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追尋「我們」的根源》 多元統一的中國自何處來？

《追尋「我們」的根源》

作者：姚大力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8年1月

姚大力，復旦大學中國歷史地理研究所教授。著有《北方民族史十論》、《蒙元制度與政治文化》、《司馬遷和他的》、《讀史的智慧》等。

百年前的北京居庸關雲台。券門內壁有用梵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維吾爾文、藏文、漢文、西夏文等六種文字篆刻的陀羅尼經咒文。

圖

《何以中國：公元前2000年的中原圖景》

作者：許宏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5月

《我們的中國：茫茫禹跡、周行天下、大地文章、思想地圖》

作者：李零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6年6月

《宅茲中國：重建有關「中國」的歷史論述》

作者：葛兆光

版本：中華書局

2011年2月

《說中國：一個不斷變化的複雜共同體》

作者：許倬雲

版本：廣西師範大學出版社

2015年5月

《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

作者：（美）拉鐵摩爾

譯者：唐曉峰

版本：江蘇人民出版社

2017年2月

《拉鐵摩爾與邊疆中國》

作者：唐曉峰 姚大力 等

版本：生活·讀書·新知三聯書店

2017年5月

何為中國？中國從何處來？又將往何處去？這些問題始終是近代以來重要的思想議題。近年來，隨著經濟全球化和中國的崛起，關於「中國」的論述更是成為學界的熱門話題，《宅茲中國》《說中國》《我們的中國》《何以中國》等以「中國」為題的著作紛至沓來，從不同的角度講述著各種版本的中國故事。同在上述問題脈絡之中，姚大力新著《追尋「我們」的根源：中國歷史上的民族與國家意識》，則圍繞中國歷史上的民族意識和國家認同及其複雜的關係問題，追尋今日中國之根源，發前人未發之覆，揭示了以往標準歷史敘述所未及的面相，令人對「中國」、「民族」等熟而不悉的觀念有耳目一新之感。

多元的中國

「從南到北、由北到南、自東往西」

對歷史中國的討論，一個基本的立足點是當代中國。當代中國是一個地大物博、人口眾多的多民族統一國家。並不存在一個自古以來就一成不變、與今日中國版圖相同或者只能更大而決不能變小的中國。當代中國是歷史地形成的，著者對中國歷史文化和中國國家建構形成的漫長歷史用「從南到北」、「由北到南」、「自東往西」三個主題詞來概括。

所謂從南到北，是根據分子人類學的前沿成果發現，現代人類最古老的祖先在非洲，今天中國境內人口的絕大多數，都是在四五萬年前從南部邊界地區進入中國的不多的幾批祖先的後裔。他們自南向北展開，在全國留下許多史前文化遺迹，創造出一幅中國史前文化多頭起源、多元發展的璀璨畫面。這一進程到公元前兩千年左右，隨著華北夏商周三代的興起而結束，由此歷史變遷開始轉變為「由北到南」。約公元前兩千年到公元前一千年間，華北各地史前文化發育成以「三代」著稱的早期華夏文明；在公元前一千年內，華夏逐漸擴大勢力範圍，確立起中國經濟文化核心的地位，形成中央集權的專制君主官僚制政權，開始把遠超出華夏文明地域的範圍疆土置於統治之下；公元後第一個千年，華夏文明從華北向南方社會全面滲透，以越來越快的節奏推動東部中國經濟文化均質化的進程，但在將西北部納入版圖的努力並不成功。公元後第二個一千年，南方超越北方，中國經濟文化重心轉移完成。不過這一傳統的歷史敘事其實只說出了「我們」的一半起源的故事，對理解今日中國而言，還有一個「自東往西」的過程，這就是西部及西北各地區先後被元、清等政權穩固地整合到中央王朝的疆域結構之中的歷史。

如此粗線條的勾勒，也可見到「中國」的含義是在不斷變化的。最早出現在何尊銘文上的「中國」，原指洛陽及其鄰近地區，後來指關東即函谷關或後來潼關以東的黃河中下游平原；第三層含義則指包括了關中的北部中國的核心地區；第四，指稱以華北核心地區作為統治基礎的中央王朝所控制的全部版圖，後來也指南遷後立足於南部中國的王朝所控制的全部國家版圖，包括但不限於漢地社會和漢文化區域；第五指的是在國家版圖內不斷向外擴展其生存空間的那個主體人群及其文化，也即漢語人群和漢文化。實際上，著者還提出中國的第六種含義，也即超越具體的王朝實體而帶有抽象品格的國家觀念，一個歷時性的共同體。王朝中國和漢族中國緊密相連但又不可混同，中國的歷史和文化，絕不僅僅是漢族的歷史和文化。當代中國作為一個多民族統一國家，是漢族以及諸多的中國少數民族一起參與中國國家構建的共同歷史成果。

