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文學經典對話

19世紀之前的西方文學是產生了一個個文學巨人的時代。當關漢卿、曹雪芹、蒲松齡創作了值得世代中國人引為驕傲的不朽名著的時候，西方的文學家莎士比亞、塞萬提斯、雨果們也在創造著同樣輝煌的篇章。這是人類心靈史上星光璀璨的時代，也是文學大師們為後人締造了文學經典的時代，那一部部膾炙人口的文學經典必將穿越今後的無數世紀，始終照徹人類歷史的夜空。

就我對西方文學經典的閱讀而言，塞萬提斯的《堂·吉訶德》、馬克·吐溫的《哈克貝里·芬歷險記》、雨果的《悲慘世界》、梭羅的《瓦爾登湖》、盧梭的《一個孤獨漫步者的遐想》……都為我們與文學大師筆下的不朽思想和經典人物進行心靈對話提供了範例。

首先向我們走來的人物是堂·吉訶德。這個看上去瘋瘋癲癲竟與風車進行搏鬥的小丑般的形象，即使在問世多年之後的俄羅斯作家屠格涅夫（1818—1883）所處的歷史時代，也曾經「是與荒唐、愚蠢這幾個字意義相等的」（屠格涅夫《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倘若我們對作品中堂·吉訶德那句「不過我希望您能覺察出，我並不像一眼看上去那麼瘋癲愚魯」的道白沒有像堂·吉訶德所期望的那樣予以覺察，恐怕會同樣把這一不朽人物等同於荒唐、愚蠢的代名詞，從而忽略堂·吉詞德身上所具有的豐富的典型意義。但是，文學經典之所以是經典，也因為它們造就了無數經典的闡釋者。多年來年，文學史家一直津津樂道著下面這個不乏神奇色彩的史實，這就是屠格涅夫在《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1860）一文中曾經指出過的：世界文學史上堪稱最偉大的兩部經典著作：莎士比亞的不朽悲劇《哈姆雷特》的第一版與塞萬提斯的傳世小說《堂·吉訶德》的上集「是同一年出現的，同是在十七世紀初葉」。這個偶然的時間巧合在屠格涅夫那裡被賦予了特殊的文學意義：「我感到《堂·吉訶德》與《哈姆雷特》的同時出現是值得注意的。我覺得，這兩個典型體現著人類天性中的兩個根本對立的特性，就是人類性賴以旋轉的軸的兩極。我覺得，所有的人或多或少地屬於這兩個典型中的一個，我們幾乎每一個人或者接近堂·吉訶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

屠格涅夫的觀點既提示了哈姆雷特與堂·吉訶德這兩個文學典型對人類理解自己的天性的意義，同時也啟發我們去進一步理解什麼是文學經典所應該具有的魅力和品質。一個反映著人性的基本層面的文學經典形象，其重要特徵是多重闡釋性，這取決於人物本身的豐富性。堂·吉訶德這一形象之所以經得起後代評論家的一再闡釋，正是人物本身內涵的豐富性所決定的。在無數評論者汗牛充棟的評論中，至今最好的闡釋也許仍舊是屠格涅夫在1860年所作出的：「堂·吉訶德本身表現了什麼呢？首先是表現了信仰，對某種永恆的不可動搖的事物的信仰，對真理的信仰，簡言之，對超出個別人物之外的真理的信仰，這真理不能輕易獲得，它要求虔誠的皈依和犧牲，但經由永恆的皈依和犧牲的力量是能夠獲得的……堂·吉訶德是一位熱情者，一位效忠思想的人，因而他閃耀著思想的光輝。」

與堂·吉訶德相對，屠格涅夫用「自我分析和利己主義」概括哈姆雷特，稱他為一個「懷疑主義者」。在某種意義上，這種熱情的信仰和理性的懷疑構成的正是人性彼此參照和不斷對話的兩極。而《哈姆雷特》和《堂·吉訶德》這兩部經典的漫長的闡釋過程，其實正是兩個文學典型之間從未間斷的對話過程，同時也是人類不斷與先驅的思想者進行對話的過程。我們今天面對文學經典，重要的不是對經典的頂禮膜拜，恰恰是以平等的心態與人類思想的先行者及其闡釋者進行對話。儘管這種對話過程註定是更艱難的，但是經典的意義也恰恰正在這裡，它不會許諾給你輕鬆愉悅的閱讀快感，但肯定會帶給你艱辛的思索和思想的領悟。比如，當你讀到屠格涅夫所謂「我們幾乎每一個人或者接近堂·吉訶德，或者接近哈姆雷特」，「這兩個典型體現著人類天性中的兩個根本對立的極」時，與先行者進行對話的初衷勢必要求你作出自己的判斷，正如有研究者指出的那樣：「你同意作者的觀點嗎？你的氣質更接近誰？」「這兩種天性，各有什麼價值，同時又可能預伏著怎樣的問題，甚至危險？」

而捷克小說家昆德拉則從「冒險」這一人類主題的角度去理解《堂·吉訶德》。在《小說的藝術》中，昆德拉曾把「冒險」稱為「小說第一大主題」。可以說，每一代人都在重寫一個冒險的故事，冒險的故事因此既是生命個體的故事，同時在總體上又構成了人類的故事。美國小說家馬克·吐溫的《哈克貝里·芬歷險記》正可歸入這一「冒險」的主題類型中。海明威曾經稱「一切現代美國文學來自馬克·吐溫的一本書，叫作《哈克貝利·芬歷險記》，這是我們最好的一本書，一切美國文學創作都從這本書來。在這以前沒有什麼東西，打它以後的東西沒有這麼好」。這部締造了「一切現代美國文學」的名著，講述的是美國內戰以前白人少年哈克貝利·芬與黑奴吉姆沿密西西比河順流而下逃亡歷險的故事。這也堪稱是一個馬克·吐溫向文學前輩塞萬提斯表示致敬的故事，因為文學中關於「冒險」這一主題和故事原形的最著名的創造，正是塞萬提斯筆下不朽的堂·吉訶德形象。

（摘自吳曉東《文學的詩性之燈》，上海書店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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