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文明：中國人的精神文明如何建設

讓我們把手放在胸口，想想我們的心，有所歸宿嗎？

我們的問題不在於我們物質生活和制度，而在於我們的精神世界。沒錯，是的中國人的精神世界！那是一個已經非常脆弱的世界！

一個無可否認的事實是：至少自70年代以來，中國人的精神陷入了巨大的危機 中，80年代初所說的信仰危機、文化危機、90年代所說的人文精神危機、誠信危機，人們通常所說的家庭危機、道德危機，正是中國人精神世界土崩瓦解過程的 寫照。不過，一旦我們意識到我們的精神出現危機的時候，我們其實就已經開始尋找重建精神家園的途徑。

全盤的反傳統掏空中國人的心靈

這幾十年的確是一個物質財富迅速增長、人們自由活動空間也在增大的時代。但是，至少從表面上看，中國人似乎找不到信仰，道德似乎在墮落，家庭觀念在不斷解 體，人們的心理越來越焦慮、甚至不乏憤怒，人與人的關係、還有官民關係趨於緊張、甚至敵對，商人之間互相欺騙就不用說，白衣天使似乎成了黑心腸的象徵，國 貨幾乎成了假冒偽劣產品的代名詞，區域地方間的歧視地方保護主義……人們看待世界的方式越來越狂妄，而對本民族的文化也越來越喪失信心！

例證：些人在自己家裡非常的節約。可是一到外面就馬上習慣了浪費，灌一小杯水要把水龍頭開足馬力開上半小 時，甚至走的時候乾脆「忘記」關水龍頭；竊電線割光纜偷下水井蓋；自己的家庭裝潢得富麗堂皇，公共場所則垃圾遍地，公物被任意破壞；病死的雞鴨成了顧客桌 上的美味佳肴；假冒偽劣產品向蝗蟲一樣橫行無忌；他人的勞動成果偷梁換柱移花接木成了自己邀功請賞的資本；與自己利益相關的事全身心投入，集體公益事業唯 恐避之不及；靠山吃山，靠水吃水，成了某些行業不正之風的遁詞，一些見利忘義之輩利用法律規章無力管束的空子，大行以權謀私之道；一些為富不仁之徒採取東 躲西藏的手法大撈昧心黑錢；在一些人的眼中，假冒別人的商標是小人所為，而搶先註冊別人的商標才算君子之舉；砸碎瓶子刺破別人的車胎是小兒科，甚至把酒瓶 子隨便扔到公路上，以此取樂。簽了合同席捲別人的貨款才夠英雄之舉等等。可以說是美醜不分，善惡不辨，笑貧不笑娼，原則、權力、威望、誠信、良心都可以成 為交易的資本。

這些人的所為，用道德去譴責已遠遠不夠，因為早已不屬道德的範疇，而應受到法律的審判。可是「這些人」是什麼人，是我們的「民眾」。然而，正是由於道德的弱化和淪喪，才使得他們能越過道德的界限去觸犯法律的高壓線。

愛情是婚姻的基礎，但如今對某些人來說，婚姻是一種交易。傍大款，找小蜜，早已不是新聞。賺錢的時候也是千辛萬苦，錢多了就包二奶，養小妾成風，人是用來 包和養的嗎，那家裡的老婆是什麼，傳宗接代的工具？每天拼了命賺錢究竟是為了什麼，賺來的這些錢的意義究竟是什麼！還有人把名人醜惡的艷史當「新聞」來 炒。更有的人不以為恥反以為榮。

古人有君子之交淡如水的說法，對於今天一些人來說，則成了多個朋友多條路，完全把好的傳統給扭曲了。有些所謂的社會能人，顯然是蜘蛛，織出了一張無所不能 的關係網。要當官，首先要學會跑官；要辦事，首先要學會如何送禮；人們常常說理想是崇高的，但在今天的一些人看來，付出最小換取最大的收入就是理想，出人 頭地就是理想，犧牲別人有利自己就是理想！

