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本思想和黨文化的分歧(3)

人本思想和黨文化的分歧(3)

發布時間:2014-01-20 10:27 作者:張顯揚 　　「我死了，不想去八寶山。」胡耀邦在和夫人商量後事時，這樣說。這是一句非常激憤的話，說明他對身後之事有一種冷峻的思考。對身後之事的思考，就是對生前之事的思考。他不願意死後和某些人為伍。這種決裂當然是有限度的，只是和某些人決裂，並不是和黨、和他為之奮鬥的共產主義理想決裂。在他看來，這些人違背了黨的宗旨：以「為人民服務」為宗旨的共產黨員，尤其是黨的領導人，怎麼可以把黨和國家置於人民之上，怎麼可以只講階級性，不講人性？他認為，他和他們的分歧，本質上是他們和黨的宗旨的分歧。他沒有錯，是他們錯了。可以想見，糾纏在這樣的思想死結中，胡耀邦生命中最後那兩年多時間，內心該有多麼痛苦！　　在時代交叉點上，扮演悲劇角色，要比扮演喜劇角色崇高而有震撼力。在這個意義上，胡耀邦不僅偉大，而且榮幸：他是一個時代的代表，一個即將回歸人性時代的先知先覺。今天，人們早已不把他當作一位受屈的共產黨領導來看待，大家敬仰他，愛戴他，因為他是一個高尚而善良的人，一個真正的好人。他的聲望，他的形象，下台後比在位時更高，死後比生前更高。　　五、可以不做事，但是還要做人　　為了更好地理解胡耀邦，追蹤一下他的心路歷程，也許並非多餘。　　1989年1月6日，胡耀邦在湖南省委一個招待所會見一位作家。談話臨近結束時，他神色凝重，目視前方，輕聲地說：「我可以不做工作，但是，我還要做人。」　　「還要做人」，四個字，擲地有聲，道出了一個人本思想者一生的人格追求：不管位高位低，順境逆境，都堅持「做人」；現在下台了，做不了什麼事了，但「還要做人」。在他看來，「做人」是人生頭等大事。所謂做人，就是堅持正直、善良、熱愛人民、有同情心這樣一種道德理念和為人處世的原則。　　胡耀邦一生，有四樣寶物與他相伴，幫助他從一個苦孩子成長為一個革命家，一代共產黨人的領導人，一個悲天憫人的人本思想者。這四件寶物是，出身、經歷、讀書、思考。　　胡耀邦是從貧困山區走出來的苦孩子。參加革命以後，他經歷了艱苦卓絕的對敵鬥爭，也經歷了殘酷的黨內鬥爭。他經歷了太多的不幸和痛苦，內心不斷受到震撼，漸漸地形成了關心人的命運，同情遭遇不幸的人這樣一種思想感情。他常常以自己的親身經歷，告誡大家，不能搞過火鬥爭，對犯錯誤的同志，搞穩一點好。他說：「我很小參加革命，當時18歲，被人家誣為AB團，被逼供信，真是舉目無親。我對這件事情印象深得很。一個黨內鬥爭，一個社會鬥爭，都有深刻的教訓。」一次，和來訪的客人談起整人的問題時，他說，在這個問題上，自己覺悟得比較早。他反覆強調，「要實事求是，不要整人」。他對兩種人特別關心和同情：一種是貧苦農民；一種是在政治鬥爭中被冤屈的人。這和他的出身經歷顯然有直接關係。　　出身經歷，對於胡耀邦形成自己的人本思想起了重要作用。但是，僅僅有這樣的身世，還不足以造就他那樣的思想品德。這其中，多讀書，勤思考，至關重要。　　胡耀邦參加革命前，只讀過半年初中，被那些自命不凡的人稱作「小知識分子」。但是，他好學深思，博覽群書，終於成為一個能詩善文、長於演說的大知識分子。他讀馬列的書，也讀《聖經》，讀洋裝書，也讀線裝書，各個知識領域，都盡量涉獵。讀書是他一生的愛好，是他的生活方式。即使在文革那樣的動亂年代，他也堅持讀書。他說：關「牛棚」也是一種鍛煉，靠邊站了，正是讀書的大好時機。文革中他總結了12個字的讀書箴言：「靠邊站，別閑著，多讀書，想問題。」　　1987年，下台以後，他仍堅持每天讀《馬克思恩格斯全集》。當讀到第21卷《卡爾·馬克思在科倫陪審法庭面前》一書序言時，被兩段話深深吸引了，他把它們抄了下來。其中一段說：「對歷史事件，不應當埋怨，相反地，應當去理解它們的原因，以及它們的還遠遠沒有完全顯示出來的後果。」他認為，「這是馬克思的一個重要觀點，一種歷史現象的發生，要尋找根源，發現隱藏在事物後面很深的東西。」接著他舉了文革這件事，末了又說，「對自己的事件亦作如是觀」。看得出來，他一邊讀書，一邊思考，時刻感到胸中那鬱悶的塊壘。可惜，沒有一本書，可以解開他的心結。直到去世，他也未能找到「自己事件」的根源，發掘出「隱藏在事物後面很深的東西」。現在，他已經作古，這件事情只能由後人來做了。　　胡耀邦是一個善於獨立思考的人。他不止一次地說過，「學習要獨立思考，不用聽什麼風」。他讀馬列的書，但不迷信馬列。他說：「不能把馬列主義看成是迷信的東西、宗教的東西，（否則）很危險啊！」