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際援助】徐小紅：中國對外經濟援助：歷程、特色與反思

來源：《國際援助》雜誌

圖片來源：網路

中國對外經濟援助：歷程、特色與反思

徐小紅

內容摘要 自新中國成立不久，中國就開始對外提供經濟和技術援助，至今已經走過了六十餘年的歷程。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中國的對外援助經歷了三個發展階段，每個階段都呈現出鮮明的時代特徵。在中國的援外歷程中，無論是各個時期的指導方針，還是援助方式和管理機制都經歷過不少調整和改革，但中國始終遵循「主權平等、不附加任何條件」的根本理念，使其成為中國對外援助理論體系的基礎，堅持原則與改革創新相結合也成為中國特色對外援助的特徵。冷戰結束後，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正發揮著日益積極的作用，對外援助的重要性也更顯突出。新時期中國對外援助不斷發展，但仍面臨一些來自國際和國內兩個層面的問題和挑戰。本文將在回顧援外歷程的基礎上，闡釋中國對外援助的核心理念和特點，並分析目前援外工作面臨的挑戰。

關 鍵 詞 對外援助 不附加條件 理念與特色

經濟援助一直是各國用來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實現外交政策目標的重要工具。作為一個發展中國家，中國自上世紀50年代初以來也不斷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形式多樣的援助。對外援助既是中國經濟外交的重要組成部分，也是推動南南合作的重要渠道。據統計，截至2009年底，中國政府的對外援助金額累計達2562.9億元人民幣，受援國範圍遍布亞洲、非洲、拉丁美洲、大洋洲和東歐等地區的161個國家以及30多個國際和區域性多邊組織。[1]2010到2012年間，中國對外援助金額為893.4億元人民幣，受援國達121個。[2]

在60多年的歷史進程中，中國的對外援助經歷了哪些階段性變化？中國特色對外援助的核心理念和主要特點是什麼？中國對外援助當前又面臨哪些問題和挑戰？圍繞這些議題，本文將在回顧援外歷程的基礎上，集中闡述中國對外援助的理念和特色，以及援外工作面臨的挑戰與對策。

一、中國對外援助的歷史進程：階段性特點分析

與新中國外交政策的演變歷程一樣，中國的對外援助也經歷了幾個明顯的發展階段。[3]以建國後中國外交戰略的轉變為基礎，並參照援外政策的重要調整，本文以1978年和1995年為分界，將中國的援外歷程分成三個階段。就每一個階段，本文都將圍繞中國援助的特點和指導原則進行闡述。

（一）初始階段：1950-1978年

新中國建立伊始就開始向其他國家提供經濟援助，最早的受援國包括朝鮮和越南等周邊社會主義國家。[4] 1955年萬隆會議召開之後，中國援助的範圍擴展到亞洲和非洲一些對華友好的發展中國家，其中從1956年起中國開始向非洲國家提供資助。[5]在1950-1963年間，共有21個社會主義國家和亞非發展中國家接受了中國援助，而到1970年和1978年，受援國數量分別增加到32個和66個。[6]受援國的地理範圍也從亞洲、非洲和東歐擴展到拉丁美洲和大洋洲地區。同時，外援開支自60年代起也快速增長，70年代頭幾年尤其如此。據統計，1971到1975年間，中國的對外援助額達230億元人民幣；整個70年代中國在46個國家建成援助項目達560個。[7]這一時期的外援形式以經濟和技術援助為主，主要包括援建成套項目、提供各類物資、進行技術和人力資源合作以及派出援外醫療隊，資金來源多為中方的無償援助和無息貸款。[8]

中國對外援助的第一個指導原則就是在初始階段產生的。1964年1月，周恩來總理在訪問亞非十四國期間宣布了「中國對外經濟技術援助八項原則」，其核心理念包括：根據平等互利的原則提供援助，不把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提供外援時嚴格尊重受援國的主權，絕不附帶任何條件，也不要求任何特權；對外援助的目的不是造成受援國的依賴，而是幫助它們走上自力更生、獨立發展的道路。作為中國援外遵循的根本原則，「八項原則」奠定了中國60餘年援外工作的政策基調。

