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示中國

1876年費城博覽會開幕盛況

2015年米蘭世界博覽會，中國國家館以「金色麥浪」亮相，雖然在爭奇鬥巧的一眾場館中不算最出色，但是在建築象徵語彙上，終於洗脫了外國人對於中國建築的刻板印象。

米蘭世界博覽會中國國家館

追溯歷史，中國政府第一次以國家身份參加的世界博覽會，是1876年費城博覽會。當時，主場館是現代建築的傑作，高達184英尺，用熟鐵和玻璃結構，使用奧蒂斯公司新近發明的蒸汽升降機，處處標示該界博覽會主題：「機器」。而中國館獨處一隅，用高牆自我封閉——中國木匠們在展會大廳里為中國館營造了屋頂，又用預製件搭了三道高達14英尺的大門，在美國人看來，這是為了「實現心理上和物理上的隔絕」。雖然中國館因數百種瓷器、五十種茶葉、售價僅僅320美元的頂級牙雕藝術品而顯得門庭若市，卻與該界博覽會的現代化主題格格不入：中國館展示的全是傳統手工藝。

1876年世博會招貼

中國館的「大清國」

時至今日，費城博覽會上中國館的種種遭遇，不大為國人所知。倒是一位美國學者約翰·海達德（John Haddad）寫了一本《中國傳奇：美國人眼中的中國》，不僅涉及費城博覽會的詳情，而且一直上溯到1796年荷蘭裔美國人范百瀾（Andreas Everardus van Braam Houckgeest, 1739-1801）在費城營建「中國休閑居」，那是在美國舉辦的第一個「中國展覽會」。約翰·海達德將中美第一個百年交往中，美國人如何「展示中國」和看待「中國的自我展示」，特別是美國人心目中的中國形象如何從「理想」到「墮落」，條分縷析、剝繭抽絲，堪稱一部另闢蹊徑的早期中美文化交流史。

范百瀾作為東印度公司員工，有機會陪同荷蘭使節赴京。機緣巧合，大使染病，他便代行大使職責，包括去紫禁城覲見皇帝。1793年，英國大使馬爾戛尼拒絕朝拜，1795年，范百瀾卻五體投地、跪拜、三叩頭，由於行禮時帽子脫落，逗得乾隆開懷大笑。當時中國極為封閉，所謂「一口通商」，外國人被限制在廣州城外的彈丸之地，禁止在中國旅行，空有對於中國內陸的無盡想像。范百瀾利用這次朝覲機會，以日記和速寫的形式詳細記錄這片「歐洲人未曾踏足的土地」。不僅如此，他還委託兩位中國畫家畫下2000幅畫作，不遺餘力收集中國文物，個人藏品規模遠超東印度公司的中國收藏。1796年，他在費城的「中國休閑居」（China』s Retreat）向公眾開放，他可以算作第一個舉辦「中國展覽會」的美國人。

范百瀾屬於那一類來過中國的美國人，包括商界人士、傳教士、外交官、工程師、畫家和遊記作家，他們記錄觀察、採集標本、搜集物品、會晤土著、描繪景色，回國後，他們重構海外經驗，建構中國形象。這些「文化產品」自然有相當多主觀成分，但言人人殊，其總體特徵是大量的衝突和爭鳴，而非陳陳相因的濫調。

在中美交往早期，普通美國人只能通過日常使用的青花瓷和茶葉包裝盒建構中國形象。在一個視覺圖像還相當稀少的時代，中國形象被簡化為青花瓷盤上的「山水」，飛鳥、果樹、柳樹、漁翁、小橋、小島、寶塔、房舍，一派田園牧歌情調。需要說明的是，這種對於真實中國的「誤讀」，亦有商人牟利動機的添油加醋。譬如，英國人根據中國畫工的作品「發明」了「柳樹圖案」，並將仿冒中國瓷的「柳樹圖案」英國瓷大批量賣給美國人。有趣的是，出於營利的動機，中國商人又讓畫工模仿英國人的「柳樹圖案」，作為外銷瓷大量出口美國。到最後，不僅這種「藍色圖案」走入萬千家庭，「張生和孔茜的故事」廣為人知，一個「迷人的中國」在各方的共謀之下、成為19世紀早期美國人的「集體想像」。

泛濫的「柳樹圖案瓷「

1834年，「華盛頓號」商船從廣州返回紐約，船長帶回一位「漂亮的中國女郎」，好奇的觀眾只需要花費50美分，就可以看看這位「阿芳妹」（Afong Moy）還有她的三寸金蓮。雖然實為促銷中國商品的手段，紐約一時觀者如堵。隨後，僱傭中國人成了美國茶葉店的常見景觀。