現在，我們又看到的一種更加不正常現象——公眾輿論對某些不道德行為的約束控制正在減弱甚至在走向反面，有的客觀上還對某些有損道德的行為推波助瀾。羅琦 吸毒失風，本該受到社會的嚴厲遣責，但我們看到的卻是連篇累牘獵奇式的報道，並塑造了一個受害者的形象，甚至重慶還花巨資邀請羅琦上台演出。一個嚴重違反 社會道德的人竟因吸毒聲名顯赫，在一段時間內其知名度在全國名列榜首，真是塞翁失馬焉知禍福；某處發生了一起店面火災，消防員經過緊張激烈的救火行動控制 住了火情，沒有造成很大的損失，人群里突然冒出來一句話「怎麼沒死人呢」真是讓人哭笑不得。同樣，在公共場所，公眾的輿論也是那樣無足輕重。當有人做出損 害公眾利益的事時，圍觀者常常熟視無睹，放棄了社會賦予自己天然的譴貴權利。在公共汽車上，當歹徒欺凌婦女時，一些男子漢常常腿在打抖；當他看到別人的錢 包被盜時，捂緊自己口袋之前，首先關住自己的嘴巴；看到有人落水的或出車貨的圍觀的人一大堆，你看我我看你，都希望別人會去處理，自己可以看好戲，結 果……於是，不道德者得以為所欲為，無所顧忌，並從容不迫的漸漸滑向違法的深淵，在法律的槍聲中「英勇就義」，還以為「20年後又是一條好漢」。他們在個 人良心上不知道什麼是羞恥，還引以為榮，甚至他的行為還會被眾人仿效。而某些大眾傳媒在道德最需要他們挺身而出主持正義時，卻又顯得扭捏作態，避重就輕， 甚至作出誤導。故意突出好的，迴避醜惡的。在職業觀念上，在婚姻、人際關係、行為模式、理想等社會生活的各個角落，這種混亂的價值取向和道德淪喪極其普遍 的存在於中華大地上。

為什麼中國人的精神會沿著這條向下的軌跡加速下滑？

首先，貫穿於20世紀的全面的全盤反傳統思潮與運動使中國人的精神陷入虛無。

人的心靈涵育於傳統之中，徹底離開了傳統，人的心靈必然趨向於乾癟、空洞。傳統的宗教可以讓人們正確地理解生與死，理解生命的意義；傳統的道德觀念可以維繫家庭、社區關係、及職業倫理。總之，傳統能使我們在不知不覺中學會如何安放自己的身心，如何與他人打交道。

然而，現代中國的歷史卻是從知識分子徹底否定本民族的傳統開始的。面對"現代化"的西方，知識分子對自己的傳統逐漸喪失信心。他們希望每個中國人立刻享受 到西方人的所享有自由和現代文明的一切物質成果，於是，義無反顧地投入了全盤顛覆傳統的思想和社會運動中。根本沒有做到取其精華，去其糟粕！他們號召民眾 拒絕舊思想、舊文學、舊文字，拋棄舊道德，反對舊宗教，解散家庭，根據科學原理，重新安排中國人的精神。從五四運動的打倒孔家店、扔掉中國書，到50年代 的移風易俗、破舊立新，一直到革"文化"之命的政治運動，全盤反傳統的浪潮一波接一波，歷史學家公認，這在現代世界史上是獨一無二的。

在革「政治思想」「社會制度」命的同時把我們的祖先幾千年來總結出來的「 為人處事」「安身立命」「做人的道理」也一併統統革掉了。這是一出文明悲劇。人們可以摧毀所謂的舊道德、舊宗教、舊文化，卻很難按照自己的意圖科學地建立 起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人的理性設計能力是有限的。道德、宗教、文化是無數代人的智慧的結晶，這樣的智慧是任何一代人、更不要說一群自認為已經發現了 歷史進步的方向、掌握了歷史發展規律的人所能比擬的。拋棄舊道德、舊宗教、舊文化是容易的，但沒有人能夠聰明到建構出替代它的新道德、新宗教、新文化。對 於我們生存的自然世界也一樣，當進行無節制的索取和破壞後，原有的那個大自然構建的無比複雜又相對平衡的生態環境被摧毀以後，如果我們還沒有能掌握超越自 然的能力，去構建一個適合我們的平衡的生態環境，那我們將面臨極其嚴重的生存困境。

經歷了一波又一波的全盤反傳統浪潮，中國人與其祖先失去了聯繫，他們遺忘了祖先在漫長歷史中所形成的信仰、規則、價值。知識分子曾經為自己將這個民族從死 人的掌握中解放出來而歡呼。有人曾希望在這快精神的白板上繪製最新最美的圖畫。然而，遺忘這些信仰、規則、價值，中國人的精神也就被掏空了。

全能權力妨礙精神發育

另一方面，全能政府的權力滲透到社會的方方面面，侵蝕了人們的精神空間，妨礙了中國人精神生活的自發性發育。

不管是信仰、道德、文化、社會規範，甚至包括憐憫之心，博愛之心，當然還有公民參與精神，都只能形成於民眾自發的行動過程中，而不可能由政府自上而下地灌 輸、強制。但是，過去幾十年間，政府卻恰恰僭越了自己的權力界限，將權力延伸到人們的精神空間和廣泛的社會生活中。政府曾經利用權力移風易俗、破舊立新， 利用法律手段破除迷信，摧毀舊道德、舊信仰，改造舊的家庭關係、財產關係，並代之以新道德、新思想、新文化、新家庭，塑造新人。幾十年後，我們看到，新人 並沒有出現，相反，人們的道德、文化、信仰卻全部失落了。人都不成其為人，也正因為此，文化大革命結束後，首先被人們注意到的社會現象，就是信仰危機，而 人們追求的，也正是重新尋找人性。