中國對外援助在本階段呈現出以下兩個明顯的特點。第一，在受援國的選擇上，政治和意識形態因素是中國政府決策的重要考量。[9]一方面，作為一個剛剛擺脫外國侵略和壓迫的發展中國家，中國政府深感有責任幫助那些與自己有著相同經歷的第三世界國家，支持他們獲得民族解放，發展國民經濟。另一方面，作為社會主義陣營的新成員，面臨著來自西方的經濟封鎖和政治孤立，中國也深知必須支援其他兄弟國家，才能削弱帝國主義陣營的力量。[10]因此，反對殖民主義、帝國主義以及外國的侵略和壓迫成為中國和多數發展中國家的共識。換言之，它們在國際舞台上相互需要，相互倚仗：受援國希望能在中國的支援下走上政治穩定和經濟發展的道路，而中國也力圖通過對外援助廣交朋友，爭取更多的外交承認和政治支持。1971年，在廣大發展中國家的支持下，中國恢復在聯合國的合法席位正是這種相互支援的結果之一。

第二，這一階段的中國對外援助決策隨意性較強，出現過規模過大、承諾過多等問題，不僅加重了國內經濟負擔，也造成一些受援國的長期依賴。[11]70年代初期，處於文革動蕩中的中國經濟十分困難，但外援開支卻迅速增長。據資料統計，1950到1952年間中國外援開支僅占國民生產總值的0.23%，但1973年卻高達2.05%。[12]1971到1975年間，外援占同期國家財政支出的5.88%，1973年更高達創紀錄的6.92%。[13]大量「只算政治賬、不算經濟賬」的外援一方面超出中國的經濟承受能力，[14]另一方面也導致個別受援國的依賴，造成中國資金的浪費。[15]

（二）調整階段：1979-1995年

十一屆三中全會之後，中國政府明確將經濟建設確定為國家發展的首要任務，因此，超越社會制度和意識形態因素，發展與世界各國的友好關係，並與它們進行平等互利的經濟合作成為中國外交的核心目標。對外援助工作的指導思想和具體實踐也進行了相應的調整，進入了重要的改革期。

改革開放不久，中國政府就制定了對外援助新的指導方針。1983年1月，中國總理在訪問非洲十一國時宣布了「平等互利、講求實效、形式多樣、共同發展」的「四項原則」，強調中國將在量力而行的基礎上，採取更為靈活的方式，注重援助的經濟功效，以促進中國和受援國的共同發展。

量力而行、更趨務實是新時期中國對外援助最顯著的新特點。與以往不同，中國開始更多地以自身經濟基礎和受援國的實際需求為依據來確定援助規模和方式。首先，自80年代初期起，中國逐步減少外援開支，1980到1981年間，外援開支占財政支出的比例下降到了0.6%。[16]其次，這種務實性也體現在中國對援助新方式的不斷探索上。一方面，中國逐步縮小了物資和現匯援助的比例，適當提高成套項目的比例，尤其是加大智力和技術支持的力度。[17]過去在援建成套項目時，中國一般負責自設計到施工再到投產的全過程，竣工後則「交鑰匙」給對方。1982年，中國主動提議向受援國提供項目管理服務，通過技術合作幫助受援國培養技術和管理人才，切實增強它們的自主發展能力。[18]另一方面，結合受援國的發展水平和實際需求，中國還從援建大型項目逐漸轉向建設與人民生活息息相關的中小型項目上。[19]無論從理念還是實踐上，此時的中國援助正從「授人以魚」向「授人以漁」轉變。

其次，意識形態因素的影響減弱，經濟因素的作用不斷擴大，這是本階段的第二個特點。[20]改革開放前，對外援助的目標在於維護國家統一，擴大對華友好國家的範圍，同時也支援廣大「兄弟」和「同志」國家進行反帝反殖的鬥爭，共同推動建立更為公平公正的國際政治經濟新秩序，這是中國奉行國際主義的義舉。改革開放後，促進經濟建設成為國家的主要任務，對外援助也逐步成為推動對外貿易和投資的經濟外交工具。援外與國內經濟建設相輔相成，相互促進，中國企業和市場資本的參與也日趨活躍。在此階段的外援工作中，援助的經濟功效逐漸凸顯，中國開始更加註重「義」與「利」的平衡。[21]