展出中的阿芳妹

不過，與上述嘩眾取寵的噱頭不同，也有美國商人以公共福祉為己任，願意向公眾「全面展示中國」。1838年至1846年，在對華貿易中成為巨富的費城貴格派商人內森·鄧恩（Nathan Dunn，1782- 1844），以驚人的個人收藏在費城和倫敦舉辦「萬唐文物」（Ten Thousand Chinese Things）大展，涉及中國社會生活的方方面面。在費城的第一年，該展覽吸引了十萬觀眾。在倫敦海德公園開展時，第一批貴賓包括維多利亞女王。在費城和倫敦，展覽圖冊售賣了七到八萬份。鄧恩讚許中國的科舉制度和儒家文化，以正面態度肯定中華文明，批評英美商人走私鴉片的行為，甚至寄望於這個展覽能影響英國的對華政策。

萬唐文物圖錄中的一頁

可惜，鴉片戰爭使鄧恩的努力化為烏有，鴉片戰爭以後，美國人對於中國的評價一落千丈，滑稽的外觀、荒唐的驕傲、怪誕的習俗、無謂的禮節、可笑的儀式——一個被矮化的中國形象迎合了正在崛起的美國的需要。在這樣的輿論背景下，1847年，英國船長查爾斯·凱利特（Charles Kellett）以欺詐手段指揮中國船隻「耆英號」（Keying）抵達紐約，他收取門票，讓美國人觀看中國船員「吃老鼠肉、吸食鴉片、敬拜菩薩」，儘管這種鬧劇場景實則是凱利特自己導演，但是強化了普通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

耆英號（遠景上那艘白色大船）抵達紐約港

「耆英號」是以清朝官員耆英而命名的，耆英簽訂了眾多不平等條約而在中國近代史上臭名昭著，1844年，他任兩廣總督兼辦通商事務時，與美國簽訂了《望廈條約》。當時，美方的代表是顧盛，顧盛固然以居高臨下的態度對待中國，認為「我們成了老師的老師」，但他的兩位副手——約翰·彼得斯（John R. Peters Jr.）和喬治·韋斯特（George R. West）——卻在中國愛上了中國。回到美國後，彼得斯創辦了中國博物館（Chinese Museum），韋斯特則展演中國全景圖，試圖抗衡美國主流輿論對於中國的負面評價。

1845年，中國博物館的導覽手冊封面

韋斯特畫筆下的中國

對於美國漢學之父、傳教士、外交家、語言學家衛三畏（Samuel Wells），作者海達德給足了篇幅。衛三畏在華傳教四十三年，是名副其實的中國通。耆英號事件後，他把主要精力轉向一個新的計劃：不再說服中國人皈依上帝，而是向美國同胞傳教，介紹中華文明的價值，解釋中國人的行事之道。其最後結果，就是長達1200頁的、百科全書式的巨著《中國總論》。

首版《中國總論》及內頁

回到1876年費城博覽會的展館。當時，衛三畏的好友容閎、「中國學童留美教育計劃」的執行人，將113名中國學童帶到了博覽會的現場，力圖挑戰美國人對於中國的刻板印象，展現中國面向未來的新性格：年輕、敏捷、勇敢、強健、靈活。如果說那些傳統手工藝展示的是中國式的中國，學童們作為「第二展」，展現的則是美國式的中國，或曰中國人認為美國人會喜歡的被同化了的中國，二者其實都不能準確代表真實的中國。可惜數年後，留美計劃瓦解，即便衛三畏發動給李鴻章和曾國藩的連署請願信也都無效。同時，美國的《排華法案》生效，直至1943年二戰期間才告廢除。

首批赴美學童

赴美學童組織的棒球隊

海達德希望說明，在建構中國形象的美國人中，並不存在高度的一致性，他們的文化產品也沒有一以貫之的反華信息。的確，美國人的主流態度使得《排華法案》通過並實施，這是因為大多數美國人並不了解中國，或者沒有進一步了解中國的願望，他們的中國觀來自在日常生活中接觸的大眾傳媒，比如佈道、報紙、書籍、政治講演、日常俗語、閑聊的玩笑。與此相對抗，建構中國形象的人常常肩負抗衡主流民意的作用，他們的博物館、全景圖、書籍、遊記和演說，雖然影響有限，卻以形象的多樣性動搖了美國的反華情緒。聲音雖然微弱，畢竟曾經存在。

約翰·海達德：《中國傳奇：美國人眼裡的中國》，何道寬譯，南方出版傳媒·花城出版社2015年。本書出版於2008年，獲得美國歷史學會古登堡電子書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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