權力控制社會生活的各個領域，使各個領域都行政化、官化。官場文化侵蝕每個社會階層。在這種情況下，當然不可能形成職業倫理，因為，職業倫理只有在自治的 群體內才有可能形成。比如文化方面，向我國的文聯，這本應是民間自發自由的組織卻帶著極其濃厚的政府部門的氣息，這必然會阻止文化領域向廣泛繁榮的方向發 展。

權力控制社會，將"官本位"觀念推到了極致，抑制了公民精神的發育。在這樣的社會，人們喪失了主體性，僅僅是自上而下的控制體系中的一個環節而已。每個人都覺得自己拿不了主意，人們也就不對自己的行為承擔責任，也就沒有責任和義務可言。

權力控制社會，資源掌握在政府手中，民眾幾乎沒有餘力從事公益活動。政府也限制民眾自發從事公益活動，因為這有可能導致權威的多元化。所謂僅有的公益慈善 活動都打上了政府的印記！一次SARS，將我們的社會機制的缺陷暴露無遺。尤其是，沒有一些具有權威和親和力的人來撫慰人們驚恐的心靈。也沒有一個真正民 間的慈善機構來為那些陷入困境的人們提供幫助。看著貧困學生無錢上學，人們卻愛莫能助。人人都有惻隱之心，但是，讓這種惻隱之心變成公益活動的社會機制， 卻無法在現有的體制中發育。人心變得冷漠，實際上是緣於絕權制度的限制和控制。

商業化的滅頂之災

權力當然也侵入了商業領域，從而使不少商人的行為變得相當醜惡。

市場和商業活動本身固然不大可能生成道德，但它也不會必然導致信仰的失落、道德的淪喪或公民精神、公益精神的流失。相反，歷史上，我們看到，在有些法治國 家，市場與人們的精神是同時發育的，市場本身可以為健康的道德觀念和社會關係的發育提供良好的條件。至少，財富可以為某些人士從事慈善活動提供較大便利。

然而，在中國，市場發育的過程，卻始終無法擺脫權力的限制和扭曲。企業家進入市場後，甚至為了進入市場，所要競爭的，除了產品和服務之外，也得競爭政府所控制的資源和官員的照顧與保護。

權力還腐蝕了這些商人的心靈。商人心靈之冷酷，超過任何年代。沒有道德約束他們，他們也通過攀附權力獲得了法律上的豁免，還有，在權力面前所遭受的屈辱， 會轉化為對利潤的畸形追求和對普通民眾的冷酷無情。在城市拆遷中，那些所謂的民營開發企業，比起官員之無情來，一點也遜色。由於官員和攀附權力的商人所激 起的怨恨情緒，毒化了整個社會的氣氛，處處可以感受到多疑、刻薄的心態。

因此，被權力扭曲的無孔不入的商業活動，沖刷了中國社會中經歷了百多年全盤拋棄已變得很淡的道德觀念。沒有社會道德，假貨泛濫這類的現象就必然出現。更嚴 重的是，市場越過了自己的界限，向整個社會泛濫，任何東西都成了可以交換和買賣的！甚至是人性和尊嚴。唯利是圖，是這個時代的特徵，它使人們的心靈趨向於 功利、算計。

在這個時代，傳統已經不復存在了，志、理、心這些傳統道德倫理的淪喪，人們沒有能力、也不被允許尋找多樣的、可能是更有價值的生活樣式和精神家園，整個社 會都擠向了市場化、商業化觀念的獨木橋，物質財富成為衡量一切的惟一指標！政府、文化、學術等等方方面面的活動，都圍繞著財富進行。地方官員拚命追求 GDP，為此可以大搞「形象工程」甚至不惜犧牲基本的社會公正；大學則想方設法向學生收取費用；行業協會則巧立名目，向會員企業收費；甚至廟宇中的和尚、 道士都熱衷於賺取香火錢；

商人固然應當追求效率和利潤，商人也是一個社會的基本組成部分之一，市場也是社會運行機制中基礎之一。但是，如果一個社會的人們普遍地具有商人的心靈，如 果商業法則支配了生活的方方面面，則這個社會就必然是一個壞社會，每個人在生活的每個方面都在算計，人們的心靈必然狹隘、只關心自己，而將自己以外的所有 人視為實現自己目的的工具。

一個美好的社會，應該是一個生活樣式、生活目標、人們的價值多樣的社會，人們在不同的領域中有不同的追求，企業但政府則應當追求公平正義，大學和研究機構 應當追求知識，廟宇應當撫慰信徒的心靈，等等。只有這樣，心靈才能獲得豐富的伸展空間，這個社會的精神才會顯得充盈、多樣。