第三，多邊援助的重要性提升，這也是本階段外援的新特點。1971年恢復在聯合國的席位之後，多邊援助正式成為中國外援的組成部分。但是，中國最初對包括聯合國在內的國際多邊援助機構持審慎態度，參與程度不高。[22]自1978年起，多邊外援開始經歷重大變化，中國不僅加入了聯合國人口基金會、兒童基金會、世界糧食計劃署和世界銀行等主要援助機構，還進一步向地區層次發展，自80年代起相繼加入了非洲開發銀行、亞洲開發銀行和加勒比開發銀行等機構。[23]參與多邊援助成為中國推動南南合作的有力渠道。

（三）快速發展階段：1996年至今

冷戰結束後，隨著中國國力的快速上升以及全球經濟相互融合的加深，中國在國際事務中正發揮著更加積極和建設性的作用，對外援助的作用更顯關鍵。

在新階段，中國政府不斷充實對外援助政策，推出了一系列提升外援規模和效率的新措施。2005年9月，國家主席胡錦濤在「聯合國發展籌資高級別會議」上宣布了加強對貧困國家援助的「五項舉措」；[24]次年11月，在中非合作論壇北京峰會上，胡錦濤主席又提出了擴大對非洲援助規模的「八項舉措」。[25]此後，中國政府又分別於2008、2009和2010年在多個多邊場合宣布了一攬子更具體的外援新措施。[26]這標誌著中國對外援助政策在秉承「八項原則」的基礎上，又不斷改革創新、與時俱進。

對外援助快速增長，援助資金來源和方式進一步多樣化，這是新階段外援的最大特點，具體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一是自90年代後半期開始，外援規模迅速增長，其中2004年到2009間外援資金的年均增長率為29.4%。[27]在雙邊援助增長的同時，多邊援助額也開始上升，2000年中國的多邊援助額為700多萬美元，到2005年已上升到約4000萬美元。[28]

二是除了原有的方式之外，債務減免成為中國援助的新渠道。為了切實減輕貧困國家的債務負擔，新世紀的頭十年，中國政府先後六次宣布免除與中國有外交關係的重債窮國和最不發達國家的到期無息貸款債務。據統計，到2009年底，中國已經與50個國家簽署了免債議定書，免除債務380筆，達255.8億元。[29]2010年到2012年間，中國又免除坦尚尼亞等九個重債窮國16筆、共計金額14.2億元的債務。[30]

三是為進一步推動援助資金來源的多元化。自1995年起，以中國進出口銀行為唯一承貸行，中國開始向受援國提供通過市場籌措、為期15-20年的低息貸款，主要用於中國企業和受援國企業合資或合作建設並經營生產性項目，進行基礎設施建設或提供設備、技術和其他物資等。[31]截至2009年底，中國進出口銀行一共向76個國家提供了這種優惠貸款，支持項目達325個。[32]2010年到2012年的三年中，中國對外優惠貸款額為497.6億元人民幣。[33]援助優惠貸款使中國更多的市場資金進入援外領域，便於中國和受援國的企業和金融機構進行合作。

更加強調實效，並鼓勵和支持中國企業通過援外「走出去」，積极參与國際競爭，成為新時期中國外援的另一個重要特徵。隨著在對外援助中的參與日益全面和積極，中國企業成為援外項目不可或缺的執行部門。近年來中國政府倡導企業「走出去」戰略，中石油、中石化、海爾和華為等一批「排頭兵」企業也開始進入國際市場，並參與援助項目。支持更多的中國企業通過外援項目進行跨國經營，拉動對外貿易和投資，成為近年來外援工作的新目標。同時，加強中國與受援國企業的「合作共贏」，真正做到援助對兩方都能帶來實際效益，也成為外援的核心訴求。

二、中國特色的對外援助：核心理念與特點

中國對外援助走過了60餘年的歷程，每個階段都印下了鮮明的時代特徵，無論是援外的指導方針還是具體實踐都在不斷地革新。但是，一些核心理念和特點並沒有發生根本性動搖，正是它們構成了中國對外援助理論體系的基礎，並使援外具有了鮮明的中國特色。