文革結束以後，他在理論方面的勇氣和才能，得到了比較充分的發揮，對幾十年來許多重大的理論問題和實際問題，作了深入的思考。　　他是中共黨內最早起來批判「兩個凡是」的人。1977年1月1日、2日，連續兩天，他和來訪的朋友談話時，就進行了批判。他說，現在的問題是，只要是毛主席說過話的、點過頭的、畫過圈的，都要一切照辦，都要「繼承毛主席的遺志」，「都要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繼續「批鄧」、繼續文化大革命那一套。在這種情況下，你要出來工作，就得說違心話，做違心事。他說，我才不幹哪！與其去做違心事，不如在家抱兒孫吧！　　文革中，防止「資本主義復辟」是一個壓倒一切的口號，多少坑國害民的事情，都是在這個口號下進行的。1976年11月3日，胡耀邦在和一位朋友談話時，明確指出，中國從來沒有經歷過資本主義社會，不可能復辟資本主義，要復辟只能復辟封建主義，搞法西斯專政。對於四人幫的罪孽，他也不糾纏於什麼左呀、右呀、形左實右呀，而是一針見血地指出，他們有「兩大政策」，一是愚民政策，把思想、理論搞亂了；二是恐怖政策，大辦兩個「工廠」，扣帽子、打棍子，任意迫害好人。這就把他們的專制主義、法西斯專政的面目一下子揭露出來了。　　他對赫魯曉夫和中共《九評》的看法，也比較客觀，不再重複過去的老調。他說：1957年，（毛）主席的鋒芒轉了，從反「左」，從「百花齊放，百家爭鳴」，一下轉到反右，對準了資本主義，對準了鐵托、赫魯曉夫。到寫《九評》時他就轉不回來了。赫魯曉夫這個人是不大好，批斯大林也批得不深，但主席開始還是肯定他批斯大林是「揭了蓋子」。後來全盤否定赫魯曉夫，給教條主義，給林彪、康生這些人開了綠燈。現在看來《九評》的基本方向是錯誤的，這恐怕就是文化大革命的國際根源了。粉碎四人幫不過半年，思想理論方面，基本上還是文革時流行的「防修反修」那一套。胡耀邦能這樣看待赫魯曉夫和《九評》，真可謂大智大勇了。　　1978年9月9日，他和中央黨校理論動態組開會，談到經濟問題。他說，經濟問題很多。如農業，理論上沒有搞清楚。把個體農民和資本主義等同起來，是很大的錯誤。如果個體農民就是資本主義，那不是說幾千年就是資本主義？我們從1955年開始，把農業社會主義改造提得太高了，以為合作化了，不管內容怎樣，就是社會主義。只要是單幹，不管內容怎樣，就是資本主義。正是在這種思想指導下，1955年以後，一直高喊割資本主義尾巴，剝奪農民。他明確指出，個體不等於資本主義。個體農民走社會主義道路，只能是引導的方法。胡耀邦講這個問題的時候，列寧關於「小生產每日每時產生資本主義」的論斷還深深地禁錮著人們的頭腦呢。　　同年初夏，他在和一位來訪的客人談到我們這個民族不自由的生存狀態時說：禁錮我們這個民族創造力的，一個是精神枷鎖，一個是「組織枷鎖」，「這樣一個精神上、組織上被禁錮、被壓制的不自由的民族，怎麼可能與世界上的發達國家進行自由競爭呢」？　　胡耀邦在讀書思考的時候，非常自覺地用美好的、高尚的東西，來豐富自己的精神世界。例如，讀《愛因斯坦文集》序言時，他感悟到，愛因斯坦「有一種獨特的精神力量、思想方法。他主張獨立思考，我們要從偉大科學家那裡吸取一點營養，吸取一點思想要素」。又比如，一次出席民盟中央的迎春茶話會，胡耀邦說到張瀾先生。他說，張瀾先生有兩條是值得欽佩的，第一條，他有很高尚的精神，這就是他的頑強的民主精神、民主思想；第二條，他有一個很優良的氣質，就是他有強烈的正義感。　　胡耀邦就是這樣一個人：一生都在完善自己的人格素養，努力使自己成為一個無愧於人民、無愧於天地的人。　　中華民族是一個缺乏民主、自由、人權和人道主義傳統、而封建主義流毒特深的民族，胡耀邦留下的這份人本思想遺產，顯得格外珍貴。它對於我們沿著由普世價值鋪就的世界文明大道，進行現代化建設，尤其是進行政治改革，具有重大指導意義。現存的政治制度是按照黨文化，即「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建構起來的。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人民至上」的民主主義，正是改革這種政治體制的最好的指南：它們既是「階級本位」論和「黨國至上」的國家主義的對立面，又是封建主義遺毒的強大的消毒劑。　　（張顯揚先生是中國著名學者、中國社會科學院馬列所前研究員，2013年9月18日因病去世，享年77歲。）

來源: 《炎黃春秋》2014年第1期 | 責任編輯：邵思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