知識分子：愈墮落愈快樂

我們確實生活在一個奇異的時代：知識分子的價值和觀念陷入混亂，他們集體率先墮落，並為社會普遍的精神崩潰提供理論支持。

知識分子在某種程度上可以作為一個民族精神生活的具體體現者，而在90年代，知識分子顯然也在急劇地商業化。大學管理層的主要任務是爭取國家撥款，向學生 收費，富麗堂皇的大樓，被視為最偉大的政績。大學教授則可以一人帶四五十個博士生，這些博士成為教授批量生產專著、論文或完成項目的廉價勞動力。當然，博 士生們也樂於奉獻，由此可以活動進身之階，至於是否獲得知識，誰還在乎？年輕教師們在一起談論的是項目收入和女研究生的色相。每到傍晚，高級轎車到外院門 口接女生，早已經成為各地的一道獨特風景。

可以說，信仰、道德、倫理的崩潰在知識分子那裡最為徹底。因為，知識分子刻意地追求這種結果。理論給了他們自己以墮落的勇氣，也讓他們充滿自信地為精神的 下滑提供論證。社會學家呼喚性解放，每個人自由地運用自己的身體追求快樂，木子美被認為是個性解放的象徵，離婚率上升也曾被認為是社會進步的表現；經濟學 家運用現代福利經濟學論證說，賣淫嫖娼既可以解決妓女的生計問題，也可以增進嫖客的福利，更可以促進服務業的發展，類似這樣的理論深得一些地方政府官員之 心。有研究制度的學者則說，貪污腐敗是必要的，可以有力地推進經濟增長。至於一些以啟蒙者自居的知識分子，則不遺餘力地批判傳統文化，對於任何試圖認真對 待傳統的努力，都群起而攻之。在他們看來，如果不徹底摧毀中國傳統，中國人就不可能獲得自由。這些知識分子塑造了不少民眾的觀念，從而使他們將精神的虛無 誤認作思想、個性的解放和自由。

對重建道德的呼籲嗤之以鼻的人總喜歡引用"斯密信條"---追求自利的理性經濟人，經過一隻看不見的手引導，最終會促進社會整體福利的改進。但他們沒有意 識到，亞當·斯密提出這一信條的大背景是歐洲當時正處於基督教道德被普遍尊重的社會氛圍之中。"斯密信條"一個隱含的前提是：理性經濟人在追求自利的過程 中，是以尊重而不是踐踏道德為先決條件的。如果不尊重道德，不承擔任何社會責任和義務，那麼追求自利就不會增加社會整體福利，最終也會損害個人的福利。

可以看到雖然現代社會傳播溝通手段越來越發達，但是人與人之間實際的交流事實上被拉遠了，這實在是一種悖論。社會生活層次越高，生活的交際圈卻越小，生活 環境卻越單一。男性越來越重視女性的容貌，而女性對男性的容貌要求已經遠遠落後於對經濟條件、人品、學歷方面的要求。經濟利益壓力竟成為那些所謂知識青年 的主要慮慮因素。那麼愛情呢！難道愛情也真的越來越變得不重要？這種失落也從一個側面反映出道德意識的淪喪。很多所謂知識青年人眼裡已經根本沒有父母的存 在，徹底自由了。

沒有傳統的規範約束、沒有道德指引的知識是可怕的。一個偏僻地方的農民可能會不假思索地按照傳統道德生活，而一個接受了高等教育的知識分子卻可能有意識地過一種反道德的生活，並且對所有人宣稱，這是一種自由。現代知識分子要對中國人的精神失落承擔相當大的責任。

精神重建的希望

過去二十多年，中國人的精神確實處於巨大的混亂和虛無之中，但不管怎樣，政府權力所控制的範圍和力度在逐漸地收縮，而市場及社會在逐漸地發育。每個人、每 個家庭可以自由支配的空間在不斷擴大。在這個私人空間中，他可以不必信奉官方的意識形態，追尋自己的安身立命之所。他無法再將責任推託給他人，而必須直面 自己的良知，而在良知的指引下生活，風險似乎也沒有以前那樣大了。

同時，在社會上，逐漸可以形成一些自願性組織，使人們學會如何與他人相處，如何自我治理，在這些自我治理的群體中，逐漸形成了某種職業倫理，約束群體成員 的活動向著良性方向演進。信息的開放，也使人們可以更真實地理解外部世界，從而可以作出更為理性的判斷。他要維護自己的財產，因而，他逐漸具有了公民精 神。人們也有一定的餘力，幫助那些陷入困境的同胞。

權力的收縮、市場與社會的發育，為中國人的精神重建提供了一定條件。從前面那些精神重建的故事中，我們已依稀看到中國人重建自己精神世界的希望。這希望其 實就在潛伏在我們每個人的內心的深處。每個人都希望給自己的生命找到意義，希望在家庭、社區中過一種平和、寧靜的生活，希望幫助他人或者在自己有危難時得 到他人慷慨的幫助。

