學活起來，必須深入思考究竟是什麼東西開發了猶太人的經濟學天賦，只有讀經濟學時宛如暢飲甘醇的香檳，中國經濟學才真正有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