（一）「不附加政治條件」的援助理念

自1964年中國政府宣布援外「八項原則」以來，堅持主權平等，不附加政治條件就一直是貫穿援外歷程的核心理念，它成為中國特色對外援助的根本特點。

堅持不附加政治條件首先是中國奉行和平發展戰略的基本體現和要求。自上世紀50年代中國倡導「和平共處五項原則」以來，尊重各國人民自主選擇社會制度和發展道路的權利，不干涉別國內部事務，不把自己的意志強加於人成為中國獨立自主外交的根基。在這些宏觀戰略的指導下，中國在對外援助時平等待人，既不把援助看作是單方面的賜予，也不以援助為幌子，把受援國當作控制和掠奪的對象，尋求自己的政治或經濟特權。

其次，中國強調外援不附加政治條件是出於「己所不欲、勿施於人」的切身體會。[34]一方面，中國跟大多數發展中國家一樣，曾有過遭受西方列強殖民壓迫和剝削的屈辱歷史，因此它特彆強調維護國家領土和主權完整的重要性，也更能理解和傾聽受援國要求保障發展自主權、不願受外來干涉的迫切呼聲。同時，除了作為援助國之外，中國還兼具受援國的「雙重身份」。自上世紀70年代末起，中國開始接受來自世界銀行、聯合國各組織以及西方國家的經濟技術援助。中國深知接受附帶條件的外援導致主權受限、內政被粗暴干涉的後果。簡言之，作為受援國，中國不樂意接受附加政治條件的外援，這是它作為施援國堅持不對其他受援國提出特別要求的根源。

因恪守「不附加條件」的原則，中國與西方的援助理念形成了鮮明的對比。從上世紀70年代以來，在提供援助時附加條件成為西方國家普遍的做法。它們這樣做的動機主要有兩點：第一是出於對發展援助實際功效的深刻質疑。圍繞著援助到底能否拉動受援國經濟增長這一問題，西方學者進行過長期而激烈的爭論。不少人通過實證研究發現，經濟援助要麼不會產生任何明顯的積極效果，要麼會成為增長的絆腳石。[35]現實狀況也表明，在過去50多年的時間裡，儘管西方國家和國際組織向貧困國家輸送了超過2萬億美元的援助，其中約一半流入非洲國家，但是它們促進增長的效果根本不明顯。全球最不發達國家從1971年時的25個增加到目前的48個，其中34個集中在撒哈拉以南的非洲。[36]正是這種質疑促使西方政界和學界反思如何提升援助的效用，而附加經濟和政治條件，監督並迫使受援國更好地利用外援，成為它們開出的「良方」之一。

第二個更加隱秘的原因是，很多時候西方國家提供援助並非單純是為幫助發展中國家減貧脫困，而是將援助當作推廣自己「民主」和「自由」等價值觀、實現本國政治和外交目標，甚至是在受援國培植親己勢力並顛覆對方政權的有力工具。因此，要求受援國保護人權、推動民主進程、實施法治和良政並進行市場化經濟改革，成為西方最經常開列的「受援條件」。西方國家名義上是推進受援國的人權、民主和法治進程，實際上是以援助做要挾，迫使它們屈從於自己的意志。

與西方不同，不附加政治條件的中國外援「得到了受援國的廣泛好評，開拓並發展了中國的外交空間、加強與鞏固了中國與廣大發展中國家的友好關係，塑造了中國良好的國際形象，提升了中國的國際地位」。[37]更重要的是，它使許多原本依賴西方的貧困國家有了新的選擇，使它們得以拒絕西方國家不平等的援助。[38]同時，通過與受援國分享自己經濟發展的成功經驗，中國為其他發展中國家展示了不同於西方現代化進程的全新發展觀念和思路。

（二）堅持原則與改革創新相結合的特點

堅持援外原則與改革創新相結合是中國特色對外援助的另一個特點。如果說堅持主權平等、不附加任何條件是中國援外一脈相承的根本方針的話，在遵循原則的基礎上不斷調整政策和管理機制，並積極嘗試多樣化的新渠道是貫穿中國援助歷程的變化所在。「變」與「不變」相統一，成為中國援助與時俱進的表現。