當下所需要的，很重要的一點我認為首先是社會精英階層必須有所擔當，表現出道德主動性。什麼是精英？在我看來就是那些在社會上佔據優勢地位，其行為對社會 價值取向和行為模式有著強烈影響的人。精英的行為和價值觀念對其他人有著強烈的輻射力，並且能夠運用手中掌控的資源和權力去左右別人。當然單靠精英們的自 律是不夠的。這還需要全社會形成一種重建中國人的精神的自覺意識。中國人需要具有充盈的心靈。在經歷了百年的心靈飄泊、精神虛無、因而也是"野蠻化"之 後，中國人需要重建精神，從而實現一次"再文明化"。

所謂的精神，包括我們賴以安身立命、解決生活意義問題的宗教信仰，我們對待親人、鄰居、同胞的倫理道德，我們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們的文化自信。缺了這些精神因素，則多的財富，也不能使這個社會安寧而平穩。

精神重建乃是社會領域、由每個普通人自發地參與的事情，不能指望政府藉助於權力進行強制。但政府的確可以為人們的這種努力創造某種條件。比如，政府需要克 制自己的權力，有所為有所不為，從而讓人們可以更方便地尋找自己的精神寄託，結成各個社團以從事公益活動，讓各個群體自我治理；可以設想，如果權力仍然過 於廣泛地控制社會生活，則民眾的精神生活就不可能得到舒展。又比如，政府可以將中秋節、清明節規定為法定節日，讓人們有心情慎終追遠，與家人團聚，在古老 的習俗中涵育傳統倫理與文化認同感。

一旦人們從權力的控制下獲得自然的自由，則人們會本能地尋找一種更為正當、更能贏得尊重的生活；一旦人們剔除了對傳統的怨恨、平心靜氣地面對自己的祖先、自己的文化，也可以悠遠的歷史接上脈，滋養健全的道德、價值和生活方式，安頓中國人的身心。

過去一百年間，經歷了中西文明的幾度碰撞，經歷了文化上的自我懷疑和放棄，傳統的信仰、道德、倫理、文化認同幾近崩潰；經歷了政治上的幾番衝擊，曾經給人 以支撐的意識形態對一些人也失去了影響。不受節制的商業化浪潮，則最徹底地沖刷了人們的心靈：難道我們集體變成虛無主義者了嗎？

缺乏信仰，心靈不受任何約束；不相信未來，只相信現實的享受；不相信周圍的人，只相信自己，自己就是這個世界的一切，而其餘所有人或許都是我們的敵人，要 么是我們用以實現自己目標的工具；不相信世界上有美好的東西，認為一切美好的東西的存在要麼是可笑的，要麼具有不可告人的目的。

堅定的信仰遭到嘲笑，無所信仰則成為自豪的資本；誠實被等同於傻冒，欺騙被認為是一種才能。一些社會學家爭相標榜，嫖娼賣淫可以增進社會福利；有經濟學家則論證說，貪污腐敗有益於經濟發展和社會進步。如此等等。

我們的社會的確創造了經濟奇蹟，人們的財富和生活的確有了大幅度提高，文化、娛樂、消遣方式的確豐富多彩極了。但是，在這些物質的背後，心靈深處卻是虛無 的。這種虛無蔓延到人們精神的各個層面：個人的信仰、個體的私德與公德、憐憫之心、公民精神，等等。人們找不到心靈的歸宿，社會上因此瀰漫著一種普遍的焦 慮症。

就精神疾患之嚴重、心靈環境之空虛而言，可能沒有一個時代可以與我們這個時代等同。

不過，反用英國文人狄更斯的話：這是最糟糕的時代，這也是最美好的時代；這是愚昧的年頭，但也是智慧的年頭；這是懷疑以至虛無的時期，但也是信仰的時期；這是黑暗的季節，但也是光明初露的季節。

並不是所有人都甘於沉淪。當精神虛無到極端時，一些敏感的人突然發現，這樣的生活也許是沒有意義的！難道人的生活就是吃喝、就是猜疑、就是欺騙？

不管是一個人，還是一個群體，不能沒有信仰、道德、倫理，不能沒有理性精神、公益精神，也不能沒有文化自信。古人確實說過，"倉廩實而知禮節"，話有一定 道理，但並不完全正確。在物質財富與精神生活之間，並不存在因果關係。物質財富的增長，並不能自動帶來道德、憐憫之心、公益之心和公共精神。中國人需要重 建自己的精神。它是人們安頓自己的身心的關鍵所在，也是中國社會能否變得文明而令人嚮往的關鍵所在。