兩種國家建構模式

漢唐帝國與內亞邊疆帝國

隨著大數據的興起，胡煥庸線（黑河-騰衝線）越來越為大眾所知悉。它基本把現代中國分為面積差不多的東西兩半，是中國人口分布特徵的著名劃分線，也大致是漢族與其他少數民族分布區之間的劃分線。關於中國疆域結構的這種二分化，漢學家拉鐵摩爾在《中國的亞洲內陸邊疆》中也有異曲同工的刻畫。就認識中國內部各民族間相互關係的歷史格局而言，拉鐵摩爾線——上半段是蜿蜒長城，下半段從明長城西段嘉峪關橫切河西走廊，沿祁連山北麓東南行，由青藏高原東緣界線所構成——作為長城邊疆的一部分，可能比胡煥庸線更貼近不同生態-人群-文化區域的實際分布形式。

著者指出，中國目前標準歷史敘事的最大缺陷之一，就在於它把中國歷史上的國家建構，看作只是漢唐帝國這樣一種模式不斷演化與拓展的過程。實際上，在傳統中國曾存在兩種不同的帝國模式，各自起源、發育於中國東部的雨養農業區域，以及位於它以西的中國內陸亞洲邊疆。前者是以秦-漢-隋-唐-宋-明等帝國為典型的漢族帝國模式，後者則是崛起於漢族帝國邊疆的內亞邊疆帝國模式。近現代中國版圖就由這兩種帝國模式共同參與的國家建構過程所型塑的。

漢唐帝國模式的國家建構到唐代形成一個巔峰。唐的疆域可以分為府縣建制地區和羈縻地區。唐和唐以後的漢族帝國設置府州建制的地區，基本不超過「拉鐵摩爾線」之西。這與府州建制所必須依賴的漢族移民沒有能力越出雨養農業區邊界而繼續向外擴張的特性緊密聯繫在一起。被置於羈縻體系下的地區和人群要麼經由土官、土司、土流並置、改土歸流的過程而逐漸內地化，並最終被納入國家版圖；要麼轉化為對等國家間的外交關係。羈縻地區遵循這兩種不同路徑而朝不同方向演變的分界線，與拉鐵摩爾線也基本一致。既然如此，西部中國的廣大幅員又怎樣變成中國版圖內不可分割的一部分呢？這恰恰是因為有崛起於中國內亞的邊疆帝國參與了中國國家建構活動的緣故。

中國歷史上一直存在很多建立在漢地社會的區域性或全國性的非漢族政權，這些北族王朝可以公元十世紀上半葉為界，分為「滲透型」和「征服型」兩種類型。前者如五代十六國中的許多王朝，後者則以遼金元清為代表。與滲透型王朝不同之處在於，征服型王朝在將漢地社會納入自己的版圖的同時，始終把位於內陸亞洲或其延伸地區的「祖宗根本之地」視為領土構成中的重要部分，把它當作自身族裔和文化認同的珍貴資源，具有更顯著的族裔本位主義意識。內亞邊疆帝國模式主要是征服型王朝所建構的。

內亞邊疆帝國模式在治理漢地方面基本上包納了漢唐帝國治理模式，而它多於漢唐帝國模式的，是對中國的整個內陸亞洲部分貫徹國家主權、實施國家治理的一套制度體系，元代是宣政院，在清代以理藩院為其執行機構。理藩院所管，涉及設官、戶口、耕牧、賦稅、兵刑、交通等各方面的當地事務。這些都是漢唐式帝國在府縣建制之外的地區從未履行過的國家職能及權力。中國的內亞帝國模式在國家治理方面的理想目標，與漢唐帝國模式也大不相同。後者一直以「車同軌、書同文、行同倫」，也就是用漢文化整個地覆蓋全部國家版圖作為遠期目標。而前者則奉行文化多元主義和分而治之的策略，試圖在帝國內部保持不同文化和人群的多樣性特徵，以及與之相適宜的不同治理體制。如清朝創造性地將郡縣制之外的朝貢區域分為三個不同的治理空間：傳統的土司地區、由理藩院治理的「外藩各部」、不負治理責任的「域外朝貢諸國」。清代疆域基本上由現代中國所繼承，由此中國也成為世界史上少有的幾乎完整保留著自己帝國時代版圖的現代國家。