首先，在政策方面，跟隨國際國內形勢的變化，並結合自身外交工作和經濟建設的需要以及受援國的實際需求，中國的援外政策在改革開放以來經過了幾次大的調整和充實。在修正援外初期某些失誤的基礎上，中國政府分別於80年代初、90年代中以及新世紀頭十年幾次宣布對外援助的新政策，使援外指導方針更細化，更注重實事求是、平等互利、共同發展的精神，既有利於提高外援效率，為受援國經濟社會條件的改善貢獻積極力量，又與中國的國力和國情更相符，更好地服務於國內的發展需要。

其次，在管理機制方面，中國不斷探索更符合經濟規律、並與我國經濟體制發展相適應的模式。中國涉及對外經濟援助決策和管理的政府部門主要包括外交部、財政部和商務部，其他二十多個部委及地方商務部門也各有分工。[39]改革開放以來，過去由行政部門通過行政手段保障外援項目實施的舊體制逐步轉向由企業發揮關鍵作用的市場化機制。從1958年至今，中國外援管理機制經歷了從總交貨人部制、承建部負責制、投資包干制到承包責任制再到企業總承包制的改革歷程。[40]歷次改革的總體目標在於轉變政府在援外項目執行中的職能，實現簡政放權、政企職責分開，充分調動市場的潛力和企業的積極性，[41]以便更好地保障援外工作的質量和效率。

最後，從援助方式上看，不斷推陳出新也是中國外援的一個特點。本著將中國國情與受援國實際需求相結合、將對外援助與國內經濟建設相聯繫、將中國人民的利益同受援國人民的利益相結合的精神，中國自改革開放以來積極嘗試新的援助方式。到目前為止，中國已經形成了八種主要援外方式，包括成套項目、一般物資、技術合作、人力資源開發合作、援外醫療隊、緊急人道主義援助、援外志願者和債務減免，其中後三項是近一二十年來出現的新模式。[42]以成套項目援建等具體領域為例，中國近年來的援建重點之一在於改善受援國的基礎設施，包括推動其交通運輸設施建設、提升能源供給能力並推動信息化社會的發展。[43]這些緊跟全球化時代要求而不斷革新的援助方式不但增強了受援國自主發展的造血功能，也有助於促進中國的對外投資和貿易，並推動中國企業「走出去」。

三、問題與反思

在60餘年的援外歷程中，中國在南南合作的框架下向其他發展中國家提供了力所能及的幫助，成就有目共睹。但是，援外工作目前仍然面臨著一些困難和挑戰，需要我們加強研究和關注。

（一）在國際層面上，有些西方學者和政界人士從不同的角度質疑並抹黑中國的對外援助，需要引起我們的高度重視。

第一，有些人質疑中國援外的動機，攻擊中國借援外之名推行「新殖民主義」。以中國援助非洲為例，有些西方學者提出，中國自冷戰結束後「重返非洲」的主要目的是為了滿足自己對能源、原材料和潛在市場的巨大需求。[44]有人還不斷鼓吹中國威脅論，要求非洲國家警惕中國，因為中國援助非洲「不是為了慈善事業」，而是「又一個帝國主義國家追求自己的國家利益」，[45]或者是力圖取代原來的西方宗主國，成為非洲的「新殖民者」。[46]第二，有些人還有意貶低中國援外的效果。就中國外援的成效問題，有些西方學者在認真嚴謹的研究基礎上得出了積極的結論。例如，在《龍的禮物：中國在非洲的真實故事》等著述中，約翰·霍普金斯大學教授布羅蒂加姆指出，通過投資基礎設施建設、創造就業、培訓人力資源以及便利技術交流等渠道，中國的發展援助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減少貧困、獲得可持續發展的進程中發揮了不可替代的作用。[47]但是，有些研究者卻惡意攻擊中國援助的成效，提出中國與其他受援國的經濟往來是不對稱的，因而不可能是平等或者互利的。[48]有人甚至將中非夥伴關係看作是依附論者所強調的「中心國與邊緣國」之間的關係，指責中國剝削非洲國家，並將它們作為中國自身需求的原材料和初級產品供應地。[49]第三，有些西方學者和政客還將中國「不附加條件」的原則作為攻擊對象，稱中國不加條件的援助流向了一些專制和腐敗的受援國，使其統治者個人中飽私囊，但破壞了這些受援國的人權和民主狀況。[50]