到了今天，我們已經看到了中國人重建其精神世界的某些跡象。也許可以說，中國已經進入了人的精神重建的時代。

所謂的精神，包括我們賴以安身立命、解決生命意義問題的宗教信仰，我們對待親人、鄰居、同胞的倫理道德，我們參與社會事務和公共事務的公益精神和公民精神，我們觀察這個世界的理性精神，以及我們的文化自信。

我們將透過目前看似混沌的社會亂象，掘發那些致力於精神重建的人們的故事。

他們大部分是普通人，就生活在我們周圍。他們可能並無"遠大"的抱負，但他們是誠實的人，是真誠的人，是具有信念的人，是熱心公益的人，是具有理性精神的 人，是熱愛本民族文化的人。他們從事的事業可能是卑微的，但他們卻使自己的心靈充盈而飽滿，散發出人性的光輝。他們也象徵著中國人精神重建的開端，並為中 國人的精神重建指出了一條條可能的路徑。

當然，中國人的精神重建乃是當代中國所面臨的一項極為艱難的挑戰。它不像制度建設那樣可以立竿見影，更不可能如GDP那樣可以靠數字魔方變化出來。

中國人傳統的精神世界歷經數代逐漸萎頓，要重建它，恐怕需要更長時間。因此，精神重建可能是整個二十一世紀的主題。

人們確實已經看到，中國經濟經歷了長達20年的增長期，各項政治法律制度也在逐漸轉型；人們也一直在抱怨這個時代的精神荒蕪。但其實，始終有一股潛流在物質的世界下面涌動，那就是精神重建的努力。這些努力在物慾橫流的時代看起來如此渺小，但它卻是我們這個社會的希望所在。

我們的人心，有太長的時間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理性。其結果，是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義、創造性或博大的愛心。

信仰是超越對象的，可以有不同的名稱，信仰的精神狀態，卻決定著文明的興衰、 民族的浮沉

著名作家梁曉聲在中央電視台講過一段經歷：他在美國時，有一次要橫穿馬路，紅燈亮了，但左右兩邊並沒有汽車，他身邊有位老太太也照章停下，安安靜靜地等候 綠燈。他問了老太太一句："現在沒有汽車，為什麼不走過去？"老人回答說："也許，我們身後那棟房子里，會有一個小孩正在看街景。如果他看見我們走過去， 以後照我們的樣子橫穿馬路，也許就會出事。"

這個回答，聽起來有點出乎意外。在我們這裡通常的思考方式是：要不要違反規則？首先，是看看對自己是不是有利，如果有利，看見自己既無危險，又可以搶時 間，就"忘了"規則；其次，是看看自己會不會被發現，如果看見了紅燈卻看不見警察，又相信此處沒有隱藏的監視器，於是就"大膽地往前走"了。

當這種心理狀態成為"正常"之後，連基本的是非也會被顛倒過來。例如，梁曉聲講的經歷還有"後話"：他回國後，有一次在路口紅燈面前停車，但是左右兩邊都無來車。他後面的車一輛接一輛"勇往直前"闖紅燈，繞過他身邊時還衝著他大罵："(你神經有)毛病！"

交通的狀況是中國社會狀況的一個縮影。前幾天《檢察日報》報道，一位清潔工人拾到幾千元錢上交之後，因為付不起孩子的學費而向親戚朋友借錢，那些本來真心 答應過幫忙的親友，卻都翻了臉，認為拾金不昧再來借錢也是"有毛病"！諸如別人問一下路、打聽廁所在哪裡和向女服務員問在哪站下車，這本來是十分簡單的 事，只要稍動動嘴就可以了，也不要他們做什麼付出，為什麼他們不肯干呢？別人給了他這樣一個機會，而且是如此好的一個機會，讓他享受一下幫助別人的快樂， 他卻輕易地、隨隨便便放棄了？在我們的社會大環境中稀缺那種體會幫助別人的快樂的最基本的人性化道德元素。

正如在一個遍地垃圾的地方，要堅持不扔垃圾是很難的，在好行為被視為"不正常"的環境下，要堅持與"常人"不同的好行為也很難。

要把全國變成一個使人不忍心"扔垃圾"的地方，就要凈化全民的道德"環境"。一方面，道德的最低要求應與法律連接(如在一些西方國家，"見死不救"屬於犯法)；另一方面，道德的最高境界則與信仰相關(傳統文明基本如此，但在現代，宗教"修行"只屬自願)。

前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凈化，需要確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的法治原則；而這類法治原則的確立，又需要政治體制的改革。因此可以說，中國精神的重構，關鍵在政治改革（其中包括絕權），基礎在人心提升，民眾自主意識的提升。

後一方面是說，道德環境的提升，不僅需要法律制度的支撐，而且需要精神信仰的指引。依靠"他律"的法律尚且需要某種信仰(對法律原則的內心服膺)，依靠" 自律"的道德就更是如此了。因為人心的自我約束常常軟弱無力，在傳統道德衰亡而法治觀念薄弱的條件下，"人心惟危"的狀況必然出現。當然法律永遠無法替代 道德的作用。