可見，兩種國家建構模式之間並不是對等的關係，相反，漢唐帝國所代表的專制君主官僚制模式完全被內亞邊疆帝國模式所吸納和包含。這兩種國家建構模式之間的轉換，其歷史重要性可能大大被低估了。就現代中國的根源而言，史學界津津樂道的唐宋變革論看起來似乎並沒有那麼重要，反而是內亞邊疆帝國模式的歷史影響更為深遠。

重估元朝

內亞邊疆帝國的民族認同與國家認同

內亞邊疆帝國主要是非漢族的少數族群所統治的，帶有鮮明的族裔本位意識，漢族人群只不過是其治下的一部分臣民，它直接衝擊了以漢族或漢文明為中國的傳統觀念，加劇了各族群認同和中國國家認同之間的緊張關係。

由此引發出一個疑問：征服了漢地和漢族的王朝，特別是蒙元、滿清還是中國嗎？答案當然是肯定的，但蒙元滿清的中國並不是漢唐宋明的中國，著者所肯定的理由也不完全等同於以往訴諸「夷而進於中國則中國之」的文化至上主義的漢化老故事。

著者指出，與西方國家不同的是，中國的國家認同在中國向民族國家轉型之前很久，早已發育得相當成熟了。這種國家認同主要由三個層面構成。第一個層面集中體現於對在位專制君主的忠誠，皇帝就是國家，忠君即愛國。第二個層面，被聚焦於維持著屬於某一姓的君主統系的王朝。宗廟社稷，是傳統中國人國家認同觀念最基本的核心。第三個層面，則是指向超越具體王朝而始終存在的一個歷時性共同體的「中國」，王朝可能結束，中國卻沒有結束。因而有關於「正統」問題的爭論。這一層面具有從屬性質。

正如民族國家是現代的一樣，民族主義也是如此。歷史上的族群乃至民族，也形成了共同的血統觀念和民族認同，但這種歷史民族不同於民族主義之後的民族，後者以建立一個屬於本族群的國家為其政治動員和行動的目標。征服型王朝並沒有建立一個本民族或族群的國家，而是構建了一個多民族的帝國。但無可否認的是，征服者的族裔本位意識，也激發了被征服者的族類意識，以宋元之際最為典型。不過，著者仍然強調，與宋以前的情形相比，國家認同以王朝為忠誠的核心對象這一基本形態並沒有改變，國家認同中的文化至上論的傾向也沒有改變。大量的史料證明，在傳統中國，與族裔認同相比，對於王朝的政治認同更占支配地位，二者之間可能存在張力，但並不互相傾覆。

具體到蒙元，其中國的認同何在？首先，著者提出一個重要的區分，就是在講述中國歷史時，把蒙古帝國時期（1206-1259）和元王朝時期（1260-1368）區分開來。蒙古帝國是橫跨舊大陸的一個世界帝國，部分中國領土曾被其佔領，其歷史不等於中國史；而元朝則是從這個帝國分離出來的「以中國為中心建立的國家」。如果可以確認元朝是中國的一個王朝，那麼蒙元治下的人們對元朝的認同，即可視為中國認同。著者坦承，雖然元代的漢人認為元朝即中國，但當時的蒙古語中並沒有一個相當於「中國」的專有名稱，元朝蒙古人並沒有「中國」的概念，他們把元朝看成諸如達達田地、契丹、唐古特、圖伯特、蠻子田地等不同地區的集合，而把大汗直接治理的地域成為「大兀魯思」（Yeke Ulus）。那麼，何以元朝是中國呢？著者的理由是，元代版圖的大部分與今日中國的疆域重疊；它的政治統治中心，即大都和上都，從一開始就都在今中國境內，它的人口、經濟和文化的重心也自始至終在今中國國土之上；元政府的官方文書（雖然用漢文書寫）宣布自己接續的是它之前中原王朝的統緒，占元代人口絕大部分的漢人臣民也承認他們自己的國家是「中國」。從所有這些方面看，元代無疑是歷史上的「中華帝國之延續」。

這一論證對於當今時代的中國人而言是令人悅服的，「一切歷史都是當代史」的名言也在這一論斷中彰顯。然而，這終究是為當代人說法，其實它只是回答了何以元朝是中國的歷史王朝的問題，而迴避了作為元代統治者的蒙古人是否認同中國的問題（沒有直接有力的證據能給出肯定的回答）。關於「我們是誰」的集體身份意識的主位敘事(emic取徑)這一界定認同的重要尺度在上述論證中是欠缺的，完全迴避或忽略蒙古人的中國認同問題而談元代的國家認同，終究屬於著者所說的「客位敘事」（etic取徑）。