上述這些毫無根據但別有用心的指責折射出兩個需要關注的問題：第一，隨著當前中國綜合國力的快速上升及其在國際事務中作用的增強，某些西方國家深感威脅和疑慮，借批評中國的外援之機鼓吹「中國威脅論」。換言之，它們名為批評中國的外援，實為猜忌並歪曲中國的崛起。第二，西方對中國外援的指責也反映出以「北京共識」為基礎和以「華盛頓共識」為代表的中西方發展模式的差異和爭論。對於廣大的發展中國家而言，到底是倡導全面市場化的西方模式更有效，還是將經濟發展同保護主權和經濟自主權相結合的中國模式更能保障它們的可持續發展？歷史實踐已充分證明前者的乏力和無效，而未來也將更好地證明後者的有效性和合理性。

（二）在國內層面上，對外援助的決策、管理和執行機制仍需要進行系統的改革。

與一些設有獨立的政府部門全權負責對外援助的歐美國家不同，當前中國對外援助體制存在的突出問題是既缺乏協調統一的決策機制，項目執行、管理和績效評估等機制也有待成熟和完善。[51]目前二十三個部委、地方省區商務部門、駐外使領館以及中國進出口銀行等機構都參與援外的管理和實施。[52]為了減少相關部門間的條塊分割並提高援外項目的效率，中國政府近十年來做出了不少努力。例如，2003年，中國正式啟動《中國對外援助條例》的起草；2008年，二十多個部委和單位組成了外援部級聯繫機制，2011年初，該機制又進一步升級為部級協調機制。[53]但是，由於目前中國援外立法工作進展較緩，協調統一的決策機構尚未建立，決策、管理和實施機構的職能未明確分工，且外援項目現場管理和成效評估機制還遠不成熟，下一步改革仍任重道遠且任務緊迫。

（三）對外援工作的國際和國內宣傳以及相關研究也應該引起高度重視。[54]

對外，由於中西方援助統計方式存在差異以及中國外援總體信息尚未完全公開，國際社會對中國外援的認識不夠，這一定程度上為某些西方國家歪曲事實、指責中國提供了借口。對內，由於宣傳力度不夠，國內民眾對於我國對外援助的立場、政策、渠道和成效等了解不多，有時候還會造成公眾的誤解和批評。因此，在熟悉西方發展援助體系和理論的基礎上，加強對我國對外援助理論、政策和實踐的研究和宣傳，並提高援外信息的透明度，一方面可以減少其他國家無端猜測或故意抹黑中國的可能性，並更有力地回應它們的指責，另一方面也可以增加國內公眾的認同和支持。

[作者單位：外交學院。本文受到外交學院「中央高校基本科研業務費專項資金青年教師科研啟動基金重點項目」和國家人力資源和社會保障部「2014年度留學人員科技活動擇優資助項目」的資助，是兩項目的中期成果之一。]

[1]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對外援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1年4月，第6，17頁。

[2]中華人民共和國國務院新聞辦公室：《中國的對外援助》，北京：人民出版社，2014年7月，第2-3頁。

[3]關於中國對外援助發展的歷史分期問題，研究者們的意見並不相同，參見張勉勵：《中國對外援助問題研究述評》，《國史研究中的重點難點問題述評：第七屆國史學術年會論文集》，當代中國出版社，2008年，第443-444頁。

[4]周弘：《中國援外六十年的回顧與展望》，《外交評論》，2010年第5期，第4頁。

[5]《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年，第2頁。

[6]楊洪璽，陳開明：《中國對外援助：成就、教訓和良性發展》，《國際展望》，2010年第1期，第48頁。

[7]同上，第49-50頁。

[8]《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年，第7頁。

[9]黃梅波，任培強：《中國對外援助：政策演變及未來趨勢》，《國際經濟合作》，2012年第3期，第81頁。

[10]周弘：《中國對外援助與改革開放30年》，《世界經濟與政治》，2008年第11期，第34頁。

[11]楊洪璽：《中國對外援助的回顧與發展》，《學習月刊》，2009年第11期，第40頁；周弘：2008年，第35頁。

[12]Li, Xiaoyun.2008. 「China』s Foreign Aid and Aid to Africa: Overview.」參見：www.oecd.org/dac/povertyreduction/40378067.pdf