我們的人心，有太長的時間片面地偏向理智，即狹義的而不是廣義的理性。這種被國人視為"正常"的理智有三大特點：一，只從感觀或直接的經驗出發--所以不 考慮看不見的東西("身後房子里也許有一個小孩"、"看不見的警察或監視器"之類當然不予考慮)；二，只從眼前或短期的算計出發--所以不考慮長遠的事情 ("將來那個小孩有可能出事"、"闖紅燈會增加交通混亂，最終使自己的車速和安全也受影響"之類當然也不予考慮)；三，只從自己或小我的利益出發--所以 不考慮他人或整體的利益，更不考慮自己與社會、自然、世界整體的關係(因此"那個小孩與我無關"、"交通混亂我管不著"之類心態，才是思考的真實基礎)。

這正是無數的人隨時在抱怨、又隨時在捲入的道德腐敗在人心深處的根源--偏向於狹隘的理智，忽略了良心或良知、公平或正義、創造性或博大的愛心。

而就那個清潔工人來說，我想，她不會缺少那些親友視為"正常"之惟一標準的"理智"，但她沒有忽略"正常"人還不能缺少的良心，因為她相信一個很實在的道 理：不應該拿別人的東西；就梁曉聲或他開車的朋友來說，我想，他當然知道這一次闖紅燈有利無弊，但他雖招致辱罵而安然不動，因為他相信遵守這項規則，有利 於大家長遠的效率和安全，因此合乎正義；就那位美國老太太來說，後面樓房裡有沒有一個小孩，小孩會不會看見她闖紅燈，將來會不會出事，全都是未知的。但她 相信，因果法則(佛教稱之為"因緣")要求我們避免種下任何可能的惡因，博愛原則(基督教稱之為"愛鄰人")要求我們關愛每一個人的生存。

這些人類本性不可或缺的、當今社會迫切需要的良知、正義和愛心，恰恰都超出了直接經驗、短期算計和小我利益，它們涉及與他人、社會、自然和世界整體的關係，涉及大我、超驗和永恆，因此它們最強大的保障，乃是超越於狹隘理智的信仰！

中國人自古信天。作為信仰對象的"天"，乃是殷人所稱的"上帝"或"帝"、周人所稱的"天帝"或"天"、歷代所稱的"天道"或"天理"最流行的通稱。

對這個概念，我們可以進行歷史的梳理、批判的討論、自由的選擇。但是，如果考慮到先賢相信"天生民，有物有則"已經涉及人與他人、社會、世界及其本源的關 系，考慮到古人所謂"天理"對"良心"的指引，考慮到今人所見"無法"與"無天"的關聯，結論就只能是：信仰的超越對象，可以有不同的名稱，信仰的精神狀 態，卻決定著文明的興衰、民族的浮沉。

最近我遇見一個年近半百的北京人，他看到雲南邊遠鄉村的兒童沒有小學，毅然離開居住了十幾年的美國，孤身一人前往辦學。在那個沒有電話、沒有自來水、沒有 郵遞員的地方，他克服種種艱難險阻，用自己微薄的積蓄自建校舍，給學生買鞋子，為村民修水渠……這一切，除了在那個不通公路的邊遠鄉間，無人知曉，因為他 自己不要傳揚。我想，世俗的任何名利和算計，都不可能給予他這麼大的力量，除了信仰。

我想，這個人已經向我們回答了，人類的歷史已經向我們回答了，當代的生活已經向我們回答了--我們為什麼需要信仰。

重構中國精神：公民的誕生

一個只有"老百姓"而沒有公民的社會，是一個在政治上被動的社會。經過漫長的27年，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已經站滿了市民。

可以這樣說，27年市場化改革的最大成就，是市民的誕生。作為一個立憲政體的地基，市民社會逐漸在個人和國家之間站立起來。我們變成了斤斤計較的市民，在交易之中去獲得個人的尊嚴、權益和成就，並在交易的鍛煉中，慢慢懂得了自己和他人之間的邊界。

正是市場，使人們一面擺脫了夢魘一般的某種大公無私的道德理想。但另一面也意識到自由不等於自我中心，意識到個人的權利僅僅存在於個人與群體的關係當中。一個最現實的經驗是，除非你有特權，否則沒有笑臉就沒有交易，沒有平等和尊重，就沒有私人財富的累積。

從老百姓到市民

這正是一百年前舊中國的第一輪思想啟蒙中，嚴復把穆勒的《論自由》翻譯為"群己權界論"的大義。在我們與他人之間有什麼？27年的經驗使我們回答：世上的 一切財富，都存在於我們與他人之間。不投身在人與人的關係中的人，就是無產者。之間我們叫做市場。市場上的人們，叫做市民。市民的集合，投射到政治上的一 個身份，就叫做"老百姓"。