內亞邊疆帝國模式

並非沒有負面的歷史遺產

著者是知名的元史專家，在討論內亞邊疆帝國歷史影響時，也較多以元代為例。在他看來，元王朝最重要的貢獻，就在於它的國家建構體系能夠把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以及內亞邊疆帝國這樣兩種來源的國家建構模式結合在一起，用來統一和治理已經分裂了很長時間的中國。

元代的統一，給中國帶來多元文化交相輝映的偉大成就。首先，在蒙古人造就的舊大陸世界體系時代，元代中國與其各鄰邦之間交流互動頻繁。元朝與基督教文明多有往來，景教、伊斯蘭教也在中國傳播，伊斯蘭天文、醫學、數學、軍事器械製造技術、各種伊斯蘭飲食等科學技術和文化財富也在元代傳入中國。歐幾里得的幾何學，托勒密的地理學知識也由穆斯林世界的中介而東來。此外，元代打破了幾百年「天限南北」格局，使國內各民族及其文化之間也獲得了一種前所未有的互相交往、學習、融合的機遇，代表性的成果如居庸關雲台浮雕（包括以梵文、八思巴字蒙古文、維吾爾文、藏文、漢文、西夏文等六種文字篆刻的《陀羅尼經咒》）、藏式的妙應寺白塔、五台山的藏傳佛教、飛來峰的四手觀音、多元文化交匯的元大都建築格局等。最後，元朝的統一也為漢文化的南北交流溝通創造了條件。在著者看來，漢文明在元時期並不存在一個「低谷」，相反，它在元代有三座高峰即文人畫、元雜劇和元青花（瓷）。一般而言，元代漢文明體現了平移式的橫向拓展，而非向縱深的持續推進，它體現了對既有前沿成果的消化和地域差距的顯著縮小：理學從南向北傳播，農業經濟在漢文化各邊緣地區尤其是雲南的發展，棉花種植從邊緣向核心地區的大範圍推廣等。

然而，內亞邊疆帝國模式對外儒內法的專制君主官僚制的吸納，並非沒有負面的遺產。最為史家詬病的莫過於元、明、清三代君主專制的絕對化。如許倬雲在《說中國》一書中認為，元代統治方式依靠武力，建立在暴力基礎上，並不依賴傳統中國皇權的「合法性」，統治者也不在乎中國傳統對「天命」的解釋，蒙元除了通過正常的稅收和專利權來奪取中國資源以外，其中央和地方的統治單位還可以任意奪取地方資源和財富，不受文化和倫理的約束。蒙元和滿清征服王朝的種族不平等及其皇權的暴力專制，加上明代的絕對專制和特務統治，留下的後遺症是中國人習慣於屈從專制集權，不再敢於反抗暴政。

著者則認為，元朝的皇帝實際上並不專制，後來君主專制的強化不過是元代的無心之失。因為自士族政治衰微以來，專制君主官僚制內部同時並行著兩種相反的趨勢，由君臣之際尊卑名分的差異所凸顯的君主權威的不斷抬升，以及臣下制衡君主權威的制度性安排和慣行體制的不斷完善，二者的充分發育和彼此的張力，在宋代達到頂點。元朝在採納漢制的過程中，由於其宮廷禮儀中的「非正式性」和「合議」基調，腐蝕削弱了臣下制衡君權的制度安排和慣行體例，無意中為明代君主強化專制掃除了唐宋君主們所無力克服的來自中原傳統的制度化障礙。著者甚至認為，專制君權是早已存在於漢唐制度體系之中的一種文化基因，它在14世紀之後的急劇膨脹，「恐怕很難認為應該完全由元朝來負責」。著者對元朝的辯護之意溢於言表，但恐怕也很難認為元朝完全可以不用負責。中國君主政體是否為專制政體向來也是學界聚訟的焦點之一，上個世紀錢穆和張君勱等前輩學人就此展開的論爭並沒有塵埃落定，斷言專制君權是漢唐體系或華夏文化的基因，怕也難以為對傳統文化持溫情和敬意的學人所接受。無論如何，內亞邊疆帝國模式下的君主權力更為強化，制衡君權的制度更為弱化，君臣之間主奴關係更為泛化，則是這一國家構建模式無法消解的負面歷史遺產。

□裴自余（同濟大學人文學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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