[13]周弘，2008年，第35頁。

[14]同上。

[15]楊洪璽，2009年，第40頁。

[16]楊洪璽，陳開明，2010年，第51頁。

[17]同上，第51頁。

[18]周弘，2008年，第39頁。

[19]同上，第38頁。

[20]黃梅波：《中國對外援助機制：現狀和趨勢》，《國際經濟合作》，2007年第6期，第5頁。

[21]賓科：《『義』與『利』選擇與中國對外援助的變化》，《湘潮》，2008年8月，第37頁。

[22]熊厚：《中國對外多邊援助的理念與實踐》，《外交評論》，2010年第5期，第52-54頁。

[23]同上，第52-54頁。

[24]《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年，第33頁。

[25]同上，第34-35頁。

[26]同上，第36-42頁。

[27]同上，第4頁。

[28]熊厚，2010年，第57頁。

[29]《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年，第15-16頁。

[30]《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年，第7頁。

[31]《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年，第6-7頁。

[32]同上，第8頁。

[33]《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年，第3頁。

[34]宋微：《推動減貧進程與尊重自主發展—析中國不附加政治條件的對外援助原則》，《國際經濟合作》，2013年第2期，第54頁。

[35]徐小紅：《政治腐敗與外來援助的經濟效用》，《外交評論》，2014年第1期，第122-124頁。

[36] 「About LDCs.」參見：http://unohrlls.org/about-ldcs.

[37]姜磊，王海軍：《現行對外援助中附加政治條件差異分析——基於中國與西方國家外援實踐的比較研究》，《太平洋學報》，2011年7月，第19卷第7期，第55頁。

[38]宋微，2013年，第55頁。

[39]刁莉，何帆：《中國的對外發展援助戰略反思》，《當代亞太》，2008年第6期，第129-131頁。

[40]黃梅波，胡建梅：《中國對外援助管理體系的形成和發展》，《國際經濟合作》，2009年第5期，第34-36頁。

[41]周弘，2008年，第40頁。

[42]《中國的對外援助》，2011年，第9-16頁；《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年，第5-7頁。

[43]《中國的對外援助》，2014年，第16-17頁。

[44]參見Brooks,Peter and Ji Hye Shin. 2006. 「China』s Influence in China: Implications for theUnitedStates.」 Backgrounder1916:1-9;Edoho, Felix M. 2011. 「Globalization and Marginalization of Africa:Contextualization of China-Africa Relations.」 Africa Today 58(1): 103-124;Taylor, Ian. 2007. 「Governance in Africaand Sino-African Relations: Contradictions or Confluence?」 Politics 27(3): 139-146.

[45] Gaye, Adama.2007. 「Online Debate: IsChinese Investment Good for Africa?」 Councilon Foreign Relations.

[46]Edoho, 2011:108; 也見Alden, Chris, Zhang Chun, Bernardo Mariani and Daniel Large. 2011. 「China』s Growing Role in African Post-ConflictReconstruction.」 Global Review 6:100-115.

[47] Brautigam, Deborah. 2010.The Dragon』s Gift: The Real Story ofChina in Africa.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0；也見Deborah Brautigam, 2011.ChineseDevelopment Aid in Africa What, Where, Why, and How Much?」 In Jane Golley andLigang Song (eds), Rising China: GlobalChallenges and Opportunities. The ANU Press: Canberra.

[48] Kopinski,Dominik, Andrzej Polus and Ian Taylor. 2011. 「Contextualizing ChineseEngagement in Africa.」 Journal of ContemporaryAfrican Studies 29(2):129-136.

[49]參見Taylor, 2007; Kopinski et al., 2011.

[50]參見Kopinski et al., 2011;也見Tull,Denis M. 2006. 「China』s Engagement in Africa: Scope, Significance andConsequences.」 Journal of Modern AfricanStudies 44(3): 463.

[51]參見：刁莉，何帆，2008年；黃梅波，2007年。

[52]胡建梅，黃梅波：《中國對外援助管理體系的現狀與改革》，《國際經濟合作》，2012年第10期，第55頁。

[53]胡建梅，黃梅波，2012年，第57頁。

[54]周弘，2010年，第10-11頁。