但在我們與他人之間，除了市場，還有另一個更重要的空間叫做政治。這個空間中的人叫做公民。政治體制改革的路徑可能需要更嚴肅和激烈的討論，但目標卻毫無疑問，就是公民的誕生。

一個只有"老百姓"而沒有公民的社會，是一個在政治上被動的社會，是私人利益的卑微的集合體，是交易和財富都無法在公共領域獲得最終保障的社會。我們的國家是一個共和國，偉大的羅馬法學家西塞羅說，"共和國是人民的財產"。因此一個共和國的政治，也是公民們的政治。

一個公民社會所對應的政治概念，不是狹隘的官僚政治，也不僅指一個狹隘的國家權力的運作領域。公民們的政治，是一種公共政治。在我們和他人之間，有一個既 非私人交易、也非私人情感的空間，那就是公共政治的屬地，是公民出沒的地方。新共和主義者阿倫特甚至把這樣的一種政治概念，稱之為唯一的"真正的政治"。 在她看來，那種規劃於密室、僅僅與公共權力或各式制服緊密相連的政治，反而是一種虛假的、"反政治"的政治。

因此，當近年來輿論和媒體頻繁的討論乞丐、乙肝帶菌者、失地農地、拆遷戶或足球俱樂部的權利，討論郎咸平的喊叫、高耀潔的淚水，討論一切牽動人心的公共話 題時；當杭州的劉進成在白大褂印上憲法、另一些人穿上印著"絕對權力絕對導致腐敗"的T恤、而我的朋友李彪常年在自己的胸口上別著"以誠待人"的自製像章 時，或當民間綠色組織和知識分子一個接一個質疑著三峽大壩、怒江大壩、虎跳峽大壩的修建，對於他們最貼切、也最榮耀的一個稱呼，就是公民。

但公民的誕生，顯然比市民的誕生更難。一是難在公民對一個法治和立憲政體的需求，比市民更加強烈和迫不及待。在古典共和主義時代如古希臘，"公民"只是一 部分人的稱謂。公民權是有代價、而不是與生俱來的。只是近代憲政的發展，造就了國家權力依賴於民意的授予，以及人人生而平等的觀念，"公民"才成為了惠及 一切國民的榮耀。因此公民的誕生有一個最起碼的要求，就是權力必須走出廟堂，成為天下之公器。

而第二個難處，則是虛妄的道德理想曾給我們留下巨大的陰影。使我們幾乎喪失了追求公民精神和投身公共政治的勇氣和能力。這使大部分社會成員耽於對政治的冷 漠和畏懼，寧願選擇做一個遠離公共領域的"老百姓"。甚至當一些人重新流露道德與政治的熱情，當一些人重新對公共政治的參與和維護充滿興趣，當一些人以社 會的精英自許勇於擔當時，我們甚至會懷疑、恐懼、藐視、遠離和反感這樣一種公共精神的重建努力。因為我們實在分不清楚，這是一種恰如其分的公民精神或公民 性格的塑造，還是一種虛妄的泛道德的激情捲土重來？這是市民精神的一種順理成章卻異常艱難的延伸，還是把人們劫持在公共領域不讓回家的、一個泛政治化的惡 夢又將開始？

我們對鬥士和烈士的傳統充滿厭惡，以致我們沒有把握分清楚鬥士和公民。我們成為市民的同時，幾乎也在一步又一步的喪失著在公共領域進行辨別和行動的能力。

從恆產到恆心

孟子曰，"有恆產者有恆心"。這為我們理解改革進程提供了另一個模式。換一種說辭，27年市場化改革的最大成就，就是人們開始擁有恆產。而未來的公民社會和公共政治的目標，則是由此培養人們的恆心。這也是區分公民政治和高標的道德理想的關鍵。

公民政治是有產者的政治理想，道德理想主義是無產者的政治藍圖。公民精神的實質是恆心，而不是野心。

一種積极參与、拓展和維護公共政治的公民精神，源於私人利益，但又超越了私人利益。在一個特權社會，一個人的權益可能與他人的權益無關，甚至相互矛盾。但 在法治社會，善不能獨存，一個人的權益勢必同他人的權益血肉相連。因此法治並非如很多人想像那樣是一種冷冰冰的力量。恰恰是法治，敦促了公民精神、公益精 神和健康的公共政治的產生。而一切特權，才是公共道德的敵人。

經過漫長的27年，在國家和社會之間，已經站滿了市民。有一種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國家與社會之間，在議會和政府之間，同樣的站滿持有恆心的公民，和各種公民的結盟。

真希望國人在享受這些年改革開放、市場經濟帶來的豐碩的物質生活成果的同時，也能找回中國人的尊嚴，享受同樣豐碩的精神家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